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中國的東北和黃海地區，爆發了一場影響東亞格局的戰爭。奇怪的是這場戰爭雖然在中國土地上進行，清政府卻嚴守中立，交戰雙方一方是沙俄帝國，一方是新興的日本。此時沙俄仍在維持著專制體制，國內階級矛盾重重，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短短三十餘年，國家已煥然一新，國力蒸蒸日上。這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帝國主義戰爭，損失最大的卻是中國人民，東北人民遭遇生靈塗炭，國土遭蹂躪。
日俄戰爭
清朝很多有識之士都在關注這場戰爭，在戰爭沒有結束時，清朝駐法大使孫寶琦等人就已經預料到了戰爭的結局，孫寶琦聯合其他幾名清朝駐歐洲國家的大使向清廷上奏，請求變法。
孫寶琦又單獨給清廷上書，認為日本完勝的原因在於實行了立憲體制，是立憲打敗了專制，再次要求朝廷變法。只是這次上奏並沒有被傳達到清廷最高統治者手中，反倒意外在上海的《東方雜誌》被全文刊發，引起全國輿論譁然和強烈反響。日俄戰爭最終以日本在海陸兩個戰場的完勝而告終，似乎印證了孫寶琦的預判。
孫寶琦
孫寶琦是呼籲立憲的清廷大員，而與他遙相呼應的是身處江湖之遠的張騫。張騫，字季直，江蘇通州(今南通)人。是晚清科舉考試中高中狀元，因目睹慈禧等人腐敗專制與愚昧，辭職下海經商。
經營實業的張騫做得風生水起，1903年，他在家鄉通州創辦的大生紗廠已經頗具規模，資本雄厚。張騫平素熱衷於教育和政治，他在這一年東渡日本，本是為了考察教育和實業，不料竟被日本的勃勃生機所打動，深切地感受到中日間的巨大差距。在他看來，這種差距正是專制與立憲這兩種政體之間的差距。歸國後，張騫就與湯壽潛、張元濟、趙風昌、張美珝等人研討立憲問題，推動國內政治改革。
張騫
張騫在1904年先後編輯了《日本憲法義解》《日本議會史》等宣傳立憲的著作，書稿完成後，他委託在上海的老朋友趙鳳昌印刷。圖書印製過程中，張騫數次寫信給趙鳳昌，催問進展情況，急切之情表露無遺。書籍印好後，他廣為散發，尤其是向清廷的高層，比如當時任兵部侍郎的鐵良。趙風昌也利用他的人脈，託人向皇宮送了十幾本。據說，慈禧太后也讀過《日本憲法義解》，她在召見大臣時說：“日本有憲法，對國家甚好。”不明就裡的大臣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應答，只好唯唯諾諾地應承慈禧。
日俄戰事膠著之際，清廷重臣張之洞與魏光燾準備聯名上奏立憲，為此召見了張騫，並一起詳細商討了起草奏摺的事情。之後，他與蒯光典、趙風昌、沈曾植等人歷經數次商討，終於寫成了奏摺的初稿，之後又數易其稿，反覆修改，字斟句酌。張之洞讀到定稿後，雖然通篇挑不出一句出格的話，但謹慎、持重的他還是沒有立即將奏摺呈送朝廷。張之洞勸告張騫：立憲的事情，應當先與北洋的袁世凱商議。
袁世凱
張騫與袁世凱本是老交情，他們倆曾同在吳長慶的幕府當差。吳長慶是淮軍軍將領，他創立的慶軍在對太平軍作戰中表現不凡。吳長慶好讀書，愛人才，被時人稱為儒將，他是袁世凱的伯樂，對袁世凱器重有加，特意委託張騫教袁世凱讀書。不過，張騫似乎特別鄙視袁世凱的作為，離開吳長慶幕府後，張騫與袁世凱斷交二十年。後來，袁世凱官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八九萬北洋新軍，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是清廷的實力派大臣。
袁世凱是新政的積極推動者，他編練新軍、派遣留學生、開辦新式學堂、建立實業……政治影響力非同尋常。為了推進立憲事宜，張騫不計前嫌，主動聯絡衰世凱的親信楊士琦，瞭解袁世凱的最新情況。之後，他致函袁世凱，勸諫他體察世界大勢，效法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伊藤博文、板垣退助等人，主持立憲，成就偉業。袁世凱經過慎重考慮，認為當下立憲的時機還不成熟，所以沒有采納張騫的建議。不過，袁世凱很快覆信，兩人二十親年的隔閡逐漸冰釋。
張之洞
日本人興高采烈地慶祝勝利，而中國的立憲主義者們似乎比日本人還要高興——戰爭的結果印證了他們的預測：立憲的日本必將打敗專制的俄國。在立憲黨人看來，這是立憲政體對專制政體的勝利！他們開始相信：憲政不再是洋人們的專利，國家的強弱之別不在於人種，而在於制度。日本可以透過立憲富國強兵，中國也一定能。俄國戰敗後，沙皇迫於國內壓力，宣佈立憲，這—舉動深深觸動了中國敏感的政治神經。
日俄之戰的結局迅速點燃了國內立憲思潮的導火線。素有清議之名的《大公報》在戰爭結束後就刊載評論文章：“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上海的《中外日報》《時報》也紛紛鼓吹立憲。急迫的中國人簡單而草率地將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歸結為立憲對專制的勝利。知識分子奔走相告，報刊輿論也大力鼓譟，立憲思潮迅速激盪全國，上自大臣，下到學子，無不將“立憲”掛在嘴邊。“立憲”一詞炙手可熱，儼然成了國人的口頭禪。
在日俄交戰期間，英國、德國、法國、美國也沒閒著，各國極盡敲詐勒索之能，向清廷提出更多的權利要求。另一方面，革命黨人也加緊了步伐，結黨、起義、宣傳革命思想……鬧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赤坂區的一棟普通民宅裡，中國革命同盟會宣佈成立，孫文被推舉為總理。至此，星散的革命勢力連成一氣，建立了統一的指揮機構，孫文“一個人的革命”得到了廣泛的響應。．
內憂外患之下，慈禧太后的宮門不復寧靜，奏請立憲的摺子紛至杳來，如雪片般送到她的案頭。1905年6月，張騫再次寫信給袁世凱，從袁氏的個人安危榮辱著眼，敦促他支援立憲。這一次，袁世凱心動了，他聯銜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向慈禧太后奏請立憲。
慈禧太后
瞿鴻禨與袁世凱在官場上是死對頭，兩人一向明爭暗鬥，互唱反調，但此時，瞿鴻禨也贊成袁世凱的看法，認為“我大清該立憲”。雲南巡撫林紹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立憲的摺子也接踵而至。皇族方面，慶親王奕劻和他的長子載振支援立憲，一向主張改革的載澤自然站在了立憲一邊。這些政治要人的意見深深影響了慈禧太后的決策。
1905年7月16日，清廷頒發上諭，宣佈派遣官員出洋考察憲政。出洋考察大臣分別是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農工商部左丞紹英。他們官銜身份不一，載澤是皇族宗室，端方代表了銳意進取的地方改革派，戴鴻慈和紹英是掌管財政和商業的重臣，徐世昌是統籌軍事的官員。他們都是清廷的重量級人物。
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9月24日，五大臣在社會各界人士的簇擁下，來到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即將啟程之際，只聽一聲巨響，一個名叫吳樾的刺客引爆了炸彈，刺客當場死亡，五大臣受輕傷。爆炸聲不僅沒能阻止立憲的步伐，反而讓清廷意識到立憲的必要與緊迫。自此，清廷在立憲問題上不再猶豫搖擺，而是大踏步地邁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區。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中國的東北和黃海地區，爆發了一場影響東亞格局的戰爭。奇怪的是這場戰爭雖然在中國土地上進行，清政府卻嚴守中立，交戰雙方一方是沙俄帝國，一方是新興的日本。此時沙俄仍在維持著專制體制，國內階級矛盾重重，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短短三十餘年，國家已煥然一新，國力蒸蒸日上。這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帝國主義戰爭，損失最大的卻是中國人民，東北人民遭遇生靈塗炭，國土遭蹂躪。
日俄戰爭
清朝很多有識之士都在關注這場戰爭，在戰爭沒有結束時，清朝駐法大使孫寶琦等人就已經預料到了戰爭的結局，孫寶琦聯合其他幾名清朝駐歐洲國家的大使向清廷上奏，請求變法。
孫寶琦又單獨給清廷上書，認為日本完勝的原因在於實行了立憲體制，是立憲打敗了專制，再次要求朝廷變法。只是這次上奏並沒有被傳達到清廷最高統治者手中，反倒意外在上海的《東方雜誌》被全文刊發，引起全國輿論譁然和強烈反響。日俄戰爭最終以日本在海陸兩個戰場的完勝而告終，似乎印證了孫寶琦的預判。
孫寶琦
孫寶琦是呼籲立憲的清廷大員，而與他遙相呼應的是身處江湖之遠的張騫。張騫，字季直，江蘇通州(今南通)人。是晚清科舉考試中高中狀元，因目睹慈禧等人腐敗專制與愚昧，辭職下海經商。
經營實業的張騫做得風生水起，1903年，他在家鄉通州創辦的大生紗廠已經頗具規模，資本雄厚。張騫平素熱衷於教育和政治，他在這一年東渡日本，本是為了考察教育和實業，不料竟被日本的勃勃生機所打動，深切地感受到中日間的巨大差距。在他看來，這種差距正是專制與立憲這兩種政體之間的差距。歸國後，張騫就與湯壽潛、張元濟、趙風昌、張美珝等人研討立憲問題，推動國內政治改革。
張騫
張騫在1904年先後編輯了《日本憲法義解》《日本議會史》等宣傳立憲的著作，書稿完成後，他委託在上海的老朋友趙鳳昌印刷。圖書印製過程中，張騫數次寫信給趙鳳昌，催問進展情況，急切之情表露無遺。書籍印好後，他廣為散發，尤其是向清廷的高層，比如當時任兵部侍郎的鐵良。趙風昌也利用他的人脈，託人向皇宮送了十幾本。據說，慈禧太后也讀過《日本憲法義解》，她在召見大臣時說：“日本有憲法，對國家甚好。”不明就裡的大臣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應答，只好唯唯諾諾地應承慈禧。
日俄戰事膠著之際，清廷重臣張之洞與魏光燾準備聯名上奏立憲，為此召見了張騫，並一起詳細商討了起草奏摺的事情。之後，他與蒯光典、趙風昌、沈曾植等人歷經數次商討，終於寫成了奏摺的初稿，之後又數易其稿，反覆修改，字斟句酌。張之洞讀到定稿後，雖然通篇挑不出一句出格的話，但謹慎、持重的他還是沒有立即將奏摺呈送朝廷。張之洞勸告張騫：立憲的事情，應當先與北洋的袁世凱商議。
袁世凱
張騫與袁世凱本是老交情，他們倆曾同在吳長慶的幕府當差。吳長慶是淮軍軍將領，他創立的慶軍在對太平軍作戰中表現不凡。吳長慶好讀書，愛人才，被時人稱為儒將，他是袁世凱的伯樂，對袁世凱器重有加，特意委託張騫教袁世凱讀書。不過，張騫似乎特別鄙視袁世凱的作為，離開吳長慶幕府後，張騫與袁世凱斷交二十年。後來，袁世凱官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八九萬北洋新軍，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是清廷的實力派大臣。
袁世凱是新政的積極推動者，他編練新軍、派遣留學生、開辦新式學堂、建立實業……政治影響力非同尋常。為了推進立憲事宜，張騫不計前嫌，主動聯絡衰世凱的親信楊士琦，瞭解袁世凱的最新情況。之後，他致函袁世凱，勸諫他體察世界大勢，效法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伊藤博文、板垣退助等人，主持立憲，成就偉業。袁世凱經過慎重考慮，認為當下立憲的時機還不成熟，所以沒有采納張騫的建議。不過，袁世凱很快覆信，兩人二十親年的隔閡逐漸冰釋。
張之洞
日本人興高采烈地慶祝勝利，而中國的立憲主義者們似乎比日本人還要高興——戰爭的結果印證了他們的預測：立憲的日本必將打敗專制的俄國。在立憲黨人看來，這是立憲政體對專制政體的勝利！他們開始相信：憲政不再是洋人們的專利，國家的強弱之別不在於人種，而在於制度。日本可以透過立憲富國強兵，中國也一定能。俄國戰敗後，沙皇迫於國內壓力，宣佈立憲，這—舉動深深觸動了中國敏感的政治神經。
日俄之戰的結局迅速點燃了國內立憲思潮的導火線。素有清議之名的《大公報》在戰爭結束後就刊載評論文章：“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上海的《中外日報》《時報》也紛紛鼓吹立憲。急迫的中國人簡單而草率地將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歸結為立憲對專制的勝利。知識分子奔走相告，報刊輿論也大力鼓譟，立憲思潮迅速激盪全國，上自大臣，下到學子，無不將“立憲”掛在嘴邊。“立憲”一詞炙手可熱，儼然成了國人的口頭禪。
張之洞
在日俄交戰期間，英國、德國、法國、美國也沒閒著，各國極盡敲詐勒索之能，向清廷提出更多的權利要求。另一方面，革命黨人也加緊了步伐，結黨、起義、宣傳革命思想……鬧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赤坂區的一棟普通民宅裡，中國革命同盟會宣佈成立，孫文被推舉為總理。至此，星散的革命勢力連成一氣，建立了統一的指揮機構，孫文“一個人的革命”得到了廣泛的響應。．
內憂外患之下，慈禧太后的宮門不復寧靜，奏請立憲的摺子紛至杳來，如雪片般送到她的案頭。1905年6月，張騫再次寫信給袁世凱，從袁氏的個人安危榮辱著眼，敦促他支援立憲。這一次，袁世凱心動了，他聯銜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向慈禧太后奏請立憲。
慈禧太后
瞿鴻禨與袁世凱在官場上是死對頭，兩人一向明爭暗鬥，互唱反調，但此時，瞿鴻禨也贊成袁世凱的看法，認為“我大清該立憲”。雲南巡撫林紹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立憲的摺子也接踵而至。皇族方面，慶親王奕劻和他的長子載振支援立憲，一向主張改革的載澤自然站在了立憲一邊。這些政治要人的意見深深影響了慈禧太后的決策。
1905年7月16日，清廷頒發上諭，宣佈派遣官員出洋考察憲政。出洋考察大臣分別是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農工商部左丞紹英。他們官銜身份不一，載澤是皇族宗室，端方代表了銳意進取的地方改革派，戴鴻慈和紹英是掌管財政和商業的重臣，徐世昌是統籌軍事的官員。他們都是清廷的重量級人物。
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9月24日，五大臣在社會各界人士的簇擁下，來到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即將啟程之際，只聽一聲巨響，一個名叫吳樾的刺客引爆了炸彈，刺客當場死亡，五大臣受輕傷。爆炸聲不僅沒能阻止立憲的步伐，反而讓清廷意識到立憲的必要與緊迫。自此，清廷在立憲問題上不再猶豫搖擺，而是大踏步地邁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