姚啟聖是政治家，施娘是海軍大將，專長海戰，把駐守臺灣的鄭氏海軍引誘到澎湖海面決戰。施娘原來是鄭芝龍的部下，後投誠康熙，對鄭氏來說，施娘是叛將，對康熙來說，施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海軍人才。

很簡單，康熙皇帝雖然是“滿族人”但是他對漢文化很精通，對漢人的“帝王心術”很透徹，運用自如，他這樣做就是“帝王馭人”的運用！做為聰明臣子當然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是死讀書的或者迂腐之人定然不懂！

從革職知縣到定臺功臣

姚啟聖這個人比較有意思。康熙二年時，姚啟聖以鑲紅旗舉人選授廣東香山知縣，這知縣一干就是六年，然而到了康熙八年，卻因“擅開海禁，被劾奪官”，成為了一個“永不敘用”的革職知縣。

仕途無望的姚啟聖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到了康熙十二年底三藩叛亂，接著鄭經乘機返攻，時局的變化，給姚啟聖提供了一個重返仕途的極佳機會。

機智的老姚聽到訊息後，立即從廣東趕回浙江，跟兒子一起捐錢招募了幾百個勇士，跑到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軍前效力。當時的清廷正處於四處變亂的危機之中，自然不會拒絕一個“自幹五”的熱情，所以傑書很痛快地讓他權署諸暨縣事。

老姚在浙江、福建的平叛過程中，一路高升成為福建布政使，到哦康熙十七年初時，鄭軍在福建發動了一連串的攻勢，當時的總督郎廷佐和巡撫楊熙在鄭軍攻勢面前束手無策，清軍於此陷入了困境。這種情況下，在此前平叛過程中業績優良的姚啟聖被清廷超升為福建總督。

如果沒有吳三桂的造反，姚啟聖可能一輩子只能是個小商人，再沒有涉足政治的機會，是時勢造就了他，當然也是他出色的個人才能，以及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才能在這場變亂中一路高遷。

成為福建總督後，姚啟聖為了報答清廷對他的三次超升之恩，同時也是為了清除福建後患，為浙江、廣東、江南、山東四省開海還界，他進取臺灣之心始終不渝，不顧沉重的病軀，堅持在第一線作不懈努力。

時間到了康熙十九年，金夏收復後，從福建綠營到中央，整個清廷都傾向於停止剿臺事宜。清廷派到福建的兵部侍郎一到福建，就立即將全省陸路綠旗兵裁去了19000餘名，同時將水兵陸續裁汰，“中外無復以臺灣為事”大致上就是這個時候的清廷主流思想。

而另類的姚啟聖堅持“剿滅臺灣之議，堅任平海賊之事”，正是這種平定臺灣的決心和其本人的才幹，最終打動了康熙，將對付臺灣鄭氏的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交給了福建督撫辦理。

在整個平臺過程中，姚啟聖可以說是首功，但在功成之後，他卻迅速地從頂峰跌落了下來。臺灣歸清之後，康熙屢次對施琅褒獎，封靖海侯，世襲罔替，而姚啟聖沒得到任何獎賞，反而兩次收到康熙的斥責，死後也沒有任何封諡，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姚啟聖“功而不賞”，甚至遭受如此厄運的呢？

這還要從姚啟聖跟施琅兩人在平臺過程中互相爭功說起，康熙二十年十月六日，施琅到達福建上任，他跟腳還沒站穩，立即就上奏要權，奏請“徵繳事宜，理當獨任”。過了一個月，朝廷就允許了施琅的專征。

施琅這個壞胚子得到專征權，就為日後爭功取得了主動權，臺灣平定以後，施琅多次在奏疏中大說姚啟聖的壞話，為其羅織醉夢，為自己爭功作輿論準備，說到底，施琅想獨佔“平臺之功”，想要將姚啟聖的作用完全從中抹去。

當然僅僅施琅的中傷不足以對康熙起到決定性的影響，當時朝中的大學士明珠、王熙、李光地等，在康熙身邊議事時，總是替施琅說話，同時渲染姚啟聖的不足甚至加以中傷，康熙的《起居注》中就有不少這樣的記載。

透過大臣們的不斷渲染，康熙感受到姚啟聖在福建軍民中影響太大，準備加以削弱，而偏偏在這個時候，姚啟聖又連上善後和“讓功”等奏疏，終於使得康熙的不滿徹底爆發。姚啟聖的“讓功”疏中流露出了對朝廷給予施琅專征權一來的不滿情緒，由此使得康熙對此種居功怨憤的情緒十分惱怒，在康熙的好惡和官場傾軋下，姚啟聖的平臺功績就這樣被全面抹殺了。

答題之前先看熱鬧，有人說姚啟聖怎麼怎麼、施琅怎麼怎麼的，其實這兩個人自己決定的了自己應該領什麼功勞、受什麼獎勵嗎？

這哥倆不過是平定臺灣這盤大棋中的兩個棋子罷了。

所有皇帝都覺得自己比任何大臣、賤民都尊貴和聰明，更何況康熙大帝這樣子的“聖主”呢。

帝王之道是封建政權的不傳之秘，君主集權制下，沒有公平可言。

題主說：清朝平定臺灣姚啟聖明明是頭功，那又如何？理應加封你為一品大員、位列三公？做夢吧。

暫時不往遠看，姚啟聖之前就有個周培公，剿滅察哈爾王叛軍、平三番、平叛葛爾丹，按說功勞還比姚啟聖大吧？下場又如何，幾乎客死盛京。

康熙皇帝不會用人嗎？當然不是，康熙大帝一輩子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本人如同諸葛亮一樣事必躬親、料事如神、謀略國人，相反，倒是因為他知人善任，從善如流。

當然還有：對敵人果斷和殘酷。

康熙帝8歲登基，14歲親政，當他發現鰲拜已經成為威脅後，立即藉助孝莊皇太后的力量，結盟輔政大臣索尼，利用大臣之間的鬥爭巧妙佈局，制衡朝廷的權臣。一旦時機成熟，對敵人殘酷鎮壓。

不僅僅康熙時期，清朝(1636年-1912年)是中國歷史最後一個大一統封建王朝，共傳十一帝，前清康熙、雍正帝時期這種爭權內鬥尤為嚴重。眾多的歷史事件的結局根本沒有什麼論功行賞一說。尤其周培公、姚啟聖、年羹堯這些漢人更是大多悲劇收尾。

為什麼？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有什麼奇怪的！

清末時期，統治者為了保住頭上的桂冠，已經都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百姓利益，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難道題主還要質問下慈禧老佛爺，洋人在條約裡寫的內容那麼不合理，為什麼還要簽署《南京條約》？

你要活在那個時代，敢向統治階質疑這個問題，估計得立刻把你“剁稀碎”！

對於帝王之道，根本沒有什麼合不合理，只追求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只要一個“我高興”；亦或者殺雞給猴子看罷了……

所謂“民為重、君為輕”，只是書呆子們的理想。

冷落周培公，啟用姚啟聖；丁憂姚啟聖，重用施琅；殺掉年羹堯，扶植嶽鍾琪……

類似的歷史故事不斷重演，何其相似，其實道理卻沒有區別，雍正皇帝面臨大敵壓境的困難時，重用年羹堯，危機解除後自然不能允許功臣擁兵自重，在皇帝眼中這個威脅甚至大於外敵入侵，所以，殺功臣而後快。至於表面理由，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沒有了年羹堯，依然需要有人帶兵，此時的用人標準恐怕已經不再是“能力”，而是“忠誠”了，哪怕它是一頭豬，聽話就好。

施琅，就是那個“聽話的”，即便他沒有姚啟聖統御大局的能力，反正邊境已經沒有戰事，將就用就好。

其實，有個人一天皇帝也沒做過，但是也精通帝王知道的精髓，這個老頭名叫巴普洛夫。

它能讓一條狗聽到鈴聲就流口水。反正，如果你不流口水麼，那就收拾你，不給你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