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場叛亂，安史之亂的爆發不僅成為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更是對此後千年中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且深刻的影響。

“安史之亂”前後綿延連續八年之久，戰爭之中無數百姓流離失所，被迫踏上未知的逃亡之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人間慘象長期籠罩在這片曾經創造過輝煌文化和功績的土地之上。唐朝，這個中國封建歷史中的最高峰，這個曾經創造過“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偉大帝國，為什麼會在一場叛亂的打擊下就迅速走向衰敗？難道帝國百年的繁榮只不過是一場虛假的表象？

節度使本來是唐朝為了穩定邊疆統治、允許各地能夠隨機應變地就地處理與各個少數民族的關係而設定的，在節度使就任之時，皇帝會親自授予旌節以全權行使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權威，關鍵時刻擁有先斬後奏之權，因此權力極大。

“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顓誅殺。”

《舊唐書》

在此後的歲月中，由於邊疆局勢更加錯綜複雜，再加上古時交通不便，中央不可能及時處理所有問題，所以地方節度使的權力更是受到了無限發展。到唐玄宗末年，地方節度使管轄的地方猶如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地方節度使不僅手中掌有地方的軍事和行政之權，後來更是連財政稅賦之權和土地經營之權也掌握在了自己手裡。手中有錢有權又有軍隊，地方節度使的野心極度膨脹，蠢蠢欲動發動叛亂必然是在所難免之事。

雖然曾經有著“開元盛世”的榮光，但到了玄宗天寶末年，帝國一片歌舞昇平之下卻隱藏著及其嚴重的社會危機。

經過隋末長期戰亂之後，為了使天下百姓休養生息、迅速恢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唐朝初年帝國政府沿襲承自北魏的均田制來刺激百姓投入農業生產之中。所謂“均田”，顧名思義就是帝國按照人口分配無主土地以供百姓耕作的制度。“均田制”的施行使大量無主荒地得到了充分開墾，為唐朝初年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大量荒地的開墾使帝國的自耕小農人數大大增加，在保證中央稅收的基礎上極大的加強了中央集權。

然而自武則天時期開始，均田制逐漸開始遭到破壞。在豪強貴族肆無忌憚地土地兼併下，無數百姓失去了自己賴以為生的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除了一部分依附於豪強地主之外，剩下的絕大部分不得不踏上了逃亡之路。自耕小農階級的減少不僅使中央稅收不斷減少，更是極大地削弱了唐朝的統治基礎。

以均田制為基礎，唐初實行一套“閒時為農、戰時為兵”的府兵制度。在這一套制度下，帝國不僅解決了無法供養龐大常備軍以維護帝國統治的問題，甚至還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在均田制開始瓦解後，府兵制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無數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了生計只能不斷逃亡流浪。

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流民問題，早在玄宗初年便不斷想辦法解決這一問題，但終因為治標不治本而無疾而終。無奈之下，中央政府只能允許地方各節度使招募流民客戶為軍以解決嚴重的社會流民問題。

雖然透過募兵制暫時解決了社會流民問題，但是由此各地節度使的力量卻開始不斷壯大，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卻遭到了極大的削弱。此外龐大的地方軍隊都需要中央政府出錢來苦苦維持，結果不但是花自己的錢為別人養了兵，而且還使自己陷入了更加嚴重的財政危機。

經過數十年的“開元盛世”的歌舞昇平後，帝國的統治集團逐漸陷入了耽於享樂、腐化墮落的奢靡生活。為了維繫自己的這種奢侈，統治集團不斷加大對百姓的壓迫剝削，頻繁的土地兼併和繁重的稅收使天下百姓不堪其重，社會問題日益嚴重，階級矛盾不斷加深。

除了加大對百姓的剝削外，統治集團內部為了權力也是在不斷的明爭暗鬥，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前後掌權二十餘年，帝國朝堂被弄得烏煙瘴氣，而安祿山也是在這種條件下進入了玄宗的視野之中。

安史之亂的爆發絕不僅僅是因為安祿山、史思明的出現而引起的，安史之亂是玄宗末年各種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安祿山、史思明只是徹底點燃這種矛盾的一個導火索而已。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即使沒有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出現也還會有其他人的出現將唐帝國推入無底深淵。

必然，給蠻夷奴酋們發綠卡，又給蠻夷永久居留，導致蠻夷越來越多，而唐朝是以軍事集團立國，李淵用突厥人幫忙打天下，以至於後來的帝王，使用回紇人，沙陀人等各路蠻夷兵打仗，以蠻夷兵制約蠻夷兵，鬧出安史之亂，導致無法收拾潘鎮割據的大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