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歷代統治者想做的都是天下共主而不是一統天下，而地處荒蠻之地的秦國，在漫長的廝殺開拓中，逐漸萌發了滅諸國統天下的勃勃野心。

當然，其他六國自然也有，卻恐怕沒有秦國這麼的強烈，畢竟與秦相比，山東六國的先天條件要優越的多，對山東六國來說，開拓失敗還有後路，而秦國，只能廝殺向前。

秦國被各國認為是蠻族，文化、經濟等之前都不能與其他中原國家相比，然而，這反而成為了秦國的優勢。

齊國、楚國等也不是沒想過改革變法，也施行過，無奈舊貴族勢力過於龐大，變法困難重重，或半途而廢，或小範圍改革。

秦國君主權力相對要大得多，舊貴族勢力與山東六國相比，也要薄弱不少，再加上秦國君主的強力支援，秦國的變法最終也最為成功。

秦國土地貧瘠，地處荒蠻，長期與西北戎狄作戰讓秦人養成了尚武的風氣，秦人在戰場上，的確讓其他國家聞風喪膽。秦人鼓勵耕戰以及土地私有制，讓更多的人（最主要奴隸出身）看到了希望，秦人統一天下，也是歷史的必然。

秦統一六國我認為有他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身處亂世的秦人在歷史的程序中，他通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位居各國只首形成了統一六國的必然性，但在每一次的轉折關頭能把握自己，又形成了偶然性。

歷史的發展程序對各國是公平的，秦國領導集團緊跟歷史的車輪，在選人用人包括王位繼承人，他們都是建立在強國這一基本國策，孝公用商鞅，贏四用張儀，惠王用範睢以及很多能征慣戰將軍，都是跟據強國這一基本國策起用，成為六國中的嬌嬌者，通一天下成為必然。

歷史發展雖然對各國是公平，但在抓住機遇與挑戰方面形成了區別，秦國雖經政局變化，沒有放棄變法取得的成績，仍然堅持變法以後形成的政體，孝公變法，贏四堅持，使符合歷史潮流的政體的以延續，商鞅雖死其法不滅，大大增強了秦國國力，長平之戰很是說明問題，在歷史形勢變化中秦抓住了機遇，贏的了挑戰的勝利，每一次的政局變化就是偶然，每一次應對變化就是偶然，贏得了變化的勝利就走向了必然。

歷史上任何一件事，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統一。必然性是指統一是一種趨勢，但是由誰來進行統一是偶然的。

春秋時期，秦國曆史上最受敬仰的穆公幾次謀求東出都被前面的晉國打了回去，這才退而求其次向西發展。這個時候，秦國還沒有統一的實力。

即便是晉國被韓趙魏分了，眼前的最大阻礙消除，但是，秦國內部混亂，自顧不暇。晉國的分裂是一個必然性的事件，但當時到底是知伯還是韓、趙、魏取代晉國，還是一個未知數。

如果秦國沒有獻公解決內部問題，孝公引來商鞅，惠文王任用張儀，昭襄王任用範睢，莊襄王任用呂不韋，秦國的統一根本無從談起。

到了秦始皇時期，秦國的統一已經成了一種必然的趨勢。魏國被打的服服帖帖，趙國長平之戰精銳盡失，韓國自保都是問題，齊國固步自封，燕國一直就沒什麼存在感，楚國地方雖大，但被白起打了一頓，後面又有王翦父子這對二代殺神。

秦國軍事力量已經能完勝任何一國。糧草方面，除了關中八百里平原外，南面的巴蜀被李冰改造成了天府之國。

秦國的統一是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所以，不能單靠必然性或者偶然性來評判。這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秦國也不會擔起統一的責任。

要想弄清統一六國的為什麼是秦國，需要引入事物的發展規律，任何一件事物都有起始、發展、頂峰、沒落。從西周大封建開始到戰國時代，那些中原先進文明已經開始沒落，需要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統統改掉，然而想改變一種習慣都很難，何況要改掉幾百年的社會制度，換句話說，受傳統制度影響越深時間越長的就越難改掉，中原傳統的大國沒有一個能輕易改革的，南邊的楚國雖說之前被中原諸侯認為是蠻夷，但是他後來接受中原文明的影響也比較深的，秦國從建國開始就被中原諸侯認為是蠻夷，後來受中原文化影響不如楚國多，此時中華文明需要蠻夷文化的輸血，輸血的蠻夷文化又認可中原文化，還需要一定的實力，而且自身也有危機感，算來算去也只有秦國最符合條件，這就可以從宏觀角度來說明為什麼秦國的商鞅變法能成功，其他國家的變法都是曇花一現，商鞅變法後秦國的強大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吸收了中原先進文化又加上自身文化的雙重影響，又產生了新生的更加強大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之所繫延綿幾千年不斷流，就是由於每當某個時代的文化開始沒落時，就有新鮮的外來文化補充營養而變的更加強大。

是必然的，商鞅變法成就了強秦，從軍事方面講:首先軍功授爵的軍事授爵造就了一大批如武安君白起類的從基層殺上來的將領和秦人好戰的傳統。其次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提高了生產力，加快了生產和運輸效率（大秦就有流水線和大秦直道）。最後廢井田，以關中之地支撐整個大秦軍團的各種滅國戰爭，從指揮到後勤到裝備，造就了秦國強大的戰爭潛力。

其次從政治方面來講，從秦孝公開始商鞅變法開始，即使商鞅死了，變法也沒有因此人亡政息，堅持變法不動搖是秦國加強中央集權，軍事實力突飛猛進的根本，二是秦孝公開始，六國的同時代的國君相對而言都不如秦國英明，如趙國空有戰國四大名將之二和胡服騎射改革以後的軍事實力，也被趙王的猜忌之心給葬送；楚有樂毅敗秦李信，但被逼出走……神對手的破壞力永遠比不上豬隊友的。其三，秦國有著優秀的戰略和外交人才，制定遠交近攻的戰爭策略並破壞了蘇秦之前營造的大好局面，相反六國有著戰略眼光的人才，要麼被殺，要麼不備重用，此消彼長之下，秦國不勝就沒天理了。

這是秦國最擅長的一計，也是秦國數十年一直使用的一計，就憑著這一計，秦國打了一場徹底的翻身仗。

形禁勢格，利從近取，害以遠隔。上火下澤。

“遠交近攻”一詞出自《史記·范雎列傳》，范雎入秦後，向秦王獻策：“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國要想打破六國的聯盟，就要去結交離得遠的國家，進攻鄰近的國家。它的本質上是一種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之策。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力量只對付一個敵人，避免四面受敵和兩線作戰。

“遠交”，只是一種麻痺敵人的障眼法，並不是真的同遙遠的國家交好。在古代，要想跨過近鄰，直接進攻遠處的敵人，會存在著許多困難，與遙遠的國家結成暫時聯盟，目的是減少對手，孤立近鄰，使近鄰腹背受敵，從而可以放心大膽地進攻它。按照遠交近攻的方針，秦國制定出了吞併六國的戰略部署：在北面重點打擊趙國，趁勢滅韓；隨後向東進攻，一舉滅魏，控制中原；之後再南下，消滅楚國，當秦國把這些“近攻”的目標踩在腳下後，最後的打擊就落在了“遠交”——燕國和齊國的頭上。

公元前323年開始，秦國用金銀珠寶收買六國的諸侯大臣，並派出了秦國的謀士張儀，姚賈等人帶上財寶分別到趙，燕，楚，齊四國進行離間活動，凡是願意接受秦王的財物的就與之結交，反之，就殺掉。秦國丟擲的糖果，讓趙，燕，楚，齊四國嚐到了甜頭，也讓韓，魏兩國受到了孤立。在秦國進攻韓魏的時候，遠交的四國本著和秦聯盟的心態，對於韓魏的遭遇袖手旁觀。

就這樣，秦以遠交近攻方略，巧妙周旋於六國，達到了離間六國的合縱和削弱六國的目的，六國再也無力和秦相抗衡了。

古代價值觀分為金律，銀律銅律和鐵律。金律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銀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金銀都是儒家的思想；銅律依據的是行為對等的準則，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以德報德，以怨報怨，輕罪輕罰，重罪重罰，鐵律推崇己所不欲，先施於人。鐵律不考慮道德，以人性惡為基礎，設定他人利益無法完全和自己一致，以暴力震懾，讓別人服法。

各國變法多以銅律，唯獨秦國變法以徹底的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