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嘉靖皇帝把太監黨和臣黨權衡很好（雖然嘉靖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卻權力牢牢掌控著，這就是一個重要原因）。且嘉靖皇帝屬於雖不管事，卻不是不理事，沒有犯政治原則上問題，嘉靖皇帝是不管你怎麼做，交給太監黨和臣黨處理。換句話說嘉靖皇帝是管戰略畫一個餅，太監黨以及臣黨就是戰術執行按圖製作一個餅，所以嘉靖朝雖然貪官很多，但能人也很多，這就是嘉靖皇帝厲害之處也就是嘉靖皇帝厲害原因。

首先說明一點，嘉靖皇帝雖然幾十年不上朝，但並非不理政。

我感覺原因有以下幾點：

1，明朝內閣制度

內閣只是對其他衙門提上來的奏章進行建議，它沒有代替六部這些衙門的權力，不能越俎代孢，只是具有議政職能的一個機構。

《明史職官志》對內閣的核心職能概括為二十一個字，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擬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擬的物件是諸司章奏，表達的是內閣對章奏的處理意見，內閣票擬如果符合了皇帝的具體處理意見，便要照錄旨意，作為擬旨的底本，形成所謂的絲綸簿，題本上的紅批經過內閣大臣抄寫，裝訂成冊叫做絲綸簿，也就是常說的“王言如絲，齊出如綸”，皇帝的話剛出來的時候就很細，他的威力不是特別大，當他發出去執行的時候，那就是起著相當大的威力。

票擬的效力雖然最終由皇帝來決定，但是當票擬成為一種制度之後，皇帝也不得不特別重視，1523年，剛剛即位不久還缺乏政務經驗的嘉靖帝朱厚熜，沒有讓內閣票擬就在督察院請求差御史巡鹽的奏疏上做出批答，結果出現錯誤被六科封還，為此刑科右給事中黃臣上疏說：“我朝設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最後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後，凡是皇帝向下發放的詔書，都由內閣起草，為此內閣被稱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過六部衙門，作為輔佐皇帝決策的機構，內閣填補了明朝宰相之後的權力空間，內閣大學士也常被人們稱為相，但是內閣的形成，卻並不等於相權的迴歸，官員們成為內閣大學士後，總是謙虛地說，自己是被命文淵閣辦事的，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助手，並不能自主決斷事務。明後期的首輔大學士徐階說：“閣臣之職務，止是票擬。”內閣大學士要想行使某些舉措，或者彈劾某位官員，並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囑咐六部、督察院或各省官員，透過奏疏的形式來發起建議。再透過自己的票擬，來實現自己的意志。同時內閣經常會發現，自己處於艱難的夾縫之中，一方面他們要儘可能地為皇帝分憂，以保證他們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們還要面臨來自官僚集團的壓力，在皇帝與文官政府就某些問題僵持不下時，內閣大學士在其間的調和人角色頗為尷尬。而且內閣大學士的權力嚴重束縛於君主專制的權力。總之一切的最終決定權在於皇帝不在內閣。

2，宦官勢力對內閣勢力的制衡

在內閣權力上升的同時，宦官權力也在增長，內閣獲得票擬權的同時，宦官二十四衙門中最重要的機構---司禮監也獲得了批紅的權力。批紅是指司禮監秉筆太監按內閣票擬的意見經皇帝審批後用硃筆代皇帝寫出，如此一來，章奏批答多半經由宦官之手，故有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於寺人【宦官】的說法。為此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就說，內閣非但沒有宰相之名，而且沒有宰相之實。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正統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為掌管司禮監而成為明朝第一位專權的宦官，內閣和宦官勾結才能辦成事，勾結起來權力就大，要是對著幹，事情就永遠解決不了。在明朝隨著太監的權力越來越大，內閣諸臣由於需要頻繁與太監打交道，對太監也越來越客氣。萬曆初年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權傾朝野，是明朝歷史上最有權力的內閣首輔，但他也必須結交太監，因為如果沒有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等人的支援，張居正無法取得兩宮太后的支援，也就無法做好內閣首輔的寶座。

總有人說明代的內閣就是丞相，或者跟丞相差不多，但實際上差得非常遠，內閣的職能是議政而不是決策，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要透過宦官，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過皇帝懶，皇帝讓自己最親近的家奴來替他的這隻手。內閣、司禮監、東廠、錦衣衛諸如此類的互相制約的機構，在明朝並存，使皇帝對朝政的控制力達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煉丹，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絲毫不影響他們牢牢地把握著最高統治權。

總之，嘉靖皇帝是一位有效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