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從大元說起，因為大元在政治上採取的是分封制，或者說是貴族共治；地方體系上大元又因為對西亞、中亞的城市自治以及社群自治制度青睞有加，給地方下放了很多權力。在官員選舉上，汗八里的宮廷大多情況下都是由貴族承擔，地方上則從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吏員當中選拔官員。

所以，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只會之乎者也而沒有具體的行政經驗的話，根本不受朝廷的重視。所以你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元朝科舉不興，因為元朝也不需要科舉。如果想要當官也可以，先去官府當吏員，有了一定的行政經驗之後再去參加吏進選拔。但是臭老九們又不願意去當吏員，因為在傳統觀念當中吏員身份卑微，臭老九們認為掉面子，這也是下賤。

再者，元朝也崇儒，並給了儒士很高的社會地位，但是並不以儒家作為統治思想。因為蒙古大汗講究實用主義，更重視能創造社會價值的工商業，而不是代表小農的儒家。同時，元朝由於對商業稅看的比較重，對田賦反而看的不是特別重要，因此也有前元取民最輕，固不可法的說法。

只不過，元朝這套制度因為肆虐歐亞大陸的黑死病成了元朝的催命符。朱元璋上臺後，一來是由於其小農出身理解不了元朝引入域外文明的原因，二來是由於明朝建立後儒家的臭老九們重新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開始對前朝反攻倒算的原因。

所以明朝雖然號稱繼承元朝正統，但是基本上是推倒重來。比如，元朝的社群自治制度就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明朝對社會的高壓控制，包括控制人身自由和人的獨立思維；元朝時期發達的工商業和自由貿易也被明朝摧毀，從此商人成了最賤，工匠變成了朝廷的世襲奴隸；軍士則成為世襲農奴，承受著朝廷和各級官員的層層盤剝而愈發赤貧，甚至有軍士冬天被凍死的記錄，而且作為一個明軍軍士，還得看住老婆，要麼跟人跑了，要麼被大官搶了。

而且，明朝的田賦差不多是元朝的九倍，因為被摧毀的工商業榨不出油水，只能從田賦找回來。為了穩固稅源，控制人口流動就成了絕佳的辦法。這也導致了明朝多餘的農業勞動力人口過剩，畢竟生產資料是有限的，多餘的人口如果無法轉移，那麼勢必會引發民變；同時還有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因為老百姓為了躲避賦稅不得不帶地投充到某個大戶名下成為農奴，明朝大點的大戶有僮僕數千，最後引起的是江南奴變，甚至席捲了華北。

所以，整個明朝也就萬馬齊喑，死氣沉沉。說到這裡你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五個大一統王朝當中唯一一個沒有開疆拓土的王朝，也就是說明朝是一個典型的內斂型王朝。

只不過明吹不願意承認罷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明朝大量的人口不畏艱險逃亡到口外或者是其他少數民族地區，而且還涵蓋很多種類，比如知識分子、農民、工匠和軍人。比如逃亡到蒙古大汗手下的人為蒙古大汗帶去了農業和手工業，提供了步兵和工兵隊伍，推進了蒙古得城市化發展；後期逃亡到俺答汗手下的明朝逃人還開發了河套，建設了呼和浩特。

而且，遼東百姓也有不少逃到口外，因為生於遼不如走於胡，而且他們給滿洲人帶去了農業技術和手工業發展，同時也推動了滿洲人的城市化，畢竟過去滿洲的城，頂多是有一圈土牆的村寨。同時，他們給滿洲人帶去的還有火器技術。

所以，某種程度上說，明朝是因為朱元璋一系列內斂政策自己把自己玩死的，滿洲人的崛起和明末農民大起義加速了這一過程。

全文完

我個人認為危害有一下幾點

一、禁止人員流動也嚴重妨礙了上升的渠道，必然會受到各階層的反對。

二、經濟禁錮導致明朝的社會陷入了死板而停滯的狀態，也終究讓明朝越來越窮，養不起官兵，最終丟了天下。

三、後世的皇帝被文官集團架空，後面的皇帝之所以被架空，其實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因為他們都無法做到如朱元璋朱棣般勤政，自然只有放權給文官集團。加之不信任宗室藩王，一直加強對他們的活動限制，所以文官集團自然會一家獨大，自然會利用所謂祖制來為自己謀利。

錦衣衛和東廠的設立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制的專制政權，但因為權力的泛濫，造成了社會的動盪不安，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錦衣衛，明朝著名的特務機構，前身為明太祖朱元璋設立的“拱衛司”，後改稱“親軍都尉府”，統轄儀鸞司，掌管皇帝儀仗和侍衛。

錦衣衛，作為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特令其掌管刑獄，賦予巡察緝捕之權，下設鎮撫司，從事偵察、逮捕、審問等活動。

1.東廠，官署名，即東緝事廠，中國明代的特權監察機構、特務機關和秘密警察機關。明成祖設立東緝事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首領。東廠是世界歷史上最早設立的國家特務情報機關，其分支機構遠達北韓半島。 明中葉後期錦衣衛與東西廠並列，活動加強，常合稱為“廠衛”。 東廠權力在錦衣衛之上，只對皇帝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從而開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2.明初的軍制比較簡單，其基層單位是“衛”和“所”，每衛轄正規軍士約5000人，其下設所，分為千戶所和百戶所，京城的禁衛軍所轄衛所為48處。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決定改革禁衛軍，建立了十二個親軍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錦衣衛”。 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其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一個頓號，基本上把錦衣衛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門。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的錦衣衛，基本上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麼兩樣，其中比較著名的為“大漢將軍”。

3.這些人雖名位“將軍”，其實只負責在殿中侍立，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說白了，就是是在皇宮大殿上的樁子。當然，這些“樁子”也非等閒之輩，一般都是牛高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氣十足，聲音宏亮，從外表上看頗有威嚴，對不瞭解明廷底細的人有一定震懾作用。大漢將軍在錦衣衛中自成一營，初期約有1500人，到明末，由於官僚機構的膨脹，大漢將軍也一度增加到5000餘人。至於“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於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也是它為什麼能為人們牢牢記住的原因。

4.錦衣衛另一項著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來教訓不聽話計程車大夫的一項酷刑。一旦哪位倒黴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佈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行刑地點午門。在那裡，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早已嚴陣以待。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裡，隨著一“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為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準確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象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另外，錦衣衛擁有特權，無形中令他們可胡作非為、貪贓枉法而又得到了皇帝的“屏障”保護，造成了社會的混亂不堪。所以說，明之亡於廠衛，是間接引起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有了錦衣衛這樣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壓制起士大夫階層、下層民眾就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社會活力的極大降低，這也是為什麼明朝雖有200多年曆史，但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上卻無所進展甚至還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看看滅亡的原因就知道了。

簡單地把明亡的原因歸結為崇禎一朝大臣或者皇帝的責任，這樣的認識是膚淺、片面的。計六奇就提出了這樣的疑問：“謂萬曆以寬馳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他已認識到把明朝滅亡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崇禎一朝君臣的過失是不合理的,並且明確指出明亡“禍發於天啟崇禎之代而所從來久矣”。

開啟網易新聞 檢視更多精彩圖片

查繼佐則在《罪惟錄》中列舉如“兵權過操”、“宦官無制”、“外戚優逸，坐致國弱”、“奉南宮”、“易儲”、“廢后”、“南遷之議”等歷代皇帝的過失，試圖從明朝滅亡過程中來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林時對在《荷叢談》一書中，列舉“三恨五失十五勝算”、“朋黨大略”、“門戶之禍”、“京營之弊”、“天下危亡尤注意相”、“國家三大弊政”、“京畿四輔說等條，從明朝歷史上的制度到朋黨之爭以及崇禎朝以前皇帝決策失誤等方面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這些從明朝衰亡過程中來探究明朝滅亡的原因，比單純從崇禎一朝的過失分析明亡具有更高的合理性。

關於明朝滅亡的最深刻的反思，表現為一些士人對明朝制度乃至歷朝歷代君主制弊端的剖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從切身經歷中痛感明末專制皇帝的昏庸和專制政治的腐敗，尤其是明亡清興，使他們對君主專制的弊害認識深刻，猛烈批判君主專制。

黃宗羲大膽突破綱常名教觀念的束縛，剔除君權神授神秘色彩，用赤裸裸的“利”“害”觀點，論證君權的實質。他指出：“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他尖銳地指出：專制君主為了滿足私慾，“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基於此，黃宗羲斥責專制君主“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黃宗羲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在君主的淫威籠罩一切並得到理學家百般辯護的專制時代，給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顧炎武認為，中國政事“非一人之所能操也”，然而專制君主“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從而導致民眾疾苦，國家窮困。顧炎武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反對‘獨治’，主張‘眾治’。他進而提出了‘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的思想顯示了顧炎武批判君主專制的致思趨向。

王夫之認為：“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他認識到“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已而矣”。他提出，若君主肆意私慾，危害民眾利益，那麼，君主“可禪、可繼、可革”，王夫之對傳統的君主神聖論提出了挑戰。

對明朝制度弊端的剖析較為詳細的還有魏禧，他從科舉制度、宗藩制度、宦官制度等方面反思明朝滅亡。如科舉制，他認為，許多人一輩子專心研究八股文，學不到實用知識，有的到耄耋之年中舉，也“不識古今傳聞之世國之世次，不知當世州郡之名，兵馬財賦之數”。關於優待宗室的制度，他認為這加重財政負擔，“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他批評這一制度時說：“私子孫之心治天下，則天下害而子孫亦害。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學者呂坤注意到明朝衰亡因素中，人民的力量不可忽視,他說，“天下之存亡系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人心"”。並且指出，君主治理天下的政策一定要慎重，否則“一念怠荒則四海必有張弛之事… …苟不察群情之相背，己欲之是恣，嗚呼！可懼矣。”他還進一步指出，人民從根本上決定了王朝興亡,他說：“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這種認識是當時民本思潮的一部分，值得進一步研究。

反思明亡的教訓，除了君臣之責，制度之弊，許多明末計程車大夫歸因於理學與心學的誤國誤民，他們從傳統意識形態出發，對儒學進行了重新的釋義。

黃宗羲認為，儒學本質上經世致用之學，只是理學空談心性義理，使義與利相分，知與行互割，儒學便失去了其本來面貌。深切的家國怨恨，凝重的歷史反思，使黃宗羲寫出了《明夷待訪錄》。此書旨在恭候未來聖明之君前來造訪，其經世致用思想流溢於筆頭心底。

顧炎武也是一位經世致用的學術大家。他猛烈批判理學“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指出理學家將儒家的實學傳統變為敗壞學風的心性空談，直接導致“宗社丘墟”的亡國慘痛。“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王夫之全面審視老莊之學和佛教之法相宗、禪宗，以及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並展開總體批判。王船山甚至認為王陽明的心學只是盜用儒家旗號的佛教邪說，“罪通於天，為浮屠（佛教）作率獸食人之倀”，“近世之名為儒者，且欲誣聖人之言與彼合而雜亂之……陸九淵、王守仁之罪通於天矣。聖人之徒，其膺懲之當如何邪！……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中國淪沒，皆惟怠於明倫察物而求逸獲，故君父可以不恤，膚髮可以不顧。”足見王夫之對於王陽明心學近於佛教的思想特徵之深惡痛絕，他甚至認為明朝末年的學術敗壞和亡天下都是因為王陽明的心學惹出來的大禍。

在明清易代、國破族亡的刺激下，明末清初士人們家透過對明亡由淺及深的反思，對君主專制與儒學的利弊有了比較深切的認識，感受到這種不受約束的君主權力的腐敗和罪惡，從而對君主專制產生了整體否定的意向。也從儒學發展至宋明而變為敗壞心性與學風的教訓中，引申出了經世致用的思潮。

這些思想家的反思超越了僅僅對於一姓一朝興亡的悲嘆，而將此問題上升到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的層面，對君主專制與儒學展開審視，主張分治和限制君權，主張經世致用，這便是反思明亡的最大收穫。

可嘆，明末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在滿清的黑暗統治之下消耗殆盡，在經受了清初剃髮易服的血性屠戮與終清一朝的奴役統治後，漢族士人階層淪為滿清走狗，百姓階層愚昧、麻木。直至辛亥革命後，漢民族的血性與剛性才得到了一定的恢復。

階級固化，人為阻擋社會得流動，兵永遠為兵，商永遠為商，士大夫永遠是士大夫。結果明朝就死在了兵、商、士大夫手裡。水長流而不腐，不流動最終會變成臭水溝。

禁錮經濟發展很好理解，元末元庭濫發紙幣造成嚴重的經濟崩潰，比美國1929-1933年經濟危機還嚴重。這時候新朝建立需要休養生息政策來調節經濟，沒看明朝商稅那麼低嗎？況且明朝時生產力很低。不好影響:經過百十來年經濟恢復，政策卻沒改變，造成朝廷沒錢引發滅亡，連平叛的錢都難拿出來。

防止人員流動古代都這樣，到滿清時滿人還防止漢人和少數民族相互交流和人員流動。當時晉商到蒙古和北方做生意沒被限制是因為在明朝時賣給違禁物品和情報給後金，清朝建立後成為皇商沒限制人員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