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真刁鑽。

如果不是為了賺錢，我還真不想回答。

好吧，我還是不回答。

司空答日：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唐王朝依然無心亦無力沿著絲綢之路西進染指阿拉伯半島。

        誠然，安史之亂前夕，唐玄宗治下的天寶年間，大唐進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國力也達到了頂點。強盛之下，對外用兵是有的。天寶六年（公元747年）大將高仙芝平定了小勃律（今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天寶九年（750）高仙芝再度奉命出軍，滅了親附吐蕃的師國。這兩次艱難的遠征也標誌著唐朝在中亞的擴張達到了頂點，也意味著大唐的勢力到了帕米爾高原（蔥嶺）一帶，已是強弩之末。這個時候，離阿拉伯半島還遠著呢。

        大唐時期，中東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從阿拉伯半島上的幾個部落擴張成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國。阿拉伯帝國向西佔領了整個北非和西班牙，向東則把整個西亞和大半個中亞攬入囊中，成為大唐、吐蕃之外，影響西域的另一超級大國。

        終於兩大帝國在怛羅斯（今哈薩克的江布林城附近）爆發了一場影響歷史的戰役。

        天寶十年四月（公元751年）高仙芝率2萬大唐正規軍（基本上是安西都護府的全部家底）和葛邏祿部1萬人，從安西出發，傾巢而出遠征怛羅斯城。其時阿拉伯帝國（阿撥斯王朝）出動10多萬人馬（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說阿拉伯軍有20萬人，可謂不嫌事大，人多點夠熱鬧呀）。雙方軍力雖然懸殊，但唐軍將士極其英勇善戰，加上唐軍獨有的強弓硬弩陌刀的助陣，雙方大戰五天，不分勝負，甚至高仙芝一度還佔得上風。然而就在兩軍相持不下的關鍵時刻，僕從唐軍的葛邏祿部反水（有說是被阿拉伯人買通），導致連日征戰的唐軍在內外夾擊下再也支撐不住，終於潰敗。此役唐軍損失慘重，兩萬人的安西精銳部隊幾乎全軍覆沒，僅千餘人得以生還。唐軍是役主動出擊，敢與數倍敵軍鏖戰，最後雖然惜敗，但足已體現唐軍軍力之強悍，同時也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蹟。

        怛羅斯之戰後，唐朝已無力染指帕米爾高原（蔥嶺）以西之地。爆發安史之亂後，朝廷抽調戍邊將士回中原平叛，西部防務更是空虛，許多自漢代以來就已載入中國史籍並臣屬中原王朝的古國均落入阿拉伯人手中，華夏文明從此退出中亞，這一地區開始了整體伊斯蘭化的過程。

        儘管阿拉伯帝國取得了怛羅斯戰役的勝利，但是也屬慘勝，後懾於唐朝軍隊在戰鬥中所展示驚人的戰鬥力，加上內亂不斷，自此也無力東進犯華。

        對漢民族這樣的農耕民族而言，中原江南以外，皆為蠻荒之地，無甚吸引力。大唐經略西域，也是保“絲綢之路”的商貿暢通，護西北邊陲的安寧。對於遙遠的阿拉伯半島，除了風就是沙，大唐實是無意遠征苦寒之地。大唐極盛之時，高仙芝部在安西都護府駐軍也不過2萬，估計已是朝廷能派出的軍隊極限了。憑這點兵力，在怛羅斯已無力撼動阿拉伯帝國軍隊。所以，就算無安史之亂，大唐帝國亦無力飲馬阿拉伯半島。

        大唐以其無比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打造的盛世一直讓後人津津樂道。大唐無須外侵，已讓千邦來朝、萬國來貢。中華民族從不好戰，也不怯戰，“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迸發出的鏗鏘血性，一直在激勵炎黃子孫去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不會。安史之亂前，雖然大唐盛極一時，但內憂外患並存，即使沒有安史之亂，也會逐漸衰退，對外擴張已經不可能。

盛唐時期，唐軍戰鬥力已經與貞觀年間想去甚遠，再也沒有能夠一戰滅大國的名將和虎狼之師了。李隆基的盛唐實際上有些名不副實，在軍事上並沒有戰略性的勝利，只是在維持原狀的基礎上稍有進展，完全談不上開疆拓土。

開元年間，李隆基經過幾次失敗或者無功而返之後，確定了對外的“持重安邊”政策，以防守反擊為主，依靠國力消耗周邊敵人，反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但後突厥被滅，又有了南詔、回紇、新羅三個盟友，吐蕃、契丹、奚、渤海國也都構不成威脅。

天寶年間，“持重安邊”轉變為“對外開邊”，貌似積極進取，但毫無戰略重點，竟然是四處樹敵，戰略局面急轉直下。

南詔被楊國忠逼反，天寶南詔戰爭唐王朝損失大軍20萬，南詔投靠吐蕃；

契丹和奚本來是可以靠政治解決的勢力，但安祿山等人任邊境將領後，不斷討伐，加深了雙方的仇恨，中原通往東北和朝鮮半島的通道被斷絕，渤海國得以發展壯大，新羅也與唐王朝日益離心；

西域各依附唐王朝的勢力，在高仙芝等邊境將領的打擊下，與大唐矛盾日深，轉而投靠大食或者吐蕃，唐王朝在西域的統治岌岌可危。

因此，大唐當時外患不容忽視。安史之亂時，如果周邊局勢沒有惡化，安史之亂根本造不成那麼大的破壞。

經濟上，權貴階層日益膨脹、武則天統治時期對人心的破壞，當時唐王朝的統治能力已經開始下降，其主要標誌就是均田制被破壞，逃戶日增。一個以農耕經濟為主的古代王朝，出現這些現象，代表著王朝統治的根基已經開始鬆動。開元年間，李隆基任用宇文融等人進行土地、人口普查，限制稅賦減免特權，才使得盛唐期間國家經濟得以維持，但只是治標不是治本，沒有對政治經濟方面的深入改革，這種問題還將存在，並越來越嚴重；

政治上，李隆基不再重視吏治，而是由李林甫和楊國忠二人把持朝政二十餘年。這兩人以爭權奪利為首要目標，大興冤獄打擊異己，再一次嚴重破壞了唐王朝的政治風氣，也使李隆基後期失去了朝臣的制約，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軍事上，設立了節度使制度，並賦予節度使極大的權力，包括行政、軍事、財政，除了沒有權力世襲之外，與封建分封沒有區別；同時，均田制被破壞帶來了府兵制失效，只得轉變為募兵制，結合節度使制度，造成兵為將有而非國有，進一步擴大了節度使的權力；另外，對朝廷直屬的中央軍隊缺乏重視，由之前的強幹弱枝變為外實內虛，節度使勢力缺乏有效制約。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可能造成王朝崩潰的致命原因，尤其是第一條。即使沒有安史之亂，這些問題也是李隆基之後的帝王的大麻煩。

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改革是不現實的，如果這樣做，將會面臨所有權貴階層的普遍反對，皇帝的統治將會被動搖。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對外戰爭轉移內部矛盾。

如果李隆基還年輕，並且足夠清醒，他應該加深與南詔、回紇的關係，保持與吐蕃、大食等國的戰略防禦局面，調集其餘全部力量，利用新羅，優先解決契丹、奚的問題，再徹底解決渤海國，把唐王朝的實際控制權延伸到東北和朝鮮半島。

如此下來，能夠打破當時唐王朝的政治格局，透過戰爭培養一批新興權貴，與原有權貴勢力抗衡；並藉機消耗已經很龐大的河北各節度使勢力，平了安祿山深耕河北多年豎起的山頭；戰爭收穫可以彌補國家財政不足，並促進國內工商業發展。

不能是南詔，一來南詔是盟友，另外南詔地盤太小、開發程度低，起不到轉移矛盾的作用；

不能是回紇，回紇也是盟友，地廣人稀，無利可圖；

不能是吐蕃，吐蕃相對強大，且位於高原，易守難攻，是最後的戰略目標；

更不能是大食，在解決吐蕃問題之前、在西域有足夠的中原移民之前、在西進後勤通道得到絕對保障之前，不可能在中亞用兵，更別說再向西與大食決戰。當年唐高宗李治在中亞設立的十六州都督府被攻破的前車之鑑不遠，不能犯同樣的錯誤。

總之，盛唐雖然國力強盛，但內憂外患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不具備繼續向西擴張到阿拉伯半島的實力。即使沒有安史之亂、即使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也必須先解決內部問題，再按照順序對外擴張。只有如此，才能打得下來，守得住，否則就如成吉思汗，打到歐洲也不過是“黃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