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本紀記載「大飢」只有三年、十七年、十九年各一次，並不算很多。對彗星的記載也並不比其它地方多，只有七年、九年、十三年這三次。據長谷川一郎的「肉眼可見彗星表」，亮度達到6等或更亮的彗星在1701–1900這200年間出現177次，平均1.13年就有一次。一般認為彗星的出現頻率從古到今是差不多的，所以這個頻率應該也適合於漢代以前。按這個頻率來看，秦始皇本紀的記載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麼司馬遷記載天象和天災有什麼特別的意思？沒有什麼特別，這本來就是史官的職責。史官並不只是負責記錄治國者的言論和行動，還有觀察天象、制定曆法以及根據天象占卜國家大事的吉凶也都是史官的本職工作。《周禮·春官宗伯》裡面跟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等並列的有一個官名保章氏，職責就是「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兇」。藉助天象去理解天命、理解人事本來就是古人很基本的一種思考方式，並不是讖緯之學或董氏天人感應之說興起之後才盛行的。《春秋》裡面就記載了很多「日有食之」，還記載了「有星孛於大辰」。司馬遷只是繼承了史官傳統，如實地把之前歷代史書中的天象記載下來而已，並不是他出於自己的什麼思想去特別強調這部分內容。

至於當時是否真的出現了彗星，這個只能交給天文學家去推算，但絕大部分不太可能得到確認：

如果某一未知年代的古代彗星記錄是長週期彗星（P > 200yr，除橢圓軌道彗星外，還包括拋物線、雙曲線軌道彗星）的話，從動力學的角度，我們不可能以之確定其出現的年代。因為對長週期彗星來說，即使有詳細的觀測資料，也不可能準確預測或回推其長期運動軌道，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將一去不復返。……如果我們知道某一未知年代的古代彗星記錄為一已知軌道的短週期彗星的話，理論上可以用動力學方法進行推算以確定其迴歸年代，但在實際操作時仍會遇到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盧仙文等，“古代彗星的證認與年代學”，《天文學報》，1999，40(3)，p. 313）

只有像哈雷彗星這類短週期彗星有可能準確計算出它過去的位置，長週期彗星（佔肉眼可見彗星總數的80%以上）是算不出來的。而且即使是短週期彗星，計算起來也極度困難，要考慮行星引力攝動和彗星本身的非引力效應，後者只有經驗公式，對於只記錄過一兩次的彗星根本無法確定。對於絕大部分彗星，能往回推算幾百年就很不錯了，再遠一點就會有很大的累積誤差，還可能進入混沌。如果沒有其它可靠史料的輔助，不太可能準確判定司馬遷記載的那些究竟是真的彗星還是把別的什麼天象看成了彗星。

現場成為歷史，歷史成為碎片，碎片成為傳說，傳說成為遺失。

《史記》是司馬遷所寫，難以認知其真實度，因為在資訊高度發達的今天，仍存在創作偽史的現象。

如果為真：那麼可以理解為此時期恰好彗星迴歸週期。眾所周知的哈雷彗星週期是76年，其他彗星週期不一，甚至可達數千年一輪迴。

在中國文化史上，常常講自然天象對應天下大勢，有祥瑞之兆，有大凶之兆。

近時較有名的就是1976年天降隕石雨，其中三顆較大，傳說代表著三位偉人的離去，其他數不清的小隕石，則代表唐山大地震中數十萬死去民眾。

對於《秦始皇本紀》中提到的彗星屢次出現的情形，雖然在這幾次天文現象發生的時候，秦國失去了大將蒙驁和夏太后，但我認為這只是巧合。

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初一，發生日食，太陽完全被遮掩了）；

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黃昏時分，星星沒有出現，半夜，星星隕落，如同下雨一般）；

魯僖公十六年，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倒飛，過宋都。（天上掉下五塊隕石落在宋國，這一月，六隻水鳥倒退著飛過宋國的都城）。

而司馬遷是這麼描述他父親司馬談的工作：“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也就是說，司馬談的主要工作就是掌管天文，而不管民事。那麼《史記》中出現那麼多天文現象的記載，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從前顓頊帝開始，便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而北正黎掌管地理。直到夏商時期，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而司馬氏就是重黎氏的後代。所以，司馬氏祖上實際是搞天文起家的。

如果《秦始皇本紀》中的這一點天文現象就大驚小怪，那看了《孝景本紀》是否要暈倒？

於是，自然現象的發生與歷代天子息息相關，如果政治清明，那麼風調雨順，反之，各種自然災害就會接踵而至，算是老天對天子的警示和懲罰。換句話說，老天用自然現象來獎懲天子的功過。

《國語·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周將亡》就是一則代表性的作品。太史伯陽父將自然災害與國運聯絡巧妙地聯絡在了一起，事情是這樣的。

周幽王二年，涇水、渭水、洛水流域都發生了地震。時任太史的伯陽父就仰天長嘆：“西周要滅亡了。”他認為，天地之氣，次序很重要，如果位置錯亂，老百姓就會大亂。陽氣出不來，陰氣不能散發，就會發生地震。如今三條河流都發生地震，就是陽氣不在其位而壓制了陰氣。那麼，河流的源頭會阻塞，水源被堵塞，國家必定滅亡。因為土地乾枯，百姓沒有收成。過去伊水、洛水枯竭而夏朝滅亡，黃河枯竭而商朝滅亡。山崩水竭就是亡國的徵兆，河流枯竭，山嶺會崩塌，不用十年國家必定滅亡。凡是上天厭棄的，不會超過這個極限。

那一年，三條河流果然枯竭，岐山崩塌。九年後，周幽王被殺，周都東遷。

太史伯陽父的解釋咋一看貌似很有道理，其實，主要是因為古代百姓基本是靠天吃飯。假使遇上自然災害，比如干旱蟲災，國君要是賢明，就會竭盡所能來解決老百姓的饑荒問題，相反，荒淫無道的國君只會繼續享樂而將黎民的疾苦拋諸腦後。所謂的10年時間期限，其實就是考察一位國君是否願意並且有能力帶領老百姓走出困境。如果無法擺脫困境，那麼不好意思，國君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老百姓就會揭竿而起，擁立新君即位。

當初，五帝的德行一個比一個好，不也是洪水滔天嗎？如果沒有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地在外治水，老百姓何處為家？不說別的，漢景帝在位之時，天災多得讓人大跌眼鏡，那是否意味著漢景帝到了天人共憤的地步了呢？並沒有，漢朝非但沒亡，而且以文景之治開創了西漢的盛世。

雖然，今日地球上的過度砍伐、溫室效應等等人類活動的確會導致某些自然災害，然而，就古代而言，絕大多數自然現象就是宇宙萬物的正常代謝而已。只不過，那些自然現象被太史們巧妙利用，其目的是勸歷代君王向善而已。您認為呢？

是單純的自然現象，刻意的歷史記錄。

自史前文明起，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就是行為活動就是占卜，而天象，一直是占卜的重要組成部分。《易·繫辭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說的是以天象來預測吉凶。

現代社會可以透過科學解釋各種天象，然而在天圓地方的時代，異常的天象某方面來說，代表著神諭，因為無法解釋異象只能推脫到鬼神之上。久而久之，人們自發的將異常的天象和災禍聯絡在一起。換一種，當發生異常天象的時候，當時的人們就會將天象視為鬼神對人們發出的預示，然後自發的當下發生的大事與之聯絡。

《史記》中出現的彗星，雖然司馬遷沒有明說，但是彗星現後緊跟著記錄當時發生的大事，對於司馬遷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這就是一種神示。

也就是說，發生大事時不一定有異常天象，但有異常天象，一定能找到能對應的大事。

而天災或日蝕月蝕時帝王總愛發個罪己詔，主要就是為了安撫因為理解不了自然現象發生原因而恐慌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