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國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李長之撰寫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的第七章第六節認為 ,司馬遷的根本思想是道家。鄙見以為 ,司馬遷思想中確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因素 ,

讓人們記得曾經是怎樣的，還原曾經的歷史，如果沒有司馬遷，現代人對很多歷史將是一片空白，我現代人對思想昇華提供前所未有的思維

說司馬遷與道家，也是說司馬父子與道家的關係，也等於說《史記》對道家有那些記載與評價。

漢初七十年，一方面“漢承秦制”，又一方面實行“黃老之治”，使經歷秦末大起義的勞苦大眾得以安享太平，儘量避免對外戰爭。因此漢初經濟獲得發展及繁盛，即“文景之治”。《史記》中，高祖、呂后、文帝、景帝、武帝初期的本紀，蕭何、曹參等大臣的世傳，都對“黃老之治”進行了讚頌，而黃老學說的核心思想就是道家的學說。“黃老之治”的七十年，在中國史上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道家學說在中國史上唯一一次明確的勝利就是這一時段，留下“蕭規曹隨”、“文景之治”等千古佳話。司馬父子對這一歷史時期的體悟和讚頌，也是後人需要深刻認識的，尤其處於所謂獨尊儒術的武帝時期，司馬遷對漢初七十年的反覆稱頌和詳盡記載，不能不說是有深意的，比如前七十年的無為統治與武帝的有為而多欲的統治，如此分析，誰能說司馬遷是信奉和頌揚武帝朝的儒學儒術呢？又比如漢初四任皇帝與武帝相比，所佔的篇幅也是多出了許多，而且實際上《史記》並不能寫盡武帝本紀（可惜《今上本紀》早已遺失）。

《史記》對道家的直接記述，見於《老子韓非列傳》。傳中，十分簡略地描寫了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等道家人物，以及他們的著作與主見。

《史記》對道家的直接評價，見於《太史公自序》。文父中，司馬遷全錄了父親留下的傑作《論六家要旨》。司馬談生長在“文景之治”時，又專修了道家理論，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先後論述了陰陽，儒、墨、名、法五家的得失，而獨重道家，推許道家為第一，是天下所有學問裡最大的學問，有“海納百川”的大道之勢。當然，他在文章開言便說，一切學問都殊途同歸，天下歸一。這是更為核心而高妙的理念，對現實社會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這篇論文，司馬談寫成於兒子司馬遷出生前，亦即武帝朝政策轉向儒家之前。子承父業，這篇論文或父親的精神對司馬遷的影響肯定是畢生的，《老子傳》最後說“老子深遠矣”，父親對兒子的影響無疑也是深遠的。

《史記》對道家還有什麼論述嗎？那就在堪稱偉大之作的《貨殖列傳》中。《貨值列傳》可以說是《史記》的最後一篇，也是非常成熟、擺脫個人苦難後的昇華之作。開篇，司馬遷直接指出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是不切實的，過時的，再也行不下去的，雖然老子的理想是美好的，善意的。而在接下的論述中，司馬遷發揮了許多道家的觀念，如他認為統治的策略最好是“善者因之”，因，即順應自然、順應民心，使社會與環境保護和諧，並且保持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貨殖列傳》充分表現了司馬遷對道家理論的繼承、批判和創新，從而形成了這麼一篇不朽之作。

總之，司馬父子與道家的淵源是極深的，在《史記》相關的篇章有著十分明顯的表現，尤其司馬遷歷經坎坷，從時代和遭遇中重新認識了道家的文化價值，充分發揮了道家學說的精義。

長久以來,學術界一直就司馬遷思想的傾向而爭論不休:是正統的儒家思想?還是逍遙的道家思想?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司馬遷思想的主導方面是崇尚道家的。

提到道家，黃老，第一反應就是自然主義、無為。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引用了好多《老子》，如《伯夷列傳》中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管晏列傳》中“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酷吏列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等等，關於無為觀點也可以在史記中看出，如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司馬遷主張在社會上也實行無為。這些例子及多就不一一列舉，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司馬遷的思想裡黃老道家思想在影響這他，但是我們也不能說他是一個純粹的道家黃老學派，因為他同樣也尊重甚至是追崇孔子，要不然也不會將孔子寫入世家。

為什麼司馬遷可以寫出《史記》，他自己成為聖人。當然多虧了他的父親司馬談，父親對他影響非常大，可以說沒有他父親，他也不可能寫出《史記》，正是司馬談道家思想對他的影響​，還有從小受到的文化的薰陶，太讓他成為像“孔子”一樣的聖人。

道家雖說是諸子百家之一，但在漢初，也只是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思想是黃老之術。他跟現在的道家是兩碼事。

黃老學派以黃帝和老子為創始人，採納了陰陽學派、儒家、法家、墨家的觀點。

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繼承、發展了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為「道」是作為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為一，恆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主張「是非有，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認為君主應「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透過「無為」而達到「有為」。所謂“無為”就是要求政府儘量不要干涉人們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謂的豐功偉業和政治霸權。

在西漢初期，由於秦末連年大戰，百姓的生活、經濟都受到了極大的損壞，在這一時段，黃老思想大行其道，漢文、景二帝都採用了“無為而治”，對文景之治的產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到了武帝時，漢朝的國力已經恢復，是漢朝的主要矛盾由國力不足、內部封國導致的凝聚力不足，轉向關外的匈奴之禍。黃老的無為而治，已經無法適用國內的發展。

而此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說被武帝採納，自此，黃老之說退出了朝堂，儒家思想獨霸朝堂的時代到來。

至於宗教意義的道家，直到漢末都有道團出現，典型的就是以張角為代表的太平道和張魯為代表的一斗米道。

至於司馬遷的思想，確實受道家思想影響比較多，這主要得益於他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談十分推崇道家思想，說司馬遷與道家，也是說司馬父子與道家的關係。

總之，司馬父子與道家的淵源是極深的，在《史記》相關的篇章有著十分明顯的表現，尤其司馬遷歷經坎坷，從時代和遭遇中重新認識了道家的文化價值，充分發揮了道家學說的精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