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和王安石年齡差不多，都作為宰相，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改革派，是一對政敵。

蘇軾對前兩位來說是後輩。蘇軾最初看到王安石變法的一些弊端，提出不一樣的政見，在變法派當權時被當著守舊派。

蘇軾在地方為官時，又在施政中支援了確實務實的一些變法政策。當司馬光一派上臺後，蘇軾又被當成王安石一派。

蘇軾的烏臺詩案正是這種兩面不討好的情況發生。實際上蘇軾是在黨爭之外的一股清流，卻被兩派利用來爭鬥。蘇軾在京城為官時間並不長，官位也不高，大部分時間都貶謫在外，黃州，惠州，甚至海南。

在私下，蘇軾與司馬光、王安石並無過節。蘇與任何人都相當友善。

在文學上，蘇軾也是將司馬光、王安石當前輩。王安石晚年失勢隱居金陵，蘇軾還在路過金陵時特地看望過王安石。

政治地位來說，王安石第一，其次是司馬光，蘇軾最末。

文學成就和地位，蘇軾第一，王安石其次，司馬光最末。蘇和王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而司馬光不是。

這三個人在北宋文壇上都有傑出成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家北斗，受人敬仰。

但是在政治上他們在較長時期內卻是對手，矛盾鬥爭相當尖銳，此消彼長，幾經輪迴，令人嘆息。

王安石是北宋神宗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他所領導的改革運動，意在改變北宋朝廷積貧積弱的現狀，實現富國強兵，新政的大力推行，確實也收到了一定實效，給神宗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帶來了新氣象。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但是王安石變法從一開始便飽受垢病，遭到以司馬光、蘇軾為代表的守舊派以及封建地主官僚集團的強烈反對，連堅決支援變法的宋神宗後來也動搖不定了，最後導致變法措施遭到廢止，變法徹底失敗了。

王安石生性倔強，時人戲稱“拗相公”，有堅強的意志和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在變法過程中矢志不渝。可是，變法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和不足，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過於急進，擾民損民，老百姓苦不堪言。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急功近利、急於求成，再加上政策執行不力，用人不當，遭到反對派強烈反對，王安石曾被罷相，屢遭打擊，甚至後世有人認為王安石就是導致北宋加速滅亡的元兇。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他在王安石死後能夠客觀公正地對待王安石，沒有落井下石，為人的光明磊落值得讚揚。而蘇軾呢，曾經也是王安石新政的強烈反對者，但是後來當王安石的某些合理改革措施也遭到廢止時，他卻能夠站出來說些公道話，不計前嫌，也可謂心胸開闊，有容人之量。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假如王安石推行新政時能夠手段舒緩些，在用人問題上眼光獨到些，注意和司馬光，蘇軾等反對派代表人物溝通，互相理解和支援，那麼庶幾會出現真正的北宋中興，或未易量。

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總體上來講都是文學大家，他們的文學成就遠高於政治成就。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享有和司馬遷《史記》一樣的盛譽。王安石和蘇東坡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們的詩詞很多成為千古絕唱。因此這三個人都堪稱文學大家。

這三個人都是性情中人，人品都沒得說，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政敵，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改革派，但私下裡他們關係很好，都很敬佩對方的為人。蘇東坡是王安石的學生，他們兩個的私人關係也相當不錯。

但從政治上看，這三個人都不是出色的政治家。國家積弊太深，不改革就沒有發展，司馬光反對改革顯然不合時宜。

王安石力主改革變法，想法很好，但實操能力差，變法無法落到實處，最終只能失敗。

蘇東坡在王安石變法時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失敗了，他又支援王安石，可見他政治的幼稚。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官至宰相，蘇東坡只是地方官，他們比蘇東坡政治能力強，但是和明朝張居正相比還是差了些，張居正能把改革做成了，他們不能。

司馬光、王安石和蘇東坡都是出色的文人，他們彼此心心相惜，敬佩對方的文學才華，敬重對方的為人。但又各持不同的政治觀點，有矛盾也有共鳴，這就是他們之間複雜的關係。

司馬光與王安石，二人都曾官居高位，出任宰相，二人是政敵。司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改革派。

蘇軾的政治成就沒有二人那麼高，這和他的性格有關。而他非常崇拜司馬光，司馬光死後為其作了祭文。他也是司馬光的保守一派，反對王安石變法。但蘇軾在保守一派當政後，發又反對當時的當權者，他其實沒什麼黨派的概念，只是一心為百姓而已，因而在官場上，他其實是不適合的。私下裡，他和王安石也能在一起愉快的談論佛學和詩歌，但對王安石為變法所做的事情依舊不滿，這是王安石晚年退出政局之後的事情了。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北宋著名的學者兼政治家，但他們在變法問題上卻逐漸變得針鋒相對。王安石與北宋熙寧二年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意在解決北宋長期以來冗兵冗官過度的積弊，司馬光在變法初期大致持觀望態度的，對於變法中的問題，他屢次寫信規勸王安石不可過於自信，但發現王安石的改革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且難以聽得進他人意見時，便堅決成為變法的反對派，以至於退出政壇以示抗議。王安石是北宋有名的“拗相公”，這使他具有雷霆萬鈞的改革魄力，同時也具有難容人言的侷限。由於用人失察和改革中的問題，反對者越來越多，宋神宗將王安石罷相，改革遭遇重挫。但國家積弊依舊，而且有日趨惡化之勢，所以神宗不得不讓王安石二次出山，繼續改革。但這次遭遇的阻礙更大，使得拗相公王安石最終心灰意冷，最後也辭官隱居了。

司馬光接任宰相，盡廢王安石的新法，標誌著熙寧變法最終失敗。平心而論，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北宋政壇上的一流人物，二人所爭，並非個人私利，而是國家民族之公益。所以，劇烈的政治分歧並沒有影響他們對於彼此的評價，司馬光盡廢新法，但王安石最後依舊稱讚說“司馬君實，君子人也”，而司馬光評價王安石為“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古人云：君子相交，不出惡言。孔子曰：其爭也君子。如王安石司馬光者，可謂是“君子之爭”。

蘇軾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並因此而一再遭貶，備受挫折。但是，當王安石長子去世，變法失敗，于山窮水盡之時隱居南京時，蘇軾卻專程前來拜訪安慰，二人登山臨水，促膝談心，相談甚歡。似乎他們不是政敵，而是一對志同道合的老友。的確，他們政見不同，但作為讀聖賢書長大的飽學之士，他們秉持的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處事之道，所爭者在國家民族之利益而非個人區區私利，他們心中有道義，有理想，有擔當，所以才能拋棄政見之不同，而能惺惺相惜，彼此寬容，同樣顯示出君子之交的高風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