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維新黨人，李鴻章確實採取了與慈禧太后完全不同的態度，當然不至於說是公然抗旨，然保護部分維新黨人，也是事實。

這種態度，某些人認為是他“會做人”、兩邊討好，無非是為了自己的地位和權益。 現在看來，這種說法無疑是不假思索、以己之心度人的產物。在清末諸大臣中，李鴻章是眼界較為寬廣的一個，他曾出洋訪問俄、德、法、美等世界大國，對當時的全球形勢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他也曾親眼目睹西方國家的發達。也正是因為眼界寬廣的緣故，他其實贊同大清應該變法一說，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他就曾拿出兩千兩紋銀，捐給強學會，雖然被拒絕，但仍然沒有與維新派完全斷交，而是暗中給予支援。

當然，李鴻章也是一個在大清官場混跡多年的老槍手，完全明白決定大清走勢的力量在哪裡？隨著維新派與頑固派鬥爭的深入，矛盾激化，雙方力量對比也逐步明朗化。當大清國上層風向改變之際，李鴻章顯然是敏感地窺測到了，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絕不允許變法繼續下去，而大清國的權柄，事實上仍然掌握在他們之手。

在現實與理想面前，熟諳中國世情的李鴻章，選擇了閉口不再談變法，公開站在頑固派一邊。譬如說，某次慈禧太后與御前大臣議事，在談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時，李鴻章如是說：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這種在慈禧太后面前故意貶低變法派的態度，很明顯是在保護變法派，降低慈禧對此事的關注度。

而當慈禧太后對外國保護康有為和梁啟超表示憤怒時，李鴻章又說：“外人不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與上文相似，他其實也是明裡貶低變法派，實則有忽略之嫌疑。

而就慈禧太后論，慈禧發現李鴻章確實不是維新派的同黨，而以大清的局勢，又非得將其視為左膀右臂不可，於是便做出決定，那就是任命他擔任兩廣總督，到康有為的家鄉鎮壓維新派勢力。

事實上，李鴻章到廣東，第一件事居然是保全康有為的祖墳（貌似逆反之主黨，挖墳也是常見待遇之一）；當然他還是貫徹了慈禧的旨意，譬如說他逮捕了部分保皇會員的家人，還與港督交涉，要香港協助其逮捕康有為梁啟超，當然英國人沒理會，他也沒真的千里大追捕。

李鴻章有個親戚叫孫寶誼，其實也是維新派成員。在赴廣州就任之前，他曾對孫說：“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為和梁啟超及其餘黨的，若將此二人捉拿歸案，功勞之大超過鎮壓太平天國和剿滅捻軍，憑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進爵。”

這話聽上去很主流很正確，但孫寶誼隨後說：“你要捉拿維新餘黨，首先將我抓去好了”之際，李鴻章居然立馬改口，說了這麼一句：“我怎麼能抓你，我也是康黨。”當然有人懷疑這話是否屬實，那麼就用另一段對話，發生在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之間，當時李鴻章提出：“康有為一人恐逃往貴國，倘果有其事，貴侯必能執獲送回敝國懲辦。”伊滕回答則很簡單：“按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此辦理。”

而李鴻章又怎麼說呢？他的態度其實是讚許伊藤的，還說了一句：“康有為日後可大有作為。”（當然，實際上後來的康有為辜負了老李的厚望）

就李鴻章的地位而言，這也是他在權力範圍之內所能做到的最大極限。要知道，以他的能力與見識，是無法發動一場革命來推翻清王朝，搞什麼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但也正是這樣的能力與見識，他完全明白大清國繼續守舊拒變的結果，他在某種程度上保護維新黨，其實也是在保護自己的想法。

至少，李鴻章比慈禧太后強太多，比那些固執守舊的頑固派官僚強太多，只是時不與人、莫可奈何而已。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偉、梁啟超等維新志士流亡海外，慈禧太后屢次下令，要求全力追殺康、梁等餘黨。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卻公然抗旨說：“我絕不做這個刀斧手”。那麼要問，李鴻章怎會有這麼大的膽子敢公然抗慈禧老佛爺旨呢？且看下面的分析：一，李鴻章是晩清重臣，為維護滿清政權功績卓著。他是咸豐、同治和光緒皇帝的三朝元老，曾建立淮軍會同曾國藩的湘軍一舉殲滅太平天國和捻軍的農民起義，為滿清統治立下汗馬功勞。從1865年開始，李鴻章先後任兩江、湖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授權對外事務的全權大臣，人稱其為“李中堂”。二，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是國內洋務運動的領導人。李鴻章是清朝晚期最早出國考察的高官之一，經常去歐美和日本等國家進行“國事訪問”，思想比較開放，尤其在造船軍工和民族工業領域的發展起到突出作用。面對列強威脅，他最早提出“海防論”，組建海軍衙門，建立了一支擁有25艘艦船和訓練有素的4000餘名將士的北洋水師，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海軍艦隊。在他任職期間，又負責和參與組（擴）建了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以及透過官督商辦又先後在各大城市建立了礦業、鐵路、電信、紡織等一系列官商合辦企業，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初步形成。三，透過外交手段積極與列強斡旋。在與列強談判過程中，李鴻章雖揭盡全力但基本上沒有好的結果，甚至遭國人罵其為賣國者，這也印證了“弱國無外交”的道理。他生前共與列強國簽訂30餘個協議條約，其中不乏有諸多不平等的喪權辱國條約。就是在李鴻章73歲的高齡還“代表國家”出訪美、俄、法、德、荷蘭和比利時等國家，為了“國家”而四處奔波，他是拖著風燭殘年的身軀，帶著棺材隨同上路的。李鴻章是晚清時期最優秀大臣之一，卻又是處在一個鼎盛大國行將滅亡的年代，註定了他的“悲劇人生”。綜上所述，我們對李鴻章為何敢斗膽抗旨，不去抓捕康、梁等維新派，還公然叫囂：“我絕不做刀斧手”的膽氣從何而來，是否已有答案了呢。

因為李鴻章從心裡也是支援維新變法的，他所做的一些賣國事件，和簽訂的一條條不平等的條約也只不過是奉上級領導慈禧的命令而為。

從他效仿西方文化倡導洋務運動，在他的帶領下創辦了江南製造局，天津機械局，輪船招商局，組建了北洋艦隊等，並派遣了第一批中國學生留洋學習西方文化，我們不難看出來，李鴻章並非是賣國求榮，而是被歷史扭曲的歷史人物。

李中堂公然抗旨是沒影的事，但敷衍塘塞不盡力辦差實有之。李是慈禧的大紅人，借他十個膽也不敢抗旨，更不用說公然，否則摘了烏沙帽是輕的，重的砍了老袋他可不是申公豹。同情康梁之心力會有，因都有變法圖強之意，因之李會放康梁黨一馬，不把事情做絕亦是自保一法。

其實也沒有公然抗旨那麼嚴重，畢竟當時李鴻章只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清朝在廣東低下的效率，恐怕康有為、梁啟超餘黨也抓不完。1899年12月9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署理兩廣總督，是有讓他抓捕康有為、梁啟超餘黨的意思在，但是後來的事情我們也知道了，八國聯軍入侵，李鴻章敢發動東南互保說明這些東南沿海的督撫們雖不敢起來推翻滿清王朝，但是公然選擇抗旨不尊而且朝廷也拿他們沒辦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換句話說，清朝在地方上已經沒有多少權威了，而十多年後清朝的滅亡也類似於瓦解，即地方呼啦啦都不聽中央的，即使後來的袁世凱也不能統合全國。這是實力上對李鴻章作為的分析。

從精神和性格上，李鴻章算是統治階級裡較為開明的部分，和頑固保守派還是有所區別。中國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都是一步步變激進的，前者對後來這有多少仇視也並不見得。甲午戰爭後，李鴻章也意識到洋務運動成果不保，救國還需後來人，他自己也年事已高，名聲也敗壞的差不多了，不如多獎掖後進，能做一點是一點，起碼在廣東保留一點可能。私底下，李鴻章和梁啟超還有通訊，梁啟超說李鴻章，“教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可見李鴻章還是把梁啟超的所作所為看作是中國未來的希望的。

沒有為何呀？只是每個人在職的理念不同，有人喜歡拍馬屁，有人中立，有人反對，當然命運如何？只能說看運氣了，我是這樣理解的，哈哈

為了維護維新派李鴻章為何公然抗旨？

清朝末年，李鴻章是一位洞觀世界的清朝大臣，他身為洋務派的代表眼界非常寬廣，李鴻章曾出訪俄、德、法、美等大國，身為洋務運動推動者的李鴻章極大的推動了中國工業、軍事的發展。李鴻章面當時世界的局勢分析的非常透徹，中國要崛起就必須變革。

洋務運動的失敗讓李鴻章懂得了變法不能停，他深知中國不變法變強就會一直被各國列強壓迫。李鴻章在大清官場當官多年，他深知大清的走勢，朝廷的的腐敗讓他逐漸的失去了信心，洋務運動讓中國稍微有了起色，但是制度的腐敗是由內而外的，他清楚維新派的作用。

大清王朝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堅決不允許變法，大清的權柄依然在他們的手中，這讓一些變法人士遇到了極大的阻礙。在現實與理想面前李鴻章選擇了站在頑固派這邊，但是深知中國國情的李鴻章暗地裡確實極力堅持變法。

李鴻章用掩蓋的方法遮蔽頑固派的眼睛，讓變法人士能有更大的空間去發揮。李鴻章在朝堂之上經常在慈禧和議事大臣面前貶低戊戌變法人士，李鴻章說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實質這是李鴻章在變法的保護變法派人士。

縱然有李鴻章的暗中保護，但是變法人士侵犯了頑固派的利益，終有一天慈禧下令抓捕維新派。李鴻章深知現在的中國必須變法，在朝廷混跡多年的李鴻章還是有實力的，他面對頑固派的愚昧，和慈禧抗旨實屬被逼無奈。李鴻章他懂的大清不能再繼續腐敗了，他也不能再表面軟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