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變法之一，此次變法改變了秦國積弱的現狀，增強了秦國的國力，為秦國統一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商鞅幾乎是憑一己之力推動了變法的進行，其能力是無可置疑的。只因重用刑罰而受後世爭議。

商鞅，本名衛鞅，姬姓。是衛國國君的後裔。到了戰國時期，衛國勢微。商鞅先入魏國，在魏相公叔痤門下。

公叔痤病危之時，魏王和公叔痤商討下一位相國的合適人選。公叔痤便向魏王推薦了商鞅。可是魏王並沒在意。公叔痤知道商鞅的才能，見魏王不用商鞅便提醒魏王殺了商鞅。不為我所用，便為我所殺。後公叔痤心中有愧，便把這件事如實的告訴了商鞅，勸他趕緊逃命去。商鞅這時便說“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最後果然如此。此時秦孝公在秦國發布了“求賢令”，商鞅由魏入秦。

求賢令原文：昔我繆公自歧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商鞅入秦後，先後給秦王推薦了“帝道”、“王道”、“霸道”，最後秦王最鐘意霸道。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商鞅發動變法，立木為信。商鞅變法一共進行了十八年，直到秦孝公去世。商鞅變法雖然停止了，但變法的制度卻保留了下來。

商鞅變法主要是把秦國的一些遊牧文化徹底改變成為農桑文化。重桑農，廢井田等極大的促進了秦國農業的發展，帶來了穩定的稅收。獎勵軍功制度激發了將士的血性。法家講究的公平，在這個時代是最顯著的。當時的秦國皇子犯了錯誤，也必須接受相應的懲罰。真正做到了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但商鞅的法家思想是以刑去刑，就是小錯用重刑，還採取了連坐制度。在這一點上比較苛責。

到河西之戰時，商鞅率領的軍隊大敗魏國軍隊，由此獲封商地為商君。秦孝公也做到了他在求賢令中所說的“與之分土”。

對於後來的負面評價，如重用刑罰，亂世用重典無可厚非。至於刻薄少恩，我感覺更多的是在變法中損失利益的一方對於商鞅的抹黑。商鞅的法家思想與儒家的思想是有很大沖突的，後代的史學家大都是儒家，對於商鞅的做法提出批評也很正常。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商君列傳》

以司馬遷為主的一部分人對於商鞅的評價是偏負面的。但漢朝的劉向則正面的多一點。商鞅在新君上臺後便被處以車裂，其主要原因是在變法中損害了貴族的固有利益，法制的公平使貴族和皇室喪失了特權。這一點再劉向看來這是“盡公不顧私”。

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秦孝公給予了商鞅全力的支援和信任。商鞅在變法期間幾乎是沒有給自己留後路，以他的能力留有餘地是可能的，但是他沒有。為了維持法制的公平皇子犯錯便處罰其老師。也正是這樣秦國透過變法後國力迅速的增強。

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禁止，法出而奸息。

後世變法家王安石對於商鞅是極為推崇的，近代學者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中，有商鞅一席。結合其他幾位政治家，如諸葛亮、張居正等人的經歷，便會看出這種盡公不顧私的品質。

綜合來看，商鞅是一位機具才能的政治家，他有著開闊的視野，具有現實的事幹精神。但他也有很多缺點，過於苛責剛猛，輕視民眾。但不招人妒是庸才，歷史證明，商鞅在當時的做法是正確的，也是最適合秦國國情的。在政治家這個身份上他是佼佼者。

商鞅的一生可以說是為時代變革而出現的殉道者。其在秦國的嘔心瀝血，始終影響著後世王朝的典章制度。

商鞅承襲李悝的法家學說，對李悝的《法經》推崇備至且細心鑽研，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施政、改革的理念。

早期的商鞅在魏國的公孫痤（cuo）身邊做謀士，而公孫痤是當時魏惠王的相國，這使得商鞅能夠參與許多國家的重要決策，積累了大量行政方面的經驗與視野。同時，因為接近高層，也鍛鍊了他的心機，與揣測他人心思的本領。

在公孫痤臨終之時，曾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同時也曾對魏王說過，若不能用商鞅，為免後患，應該殺掉他。可惜魏王並沒有重視商鞅，甚至沒有理會，最後任商鞅自謀生路去了。

對於魏惠王這種毫無眼光的君王，商鞅自然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因此才將希望寄託在了秦國身上。當時的六國之中，趙、韓並未施行變法，齊國是宗室當政，而楚國有吳起的例子在那，都無法給他施展的平臺，所以唯一的選擇只能是秦。

當時的秦國比起中原六國來說，無論是經濟還是文明都要落後，即便是封建制度上也大大不如，甚至國君的權利都有限，戰國早期，秦國國君的廢立都是由貴族操控的。

但也正是因此，給了商鞅施展的舞臺。秦落後的制度所帶來的優勢，就是他不能像中原諸國那樣有嚴密的國家體系。雖然變革仍有阻力，但比起整個體制的阻撓，秦國的貴族體系更容易應對。加上力主改革的秦孝公對商鞅無保留的信任，使秦國短時間就實現了國力迅速發展的效果。

商鞅的變法在秦國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就，在不增加賦稅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國家的稅源，軍事實力也逐步增強，並在此期間與齊國夾擊魏國，使秦軍第一次跨出了函谷關，兵鋒直指中原。最重要的是，商鞅在此期間把新法的內容制度化，成為秦國牢不可破的國體，保證了即便商鞅不在了，新法也會成為秦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也因為變法當中，商鞅觸碰了大量舊貴族的利益，並且變法期間為了樹立威信，矯枉過正，手段過於殘酷（連坐），在秦孝公過世之後，立刻被新君清算。當然，商鞅的功績肯定是看在新君眼中的，但商鞅的功勞也確實太大，甚至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這對於王權的威脅也同樣是不得不除掉的理由。

戰國時期秦國的權臣，如果不懂功成身退的話，幾乎都是下場悲慘的，如李斯、呂不韋。能如範睢那樣善終的，都是明白見好就收的。但對於商鞅這種為理想而“不知”分寸火候的，從他進入秦國的那一天開始，命運就已經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