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能統一中園，始於秦孝公。首先，秦孝公不稱王，這在當時各諸侯都無視周王的情況下起到了韜光的作用，典型的低調做人。

其次，重用商鞅變法，設立郡縣制，加強了中央集權，增加了土地收入，使秦的經濟基礎得到加強。

其三，遷都咸陽，利於秦向東發展。

秦孝公為秦以後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孝公至始皇，秦的基本國策沒大的改變，秦最後統一六國，在戰略上，秦孝公可稱最好！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曾經最輝煌的時代。秦一統後，原地踏步兩千年，本來就走錯了方向，秦夭折，貴族文化終結。沒有最有戰略眼光的人。戰國七雄全部都是輸家。天下為公，君王是客。漢王朝反客為主，以後皆是以王朝為私貨，漢，劉姓一家而已。唐，李姓一家而已。從此君主防臣，勾心鬥角。中華文化逐漸式微。近代終於在吃了兩千年老本以後，被西方超越。

戰略眼光，是為達到最終的目標，具有預見性、統領性、全域性性的謀略、方案、對策，左右天下局勢，主導風雲變幻。很多人看到該問題首先會想到秦國商鞅，商鞅變法，為秦國崛起稱首功，但筆者認為商鞅不算戰略家，商鞅變法首要目標為富國強兵，缺少謀略天下的勢。

戰國初期，魏武卒名動天下，然可惜魏國戰略錯誤，地處中原，四面開戰，終在桂陵、馬陵兩敗於齊，魏武卒精銳盡失，終使魏國一蹶不振，秦國商君也趁機拿回河西。魏國不缺謀天下的目標，乃缺乏謀天下的戰略。

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性者，不足謀一域。具有戰略眼光必須深謀遠慮，而不是謀當下。若論最具戰略眼光國家，當屬秦國。若論最具戰略眼光的人物，也屬秦國後期幾位名震天下的戰略重臣。

第一位，張儀，秦國有統一天下之志，然困於六國合縱，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秦惠王封張儀為相後，遊說各國諸侯，以連橫破合縱，各國也轉抗秦為親秦，為秦國個個擊破提供先機。

第二位，范雎，提出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從此秦國與齊國等遠國交好，主要攻擊、兼併韓、魏，期間爆發長平之戰，使秦國稱霸天下成為現實。

第三位，尉繚子，提出“籠絡燕齊，穩住魏楚，消滅韓趙；遠交進攻，逐個擊破”的統一六國思想，並提出“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的計策，最終使秦國統一天下。

此三人的戰略思想，一步一步讓秦國完成了從東出到稱霸，最終統一天下的戰略目標，雖從未到一線親身指揮戰爭，但秦統天下逐漸成為大勢，真正的戰略家在於改變天下格局，左右天下局勢，不爭一時一城一地，而爭勢，勢成，則天下定矣。

謝邀。我個人認為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秦惠文王比較有戰略眼光。公元前316年，也就是秦惠文王更元十年，秦惠文王派司馬錯帶兵進攻蜀國，破蜀軍於葭萌關，滅蜀國。當時如果秦國控制了巴蜀，從水路可以對楚國的後方產生巨大的威脅；相反，楚國如果控制了巴蜀地區的話，就可以形成繼函谷關、武關的第三條北上攻秦的道路。如果讓楚國控制巴蜀地區，對秦國來說是有著巨大風險的。巴蜀地區比較富饒，為秦國統一中原有著巨大的貢獻。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沉淪，天下禮崩樂壞，諸侯相伐，群雄競相逐鹿中原。在這一混亂時期，梟雄、能臣名將、各家學術建立者等等層出不窮，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名人產出最為豐富的時期。然而，這麼多梟雄、能臣名將、各學術流派帶頭人，真正能談得上“最”有戰略眼光之人，卻屈指可數。

鄭莊公，是開創了春秋爭霸格局之人，他應該算是當時最有戰略眼光之人。但是他死後不到一年，鄭國就陷入了內亂，從此一蹶不振。到後來，曾經的東周“小霸”，竟淪落成霸主們爭霸的出氣筒，朝晉暮楚，惶惶不可終日。鄭國的沉淪，與鄭莊公本身的戰略失誤密切相關。所以，儘管鄭莊公在當時堪稱“最”有戰略眼光之人，可是從更長的時間段來說，他的戰略失誤卻導致了鄭國的沒落。因此，他能稱得上“最”嗎？

鄭莊公的例子，是說明了在天下大亂的格局之下，所謂的“最”有戰略眼光，往往侷限於一時；而真正的“最”有戰略眼光之人，其所作所為往往能惠及數代人甚至是數百代人。

春秋戰國時期第一位“最”有戰略眼光之人，是楚武王。楚武王在春秋戰國時期，第一個意識到分封制弊端，率先創造了縣尹制，這是後續郡縣制的雛型。分封制是周王國統一天下後，為了更快速地實現殖民天下的願望，因勢利導而推出的一項制度。在西周初，分封制使得周人快速得到了天下，但在西周末時分封制致使周王室的集權程度大大降低，最終導致了西周的覆滅。為了改革分封制弊端，楚武王在滅了權國後，將權國改成權縣，極大地增強了楚國的中央集權。因為楚武王的這項改革，在春秋時期，楚國成為了發展最為迅速的諸侯國；在戰國時代，楚國也是七雄種土地最為龐大的國家。因此，楚武王可謂是春秋戰國時期第一位“最”有戰略眼光之人。

春秋戰國時代第二位“最”有戰略眼光之人，是管仲。管仲在齊國推行了系列改革，其中有兩項是針對經濟制度方面的重大變革：其一，就是改革舊時周王國體制下的“藉田制”，將土地私有化後再“相地而衰徵”；其二，就是“官山海”改革。前者是因為藉田制下，民眾生產主動性差，造成了“不告之以時，則民不知；不告之以事，則民不為”的極大弊端。為解決這一弊端，管仲乾脆將土地分配給農民，然後再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而徵收不同的稅——這就是所謂的“相地而衰徵”。“官山海”改革，是齊國在大部分土地私有化後，為保證齊國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而實施的一項保障措施：透過官營自然資源，利用其壟斷地位而獲取壟斷利潤。齊國稱霸雖然只持續了數十年，但是管仲的這兩項改革，對後世的影響無疑相當巨大。改革“藉田制”，自然不用再提；“官山海”思想，直到現在仍然在使用——只不過，官營的商品已發生了巨大變化。

春秋戰國時代第三位“最”有戰略眼光之人，是晉獻公。晉獻公在位期間，在晉國消滅了桓、莊之族，並把非嫡子的其他兒子紛紛趕出晉國，從此晉國國內“無公族”。晉獻公此舉，極為殘忍、血腥，嚴重違背了宗法制思想，為當時人列國所詬病。然而，晉獻公在晉國清除公族之後，又在晉國建立起了“尊賢尚功”的用人體制，使得晉國徹底擺脫了舊時周王國體制下遺留的宗法制弊端，讓晉國國力蒸蒸日上，春秋的數百年內都是強國，長期與其他東周強大諸侯國爭霸。為了確保後世晉國公族勢力不會再捲土重來，晉獻公還新創了一個方法——“詛無蓄群公子”。所謂“詛”，即祭神使之加禍於某人之禮；後世哪任晉國國君敢再晉國留下眾兄弟，就要遭受天譴！所以，後世晉國國君無人敢違背。這無疑確保了晉國長期都保持“尊賢尚功”，而不是“親親尚恩”。

春秋戰國時代第四位“最”有戰略眼光之人，是呂甥。呂甥，也稱呂詒甥或瑕呂詒甥。他是晉惠公親信，是典型的“夷吾黨”。但是，不可否認，他也是一位當時“最”具有戰略眼光之人。韓原之戰失利後，晉惠公被秦人俘虜，戰敗又為晉人所嫌棄。在此艱難形勢之下，呂甥作為晉惠公與晉人之間的溝通橋樑，順勢在晉國推出了兩項重大改革：“作爰田”與“作州兵”。“作爰田”，是將原本屬於晉國公室的土地，全部私有化，分給晉國“國人”。這一舉措，無疑是即將回國的晉惠公討好晉人之舉。但同時，土地私有化後，改徵賦稅，又起到了齊國管仲改革藉田制同樣的效果。“作州兵”，是改革西周鄉遂制度下只徵兵於“鄉人”（士人、國人）的做法，將徵兵物件擴張至“遂人”（野人）。這項改革，是開創性的：晉國從此成為第一個“遂人”（野人）也要當兵的諸侯國，兵源大大擴張。晉文公回國後僅數年，晉國軍隊最高時就曾達到六軍規模，與周天子比肩，呂甥改革，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