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鄭和下西洋與土木堡之變的關聯並不大，鄭和下西洋體現了明朝的強大與威嚴，但是土木堡之變之時大明並沒有弱多少，土木堡的失敗其實是統治者策略的失誤，而且這些失誤不止一個，有三個：

正統十四年，也先率各部攻陷塞外，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不顧群臣的勸阻，親率大軍出征，而最高指揮者根本不懂軍事，這樣的戰事如何能勝？

明英宗面對強大的瓦剌，竟然任命不懂軍事的宦官王振為最高統帥，他連大軍未動，糧草先行的道理都不懂，對最基本的排兵佈陣，軍事策略都一無所知，面對瓦剌大軍毫無戰法，五十萬大軍可以說是一觸即潰，從大軍出征到全軍覆滅，五十萬大軍幾乎全在瘋狂的逃跑，而且行軍不過十天便已絕糧，全靠沿途地方供給，如何能臨時湊齊五十萬大軍的軍糧，回軍時，又沒有控制水源，導致全軍斷水兩天，導致軍心混亂，最終在土木堡被圍。

明軍在大同並未與瓦剌交鋒，瓦剌便向北撤退，鎮守太監報告這是也先的誘敵深入之策，王振卻不聽勸阻，不與修整，堅持追擊，導致前方大軍一觸即潰，王振聽聞之後驚慌撤退。

一開始的退兵路線是經過王振的家鄉蔚州“衣錦還鄉”，後來又害怕大軍踩壞他的莊稼，因此多次修改退軍路線，導致士兵疲憊不堪，在宣府，明軍3萬騎兵全軍覆滅，後逃至土木堡，不料被瓦剌大軍伏擊，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滅，王振被殺，英宗被俘。

在宣府，朱勇率領的三萬騎兵被殺掠殆盡，而此時明英宗的車架已到土木堡，距離土木堡不過二十里，群臣請求明英宗入懷來城，但是王振以兩千輜重未到為由，要求在城外等候，最後，大軍在土木堡紮營。

而此時瓦剌大軍乘機形成合圍之勢，包圍了明英宗所在的狼山，而瓦剌大軍也不著急進攻，只是控住河流，導致明軍無任何水源補給，兩日之後，瓦剌大軍假裝撤退，大軍紛紛跳出戰壕取水，大軍不過外移三四里，瓦剌大軍便衝殺出來，結果五十萬大軍竟無一人作戰，紛紛卸甲丟刀，四下逃散，最後大軍死了三分之一，受傷者過半，兵器裝備盡被胡人所得。而後人猜測這兩千輜重不是別的，正是王振此次出征四處搜刮的民脂民膏。

可以說土木堡之變的發生不是因為明軍變弱了，而是統治者自身的決策失誤，差點導致大明的江山覆滅，至於有人說的文官陰謀論，如果當時沒有于謙站出來，哪還有文官的事，而且土木堡之變之後，人家武將的爵位也是依舊承襲，武將的沒落是自身的問題，與文官關係不大。

鄭和末次下西洋是1433年和16年後就發生土木堡之變，沒有太大的關聯。有人說是文官集團和功勳階級的鬥爭，只不過是臆想的陰謀論，豈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土木堡之變失敗的主要原因可以總結一下幾點：

1、宦官弄權。大宦官王振為了博得英宗的歡心，也是投英宗所好，開始了毫無目的的北伐，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隨意出行，並不知道目標在哪，沒有明確的目標就像一盤散沙。從軍路線上來說：北京——懷來——宣府——大同——紫荊關——宣府——土木堡。也是很奇怪，就像皇帝老兒帶著五十萬家丁出來逛街一樣。而王振作為最高的軍事指揮官，不懂得行軍佈陣，更不懂得後勤保障，五十萬人的供需沒有後勤準備只是依靠當地的可憐供給。就在土木堡駐紮也是可笑的，那裡沒有任何的水源可尋。可笑啊，可惜。

2、明英宗不聽勸諫，一意孤行。歷史給他的評價居然是“英宗”多少名不副實，也是很嘲諷的。明英宗的十多年混沌統治，大明的實力在走下坡路。對北方地區的控制居然只是表面上的，有十年之久沒有進行過干預，這樣才有了瓦剌等部落的恢復。在行軍中，明英宗沒有聽取任何的正確建議，提出正確建議的人太多了，當時隨軍的有兵部尚書鄺野、兵部侍郎於廉，吏部尚書王直，大同總兵郭登，內閣學士曹鼐，這些人至少是專業的人才，關鍵時候，還是要專業人的。

3、明軍戰鬥力下降。與朱元璋和朱棣時期相比，明軍的戰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其中，大同總督西寧侯宋英率部迎戰，全軍覆沒，這只是一個代表。大明朝已經失去了主動出擊的實力，沒有卓越將領，沒有好不畏死計程車兵，更沒有強大的後勤供給。無論是單兵素質，還是團體作戰，明軍與瓦剌相比已經像個小孩對巨人了。

4、制度不完善，或者不執行。準確的說，治國先治吏。沒有一幫可執行事情的官員，再小的國家也會頹廢沒落。大明在對北方邊疆的治理上，沒有貫穿分化治理，各個擊破的戰略。在選擇以德服人的時候，就要有可執行的國家政策和強大的軍事力量。而英宗就是糊塗人幹糊塗事，最後，糊里糊塗成了階下囚。

土木堡之變，是一個重大的失誤。還好有于謙，這個撫大廈將傾的巨人，才沒有讓明朝滅亡。

這兩點嚴格意義上來講直接關聯意義不大，土木堡之變的失敗有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明朝軍隊錯誤的指揮和也先的正確策略，兩相對抗無異於下駟對上駟。明軍當時有四十萬之眾，戰鬥力絕對不低，但是所謂一將無能累死三軍，所以明軍大敗。不過這只是一方面，筆者對於這場大敗實際上還有一些思考。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重大舉措，從明成祖開始傾全國之力支援鄭和下西洋，並且一直延續到朱瞻基主政時期。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成功地與世界聯絡在了一起，東亞朝貢體系也在這一時期建立了起來。整個國家的威望真正建立了起來，中國的商品透過官方的渠道也走向了世界。

不過，鄭和下西洋的代價也是存在的。鄭和下西洋前後共計七次，所花費的金錢根本就無法計算，根本就是不惜成本的貿易。而且，東亞朝貢體系下所有的貢使基本上都是厚往薄來備償其價，中央的財政赤字其實應該是不低的。而這種情況很有可能導致，土木堡之敗前，軍隊的後勤補給可能會出問題。歷史上所有以少勝多的戰役不外乎兩點，第一軍糧被奪，後勤無法保障。第二，奇計偷襲，出其不意。但是，第二種方式成功的機率並不高。因為冷兵器為主熱兵器為輔的時代，軍隊的大批次成建制消滅的可能不大，大規模消減軍隊只可能是投降。雖有可能被騎兵衝散，但是隻要有糧草輜重很快又會再次重整旗鼓。但一旦糧草耗盡，很快就會有大量軍隊投降倒戈或者臨陣脫逃。所以，筆者認為，土木堡之變很有可能是因為鄭和下西洋對於國家耗損過大，以至於後勤補給上出了問題，才導致大敗。

國家安，注意相。國家危，注意將。鄭和下西洋雖然有耗國力，但不是主要原因，不至於到不能打敗瓦剌地步。至於失敗，朱瞻基時代的三楊輔政一個個已故去。而明英宗朱祁鎮是太監王振一手帶大的，產生了依賴和感情上的信任。太監王振獨霸朝政，排擠朝廷官員，漸漸的權力掌握在太監王振手上，而王振又不懂軍事，覺得小小的瓦剌不值一提，想從軍事上加強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督促皇帝御駕親征，結果中了也先的誘敵深入之計。然而繼位的朱祁鎮很年輕，生長在深宮之中缺乏政治和軍事鬥爭經驗，失敗在所難免。至於于謙，救時宰相，力挽狂瀾，棄車保帥，立一個廢一個，全力組織北京保衛戰，挫敗也許的詭計陰謀，也先只能把朱祁鎮送回去。回去的朱祁鎮已是被架空的太上皇，受到明代宗朱祁鈺的猜忌，被囚禁在南宮。經此一難，到奪門之變重新復位，讓朱祁鎮在政治上迅速走向成熟，于謙是有功之臣，性格過於耿直，被石亨，曹吉祥，徐有貞陷害，然復位的功臣讓朱祁鎮不得不殺于謙，不然政變師出無名，不得已殺了于謙而穩定自己的皇位。然功臣權力太大，逐步除掉那些幫他復位大臣，大權獨攬

鄭和末次下西洋是從1431年宣德六年至1433年宣德八年結束，最遠到達非洲南端，接近莫三鼻克海峽，非常遺憾沒有繞過好望角，否則極有可能開啟十五世紀中國大航海的新時代。更可惜的是一代Nautilus鄭和在這次歸途中去世了。

沒有了鄭和的大明帝國依然在明宣宗的治理下如日中天。隨著鄭和遠航發展的朝貢貿易擴大了天朝的國威和勢力，也同樣增加了朝廷和地方財政的收入，還可以增加軍備，在對蒙古的戰事中讓明軍保持壓制態勢。

這一切到了16年後，1449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情形急轉直下。集永樂、宣德近四十年國力積蓄之大成的50萬精銳在土木堡一戰全軍盡沒，神機、五軍、三千等三大營連帶三朝元勳宿將一網打盡。英宗被俘，瓦剌鐵騎飲馬北京城下，一時間大明朝風雨飄搖如同北宋靖康末年……後邊的事諸位看官都知道了。

有一種陰謀論（是否陰謀存疑）的說法是，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的內閣文官集團的陰謀，利用這個機會清除元勳集團，以達到限制皇權的目的，之後的結局似乎也印證了這個結果，從此以內閣首輔為主的文官集團開始了和皇權的博弈。那麼這和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有什麼關係呢？

按照上述陰謀論的邏輯，鄭和本人恰好是永樂靖難的功臣元勳。永樂二年燕王府太監馬和因靖難軍功被朱棣賜姓“鄭”，於是日後叱吒遠洋的三寶太監鄭和隆重登場了。在永樂宣德兩朝，鄭和始終是皇權團隊的核心成員。與其他小夥伴不同的是，朱能、張輔等人是明軍陸軍部隊的核心，而鄭和後來成了大明遠洋海軍的締造者。

在沒有飛機的時代，永樂宣德時代的明軍步軍不但可以抵禦蒙古鐵騎的進犯甚至能反攻蒙古各部；而鄭和統率下的明軍水師，掃平近海的同時甚至做到了巡航遠洋，戰無不勝的地步。這已經超越了朱元璋時代，可以說這是永樂大帝一手製定的一個偉大戰略，透過靖難功臣集團取得的陸、海戰略成就，進一步鞏固自己奪位的合法性，同時壓制了洪武建文兩朝的南京文官集團，因為他們或支援或同情懿文太子朱標及建文帝，不利於永樂政府的執政。

陸軍在朱能去世後還有張輔，北防蒙古，南平安南交趾，戰功赫赫；海軍有鄭和七下西洋，掃平東南亞，完成永樂盛世最後的華章，海、陸並進，相得益彰。可以說自洪武始，永樂宣德及正統十四年之前，是大明朝文官官僚集團最難熬的歲月，因為他們一直忍受著朱元璋朱棣父子皇權的無情壓制。

拯救者于謙

時間來到了1433年宣德八年這個視窗節點，這是鄭和最後的時刻，從此再無下西洋。而隨著鄭和的逝世，明成祖當年制定的海陸並進的戰略，遭受到嚴重影響，於是平衡被打破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當時文官集團得有多麼開心。碩果僅存的張輔，失去了重要的奧援，獨木難支，也在以後的歲月裡垂垂老去，至土木堡之變時，年已七十五歲高齡的英國公太師張輔竟然無法參與軍事部署，只能與那些他曾經帶過的光榮部隊一起為大明盡忠了。

所以說，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結束，直接導致了永樂時代精心佈下的以元勳集團制約文官政府的戰略破局，從而帶來了蝴蝶效應：土木堡之變的結果被文官集團利用從而結束了明朝皇權獨大的時代。

鄭和下西洋的時期是朱棣在位時期是明朝鼎盛時期，國力強盛，有足夠的實力支援大航海，土木堡之變則是發生在朱棣重孫子朱祁鎮時期，朱祁鎮很小就登基了，而且還是受宦官王振的蠱惑，貿然出兵瓦剌，致使皇帝被圍，皇帝被俘虜，差點亡國，還好有于謙帶領北京軍民打敗也先，避免了靖康之恥發生在明朝，也為華夏民族減少了一次滅頂之災

導讀：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在1433年出發後就再也沒有回到故土，埋葬在古裡國。鄭和的去世不但代表著明朝對遠洋的探索，更深刻寓意這明朝國防政策的重大轉變。隨著明朝趨於保守的國防政策導致全面收縮，南洋、東北乃至草原都先後失去了進取之心。如果說量力而行停止大規模的軍事戰爭也無可厚非，但是失去全域性視野在擊潰蒙古主力後居然敢對蒙古草原不聞不問長達十年。草原上十年時光足夠一股新勢力的崛起，放任蒙古各部存強去弱完成整合終成大患。明朝沒有即使發現和有效遏制瓦剌的崛起，結果直接導致土木堡之戰的慘敗。

洪武萬歲朱元璋推翻大元，一統華夏兵威赫赫。隨後透過靖難上臺的明成祖朱棣為了證明自己，不斷的開疆拓土。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布國威於四方；東北建立奴兒干都司直接把國境線推到外興安嶺；南部懲罰不安分篡權的交趾政權，直接納入大明版圖（由於篡權政權導致原藩國政權絕嗣，並非無緣吞併）；北面馬上皇帝出身的朱棣數次親征蒙古，導致蒙古實力受到重大打擊。

整個大明王朝此時的戰略以積極的、外放的。這除了和朱元璋和朱棣性格有關外，還有就是對於朝局得安排有關。如果剔除不足百年的元朝，其實明朝的文官系統是嚮往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情景的。所以無論是開國皇帝朱元璋還是繼位的朱棣重視國防和武將，除了開疆拓土的需要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制衡，只有保持文武的平衡才不會出現宋朝哪種外戰無力的結果。很可惜這種平衡在土木堡之變後被打破了。以文馭武的情況再次出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大明亡國都沒有得到改變。

北宋和大明是兩個文官地位高過武將的王朝，但是從朝代更迭時的表現來看明朝的文人顯然沒有宋朝文人有風骨。我們不敢說明朝文官集團是導致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但是在擊潰蒙古主力後放任蒙古各部十年不聞不問絕對有文官的推波助瀾。無論朱元璋還是朱棣都憑藉著赫赫戰功，讓文官俯首帖耳。皇權一言九鼎，豈能容他人置喙。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官和武將的制衡，只有互相監督、互相促進大明王朝才會毫不懈怠的以積極的態度向前出發。

明仁宗朱高熾是雖然不是太平天子，但是受文官影響頗深。他和父親朱棣的治國方式截然不同，他嚮往的是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這和文官的訴求不謀而合。雖然明宣宗朱瞻基性格酷似祖父朱棣，而且經過朱棣的親自調教應該繼續按照成祖朱棣的治國方略，但是由於父親仁宗朱高熾去世的很突然為了順利繼位不得不與文官系統做了妥協。PS:朱高熾去世後，旁邊還有漢王朱高煦虎視眈眈（朱棣曾經暗示百年後由他來繼承皇位）。朱瞻基為了順利繼位才不得不和文官妥協，延續了保守的國防政策。

俗話說百戰出精兵，沒有戰爭的錘鍊難有真正的精銳。況且停止了積極的國防政策，大明依然維持了在邊境的強勢（餘威猶在）。但是帝王用來制衡文官的武勳集團逐漸失去了話語權，文官沾了上風。雖然出現了他們心目中的仁宣之治，但是對於北部國防的徹底忽視一直在孕育一場災難。在這場徹底失敗後戰鬥中，大明有盛轉衰在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大明版本的安史之亂。我們不敢說土木堡之變是文官導致的，但是文官極力的推崇保守內斂的國防政策客觀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防禦性的國防政策非常好，既減少了窮兵黷武的可能又利用有限的資源發展經濟。但是一定要對周邊邊境形勢有情形的認識和足夠的認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更何況沒有國際法約束的古代，疆域的範圍就在於拳頭的大小。

明朝居然主動關閉自己的眼睛，對於蒙古草原的勢力不聞不問長達十年。這十年也是瓦剌部也先統一蒙古的十年，也是孕育大明土木堡慘敗的十年。這就是對邊境形勢沒有清醒認識的代價。也先在公元1439年繼承成為瓦剌的首領，距離1449年土木堡之變正好十年。

之前由於明朝對於蒙古韃靼部的過分削弱，讓瓦剌部沒有了制衡。所以本來在草原西部的瓦剌得以在也先的帶領下向東擴張，在征服女真各部以後也先幾乎把瓦剌的邊界擴張到北韓邊境。此時瓦剌的疆域南抵長城；東脅北韓；西略哈密，草原盡為其所控制。而此時的大明還在醉心於天朝上國、無人匹敵的憧憬當中。

我們不在這裡詳細描述土木堡之變的具體經過，也不會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推到太監王振的身上那也不客觀。就看明英宗君臣這種全域性視野的缺陷以及類似遊山玩水的心態就必敗無疑。土木堡的慘敗，大明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泰寧侯陳瀛等數十位名將毫無意義的慘死，精銳大三大營尤其是熱兵器神機營的全軍覆沒讓大明幾乎家家戴孝。

此戰過後大明失去了對於瓦剌的戰略主動權，大明的邊關任由蒙古人來去自由。可以說明英宗就是明朝的罪人，這種人居然還有臉發動奪門之變復位。明朝對於蒙古的戰略優勢就來自以熱兵器為主的神機營，神機營全軍覆沒導致軍火武器研發只能從頭再來。本來明朝就因為土木堡之變元氣大傷、人才斷層，但是明英宗為了復位發動奪門之變殺了于謙等大臣造成了明朝在軍政兩方面出現第二次人才斷層。從這方面說明英宗朱祁鎮是明朝帝王中最大的罪人。

在土木堡之變中隨著傳統武勳集團的崩潰，皇帝只能扶植宦官組織廠衛和錦衣衛來制衡文官勢力。否則就會皇權旁落，自己的意志無法得到貫徹。帝王更迭、廠衛橫行、文官攬權、君臣離心基本成為明朝中後期的揮之不去的陰影。對蒙古失去戰略主動權，明朝只能以防守為主。九邊防禦體系就是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逐漸構築形成的，不知道如果明仁宗和明宣宗如果知道這種情形會不會後悔的抽自己嘴巴。

小結：

隨話說好戰必亡，忘戰必危。時刻保持憂患意識，努力提升自己的國力才是根本。

古代有個特徵，就是攻破國都，活捉皇帝，基本就可以宣佈亡國了，後面再復國什麼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明朝，其實際北疆邊境，就一直是長城一線，關外領土都依賴於臣服的遊牧民族，很多衛所都是為了安撫遊牧民族而建立的，由遊牧民族首領兼衛所軍官，但是遊牧民族並非那麼守約。

以至於明朝首都很容易被遊牧民族打到門口。

在土木堡之變中，皇帝由於各種意外被俘，只要再攻克京城，就算明朝亡國。

這兩點嚴格意義上來講直接關聯意義不大，土木堡之變的失敗有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明朝軍隊錯誤的指揮和也先的正確策略，兩相對抗無異於下駟對上駟。明軍當時有四十萬之眾，戰鬥力絕對不低，但是所謂一將無能累死三軍，所以明軍大敗。不過這只是一方面，筆者對於這場大敗實際上還有一些思考。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重大舉措，從明成祖開始傾全國之力支援鄭和下西洋，並且一直延續到朱瞻基主政時期。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成功地與世界聯絡在了一起，東亞朝貢體系也在這一時期建立了起來。整個國家的威望真正建立了起來，中國的商品透過官方的渠道也走向了世界。

不過，鄭和下西洋的代價也是存在的。鄭和下西洋前後共計七次，所花費的金錢根本就無法計算，根本就是不惜成本的貿易。而且，東亞朝貢體系下所有的貢使基本上都是厚往薄來備償其價，中央的財政赤字其實應該是不低的。而這種情況很有可能導致，土木堡之敗前，軍隊的後勤補給可能會出問題。歷史上所有以少勝多的戰役不外乎兩點，第一軍糧被奪，後勤無法保障。第二，奇計偷襲，出其不意。但是，第二種方式成功的機率並不高。因為冷兵器為主熱兵器為輔的時代，軍隊的大批次成建制消滅的可能不大，大規模消減軍隊只可能是投降。雖有可能被騎兵衝散，但是隻要有糧草輜重很快又會再次重整旗鼓。但一旦糧草耗盡，很快就會有大量軍隊投降倒戈或者臨陣脫逃。所以，筆者認為，土木堡之變很有可能是因為鄭和下西洋對於國家耗損過大，以至於後勤補給上出了問題，才導致大敗。

國家安，注意相。國家危，注意將。鄭和下西洋雖然有耗國力，但不是主要原因，不至於到不能打敗瓦剌地步。至於失敗，朱瞻基時代的三楊輔政一個個已故去。而明英宗朱祁鎮是太監王振一手帶大的，產生了依賴和感情上的信任。太監王振獨霸朝政，排擠朝廷官員，漸漸的權力掌握在太監王振手上，而王振又不懂軍事，覺得小小的瓦剌不值一提，想從軍事上加強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督促皇帝御駕親征，結果中了也先的誘敵深入之計。然而繼位的朱祁鎮很年輕，生長在深宮之中缺乏政治和軍事鬥爭經驗，失敗在所難免。至於于謙，救時宰相，力挽狂瀾，棄車保帥，立一個廢一個，全力組織北京保衛戰，挫敗也許的詭計陰謀，也先只能把朱祁鎮送回去。回去的朱祁鎮已是被架空的太上皇，受到明代宗朱祁鈺的猜忌，被囚禁在南宮。經此一難，到奪門之變重新復位，讓朱祁鎮在政治上迅速走向成熟，于謙是有功之臣，性格過於耿直，被石亨，曹吉祥，徐有貞陷害，然復位的功臣讓朱祁鎮不得不殺于謙，不然政變師出無名，不得已殺了于謙而穩定自己的皇位。然功臣權力太大，逐步除掉那些幫他復位大臣，大權獨攬

鄭和末次下西洋是從1431年宣德六年至1433年宣德八年結束，最遠到達非洲南端，接近莫三鼻克海峽，非常遺憾沒有繞過好望角，否則極有可能開啟十五世紀中國大航海的新時代。更可惜的是一代Nautilus鄭和在這次歸途中去世了。

沒有了鄭和的大明帝國依然在明宣宗的治理下如日中天。隨著鄭和遠航發展的朝貢貿易擴大了天朝的國威和勢力，也同樣增加了朝廷和地方財政的收入，還可以增加軍備，在對蒙古的戰事中讓明軍保持壓制態勢。

這一切到了16年後，1449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情形急轉直下。集永樂、宣德近四十年國力積蓄之大成的50萬精銳在土木堡一戰全軍盡沒，神機、五軍、三千等三大營連帶三朝元勳宿將一網打盡。英宗被俘，瓦剌鐵騎飲馬北京城下，一時間大明朝風雨飄搖如同北宋靖康末年……後邊的事諸位看官都知道了。

有一種陰謀論（是否陰謀存疑）的說法是，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的內閣文官集團的陰謀，利用這個機會清除元勳集團，以達到限制皇權的目的，之後的結局似乎也印證了這個結果，從此以內閣首輔為主的文官集團開始了和皇權的博弈。那麼這和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有什麼關係呢？

按照上述陰謀論的邏輯，鄭和本人恰好是永樂靖難的功臣元勳。永樂二年燕王府太監馬和因靖難軍功被朱棣賜姓“鄭”，於是日後叱吒遠洋的三寶太監鄭和隆重登場了。在永樂宣德兩朝，鄭和始終是皇權團隊的核心成員。與其他小夥伴不同的是，朱能、張輔等人是明軍陸軍部隊的核心，而鄭和後來成了大明遠洋海軍的締造者。

在沒有飛機的時代，永樂宣德時代的明軍步軍不但可以抵禦蒙古鐵騎的進犯甚至能反攻蒙古各部；而鄭和統率下的明軍水師，掃平近海的同時甚至做到了巡航遠洋，戰無不勝的地步。這已經超越了朱元璋時代，可以說這是永樂大帝一手製定的一個偉大戰略，透過靖難功臣集團取得的陸、海戰略成就，進一步鞏固自己奪位的合法性，同時壓制了洪武建文兩朝的南京文官集團，因為他們或支援或同情懿文太子朱標及建文帝，不利於永樂政府的執政。

陸軍在朱能去世後還有張輔，北防蒙古，南平安南交趾，戰功赫赫；海軍有鄭和七下西洋，掃平東南亞，完成永樂盛世最後的華章，海、陸並進，相得益彰。可以說自洪武始，永樂宣德及正統十四年之前，是大明朝文官官僚集團最難熬的歲月，因為他們一直忍受著朱元璋朱棣父子皇權的無情壓制。

拯救者于謙

時間來到了1433年宣德八年這個視窗節點，這是鄭和最後的時刻，從此再無下西洋。而隨著鄭和的逝世，明成祖當年制定的海陸並進的戰略，遭受到嚴重影響，於是平衡被打破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當時文官集團得有多麼開心。碩果僅存的張輔，失去了重要的奧援，獨木難支，也在以後的歲月裡垂垂老去，至土木堡之變時，年已七十五歲高齡的英國公太師張輔竟然無法參與軍事部署，只能與那些他曾經帶過的光榮部隊一起為大明盡忠了。

所以說，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結束，直接導致了永樂時代精心佈下的以元勳集團制約文官政府的戰略破局，從而帶來了蝴蝶效應：土木堡之變的結果被文官集團利用從而結束了明朝皇權獨大的時代。

鄭和下西洋的時期是朱棣在位時期是明朝鼎盛時期，國力強盛，有足夠的實力支援大航海，土木堡之變則是發生在朱棣重孫子朱祁鎮時期，朱祁鎮很小就登基了，而且還是受宦官王振的蠱惑，貿然出兵瓦剌，致使皇帝被圍，皇帝被俘虜，差點亡國，還好有于謙帶領北京軍民打敗也先，避免了靖康之恥發生在明朝，也為華夏民族減少了一次滅頂之災

導讀：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在1433年出發後就再也沒有回到故土，埋葬在古裡國。鄭和的去世不但代表著明朝對遠洋的探索，更深刻寓意這明朝國防政策的重大轉變。隨著明朝趨於保守的國防政策導致全面收縮，南洋、東北乃至草原都先後失去了進取之心。如果說量力而行停止大規模的軍事戰爭也無可厚非，但是失去全域性視野在擊潰蒙古主力後居然敢對蒙古草原不聞不問長達十年。草原上十年時光足夠一股新勢力的崛起，放任蒙古各部存強去弱完成整合終成大患。明朝沒有即使發現和有效遏制瓦剌的崛起，結果直接導致土木堡之戰的慘敗。

洪武萬歲朱元璋推翻大元，一統華夏兵威赫赫。隨後透過靖難上臺的明成祖朱棣為了證明自己，不斷的開疆拓土。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布國威於四方；東北建立奴兒干都司直接把國境線推到外興安嶺；南部懲罰不安分篡權的交趾政權，直接納入大明版圖（由於篡權政權導致原藩國政權絕嗣，並非無緣吞併）；北面馬上皇帝出身的朱棣數次親征蒙古，導致蒙古實力受到重大打擊。

整個大明王朝此時的戰略以積極的、外放的。這除了和朱元璋和朱棣性格有關外，還有就是對於朝局得安排有關。如果剔除不足百年的元朝，其實明朝的文官系統是嚮往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情景的。所以無論是開國皇帝朱元璋還是繼位的朱棣重視國防和武將，除了開疆拓土的需要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制衡，只有保持文武的平衡才不會出現宋朝哪種外戰無力的結果。很可惜這種平衡在土木堡之變後被打破了。以文馭武的情況再次出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大明亡國都沒有得到改變。

北宋和大明是兩個文官地位高過武將的王朝，但是從朝代更迭時的表現來看明朝的文人顯然沒有宋朝文人有風骨。我們不敢說明朝文官集團是導致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但是在擊潰蒙古主力後放任蒙古各部十年不聞不問絕對有文官的推波助瀾。無論朱元璋還是朱棣都憑藉著赫赫戰功，讓文官俯首帖耳。皇權一言九鼎，豈能容他人置喙。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官和武將的制衡，只有互相監督、互相促進大明王朝才會毫不懈怠的以積極的態度向前出發。

明仁宗朱高熾是雖然不是太平天子，但是受文官影響頗深。他和父親朱棣的治國方式截然不同，他嚮往的是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這和文官的訴求不謀而合。雖然明宣宗朱瞻基性格酷似祖父朱棣，而且經過朱棣的親自調教應該繼續按照成祖朱棣的治國方略，但是由於父親仁宗朱高熾去世的很突然為了順利繼位不得不與文官系統做了妥協。PS:朱高熾去世後，旁邊還有漢王朱高煦虎視眈眈（朱棣曾經暗示百年後由他來繼承皇位）。朱瞻基為了順利繼位才不得不和文官妥協，延續了保守的國防政策。

俗話說百戰出精兵，沒有戰爭的錘鍊難有真正的精銳。況且停止了積極的國防政策，大明依然維持了在邊境的強勢（餘威猶在）。但是帝王用來制衡文官的武勳集團逐漸失去了話語權，文官沾了上風。雖然出現了他們心目中的仁宣之治，但是對於北部國防的徹底忽視一直在孕育一場災難。在這場徹底失敗後戰鬥中，大明有盛轉衰在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大明版本的安史之亂。我們不敢說土木堡之變是文官導致的，但是文官極力的推崇保守內斂的國防政策客觀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防禦性的國防政策非常好，既減少了窮兵黷武的可能又利用有限的資源發展經濟。但是一定要對周邊邊境形勢有情形的認識和足夠的認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更何況沒有國際法約束的古代，疆域的範圍就在於拳頭的大小。

明朝居然主動關閉自己的眼睛，對於蒙古草原的勢力不聞不問長達十年。這十年也是瓦剌部也先統一蒙古的十年，也是孕育大明土木堡慘敗的十年。這就是對邊境形勢沒有清醒認識的代價。也先在公元1439年繼承成為瓦剌的首領，距離1449年土木堡之變正好十年。

之前由於明朝對於蒙古韃靼部的過分削弱，讓瓦剌部沒有了制衡。所以本來在草原西部的瓦剌得以在也先的帶領下向東擴張，在征服女真各部以後也先幾乎把瓦剌的邊界擴張到北韓邊境。此時瓦剌的疆域南抵長城；東脅北韓；西略哈密，草原盡為其所控制。而此時的大明還在醉心於天朝上國、無人匹敵的憧憬當中。

我們不在這裡詳細描述土木堡之變的具體經過，也不會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推到太監王振的身上那也不客觀。就看明英宗君臣這種全域性視野的缺陷以及類似遊山玩水的心態就必敗無疑。土木堡的慘敗，大明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泰寧侯陳瀛等數十位名將毫無意義的慘死，精銳大三大營尤其是熱兵器神機營的全軍覆沒讓大明幾乎家家戴孝。

此戰過後大明失去了對於瓦剌的戰略主動權，大明的邊關任由蒙古人來去自由。可以說明英宗就是明朝的罪人，這種人居然還有臉發動奪門之變復位。明朝對於蒙古的戰略優勢就來自以熱兵器為主的神機營，神機營全軍覆沒導致軍火武器研發只能從頭再來。本來明朝就因為土木堡之變元氣大傷、人才斷層，但是明英宗為了復位發動奪門之變殺了于謙等大臣造成了明朝在軍政兩方面出現第二次人才斷層。從這方面說明英宗朱祁鎮是明朝帝王中最大的罪人。

在土木堡之變中隨著傳統武勳集團的崩潰，皇帝只能扶植宦官組織廠衛和錦衣衛來制衡文官勢力。否則就會皇權旁落，自己的意志無法得到貫徹。帝王更迭、廠衛橫行、文官攬權、君臣離心基本成為明朝中後期的揮之不去的陰影。對蒙古失去戰略主動權，明朝只能以防守為主。九邊防禦體系就是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逐漸構築形成的，不知道如果明仁宗和明宣宗如果知道這種情形會不會後悔的抽自己嘴巴。

小結：

隨話說好戰必亡，忘戰必危。時刻保持憂患意識，努力提升自己的國力才是根本。

古代有個特徵，就是攻破國都，活捉皇帝，基本就可以宣佈亡國了，後面再復國什麼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明朝，其實際北疆邊境，就一直是長城一線，關外領土都依賴於臣服的遊牧民族，很多衛所都是為了安撫遊牧民族而建立的，由遊牧民族首領兼衛所軍官，但是遊牧民族並非那麼守約。

以至於明朝首都很容易被遊牧民族打到門口。

在土木堡之變中，皇帝由於各種意外被俘，只要再攻克京城，就算明朝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