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一個庸君吧， 前期奮發圖強，只是苦於沒有良臣輔佐，只是貪圖享樂二十年不上朝

　萬曆皇帝在位48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執政前期是位明君，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無像張居正的人可以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強徵礦稅亦是在位期間被稱為一大詬病，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　

萬曆帝曾作為一代英主，在張居正的輔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他也曾窮奢極欲，橫徵暴斂，揹負了千古罵名，在他五十八歲的這一年，他終於回到了天上，他終於可以擺脫心中善與惡的鬥爭了。

並非如此，只是掌握輿論的儒家清流們把他說的不堪罷了，主要矛盾點就是儲位之爭，你想想一個皇帝想選一個太子皇后若在清代肯定就不是事，咱去查查萬曆三大徵也說明他並非昏庸。能理解，一個普通人，咱不要從皇帝聖君的視角看，一群所謂的清流，一天到晚說你要怎樣怎樣，你這不行那不能幹，動不動就拐彎抹角罵你昏君，煩，何止是煩，只能稱病不朝，當然大事不耽擱，所以說昏庸不是，明君自然也差的遠。

昏，絕對昏。

神宗初立，張居政改革，國庫充實。

萬曆親政之後，先是推翻改革，後又有爭國本這種亂政，上下失心，君臣不睦。神宗後二十年懶政，政務停滯，由於神宗的不幹活，缺官不補，萬曆三十年，朝官缺三分之一，地方官十缺五，至於科官御史十不存三。當然如果明粉還說朝政效率高，我給你們講個鬼故事:萬曆晚期，都御史數年空署，無一人任職，朝政一切正常ԅ(¯ㅂ¯ԅ)

萬曆時期，政治已經停了。

經濟，我們一直講萬曆時經濟發達，殊不知萬曆時經濟另一面。萬曆時，土地兼併加劇，出現了一些幾萬畝的大地主。在北京，僅流民就達百萬。因為地方政府停滯，無論是抑制土地兼併，還是興修水利，賑濟農業都大大缺位(參見《農政全書》卷八或可以看下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變》)。萬曆年間，土地賠累翻了兩倍，流民問題嚴重，加上賦稅增加，農民困苦不堪。明朝農民起義，可以以萬曆為界，萬曆後期較萬曆之前迅速增加。流寇，民變等問題一直持續最終結束明朝。

貪財

萬曆這個人，很貪財，他是封建統治者最不以天下為私的。其它皇帝都是想國家是我的，要讓國家有錢。而在他心裡，國家的錢是公家的，自己的錢才是自己的，所以他處心積慮要從國家撈錢，至於國家會不會受到損害，對不起，與我無關。所以萬曆花國家錢很猛，自己斂財也猛。

花國家錢他是這樣，萬曆五年，生皇女，戶部與光祿寺各出十萬兩。諸王加冠禮錢，共九百多萬兩，另袍服費二百七十萬兩(三大徵才一千多萬兩，他兒子值錢)。建大殿，又是幾百萬兩。建陵墓，也八百萬兩之巨。類似這樣國庫額外花錢很多。(參見謝國楨先生《南明史略》第一章)。一句話，神宗國庫不差錢。

至於神宗自己，"窮"。神宗覺得武宗時零花錢太少(其實一點也不少，武宗內帑年入僅金花銀就百萬兩，可對於神宗這種幾百萬幾百萬花的大富豪，錢太少)。所以就要斂。首先，神宗時，皇莊大規模擴大，到後期，萬曆都可以以萬畝為單位賜田。其次，加稅，萬曆時，加工商稅，礦監稅，使中官外出斂財，民眾畏之。還有賣官，蘇州一商人獻銀十四萬兩，賜其子弟中書舍人(內閣中書科員)。還有，為了家人幸福，萬曆大量賜田，福王四萬頃，潞王二萬頃(我在晚民民變一書中看到兩者資料是翻過來的，不知為何)。後來，詔賜惠桂二王三萬頃，田不夠賜，竟以輸租代。就連賜平寧二公主田，也動輒萬頃計，真是愛護子女。

綜上，明亡於萬曆，不冤枉他。

萬曆在前期被張居正督促著非常勤勉、好學，努力做一個好皇帝。張居正死後，被他的反對者清算，爆出生活奢靡，專橫獨斷。我覺得這個時候，萬曆的之前被教育的人生觀都被顛覆了。

清理了張居正留下的影響後，萬曆以為自己有行事做主的自由了，想立自己喜歡的孩子為太子，一致收到群臣的反對，最後只得妥協。

之後，萬曆明白，在現有文官制度下，沒有張居正，也會有其他人，他的權利是限制的，他不能立自己喜歡的妃子，不能立自己的兒子。現有的文官集團，用道德做武器，表面道德，實際虛偽。他看穿這個本質，灰心失望，不願上朝。

萬曆雖沒有上朝，消極處理朝廷人事安排，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管事。皇帝的作用在禮儀，人事安排，具體事物都由內閣安排處理。

萬曆不上朝最大的影響是消極對待，不作為，對當時的政治產生不好影響。從這點來說，也算不上昏庸。因為萬曆看透文官集團的本質，不願在已有道德統治架構下，受限於文官集團，直接甩手，不跟他們玩了。這些文人以道德為武器，給萬曆扣上昏庸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