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土樓，客家先民經漫長遷徙、艱苦創業、流動生活之後，世世代代傳承發揚民族傳統文化，才結出客家人世代聚族而居的大型生土建築——客家土樓這個碩果。它外牆採用版築夯土法建造，高大厚實，堅固無比，護佑客家人安居樂業，繁衍生息，主要分佈在東南沿海永定、南靖、華安、饒平、大埔等縣。

顧名思義，客家土樓糅合了客家人和土樓兩種元素，二者缺一不可，否則就沒有客家土樓。那麼，只有揭開客家人群體，也就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以及釐清福建地區土樓之源頭，才能最終明瞭客家土樓的歷史年代。

所以，搞清楚如題客家土樓有多少年，本文從客家人的來歷與歷史談起，逐層剝筍，考察客家土樓早期誕生及土壤，再結合具體土樓案例，溯本追源弄清其流脈，直至解決問題。

學界認為，客家人祖居中原的黃河流域，歷史上“群雄爭中土，黎庶走南疆”，戰亂災難之下出現五次大遷徙：即首次西晉時的五胡亂華，第二次唐末黃巢起義，第三次宋末金人、元人入侵，第四次明末清初滿人入關，“移湖廣填四川”，第五次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綜合以上五次大遷徙，形成了學界關於客家淵源的兩種說法：其一是中原漢族南遷發展演變說，其二是南遷漢人與南方土著融合發展說。更具體的研究認為，客家民系形成於五代宋初，初源東晉客家先祖南遷，唐末黃巢起義及五代時期再遷閩、贛二省汀、贛二洲所形成。

也有史料記載，公元10世紀中葉唐末，客家先民陸續遷入永定，在17世紀上半期的明末達到高峰。因此，客家民系早形成於唐末宋初歷史大遷徙，是可信的。

夯土建房的源頭早至殷商。《孟子》有“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句，講商代大臣傅說被提拔於版築夯土工作中。

殷商以下，秦漢長城也多為夯土打造，秦朝咸陽宮、西漢未央宮等宮殿，屬於臺榭式建築，在階梯形夯土臺之上，逐層夯築土牆，建起高大的木構房屋。城池更不用說，夯土城牆建得高大厚實，不易攻破，才能確保安全。而今天我們看到的土樓狀貌，四周高高築起，防禦能力出眾，宛似城池的具體而微者。

後來，隋代大興城，唐代東西二都長安和洛陽，將夯土技藝在大興宮、大明宮等皇宮上發展到了更高水平。而都城裡平民裡坊、官僚衙署，也採用夯土築牆，全城從外到內，從城牆到房舍，敦厚粗獷，滿目望去一片土黃。

在秦漢隋唐夯土建造逐漸成熟的同時，戰火紛飛中北方士族開始向南方遷徙，西晉“五胡之亂”和唐末這兩次大遷徙，不可避免地向南方，即今天贛、閩、粵等地帶去成熟的版築夯土技術，在遷徙中文化、技術的交流和碰撞下，逐漸為日後客家土樓的萌芽培植了溫床。這就追溯到贛閩粵客家人最早的形成——公元10世紀唐末宋初。

明清時期，福建永定及周邊的客家人，在歷史沿襲、社會自然環境的作用下，融合當地傳統，大量建成方或圓形土樓，逐漸發展定型，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客家土樓了。

現存資料明確記載的最早土樓是閩西南一德樓，從其樓匾上刻的年代，可知其建於明嘉靖三十七年，即公元1558年，距今已462年。此外，明嘉靖、萬曆、崇禎年間所造土樓甚多，明崇禎六年《海澄縣誌》載知府黃文豪《詠土樓》詩為證:“倚山兮為城， 斬木兮為兵，接空樓閣兮跨層層，奮戈口兮若虎視而龍騰。”顯見土樓在當時的繁盛。可以確定，今天所說的民居建築巨無霸、且仍能居住的客家土樓成熟於16世紀下半葉明晚期。

就目前可見的資料，結合客家土樓在明清的流行，發現土樓在誕生和成熟過程中，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兩種：

（1）約1000年前誕生之初，北方黃河流域作為政治文化的中心，影響輻射四面八方。從長城、城池和宮殿建造上，可見皇家和官方擁有成熟的夯土技術資源。成熟的版築夯土技術四散傳播，包括與南方贛閩粵的交融，最終體現在本地官方建築和民居上。尤其當朝代更替，戰亂紛起，人口遷徙，融合的速度更快。客家人建造民居與此不無關聯。

（2）明代東南沿海受倭寇侵擾，夯土軍事堡壘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保衛疆域同時，也為當地百姓提供臨時避難場所。後來，防賊防匪防獸防水，對軍事堡壘更寬泛的防衛需要產生了，於是土城、土堡遍及民間，遍地開花。該結果無論來自政府命令或者民間自覺效仿，都無關土樓存在併成熟的合理性。

整體來看，客家土樓的出現，並非單方面原因，它要有技術積澱來支撐，要客家人有意識去籌備規劃，然後得著環境大勢的助推，自然孕育成熟，破殼而出。

究其客家土樓變遷之種種因素：首在，要在歷史大遷徙中形成客家民系；其次，經過一代一代客家人對民居的摸索積累，如從生土單屋到五鳳樓，從五鳳樓到方樓，最後到圓樓方告成熟；再次，明清之際的特殊形勢，如倭寇侵邊、遷界移民等；最後，土樓築造技術從官方到民間、從軍用城池土堡到民用民居的滲透借鑑。綜合諸種，遷而演之，演而變之，才造成客家土樓日後蔚為大觀。

為更直觀地理解客家土樓悠久的歷史，現舉永定的馥馨樓為例進行說明。

馥馨樓，位於永定湖雷鎮下寨村，佔地約1300㎡，高4層，牆身全部夯土築成，樓四周挖4米寬護城壕，上有吊橋供通行，該設計顯然汲取北方城池的建造經驗，佐證其與中原的源承。

關於馥馨樓建造的歷史年代，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建於公元769年，至今已有1200多年曆史，持該說的較普遍。只是一座生土建築，在南方潮溼多雨環境中，風吹日曬，屹立不倒支撐千年，令人頗感詫異。

有研究發現，唐末五代以後，閩地出現具有強烈軍事防禦性質的堡、寨，其堡、寨的牆體多以夯土依山而築。這些生土夯築之物，自古至今大多被當地人稱為的“寨”，基本已毀。

那麼結合馥馨樓所在“下寨村”，筆者傾向於認為，馥馨樓是宋初“寨”毀後，於原址上重新夯建，它的始建年代其實就是另一種：元末明初1368年前後。

筆者之所以認為馥馨樓建於明初，還有一個證據，目前所知最早記載“土樓”的文獻《重修虔臺志》講：“福建永安縣賊鄧惠銓、鄧興祖、謝大髻等，於嘉靖三十八年聚黨四千人，佔據大、小淘水陸要道，築二土樓，鑿池豎柵自固，且與龍巖賊廖選勢成犄角……已復攻圍土樓，禽賊首吳長富，斬一百一十九級，獨鄧興祖據樓抗拒，攻之不克……”嘉靖三十八年是1559年，與前述最早且仍存土樓一德樓，僅晚1年。可見明代客家土樓不僅普遍，且建造牢固，防禦功能與效果還挺不錯。

在戰亂匪患野獸橫行的古代，土寨土堡以良好的軍事防護功能，為人們所需要。從馥馨樓前身——宋初“寨”“堡”，可以推斷客家土樓在這片土地上，有著深厚的孕育發展土壤，日後它能夠發展壯大，絕非偶然。

當唐末宋初中原漢人南遷，形成新的客家民系，客家人與土寨土堡一相逢，順理成章便催生客家土樓的萌芽。至此，時代不斷前進，土木工藝尤其夯築經驗日益成熟完善，土樓一而再再而三地新變，終於在明清的客家人手裡，從方樓逐漸開枝散葉，繁衍成橢圓、八角、圓形等不同形狀風格的客家土樓。

所以，回到本題，客家土樓源於唐末宋初，成熟於明清之際，歷史已千年。

公元4世紀西晉永嘉之亂，拉開了中原漢族持續數百年的南遷序幕，從江淮進入閩南的中原移民與當地土著融合，形成以閩南話為特徵的福佬民系，而經江西贛州輾轉進入閩西的中原移民則形成了以客家話為特徵的：客家民系。

明清時期，客家人人口激增，促使他們從內陸向東擴張。離海洋更近的福佬人則受到倭寇侵擾以及隨之而來的嚴厲海禁壓力，開始向西遷徙。兩大族群在閩中大山博平嶺相遇了，這裡山巒起伏，野獸出沒，直到明代中葉還處於蠻荒狀態，正所謂“閩之絕域”。

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龍溪知縣劉天授修篡的《龍溪縣誌》裡並沒有任何關於“土樓”的隻字記載，但是明崇禎六年（1623年），《海澄縣誌》卻記載了嘉靖丙辰三十五年（1556年）進士、廣東廉州知府、海澄人黃文豪的一首《詠土樓》詩，這是有史可查最早一首詠土樓的詩，在此之前，全國所有史籍中都沒有出現“土樓”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專有名詞。明萬曆元年（1573年）的《漳州府志》記載：“漳州土堡舊時尚少，……嘉靖四十等年以來，各處盜賊生髮，民間團築土圍、土樓日眾，沿海地方尤多。”並一一列出了龍溪、漳浦、詔安、海澄的土堡、土樓數量。這是正式文獻中第一次出現“土樓”這一名詞，而當時漳州府所屬的平和、龍巖、漳平都沒有關於土樓的記載，可見在嘉靖年間，土樓僅分佈於九龍江下游兩岸。 明天啟元年間（1621－1627年），龍溪進士陳天定寫給漳州知府施邦曜的《北溪紀勝》說當時“煙火稠密，樓堡相望”，龍嶺（今華安縣城華豐鎮）以下諸村“連山築堡”，可見當時九龍江中下游樓堡之多。如今在九龍江中下游的天寶、上坪、仙都等地仍保留明嘉靖至清初的土寨圓樓，就是實證。土樓之所以首 懷遠樓

歷史學及建築學的研究來看，土樓的建築方式是出於族群安全而採取的一種自衛式的居住樣式。在當時外有倭寇入侵，內有年年內戰的情勢之下，舉族遷移的客家人不遠千里來到他鄉，選擇一種既有利於家族團聚，又能防禦戰爭的建築方式便被採納下來。同一個祖先的子孫們在一幢土樓裡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共存共榮，共亡共辱。所以御外凝內大概是土樓最恰當的歸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