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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吳丹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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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文化就是在長期的農業生產活動中,透過對自然界的仔細觀察,再加上自己在實踐過程中的感悟,總結出經驗,和自然規律,比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拔苗助長,守株待兔,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腳踏實地,等等。反過來,人們又利用這些總結出來的知識來指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農耕文化就是在長期的農業生產活動中,透過對自然界的仔細觀察,再加上自己在實踐過程中的感悟,總結出經驗,和自然規律,比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拔苗助長,守株待兔,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腳踏實地,等等。反過來,人們又利用這些總結出來的知識來指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中國農耕文化的雛形及特色
中華民族繁衍生息在黃河的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平坦的地勢,溫暖的氣候,充沛的水源,茂密的叢林適宜發展農業。而東部瀕臨太平洋,沒有較近的海上鄰國,西北和西南又為沙漠和高原所阻,因此無論海上通商或陸路貿易都是非常困難的。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人只能以農耕為主,農業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農耕文明的雛形獨具特色。
一、農耕文明以治理水源為生存前提,在此基礎上形成專制、一統的制度特徵和抑制個性、推崇集體意識乃至個別權威的心裡特徵。中華農耕文明源於黃河流域,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人們對水源的佔有和控制是維持生存的關鍵,治理水源、興建大規模的水利灌溉系統就成為農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這裡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黃河流域週期性的洪水氾濫,需要動員人們全力以赴去降服水災,興修水利;二是在黃河流域從事農業的人們需要經濟巧妙地把水利用於生產,有效地灌溉土地,必須對水利設施加以集中控制管理。在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情況下,個體無法興辦水利工程,無法分配水利資源,需要組織起來依靠大規模的體力協作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需要有集合單個盲目意志的統一意志。就是說,人們為了生存需要要統一每個人的意志,服從統一的領導。因此集體意識得到根深蒂固的加強。伴隨對水源的治理和分配,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笫一個專制王朝,夏王朝。
專制王朝的產生雖然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進步,但專制王朝也對人民的個性與自我意識進行了限制,從此作為個體而獨立存在的中國人已經缺少價值,難以得到尊重。世襲製造成了君主家天下的局面。專制王權的管理職能透過各級官僚來行使,造成了人際關係的身份制,使不受尊重的個體的中國人把自己的全部理性都傾注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倫理原則上。群體協作過程中產生的集體意識在身份制的引導下,變成單方向的服從義務,並透過倫理原則將其固定下來。另一方面,在集體協作中產生的指揮者成了專制君主,此後由於儒家思想作為囯家意識形態對專制集權政治的強化,以及中原地區始終處於周邊遊牧民族侵擾的威脅之下,必須有效地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加以抵禦,使大一統中央集權權制度不斷髮展完善,其強大的生命力使其延續數千年,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組織資源的歷史遺產。中國式農耕文化的雛形就是這樣開始萌芽的。
二、農耕文明靠天吃飯,較多地依賴自然、順應自然,因此在心理結構方面信奉“天人感應”的原則,求善的要求高於求真。在廣漠無垠的平原上,勞苦的中國農民受制於氣候,依靠老天爺賜給陽光和雨水,被動地適應自然多於對自然的抗爭,這一切造成了中國人對上天的恐懼和崇拜。由於王權在社會生活中有著決定的意義,所以人們自然而然的將神權與王權相結合,認為君王是上天在人間的代表,因此稱君王為“天子”。君權與神權的結合進一步加強了專制王權的權威性,而對祖先的崇拜則構成了宗法制度的心理基礎,一旦將宗法制度與王權相結合,君、神、父三位一體的統治結構便告形成。這種強大的專制王權,終於沒有形成後來基督教世界的那種神權與王權分離、兩權並立、相互制約,有時超越王權的局面。
神權與君權的結合對民族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它進一步要求人們將個人的權利轉稼出去,進一步壓抑個性和自我意識。對上天、對祖先及大自然的依賴與被動的適應,要求人們調解自我行為,主要是以善行感動上天,求它賜給風調雨順,使得人們放棄了對自然界探索的興趣,而將聰明與才智集中於研究等級森嚴的專制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特別是如何適應、保持與發展這種人際關係上,造成了自然科學只佔比較低下地位的狀態。
三、農耕文明生活雖然艱苦,農業生產卻有穩定的保證,造成了求穩、求靜的心理趨向。農業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們必須春種秋收、鋤禾日中,汗灑沃土。同時還必須在旱、澇、蟲、霜等自然災害的侵襲下辛勤地耕作,而農業的收穫卻不能為人類提供豐富多彩、營養充裕的食物。勞苦的生活使中國人具有與西方民族截然相反的心裡特徵—-堅韌的忍耐力。中國人的心理能量很強,他們總是能夠把痛苦內化,透過一糸列的理智與感情的衝突,達到物與我的重新和諧與統一,迫使自己去適應各種艱難的客觀環境。農業的生產方式同時還為人們提供了穩定的生活條件,它使人們處於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除了治理水源和抵禦外族入侵的需要,人們很少有相互交往的必要。穩定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國人心理的另一個特徵,就是“靜”。中國社會是一種靜態的穩定的社會,中國人無須過多地與自然抗爭,只要使自己適應自然就可以得到生存。而任何破壞現狀的“動”,都只能給人們帶來災難。在中國語言中“動”、“亂”一直沿用至今,因為農業生產方式本身就具有“靜”的性質,“動”並不能改變這種性質,也不可能給農業生產方式注入任何新的因素,其結果必然就是“亂”。長期的“靜”的結果,使中國人具有頑強的“堅忍性”,人們渴望安定的生活,能使中國人獲得安定的人肯定會深得民心。同時,人們把各種各樣的災害都視為“動”的結果,將全部中國歷史解釋為“亂”與“治”的交替。文化大革命,被習慣地稱為“十年動亂”,文革後的大好形勢也被稱為“安定團結”的局面。可見靜的心理至今仍在中國人的心中占主導地位。這三方面的特徵基本入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的輪廓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