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制度問題

1.廠衛制度和宦官專權明太祖洪武年間，設定“錦衣衛”官署，除護衛皇宮外，兼管刑獄、偵察、緝捕，實為特務機關。明成祖永樂年間在京城東安門北又設立東廠，監查人民和官員中的反對者，主要官職由錦衣衛頭目充當，權力在錦衣衛之上，蒐集到重要情報可直接報告皇帝。明中期時又設立西廠、內行廠，特務佈滿全國各地。他們陷害忠良，濫捕無辜，施用酷刑，實行恐怖統治。早在明成祖即位後，為了收拾尾大不掉的藩王，開始重用朝中宦官。到明中期，皇帝昏聵無能，宦官乘機弄權，廠衛乃至國家的軍政大權都逐漸落入宦官手中。那幫子宦官想扶植養子當皇帝的有之，搞武裝叛亂的有之，收受鉅額賄賂的有之，拉幫結派搞陰謀的有之。朝廷一片烏煙瘴氣，百姓更是苦不堪言。2.內閣官僚相互傾軋朱元璋廢丞相制，明成祖選用大學士若干協助處理政事，因在大內殿閣辦事，所以稱為“內閣”。明世宗鑑於武宗時宦官專權，便提高內閣的地位。大學士中一人為首領，稱“首輔”，其職權相當於以前的宰相。明世宗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因武宗無子，故傳位於他。在如何確定世宗之父興獻王與武宗之父孝宗的尊號問題上，內閣官僚爭得不可開交，藉故大打出手，呼朋引類，排斥異己。此後又發生嚴嵩和夏言的爭鬥。嚴嵩因是夏言的同鄉而被其引進內閣，他忌恨夏言不重用自己。當時蒙古貴族俺答汗屢次從河套地區騷擾內地，夏言支援陝西總督曾銑出兵抵抗，嚴嵩攻擊夏、曾首開戰端，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殺死夏、曾，自己取而代之，坐上首輔交椅。由夏言推舉的大學士徐階又暗裡策劃倒嚴，得到世宗信任後，取嚴嵩而代之。徐階當權後引進東宮官僚高珙，高又跟徐爭權，迫使徐階讓出職位。3.明末黨派之爭萬曆年間，吏部郎中顧憲成被革職回鄉，在無錫縣同高攀龍等在東林書院講學。他們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與一批落職的和在職官僚你呼我應，人們稱他們“東林黨”。天啟年間，東林黨人楊漣上書彈劾閹黨頭目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閹黨迅速反應，羅織東林黨人黑名單，大興冤獄，按名殺戮、禁錮。崇禎時魏忠賢被誅，但此案的定案與翻案又成為東林黨與閹黨長期爭鬥的焦點。

我是歷史是什麼，我來回答。

為什麼明朝官員喜歡內鬥？比如說嚴嵩整夏言，徐階整嚴嵩，高拱整徐階，張居正整高拱。這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朝的內閣制度了。

明朝為什麼會有內閣制度呢？這和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有關，當時朱元璋以此為突破口，廢除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並立下祖訓——以後不許設立丞相，並且大臣也不能奏請恢復丞相，否則處以重刑。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以後，權力出現真空。朝廷上下，所有的事情都交給皇帝處理。那麼問題來了，皇帝怎麼可能處理得過來。

朱元璋當然精力旺盛，勤於工作。即使如此，朱元璋還是設立了四個輔官以及殿閣大學士來輔佐自己。不過朱元璋時期，這些人並不重要。

朱棣上臺以後，同樣設立內閣大學士。這一時期，內閣大學士是是深度參與朝政，作用也越來越大。

朱棣以後，內閣開始越來越重要。其實這也好理解，因為朱元璋和朱棣都是能力強的皇帝，天下大事，他們處理得過來。

可是後來的皇帝就不一樣了，他們肯定沒辦法和朱元璋和朱棣比。於是就出現了票擬製度，內閣超越六部之上，內閣首輔成為明朝實際的宰相。

不過內閣也有它自身的限制。按照明朝制度，六部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而不是內閣的屬官。也就是說內閣實際上沒有對群臣發號命令的權力，更不可能直接任免官員，所以內閣權力非常受皇帝的影響。

明朝內閣自身閣員也沒有定製，內閣大學士多則七八人、少則二三人，他們都是皇帝的顧問，參與朝政，非常容易引發衝突。

所以明朝官員的內鬥分為兩類，一類是內閣和六部的鬥爭；另一類則是內閣自身的鬥爭。前面提到的嚴嵩整夏言，徐階整嚴嵩，高拱整徐階，張居正整高拱，實際上都是內閣閣臣的鬥爭。

由於內閣閣員地位特殊，朝臣一旦進入內閣，上可以通天子，下可以視群臣。因而進入內閣成為當時讀書人的畢生追求。閣臣通常由三品以上的大臣廷推產生，因此往往紛爭不斷，並且互相拉幫結派，形成朋黨之勢。

特別是內閣首輔，掌握票擬之權，往往成為皇帝控制和文官爭奪的目標。

以嘉靖朝為例，內閣首輔楊廷和因為大禮議不符合皇帝的意思，一二張璁、桂萼等人趁機攻擊楊廷和而入閣，此時內閣首輔是楊一清。

此後張璁竭力攻擊楊一清，從而成為新的內閣首輔。夏言入閣以後，又鬥倒張璁，自己當上了內閣首輔。

此後嚴嵩和夏言進行鬥爭，最終嚴嵩獲勝。

此後的內閣首輔鬥爭，基本過程和上面類似。

說到底，明代文官鬥爭激烈一方面是傳統封建王朝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就是廢除了宰相，設立了內閣。由於沒了宰相，在皇帝和朝臣之間出現了權力真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設立了內閣制度，反而造成明代文官爭奪權力空前激烈。

朝廷中的大臣內鬥，歷朝歷代都是存在的。這種內鬥，有時候會被及時發現、及時消滅，有些則會不斷地強化，直至發展成為“黨爭”。

按型別來說，這種內鬥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皇帝昏庸，大臣們為了自己的利益，結成派系，互相傾軋、消耗；還有一類，則是皇帝深通帝王術，在大臣中間搞平衡，故意讓大臣內鬥，他坐收漁翁之利。這時候的大臣內鬥，實際上是看皇帝的眼色行事。

明朝的大部分黨爭，都是因為皇帝昏庸而導致的內鬥失控，比如著名的東林黨與閹黨的內鬥。

但題中所提到的嘉靖朝的大臣內鬥，卻是另一種型別：一切都在嘉靖皇帝的掌控之內。

嘉靖皇帝，雖然痴迷黃老之術，不愛上朝，但就皇帝的能力來說，確實是個高手。他就像一個學霸，只需使出五分功力，就可以名列前茅。而他畢生都從未在做皇帝這件事上使盡全力。然而，一切盡在他的掌控之中。

嘉靖皇帝，是不可多得的權謀高手。他最擅長的，就是平衡術以及新陳代謝的用人法則。

當初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承大統時，嘉靖皇帝就展現出了精明的一面。他為了把自己的親爹追封為皇帝，把他的牌位抬入太廟，他與眾大臣進行了曠日持久的鬥爭，掀起了大禮議事件，最終，嘉靖贏了。

等到天下盡在掌握的時候，嘉靖皇帝開始展現自己的權謀手腕。從此，大臣再未對他構成任何實質性威脅。至於後來的海瑞罵嘉靖，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

嘉靖權謀的核心是平衡術，而他的平衡術可謂術中有術，就像俄羅斯套娃一樣。首先，為了牽制前朝的內閣大臣們，他賦予了內宮司禮監極大的權力。內閣大臣只有票擬權，司禮監卻擁有批紅權。兩者互相制約，任何一方都無法對嘉靖形成威脅。

這是第一層。

還有第二層：分別在內閣輔臣中，或者司禮監的太監中，嘉靖都會扶植兩方的力量。內閣首輔如日中天時，嘉靖早就把他的反對者提拔成了內閣次輔；司禮監掌印大太監正被重用時，排在第二位的秉筆太監早已虎視眈眈。

也就是說，嘉靖永遠有兩套方案。如果內閣首輔和司禮監掌印太監聽話，他就繼續使用；一旦有人膨脹了，不再聽話，他立刻就會讓人頂替他。

所謂的，嚴嵩整夏言，徐階整嚴嵩，高拱整徐階，張居正整高拱，無非是嘉靖想要更換內閣首輔而已。

而新陳代謝的用人法則，也是嘉靖的一大發明。辯證法認為，世界是充滿變化的，人也是充滿變化的。所謂從一而終，矢志不渝，機率很小。

嘉靖的應對辦法是，沒等果子爛透，他就把這個果子淘汰掉，換上一個新果子。這就是新陳代謝的用人法則。

嘉靖之所以不斷地更換內閣首輔，就是為了促進內閣的新陳代謝，使內閣保持活力，為他賣命，同時又能聽命於他。

不得不說，嘉靖雖然是個神經病，但確實是個權術高手。

明朝官員內鬥是相對比較激烈的，我覺得大概有以下兩點原因。

1、明朝是剛把國家掌控會漢人手中，我們都知道，我們漢人對於政治是最擅長的。在元朝漢人的仕途沒有很好的發展空間，導致大批人才沒得到重用，人才閒置過多。到了明朝，漢人的仕途有了很光明的前途，人才們都爭先恐後的加入官場。試想一下，本來就人才過剩，大家又都拼命的爭取，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2、明朝的時候各種政府機制比較全面細緻，需要比以往過多的官員參與國家管理。崗位多了，人員也多了，各種官員的連帶關係網，這種環境下關係複雜程度可想而知，所以競爭激烈是避免不了的。

明朝有百官，卻無百官之長，政治機構畸形發展。六部尚書名義上官很大，卻還是得進了內閣，做了皇帝的小秘書，才算真的有權。

成了秘書還得當到“秘書長”內閣首輔才算權傾朝野。成了內閣首輔，到底還是不踏實，這個官本來就是皇帝說誰當誰就當，沒有制度保障，名義上六部也不歸其指揮。

除此之外，還得和宦官搞好關係，因為司禮監是專門管批紅的，奏摺能不能透過還得看他們。

還有就是言官，品級很小，職權卻很大，這讓很多官員有了攻擊別人的極好工具，所以即便看誰不順眼，也不用立即親自下場，派自己集團的言官先出場攻擊一番。

當然，明朝黨爭也不容小覷，特別是明末，主要依據地方形成利益集團，有浙黨、楚黨、秦黨、齊黨、東林黨，當然還有脫離地域限制的閹黨，他們互相爭權奪利，對內閣首輔有所覬覦（閹黨除外）。

究其原因，還是明朝政治架構出了問題，官員的權力和品級差別太大，名不正而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個沒有正式編制的人，雖然有權力，但沒權威，所以下臺經常會被清算。

而且皇帝想幹嘛就幹嘛，還經常拿著各派勢力搞制衡，出了事內閣首輔就要被拎出來背鍋，就這樣大家還爭破了頭想當一下內閣首輔，終於最後一發不可收拾。

明朝官員為什麼喜歡內鬥？

縱觀歷史洪流，無論從上古時期到現如今的集團公司。內鬥永遠是一個時期永遠維持的話題，它的存在甚至高過於內鬥本身之所以產生的問題性。

當然他們內鬥的前提都是有一個可以允許你持續內鬥的上級（皇帝）。

明朝是沒有宰相的，朱元璋廢掉宰相之後就實行的是內閣制。

內閣的權利一度超越皇權，文官可以集中彈劾或者否定皇帝的觀點！

此時皇帝已經沒有所謂的中央集權制，所以他要培養一批可以與內閣鬥爭的勢力，相互平衡，來維持自己的皇權高度統一。

從明朝中後期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官員喜歡內鬥的原因：

明王朝官員的內鬥有兩點原因：

第一、   權利：儒家思想控制王朝思想時，文人，士大夫對權利的熱衷甚至一度超越真金白銀。同樣透過內鬥也是讓自己的權利最大化，而且最能產生價值化！

明朝後期的文官集團與魏忠賢的宦官集團的內鬥就是權力鬥爭的頂峰時期，其實原因就是要告訴對方，這個朝代是誰說了算。就是為了權力。

南明王朝，錢謙益等東林黨人則由於之前的“國本之爭”事件，心存芥蒂，違背了東林黨在國本之爭中的立場， 為了權利，與史可法的代表集團開始內鬥，這也是導致南明失陷的主要原因。 

第二、   利益：透過內鬥，打壓對手來使得自己陣營的利益最大化。

在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成功打敗魏忠賢之後，文官集團就開始對稅收開始插手（東林黨代表的是江南地主階級和富商的利益），降低徵收富商的稅，以達到中飽私囊。

 

 

 

封建社會王朝的內鬥其實追根揭底開始利益燻心，上到官員內鬥，消耗對方來取得最大化的權利和最大化的利益。其實只是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皇權高度統一集中而允許的。然後明朝中後期的內鬥卻徹底脫離了皇帝的控制，使得明朝國力急劇下降，走上末路！

下到如今公司裡面，職員相互內鬥，一方透過打敗另外一方來取得在公司內部的高度存在感。其實也是老闆為了尋求公司平衡發展允許的。

各朝官員都喜歡內鬥，但明朝特別突出。個人認為與朱元璋立國時的制度設計有關。朱元璋吸取了歷代前朝的政治組織結構的得失，在宋朝分權制衡的基礎上有所演進。例如設立了錦衣衛，廢除了宰相，設立六科給事中低階官員，用於彈劾高階官員，強化言官風聞奏事的權力。總而言之，竭力避免官員系統出現一股獨大，孕育權臣的機會。但偏偏明朝皇帝又很多超級懶人。你只要看看現在，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董事會沒有實控人，或者董事長連續幾個都是紈絝子弟，那幾個勢均力敵的大股東，一定會斗的不亦樂乎。這是人性，無關那個朝代。

相對而言，漢唐宋是有清晰的宰相制度，相當於公司有權責明確的CEO，有明確的遊戲規則。唐朝安史之亂以前，官員系統勢力優先要面臨傳統關隴貴族和世家大族的壓制。安史之亂後，官僚系統又面臨權宦和蕃鎮的壓制，還是先想想如何自保吧。宋朝算是權力分割比較均衡的時代，軍政分家，文官系統本身被極度優待，除非罪大惡極，被鬥倒的文官無非拿著優厚的退休金到偏遠鄉下游山玩水。文官內鬥就沒那麼沒底線，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後繼的清朝，雖然也沒有明確的宰相制度，只有上書房和軍機處，但康雍乾三朝皇帝個人能力都相當突出，光這3位執政都快150年了，即使到後期慈禧太后，其政治能力也是中上之資的。因此，清朝官員內鬥相對也不突出。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裡面說過一句話：君主如果把他的國家事務交給幾個人去辦的話，這些人就會發生糾紛，想方設法成為他身邊第一個奴才。

用這句話來解釋明朝乃至整個封建王朝的官員爭鬥，似乎都說得通。

拿華人更熟悉的話語來說，就是封建王朝治下，從來少不了黨爭。

如提問者所言，明朝的黨爭，似乎更加的典型，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殘酷。

第一個問題，明朝黨爭因何而起？

第二個問題，大規模黨爭從嘉靖時代開始。

第三個問題，明末黨爭，有階層利益作為推進劑，也成為明朝亡國的加速劑。

第一個問題：明朝黨爭究竟因何而起呢？

千百年來，君權與相權之爭，是貫穿於中國古代史之中的命題。朱元璋是個乾綱獨斷的獨裁者，利用胡惟庸案廢除了丞相制，權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是實際上這個是老朱自找苦吃。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要皇帝經手辦理，就是三頭六臂也幹不下這個差事。根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朱元璋平均一天要處理208件公文，處理424件事情。

朱元璋能做到這一點，確實是值得佩服的事情。因為他是從底層一步一步錘鍊出來的能力。所以說朱元璋的個人執政能力絕對是超然出眾的。

永樂皇帝也不錯，因為政治歷練足夠，個人能力也是相當過硬。但是到他那時候已經需要大量藉助外腦了。所以內閣制度在永樂時代已經建立，一開始內閣只是一個顧問機構，但是隨著事件的推移，內閣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如果說明朝初年幾位能力卓越的皇帝可以以我為主，兼聽內閣顧問意見來執政。到了後來內閣的作用越來越大，因為後來的皇帝多數長在深宮之內，養於婦人之手，哪裡有足夠的政治經驗來解決天下大事呢。到了明英宗時期，內閣就開始掌握了票擬權。票擬之後還是需要皇帝最終拍板定奪畫圈圈，後來那些皇帝哪裡有本事裁決畫圈圈呢，於是就開始利用他們最信任的太監。明朝開國皇帝吸取前朝那些歷史經驗，曾經定下規矩，不允許太監讀書識字的，就是擔心他們干預朝政。可是後來的皇帝打破了這個規矩，明宣宗時代就開始讓大學士給選拔出來的小太監上文化課，就是為了代替皇帝畫圈圈，到了明武宗時期，就形成了制度，內閣出票擬，司禮監太監代表皇帝在閣票上面批紅。看過《大明王朝1566》的人對這個制度會有深刻印象，電視劇第一集就充分展示了在這種制度嚴黨、清流和司禮監之間微妙的博弈。內閣的輔臣不但代表的是封建士大夫階層利益，也代表著相權的另類存在；司禮監則代表著皇權的威嚴。

在內閣和司禮監保持微妙平衡的同時，內閣內部的權力格局也產生了進一步的演化。最初的內閣是閣員共同負責，後來權力越來越集中在首輔身上，在內閣裡面，閣老說話才管用。

所以，對於首輔職位的爭奪，是明朝黨爭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在這個推動力的驅使下，首先是對於監察官員的爭奪戰。明朝的言官那是赫赫有名，管你是誰，只要有把柄落在言官手裡，老子就敢在萬歲爺跟前參你一本！有明一朝，被言官幹下去的官員名單估計能排二里路。以此，明朝內閣首輔上臺之後，就會選派自己的親信去當御史，當給事中。根據《西園見聞錄》記載，首輔上臺之後，“選授御史，給事中，多切近鄉人，親友、死黨。有所欲為，則託之昌言；有所欲去，則託之論罷”。言官成了官位爭奪戰中的先鋒打手！

第二個黨爭的成因，是拉幫結派的山頭主義。

大臣們在朝廷裡面個個聲稱自己是天子門生。實際上這些人在朝堂之外，各自都有數不盡的自家門生。

唐宋之後因為科舉的興起，就產生了門生座主的流派風氣。尤其是明朝中期之後，監察官員全部要透過科舉選拔，而內閣掌握了科舉考試。內閣的閣員甚至直接參與了會試和殿試的考試工作，根據《明史》記載，內閣大學士會試充當考試官，殿試充當讀卷官，等到進士提名的時候，由內閣大學士親筆撰文立石於太學。所以這個時候出來的御史、言官已經和內閣閣員形成了密切的師生關係。

清朝學者就曾經說過，明朝的時候，這種師生弟子之間的關係，比父子關係還要密切。“得罪於父母者有之，得罪座主者未之有也”（《日知錄集釋》）。發展到最後，甚至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春明夢餘錄》）。所以你看到了明朝中晚期，今天你彈劾我，明天我參劾你，背後的動機絕不僅僅是為國監督這麼簡單。

第二個問題：大規模黨爭從嘉靖時代開始

提問題的人說：嚴嵩整夏言，徐階整嚴嵩，高拱整徐階，張居正整高拱。沒錯，明朝大規模的黨爭，就是從嘉靖時代開始的。

為什麼嘉靖時代黨爭變得更加激烈呢？這是因為此時內閣的權力進一步加大。

排在嘉靖前面皇帝，就是那個著名的木匠皇帝正德，正德皇帝瞎胡鬧了一輩子，終於在臨死之前對宦官亂政開始反思，所以留下了遺詔，說“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

因為這個原因，從嘉靖到萬曆，“歸政內閣”，內閣的權力進一步放大，對於內閣首輔的爭奪戰自然日趨白熱化。無論夏言、嚴嵩還是張居正，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權相”。而他們的上位和倒臺，沒有一家不是伴隨著慘烈的政治鬥爭。

夏言用言官扳倒張聰，後來發現嚴嵩逐漸比自己更受寵，於是又指揮言官彈劾嚴嵩，結果自己鬥輸了，被皇帝斬首棄市，這可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啊。之後嚴嵩一手收拾夏言一派的言官，一手培植自己手下的言官，縱橫嘉靖官場四十年不倒。而徐階扳倒嚴嵩，也是利用了御史鄒應龍的一枝刀筆；徐階上位之後，高拱和徐階不是一路人，於是又指使御史齊康彈劾徐階，徐階倒臺之後，高拱最後連他的兒子也不放過，一路追殺過去，讓徐階的兒子們“多得罪”。到了張居正上臺之後，張神童利用自己和司禮監馮保聯盟的優勢大力推動改革，活著的時候雖然有御史跟張居正叫板，最後都被張居正利用鐵腕打壓下去。但是張居正這邊一死，御史言官馬上群起攻之，最後張居正家族被籍沒家產，親屬被牽連甚多，等同鞭屍。

第三個問題 明末黨爭，有階層利益作為推進劑，更成為明朝亡國的加速劑

到了萬曆末期，明朝的黨爭已經出現了階層分化的趨勢，這和明朝末年江南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形成，新興地主階級的興起有關係。

皇室，宗親，宦官、勳戚這些大地主階層和把持朝政的以地域身份抱團的浙黨、楚黨等集團，和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和中下層官員利益的東林黨，在利益上面呈現對立形勢。

東林黨人在政治上希望敞開言路，打破貴族和大地主集團在官員任命上面的壟斷。在經濟上反對貴族和大地主集團的土地兼併。東林黨人代表了中下層社會的利益訴求，在民間擁有廣泛的支持者。

萬曆皇帝死後，光宗上臺，這個短命的一月皇帝上臺之後乾的最多的事情似乎就是在床上馳騁，結果不到一個月就玩的精盡人亡。但是光宗臨死之前，囑託東林黨人擁熹宗上位，東林黨隨之上臺。

上臺之後，東林黨人也沒有幹什麼正經事兒，跟別家一樣，大肆剷除異己，對於治國方略沒有什麼積極貢獻。北方金兵攻陷遼陽，這夥東林黨官員“每朝會，束手相嘆而已”。

這個時候魏忠賢利用和皇帝乳母的特殊關係，逐漸獲得皇帝信任，權力日趨壯大，被東林黨打壓的其他黨派官員紛紛投靠到魏忠賢麾下，最後東林黨人被閹黨反戈一擊，一時間樹倒猢猻散，也是惶惶不可終日。

等到崇禎皇帝繼位之後，又是一番推倒重來，東林黨東山再起，又是一輪清算。明朝末年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已經岌岌可危，內憂外患集於一身，這個時候滿朝官員不去想著如何富國強兵，還陷於黨爭和傾軋之中，最終加速了明朝的滅亡。誅殺袁崇煥，既有崇禎皇帝猜忌的因素，也可以說是黨爭傾軋治下的悲劇。

總結一下：明朝官場的內鬥或者說黨爭，有著具體的時代背景。大的脈絡是官員對於日益加強的內閣權力的追逐，同時夾雜著地域，宗派和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紛紛擾擾的黨爭，讓明朝官場昏天黑地，也讓明朝的統治加速崩盤。

古語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明朝官員們的內鬥其實都是圍繞“利益”二字之爭罷了。

我們可以嘗試從名、權、利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01爭“名”

從嚴嵩、夏言、徐階、高拱到張居正，不管他們在官場上身居何職，他們的思想都是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薰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那個時代的讀書人最高精神追求之一。

我們回顧張居正的身平就可窺得一二。

1525年張居正在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一位秀才的家裡出生，少年時就被稱為神通（少年揚名）。1540年張居正就稱為以名少年舉人，1547年中進士授庶吉士，被顧璘視作“此子將相才也”（青年揚名）。

之後張居正以庶吉士身份接受到內閣重臣徐階的引導，受其影響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與徐階建立了師徒之名）。並且在政治的風浪中，張居正都是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

所以，張居正在坐上首輔之後，不管出於政治理念不同還是為自己的師父徐階出口氣，鬥高拱都是其必須要做的事情。02爭“權”

一個政治人物要實現自己“平天下”的抱負，“權力”就是基礎，而自古權力都是透過爭奪獲取的。

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只有坐上首輔的位置才能擁有真正的“權力”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夏言身居首輔的作為展示了其“不為個人功名利祿，只為大明江山國事”的抱負。

嚴嵩作為首輔把持朝政，追求“為所欲為”的抱負，在70歲後把朝政交給自己兒子嚴世蕃處理。

徐階鬥垮嚴嵩與嚴世蕃後上位首輔，勤於政事並先後舉薦高拱、張居正等人進入內閣。

高拱上位首輔後，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緩解了明朝的政治危機，被稱為“救時宰相”。

張居正與高拱關係不差，但為了實現自己“富國強兵”的政治抱負，首輔權力是必須要爭取到的，讓高拱下來是必然之舉。

03爭“利”

這些大明首輔們，在“名”已實現與“權”已握的情況下，對“利”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到來。

其中以嚴嵩最為典型。史載：

嚴嵩父子權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嚴世蕃狂妄至極，甚至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在嚴嵩一夥的把持下，“政以賄成，官以賂授。”每一開選，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如七品州判，售銀三百兩，六品通判售銀五百兩；刑部主事項治元，用銀一萬三千就可轉任吏部稽勳主事，貢士潘鴻業用銀二千二百兩，就當上了臨清知州。武官中則指揮售銀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奪職總兵官李鳳鳴出銀兩千兩，起補薊州總兵，老廢總兵官郭琮出銀三千兩，使督漕運。

張居正也未避免“利”的誘惑。有記載說張居正出去坐轎要六十多個人抬，並且喜歡漂亮女子，又經常收取別人的賄賂，可謂是好色又貪財。

明朝不是亡於外患，實亡於黨爭。而黨爭的背後是各自的利益集團的洗牌搏鬥，為的是取得更大的利益。從萬曆皇帝起，朝廷就出現了黨爭，有浙黨，楚黨，晉黨和東林黨，它們的爭鬥範圍也集中在內閣中，特別是為了首輔之位彼此之間視如仇寇。

萬曆皇帝在世時，黨爭只是出現了所謂的苗頭，並沒有對國家產生多大的危害。但當萬曆之後的泰昌，天啟和崇禎三帝時，東林黨一枝獨秀，獨霸朝政，成為了可以左右國家大事的政治集團。如果東林黨有能力就算了，但他們只是一些嘴炮，並不能幹實事，反而誤國誤民。

崇禎自縊而死後，明朝實際上並沒有滅亡，因為南明還在與清廷劃江而治。又是因為東林黨的無能，最後南明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爛，最終大好江山落入滿清手中。當然，文官鬥爭在歷朝歷代都有，但在明朝是最劇烈的，比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宋朝更突出，我認為有以下的幾點原因，一是宋朝建立起，就有強大的外患環繞在側，迫使國內的政治鬥爭總在一定的程度上：二是明朝廢除丞相後，雖然皇權再也沒能挑戰，但也少了文武百官的領頭羊，從而明廷一直都不太平。

內鬥是歷史上任何朝代的通病，是一直伴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產物，其實質是資源稀缺性造成的。造成資源的稀缺性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自然事實上的資源稀缺性，另一個是人的眼界格局和能力的侷限，造成了對資源稀缺的錯誤認知，對這個問題我就做一些淺薄的分析。

首先是自然事實上的資源稀缺性。人類社會要生存和發展，就必然要主動獲取生存發展所需要的的資源，資源的有限性與人類社會對資源的無限需求之間遲早會發生矛盾，這種矛盾的激化，必然伴隨著有限資源資源的爭奪，就自然而然產生了內鬥。

政治權利就是政權組織的資源，就拿明王朝舉例說明，朱元璋初期的團隊人員少，軍事擴張佔領了大片的領地，這就造成了中央到地方各級職位的的空缺，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去填補，也就是說朱元璋能夠不斷的為屬下創造更多更優質的崗位，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樣的資源在一定時期內是供過於求的，外面有廣闊的地盤可以供大家爭奪，內部又有大量的空缺崗位形成剛需，朱元璋自然能夠做到凝聚人心，一致對外，大家也沒有必要內鬥，因為都知道崗位和機會多的是，自然而然的團結一致。

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下去，最終朱元璋統一了中國，向外沒有了拓展空間，內部編制逐漸滿員，一個蘿蔔一個坑，新崗位的數量不再劇增，但是政權內部的崗位需求卻在不斷增加，因為“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那麼這些崗位就會開始變得稀缺，而且越往上，呈金字塔形狀，職位越高，資源越是稀缺，內鬥就必然產生，雖然向外沒有了開拓空間，但在王朝初期的發展上升階段，由於事務的不斷增多，崗位也會隨之增加，在某種程度上也會緩解這種權利崗位的稀缺性，所以王朝初期一般來說，政治都是比較清明的，擔當王朝發展到極盛階段，內部崗位人員需求已經飽和，崗位機會不在增加，甚至為了節省開支崗位還會減少，但是人們對崗位的需求卻越來越多，資源就越來越稀缺，那麼內鬥就會越來越嚴重，為了爭奪資源，什麼手段都能用得上，完全不顧政權大局的發展，人人謀私，毫無底線的可言，腐敗越來越嚴重，越到王朝後期，內鬥越嚴重，反觀剛剛掀起的農民起義和關外剛剛建立的滿清王朝，就像朱元璋時期的團隊那樣，生機蓬勃，積極性非常高，戰鬥力極強，這樣的競爭格局下，一個毫無大局觀，充滿自私內鬥的腐敗明王朝，根本就不是前兩者的對手，滅亡就是註定的結局。這就是資源自然事實上的稀缺性造成的內鬥。

再說說人的能力侷限和認知偏差造成的虛假資源稀缺性。就舉太平天國起義失敗的例子來說明。太平天國起義初期，跟朱元璋起兵初期一樣，大家團結一致，奮力向前，不存在什麼內鬥問題，面對資源自然稀缺的腐敗晚清王朝，從廣西金田到南京，一路勢如破竹，節節勝利，但到了南京之後，高層開始固步自封，建都稱王，洪秀全自稱天王不說，還封了好多藩王，大清王朝還沒有推翻，北方大片的領土還沒有奪到手，高層到底層都開始把目光轉向內鬥，放棄了進一步向外拓展提供新崗位新機會的戰略眼光，毫不顧忌清王朝隨時都有可能反撲，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最終釀成天京事變，團隊骨幹們因為眼光的短淺，格局不高，忽視外部資源這個“大蛋糕”，看不到向外空間拓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為了爭奪內部僅有的稀缺資源，自相殘殺，給了清王朝反撲的可乘之機，導致了滅亡。這種資源稀缺性內鬥，完全是太平天國團隊無格局眼光短淺造成的。

內鬥是資源稀缺性的必然結果，誰也沒有辦法徹底解決資源的稀缺性，只能不斷的緩解資源的稀缺性，來推延減緩內鬥。團隊格局高眼光長遠，就會最大化的向外開拓獲取資源，讓這個“總蛋糕”不斷變大，直到實在無能為力為止，格局低眼光短淺就會把眼光轉向內部有限資源的爭奪，“總蛋糕”越來越小，爭奪也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沒底線，惡性迴圈。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劇烈的內鬥來的越早越快，距離滅亡就回越來越近。大到人類、物種、國家、民族，小到行業、企業、家族、家庭，基本都遵循這個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