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文運動的文學背景“古文”概念的對立面，是六朝以來流行的“駢文”。駢文是一種通篇用對偶句寫成的文章。跟這種形式對應的，是內容空虛，大多為寫景狀物，大肆誇飾，堆積詞藻，玩弄文字。它由韻文化的散文——辭賦演化發展而來。六朝駢文的句式多以四、六字句為主，但常有雜言夾於其中；到了唐代，駢文的句式更加僵化，以通篇四、六字的句式為規範。文章再這樣走下去就只有死衚衕一條了。駢文的形式主義偏頗引起評家及文壇不滿的聲音。南朝齊梁時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提出文學應該“明道”；北齊顏之推在他的《顏氏家訓·文章篇》中主張“復古”，主張“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但唐朝初期的文風還是沿襲駢文，連駱賓王起草聲討武則天的檄文也取駢偶形式。陳子昂、元結等一批人大張詩文復古的旗幟，並嘗試在創作實踐中貫徹自己的主張；雖然還未改變一代文風，但為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作了思想準備。二、韓愈、柳宗元的文學主張

1.文以載道，文以明道。

所謂道，就是孔孟儒家傳統的仁和義以及切實可行、有補於事的道理。道應該成為文章的目的和內容，文辭只是手段和形式；文、道之間的關係應是二者合一，以道為主。文章必須有益於世，對現實起褒貶諷喻的作用。

2.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古文即先秦兩漢的散體文章，語言長短不拘，節奏自然，便於表達現實生活內容；駢文卻引導人們注重文辭的妝飾而內在空洞無物。古道載於古人之文，學習古文，在學得古人文辭的同時，也學得了古人之道。除了儒家經典之外，老莊、楚辭、《史記》、漢賦，都應含英咀華，博觀約取。

3.為文立言，重在修養。

學文以立行為本；做一個仁義之人，他的言辭也就會如藹藹春風。作文之事，根子上是做人的問題，強調“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再者，氣盛言宜，只要內容好，句子的長短和字聲的高低自然會跟上去的。

4.崇尚創新，反對模擬。

提倡“詞必己出”，“惟陳言之務去”；學古文不是學古人現成的言辭，而要學古人的思想創意。發出自己的聲音，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作者有滿腔激憤，想求得世人響應，或者志在用事而不得行其道，都是引發詩文創作的原動力。三、古文運動的宋代後繼晚唐五代至北宋初，駢文的統治地位又有所抬頭，古文蛻變為少數隱者之流書寫生活情趣的工具，文風又趨浮靡。北宋初期，王禹偁等作家重新推崇韓柳古文；北宋中葉，以歐陽修為首，蘇軾為巨擘，再次掀起了古文運動。歐陽修論述了文和道之間既關係密切、又分屬二物的道理，主張文章要跟現實生活百事聯絡起來。蘇軾也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仔細觀察所要表現的物件，待胸有成竹方能筆下生輝。他能書會畫，將作文跟相鄰的藝術門類融會貫通，對靈感及作品生成過程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反對文章“屈折拳曲，以合規繩”，而應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打破種種形式主義的條條框框。四、八大散文家唐宋古文運動反對浮靡文風取得的勝利，主要不是靠倡導者的宣言，而是靠他們身體力行，用成功出色、實實在在的作品把駢文擠下文壇統治地位，湧現出的八位散文大家合稱“唐宋八大家”，他們是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宋朝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八位作家不僅出文章，而且出傳人；以他們的作品和影響開創新的文風，給散文開拓了新的園地。如韓愈《張中丞傳後敘》，全文夾敘夾議，有張巡等三人死守睢陽的遺聞軼事，又有作者自己所記的傳聞，敘事曲折，文筆自如。他的《毛穎傳》構思出奇，為人格化的毛筆立傳，其始而見用，“老而禿”後便“以老見疏”，諷刺統治者對文人刻薄少恩。這些文章都是《史記》類文體的發展和突破。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更接近現代散文中的遊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蘇軾的《石鐘山記》、蘇轍的《黃州快哉亭記》、王安石的《遊褒禪山記》等都是寄託寓意的遊記文章。散文適用廣泛，從表達方式看，議論、敘事、寫人、抒情、狀景，不止一途；從應用方面看，疏奏、書信、序跋、哀祭、碑誌、寓言、專論、小品等，不一而足。八大家的散文覆蓋了以上所有的方面，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這樣的出題方式不妥。這類問題本來就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如果這樣問的話，給人感覺有灌輸的意思，權威，官方，正式。不如改為：唐宋古文運動是怎麼回事？有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