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電影《一次別離》中，導演阿斯哈·法哈蒂讓兩個主角一開場便直面鏡頭，在爭吵中各自申訴離婚的理由。這時候，觀眾被迫佔據了法官的視角。也就是說，導演一開始就讓觀眾做好了捲入一場“民事糾紛”的心理準備，並且要求觀眾對“糾紛”像法官一樣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這場糾紛發端於：西敏決定要帶女兒特梅移民，卻遭到丈夫納德的拒絕，因為他堅持留下來自己照顧痴呆的父親。另一個糾紛也由此引起：納德不得不僱保姆瑞茨照顧父親，他們之間卻因為失職和懷疑而發生推搡，瑞茨流產，原本就已焦頭爛額的納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為自己辯白，直面各種困境和考驗。 於是，一場糾紛從家庭內部開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階層之間、文化差異之間蔓延，同時也改變著原來家庭內部的關係。一個意外，像一個突然出現的漩渦一樣，讓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靜的日常生活中突然發生激烈碰撞。 在某種程度上，《一次別離》幾乎是現實主義電影的一個完美樣本：鏡頭對準身邊的普通人，實景拍攝，自然光效，用質樸的旁觀者視角（大量肩扛式鏡頭）貼近而不動聲色地記錄事件，同時洞悉每個人物的真實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昇華為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與多數伊朗電影的非戲劇化敘事不同，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在這部電影中展現了在日常生活語境中塑造人物、編織故事的非凡敘事才能。這部電影中的每個人物都鮮明而獨特。 男主角納德固執己見，堅持原則，在移民和照顧父親的選擇上他從沒猶豫過，不該給的小費他會讓女兒重新要回來。然而，在後續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納德卻多次掙扎了：他想打贏官司避免牢獄之災以便照顧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兒保持真誠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錢來最後解決問題，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執而失去女兒。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在重重生活壓力下艱難地忠於自己的家庭責任、艱難地試著妥協，對別人不免有點冷漠和粗暴的中產階級男性形象，真實而複雜。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顯得靈活通達，易於溝通，也善於用錢來解決問題（比如在搬鋼琴的小事上）。她面臨的基本困境是：她嚮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兒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然而由於丈夫納德的固執她必須要付出離婚的代價。她必須在簽證過期前，爭取丈夫和女兒或女兒一個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棄移民，而突發的“流產糾紛”正為她提供了最後一次爭取的機會。對女兒特梅來說，和母親一起移民還是跟父親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別的選擇，她必須做出自己艱難的決定。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糾紛後，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實都做了錯誤的事情：父親用暴力和懷疑、謊言傷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親用金錢傷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後的選擇，不只是在父母中間二選一，更是是兩種生活方式中（國外的、本土的）的選擇，更是要對整個事件給出自己的道德判斷。在電影最後一個長鏡頭中，納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樓道里等待著特梅的決定，電影意味深長地結束於此，彷彿在說：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終的、最重要的判決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瑞茨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信仰主宰著她的行為。因為身處社會底層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債，她不得不瞞著丈夫帶著身孕去當臨時工賺錢。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須在她最需要的金錢的考驗下堅持自己的誠信，“有疑慮拿錢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賈德則是一個失業鞋匠，在社會最底層飽受貧困和壓抑，脾氣暴躁，對司法系統和上層階級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忍受著喪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著公正和尊嚴（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錢來緩解生存壓力。 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於導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個人物（而不是把他們符號化、道具化），為他們都設定了獨特的處境（壓力和困境），並讓每個人以自己的獨特的價值觀和個性來作出選擇。正如編劇大師羅伯特·麥基所說，“無論他言說什麼，無論他們舉止如何，我們瞭解深層的人物性格的唯一辦法，就是看他們在壓力之下作出的選擇。”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構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法哈蒂的高超之處就在於，他把如此多的鮮明人物（看似）輕鬆地放進了一個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來完成故事的構建。或者說，導演創造了一個豐滿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衝突裡每一個人的處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而且，這些衝突不是宏大的善惡或正邪或是非之間的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瑣碎的善之間、或者卑微的掙扎者（常人、自我保護者）之間的對抗。 “設計故事能夠測試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測試他對社會、自然和人心的知識。故事要求有生動的想像力和強有力的分析性思維。”麥基在《故事》中說。 無疑，這部電影顯示了法哈蒂對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獨特洞察力。他看到了生活內部不可剔除的各種矛盾和張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敗感和壓抑感，包括傳統和現代的衝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階層和人群中的不同影響力，階層之間的不信任感，維繫生活的謊言和對真誠的渴望之間的張力„„而且，他創造出了表達這些洞察的最真誠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說，兒子獨自照料痴呆的父親（據說導演有過類似經歷），在浴室中給他沖澡搓背，突然伏在父親肩上失聲痛哭，這是這部電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獨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動了他，推動著他為這個意象編制出一個動人的故事。 我們可以想象，法哈蒂圍繞著這個意象不停地問自己：他為何會獨自照顧父親？他為何會如此哀傷？他的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曾面臨怎樣的選擇？他將如何解決困難？他在這種特殊的生活境遇中會作出什麼特殊的舉動或衝動？他的生活會變得更糟嗎？他所堅持的東西會不會發生變化？他會如何影響或受影響於身邊的人？這些被他直接影響著的人又是怎樣的人？„„ 故事正是在這些真誠的追問中慢慢浮現輪廓的。這些追問中往往深藏著一個導演的獨特人生體驗和思維方式，也讓經驗逐漸升華，讓日常生活的點滴凝聚進全新的故事形式，迸發出耀眼的光芒。“故事天才——將生活本身創造性地轉化為更有力度、更加明確、更富意味的體驗。它搜尋出我們日常時光的內在特質，將其重新構建成—個使生活更加豐富的故事。”麥基說。 在影像快餐化時代，我們的眼球多數已經習慣了漏洞百出的虛假故事，它們用玄虛來取代實質，用人工來取代真實，用視覺刺激取代心靈對話。資本的過度介入讓影像變得越來越奢華做作，越來越猥瑣暴力，電影淪為毫無感染力的資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當奧斯卡把最佳外語片獎授予《一次別離》時，我們似乎看到即使在這個時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脫穎而出”的，就像麥基的“故事鍊金術”仍然是能引起廣泛共鳴的，但是這些都不能改變資本和電影的基本遊戲，這臺瘋狂的機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質故事來餵食，並塑造著我們的文化。 在這個意義上，《一次離別》正是以“明麗素潔的光”深深地打動了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中的觀眾。法哈蒂用“誠實而強有力的故事”，讓一場虛構的衝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現實。

伊朗電影在國際電影中算是一枝獨秀，除了國家的意識形態造成的被制裁等因素，作為一個YSL教為主的中東國家，在地域上雖然屬於亞洲，但對於我們依然充滿神秘與未知。兩個不同階層的家庭，一段僱主與傭工而起的糾紛，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它更像一部生活的真實投射，每一處細節都展現的是現實生活。不論任何國家，任何信仰，任何階層，都能從裡面看到自己生活周遭的再現，沒有給我們電影常有的戲劇性衝突，意外的波折，兩全其美的美好。夫妻之間長久的爭吵與漠然，沒有溫馨甜蜜的愛，也沒有說走就走的旅程，沒有詩與遠方，有的只是生活冷冰冰殘酷的苟且。用導演法哈蒂的話說：別離是一個開放式，多層面的解讀夫妻間對於子女未來教育觀念的分離納德作為一箇中產階層，雖然生活富足卻有著自己的焦慮與困境，給父親洗澡時附在老父親的肩膀上抽泣，是整部電影里納德最明顯的情感宣洩。在是否移民這件事上不僅有了極大分歧，也使婚姻危機重重。年邁呆滯的父親，相處多年的妻子，尚未成年的女兒。

精英階層對未來的迷茫，掙扎與移民還是留下？更關心下一代是否受到良好開放的教育，這和國內有何其相似。

階級之間的分離階級的邊界不管時代如何變遷，都是一道無時不在的高牆。階級之間的隔閡與矛盾，拋開宗教這件外衣，這個故事放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違和之處。電影中特梅在讀到歷史知識有這樣一句：“在薩珊王朝時期，人們分為兩個階層......上層特權階層和普通階層。”特梅外婆緊接了強調了句：“普通人”。這句臺詞的意義在與；階層的鴻溝歷來根深蒂固。伊朗歷史的薩珊王朝（224年至651年）波斯自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後再次統一，被認為是第二個波斯帝國。高度集權，階級分明，王朝末期皇帝俾路斯逃亡中國，請求唐高宗出兵救國，公元663年被阿拉伯所滅。作為一個精英階層，納德本質上依然是正直的人，時刻保持區分著精英階層底層階級的姿態，時時刻刻都透露著精緻的利已思維，除了對父親的孝順之外，他對旁人冷漠與決絕，對於護工瑞茨都沒有正眼看過。一次次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撒謊，他一點也不關心面對繁重的家務的女傭，甚至父親生活不能自理都刻意隱瞞，當瑞茨告知他不能繼續做下去時，她不知道還要照料納德的父親入廁（在伊斯蘭宗教裡，這屬於教義的禁忌，）他都沒有表現出一點意外，假裝他父親之前是可以自理的。瑞茨孩子意外流產，納德為了維護自己不受法律的制裁，一次次編制謊言，條理清晰，進退自如的展現自我的“能力”。在解決官司上納德所處的地位，同樣受到了司法與證人的袒護。納德給予這個家庭致命的一擊，來自與雙方協商一致賠償時，納德要求“賠償金我可以當面付清，但在這之前，我要親眼看著瑞茨手按古蘭經發誓，她的流產是我造成的。”納德知道這種起誓對自己不會有太多的心理不安，但對於瑞茨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道德之山。納德並不缺錢，對於給錢這件事，納德從來是精於算計的，（這種無意識的行為，來自與職業和階層通病精緻的利己主義）從搬家時只告訴搬家工是二樓就顯露端倪，讓女兒把給出的小費要回來，他可以花錢餵了鴿子，也不願多花一分給為他服務提供勞動的窮人。所以納德不動聲色的惡就體現在此。但這一切發生在自我身上時，也許多數人也會這樣做，所以我們任何的苛責都顯得蒼白無力。護工瑞茨顯然是社會最底層的貧民， 失業消沉的丈夫、鉅額的債務、都沉重的壓在這個柔弱而堅韌的女性身上，法哈蒂的鏡頭較多的表達女性在整個故事中所出的位置。懷著身孕揹著丈夫辛苦做工維持生計，瑞茨勤勞善良，即使被指責“偷錢”時，還念念不忘納德父親的狀況。沒有喋喋不休的抱怨，她所有的拼命與努力都微弱的不起微瀾。而瑞茨一家除了拿古蘭經起誓之外，也只有蒼白的辯解、老公無奈與絕望的揮舞無力的拳頭。一面是堵門要錢的債主，一面是面對傳統信仰的道德困境，當瑞茨放棄賠償的時候，深入骨髓的教義束縛的卻是最需要救助的人，令人唏噓。影片在發生糾紛時，透過旁枝末節使觀眾想當然的認為，這個為了生計欠債的男人，一定好吃懶做，家暴，你看這一切都是這個沒用的男人造成的，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男主為了懇求妻子違心發誓，拼命的敲打自己的腦袋，這個情節已經告知我們，這個男人並沒有家暴過妻子，他透過自殘的方式宣洩自己的無奈與絕望。精英階層過著體面的生活，而底層群體沉默的承擔著社會分工裡最髒最累工作，偶爾的抗爭也如此簡單粗暴力不從心。

以至於連影片裡孩子流產這樣重要的事，都無人問津。底層階層沉默的大多數的發聲都如投入湖底的石子，漣漪都微弱的可以忽略。

父母與孩子的分離女兒特梅成為這個原本分離的家庭的粘合劑，周旋與父親與母親之間，為了不使父母離婚，謊言與沉默的本意是善良美好的，但年少的特美備受內心的煎熬，每一次的眼神，每一次的落淚不僅摧毀著孩子的純善世界，也預示著一個少年向成人過渡所遭遇心裡路程。

瑞茨的女兒天真無邪追問，媽媽沒有偷錢，為什麼還要抓去坐牢？ 兩個孩子都揹負著她們這個年齡不該有的沉重，成人的糾葛都投射在下一代的內心，也許她們會原諒父母的作為，也許她們會怨恨給予她們生活的這個環境。

孩子間的分離兩個天真無邪的孩子間埋下的怨念。兩個孩子，可以預見的不同命運，如兩條相向而行的線，在童年的某一刻成為朋友，接著便是漸行漸遠的分離，形同陌路。最讓人難忘的是面對抉擇時抑制不住的淚水，還有小女孩原本天真爛漫的眼睛裡充滿怨恨的眼神，使這起看似普通的糾紛的矛盾從成人延伸到了下一代。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每次古蘭經的出現，本意是拷問真實，卻都成謊言的擋箭牌。每個人都說了慌，捲入這場衝突的每個人本性善良，都在努力維護家的完整。兩個家庭的女人西敏自信有自我主張，不受傳統的束縛，面對事情要麼解決，要麼離開。而瑞茲只有隱忍與接受來自生活的各種擊打，人都會嚮往美好的生活，但瑞茲沒有選擇的權利。年邁呆滯的父親，如守舊刻板僵化的傳統。納德為了驗證父親受傷，幾欲撤下的褲子，被父親牢牢抓住不放。而為了作證，納德解開父親衣服釦子時選擇了放棄。無處不在的隱喻佈滿整個電影，與納德拷在一起計程車兵、出國的西敏、朗讀歷史的特梅……都需要觀眾慢慢品讀社會的規則與法律，真的體現平嗎？顯然不是！擁有話語權，就可以處處為了維護自我群體的利益發聲，同時以輕蔑挖苦的口氣，嘲諷窮困的階層懶惰愚昧。我們常常會想，這件事發生在自己國家會是一個怎樣的結局？我們不是完人，都有諸多的人性弱點，就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想當然的劃分是非曲直。這種型別的電影，註定是小眾和上座率不高的，不是其不好，而是因為如此殘酷壓抑的生活，沒人想座在電影院被血淋淋的生活再補一刀，一點美好的餘地都不給。電影的精彩在與；在納德與西敏保持距離的坐在熙熙攘攘的走廊，等待女兒的抉擇，這時候音樂響起，字幕升起，你才發現，這部區區30萬美元的電影居然自始至終沒有配樂！看似樸素的電影，處處堅實有力，匠心獨具，漫不經心引出方方面面的問題，卻把思考丟給觀眾。每個人的內心戲都恰到好處，不宣洩也不做作，苦楚與悲傷透過動作與表情適度的表達，而不是我們看到的多數電影戲劇化與刻意渲染。這更像真實的生活場景，就如周遭每個人，不可能把內心的境遇毫不掩飾的表露與外在。這和那些眼花繚亂的特效，時不時煽情的配樂電影相比，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