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安史之亂後為何會造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就必須先了解唐朝的兵制。

唐朝的兵制是沿襲南北朝的“府兵”制，主要起源於後周，這個制度是用有戶籍的農民為兵，挑選其中強壯的，在農閒的時候訓練。每府有一個郎將主持，領軍的稱之為開府，一個大將軍統兩開府，一柱國統二大將，共為六軍。總數不滿五萬人。

唐朝設折衝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每府有折衝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專門負責訓練。兵的編制是十個人為夥，設夥長，五十人為隊，設隊正，三百人為一團，設校尉。有兵籍的人，滿20歲就當兵，60歲就不用當兵了。平常都是在幹農活，在農閒時訓練，要打仗就應徵入伍，打完了就回到各自家裡。《唐書·兵志》記載，唐初，天下共有634府，關內就有261府，所以朝廷的勢力強大，京城的警衛也是靠府兵輪值。

但是到唐高宗和武后時，府兵法就沒有很好的執行，連擔任警衛的兵，都沒有，各個府都是空殼子，整個關內無兵可用；而邊兵卻越來越多，所以安祿山一反，朝廷就沒有抵抗能力了。

沒有兵怎麼辦，不可能坐以待斃啊，所以朝廷想了個法子，對討伐逆賊有功的將領，以及賊將向朝廷投降的，都命他為節度使。再加上唐朝天寶初年，設定了十個節度經略使。從此內地到處都是節度使，藩鎮割據局面就此形成。

其實，唐初的府兵是難以形成藩鎮割據局面的，因為在要打仗的時候，都是臨時任命將領，仗打完後，兵回到自己所屬的府，將上交兵符，所以沒有擁兵自重的人。戍守邊疆的兵，都有使來管理，總管他們的稱之為大總管，後來改為大都督。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的，就稱為節度使，但這個時候還沒有把它做官名，也就是說軍政還是分開的。但711年，睿宗用賀拔延胡做涼州節度使後，就把它當做官名了，也就是軍政合一了。後來唐玄宗又設定了十個節度使。所以節度使基本上就等於土皇帝了，軍政大權全部掌握在手裡。

綜上可以看出，是唐朝本身的制度造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可見再好的制度，到了一定的歷史時期，都必然會有其侷限性。

唐朝是一個讓我們無限嚮往的朝代，輝煌的大唐盛世更是那個時代我們華夏民族最大的驕傲。但是在唐朝中期之後，國家卻逐步陷入到了藩鎮割據的狀態中，隨後在不斷的沉淪當中最終滅亡。

今天我們就來深入的盤點一下藩鎮割據形成的過程：

唐朝立國之處採取的軍事體制是“府兵制”。朝廷只有在戰時才會臨時指派將領領兵，而在平時將領沒有領兵之權，大多數軍隊也就解甲歸田。在這一套體制之下，軍隊的將領和士卒實際上處於一種長期的分離狀態，所以軍隊將領是很難從根本上掌控軍隊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唐朝土地兼併開始大量出現。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隨即開始瓦解，而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則給將領與軍隊長期結合提供了機會。在部隊計程車卒看來，自己的生殺予奪都取決於將領而不是皇帝，於是士卒對將領的依附關係不斷加深。

唐朝本身是一個外向型的王朝，隨著國家強盛而領土不斷擴大，中央政權難免就對一些偏遠地區有鞭長莫及之感。那麼這些地區就需要長期駐守的軍隊和將領，這樣一來就使得地方軍事集團逐步出現。這些地方軍事集團就是藩鎮的雛形。

當然，在這一時期，中央對於地方軍事集團依舊具備有碾壓的實力，所以各地軍事集團依舊還是俯首帖耳不敢對朝廷有絲毫違逆。尤其是將領手中只有軍權而無地方行政權力，所以單靠他自己養不活麾下的軍隊，所以其不能將軍隊私有化！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北方契丹等強悍的少數民族又開始崛起，為了加強地方軍事實力，使得節度使的權力開始逐步做大。尤其到了天寶年間，邊境地區有實力的軍事集團已經達到了十個之多，號稱“天寶十節”！而唐玄宗又賦予其將領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這樣一來,原來單純的軍事集團,就逐漸把轄區內的軍事、財政、民政大權集於一身,成為獨霸一方的封建軍閥。

前面，都是地方軍事集團在逐步發生“量變”，而一個契機卻讓這一切發生了“質變”！這個契機就是安史之亂！

當時安祿山一人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20萬，明顯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他的突然反叛給予了整個大唐帝國沉重的一擊！由於朝廷無法依靠國內現有軍事力量平叛，不得不進一步下放權力，讓地方實力派招兵買馬勤王平叛。

安史之亂直接摧毀了唐朝的秩序，這樣一來，就使得朝廷的節度使政策從邊境地區直接輻射到了全國。當叛亂平定之後，這些各路勤王之師回到自己的地盤便成了新的藩鎮，再加上朝廷對於叛軍中的降將也採取分封節度使的政策，使得一時之間全國藩鎮多如牛毛，最多的時候竟達到了四十多個。

從這一時期開始，藩鎮割據開始正式成為大唐政治舞臺的主角！

安史之亂第一次摧毀了大唐的秩序，但是在叛亂平定之後實際上各地藩鎮雖然林立，但是彼此之間還是處於相互制衡的階段，河朔藩鎮、中原藩鎮、東南藩鎮、邊疆藩鎮四種，其中河朔藩鎮基本處於半獨立狀態，東南藩鎮則還是在從財力上支撐朝廷，邊疆地區的藩鎮負責對外作戰，中原藩鎮的作用是遏制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作用。國家整體秩序依舊還處於一種逐漸恢復的狀態。

在這一時期，中央政權和地方藩鎮進行著反覆的拉鋸博弈，但是就在國家秩序還在恢復狀態的時候，另一次危機則是徹底葬送了恢復秩序的可能——黃巢起義！

黃巢起義宛如再一次的狂風暴雨，而此刻搖搖欲墜的大唐再也經不起這樣的風雨了……尚未恢復的秩序被徹底摧毀，各地藩鎮再也不受朝廷的任何制約，開始肆意攻伐擴充勢力，皇帝、朝廷徹底成了擺設，而四分五裂大唐也在風雨飄搖中走向末路！

形成

(1)藩鎮的設立。

隨著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後討平了東、西突厥、吐谷渾等,使盛唐建立了一個極為遼闊的邊境。唐睿宗時期,朝廷為了加強對邊地的統治,防範吐蕃、回紇的進擾,開始派節度使領兵屯邊。這些節度使及其軍隊,稱為“藩鎮”或“方鎮”。藩是保衛,鎮指軍鎮。

(2)兩次割據

兩次割據戰爭影響極大,黃河流域遭受嚴重破壞,第二次尤為慘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據戰爭中,也遭受破壞,只是比北方少的多。

1. 第一次自安史之亂時開始。形成的原因是內附諸部落結成反唐聯盟。安史之亂(755-762)後,節度使為了維持割據,大肆擴軍,並選精勇組成“牙兵”。德宗與憲宗時發生了四鎮之亂、淮西之亂,並被相繼平息。從此陷於藩鎮六十餘年的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又歸唐朝廷所轄。唐王朝得到暫時的統一,但藩鎮的實權並沒有多少根本的改變。割據的源頭並沒有消除,元和15年(公元820年),唐憲宗被宦官所殺,河朔三鎮再叛,藩鎮林立的局面此後一直延續到唐亡為止。

2. 第二次自僖宗朝黃巢起義(875-)失敗時開始,形成的原因是起義軍被反動武力壓倒,不能成為統一全國的力量,各個割據者得以毫無制約的進行混戰。一些靠鎮壓農民起義軍起家的軍閥乘機擴充勢力,割地稱雄。唐末的皇帝成為各派政治勢力爭權的工具。軍閥經過互相廝殺,也只剩十幾個了,其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和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的勢力最大。他們在軍事上互相排擠,政治上又力圖操縱中央政權,號令全國。而在中央政府內部,宦官和

第 1 頁共5 頁

朝臣又分別勾結藩鎮為外援,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十分激烈。公元907年,朱全忠終於篡唐自立,建立後梁,唐以290年而亡。

原因

一、藩鎮割據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經濟條件、經濟基礎、軍事力量和外界條件。

(1)經濟條件:均田制破壞,庶族地主興起,成為封建社會後期的主要力量。

開元、天寶以來,打破了封建以前的封建等級限制,皇室、貴族、官僚、僧侶和富豪無視政府的均田法令,“比置莊田,恣行兼併”,地主土地私有制有了很大的發展。皇室、貴族官吏憑藉政治特權,以借荒、置牧、包佃的名義佔奪民田。思想上,隋唐時代,佛教與道教都有所發展,特別是佛教更為興盛。僧侶們佔據了大量的土地,成為特權階級。封建商人和一般地主則更多地用買賣方式無限制的兼併土地。這樣,土地迅速地向不同身份的地主手裡集中,使得官僚貴族佔有大部分土地的同時,庶族地主也在急劇地擴充套件土地。

唐朝的藩鎮鎮帥中,有蕃將,也有漢將。這裡的“蕃將”與唐初不同,唐初的蕃將如何史那大奈、契芘何力等人都是歸附的少數民族貴族。而安史之亂前後的蕃將則是少數民族中的寒微部民或賤民,如哥舒翰、安祿山、史思明、田承嗣、李寶臣等。“漢將”也是出生寒微的軍人如郭子儀、李晟等。鎮帥如此,其部將也是基本如此。至於藩鎮幕僚,則多屬庶族士人,如安祿山的謀士嚴莊、高尚等。同時,各地藩鎮與富商大賈結下千絲萬縷的關係。

藩鎮是庶族地主勢力發展的表現,各藩鎮節度使為了保持和鞏固本鎮大土地所有者或大莊主的利益是藩鎮出現的主要經濟原因。可見,均田制的破壞使得長期以來把持政局的門閥大族階層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庶族地主成了封建社會後期的主要力量。這為藩鎮割據創造了有利的經濟條件。

(2)經濟基礎:均田制破壞,租佃制發展,使庶族地主的經濟實力增強,直接影響了唐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

隨著土地兼併的嚴重化,人民流離現象頻繁,最終導致了府兵制的崩潰。大批的均田農民成為流民,他們被迫成為莊田主的租佃農。不僅要向莊主繳納租賦,還得為莊田主服各種雜役,進行無償的勞動。莊田經濟的發展,使庶族地主的經濟實力增強。大莊主擁有大量財富,並招收流亡的農民到其莊田內勞作,直接影響了唐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其不得不依靠地方。於是造成了地方勢力的強大,各藩鎮節度使獨佔本鎮財賦不入於朝廷。結果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

(3)軍事力量:府兵制崩潰,募兵制發展,節度使集財政、軍事、行政於一身,成為獨霸一方的封建軍閥,擁有與中央抗衡的軍事實力。

唐玄宗時期,由於土地兼併和人口的增長,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均田制的破壞使失去土地的農民無力再充當需要自備糧草裝備的府兵,於是募兵制發展起來。招募職業兵戍邊,以節度使統領。長期戍邊,不再更代。當時應募計程車兵多是小販、無賴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軍事訓練,其中很大一部分還是歸附唐政權的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唐政府開始大量任用少數民族人為邊帥,率精兵守邊防。少數民族與漢人相互歧視,節度使利用民族矛盾,減弱與中央的直屬關係。加之蕃將集權於一身,遂擁兵自重,欲脫離中央自立。

(4)外界條件:玄宗時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問題。東北的奚族和契丹漸漸強大,經常對唐進行騷擾;西域的大食有東侵動向;南面的南詔數敗唐軍;西面崛起一個強大的吐蕃,直接威脅長安的安全。所以,需要在邊疆地區佈置重兵。可是府兵制的破壞使各軍府無兵可派,無奈之下,只好變府兵制為募兵制。

二、唐中央政府的腐化助長了藩鎮割據的形成。

(1)政治腐化:自玄宗後期開始每況愈下。

1.聲色犬馬。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唐朝的社會經濟空前繁榮。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集團認為“承平日久”,不再重視立綱陳紀。天寶年間,唐玄宗從此不再過問政事,只想安享逸樂,尤其是納楊玉環為貴妃後,更是專以聲色自娛。為了滿足楊貴妃的奢欲,營建宮室,賞賜無度,耗費了大量的財物。各地藩鎮節度使投其所好,密謀發展。如胡人安祿山,得玄宗賞識,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有實力反叛。

2.奸臣當道。玄宗後期,相繼掌握宰相實權的李林甫和楊國忠都是奸邪小人。李林甫忌賢妒能,“口蜜腹劍”,閉塞言路,專權達十九年之久。楊國忠除做宰相外,還兼領四十餘職,整天發號施令,胡亂處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唐初本以文臣主邊事,但李林甫、楊國忠執政後,改用蕃族寒人,提拔蕃將為節度使,邊鎮的軍事不斷增強。胡人安祿山兼河東、范陽、平盧節度使,兵力達18萬之多。

3.宦官專權。玄宗以來,宦官內掌禁軍,外為監軍,破壞法紀。加之藩鎮與宦官勾結,使藩鎮有時間和空間發展勢力,逐漸與中央相抗衡。

4. 朋黨之爭。朝臣爭權奪利,不惜與藩鎮相勾結,打壓異己勢力。

5. 吏治腐化。玄宗後期開始,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唐中央政府權力下跌,政治更加殘暴,統治者生活糜爛,官吏貪汙成風,人民負擔著繁重的徭役賦稅,人民起義不斷髮生,中央政府難以維持對地方的有力統治,上層建築搖搖欲墜,逐漸失去了遏制藩鎮的能力。

(2)決策失誤:募兵制實施的不得已和節度使任命的不合理。

玄宗(712~756)時期﹐均田制瓦解,建立於其基礎上的府兵制亦隨之瓦解,開始實行募兵制。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設立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這樣一來,原來只管軍事的節度使,逐漸把轄區內的軍事、財政、民政大權集於一身,成為獨霸一方的封建軍閥。

(3)外重內輕。當時承平日久,很多人以為內地可以取消兵備;朝廷還禁止民間收藏武器。京師等於無兵,猛將精兵都聚集在邊鎮上,內外失去平衡。當時全國有57萬軍隊,其中有49萬部署在邊疆地區,為節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萬人左右,局勢由原來的內重外輕變為外重內輕。而且,中央禁軍多是僱來湊數的商販、遊民、富家子弟,不禁訓練,根本不能打仗。在這種內輕外重的畸形局面下,藩鎮割據已是不可避免了。

三、安史之亂是唐由盛到衰的轉折點,也是藩鎮割據形成的導火索。

安史之亂平息後,藩鎮數量激增。當時眾多在平叛過程中立有戰功的將領需要封賞,於是朝廷任命了一批節度使。這樣委任的節度使很多,以致“方鎮相望於內地”。同時一些已經歸順的安史舊將需要安置。朝廷擔心他們降而復叛、戰端重開,因而對他們採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鎮(即黃河以北三鎮,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們,任其為節度使。以後,在山東、河南、江淮、關中等地都設有節度使,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河朔(北)三鎮”節度使分別是盧龍李懷仙、魏博田承嗣、承德李寶臣。

唐朝無力徹底消滅“安史”餘部,將這些反覆亂臣、悍將安插在朝廷鞭長莫及的河朔三鎮,並委以節度使重任,後患無窮。他們在境內任意擴充軍隊,任命官吏,徵收賦稅。不向朝廷報戶口,不讓朝廷在其轄區委派官吏,徵收賦稅。河朔三鎮迅速坐大,擁有跟朝廷抗衡的實力。德宗、憲宗時期,藩鎮叛亂嚴重,中央傾全力平反,憲宗以後,藩鎮重新崛起反叛,中央無力平反,只得承認既成事實。

於是,安史之亂後出現了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強大、互相爭戰的藩鎮割據局面。節度使獨攬一方軍政財權,職位由子弟或部將承襲,不受中央政令管轄。至9世紀初,全國藩鎮達四十餘個,他們互相攻伐,或聯合對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屢圖削弱藩鎮,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續近兩個世紀,至北宋初結束。

原因有四個。

一是時間久。

安史之亂前前後後，用了八年時間，且這八年之間，唐朝經歷了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三代人的努力。對於古代來講，八年時間三代人，相當於政治體系發生了崩盤，而後來的唐朝皇帝，又沒有出現一個像漢武帝那樣雄才大略的人物，局勢只會越來越差。

二是地域。

安史之亂的爆發點以及戰鬥地點，都是北方的雄關重鎮，這些地方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等到收復之後，國家為了穩定，得耗費大量錢財，財政吃緊。

同時暴亂髮生後，有錢有勢的人，會舉家遷徙，唐朝的經濟中心，從北往南，發生了偏移。

三是不信任。

安史之亂髮生後，唐玄宗雖然派了兵馬去鎮壓，但是大將身邊，都有個太監作為監軍，這讓將領們怎麼想？信任是相互的，皇帝不信任將領，將領絕對會留一手，一旦留了一手，雙方就會有隔閡，對於將領來說，反正是打工，為什麼不給自己打工呢？

四是皇帝本身。

洛陽潼關等重鎮被攻破後，唐玄宗想都沒有想，直接跑了。皇帝帶頭跑，這在通訊不發達的古代，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絕對會製造不利於皇帝的言論。

而且，平定安史之亂，皇帝都沒怎麼出馬，用的是藩鎮去打藩鎮，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大家都懂，真正替皇室賣命的，會有多少呢？

安史之亂以後，各地籓鎮借平叛之機大力擴充兵力，慢慢的不服從朝廷管轄，出現了爹死兒接班，或是看哪個節度使不大仗義，下面武將一串聯，把主帥殺死，推舉一個螚服眾的繼任，這兩種情況都不是出於中央任命，都是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然後給朝廷報個表發個文，如果皇帝或朝廷不允許，這些藩鎮就起來造反，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國力衰

敗，根本無力鎮壓藩鎮造反，慢慢就演變成睜一個眼閉一個眼，只要相安無事就行了，默認了這種節度使的繼任辦法。一直到唐憲宗年間，朝廷派裴度，李愬平定了淮西吳元濟，各地藩鎮才有所收斂。憲宗死後，恢復如故 ，藩鎮割據持續到唐朝滅亡。要不後代史家評論，唐就是亡於朋黨之爭和藩鎮割據。究其安史之亂後，控制不了藩鎮的原因就是盛唐過後，物極必反，盛極而衰，國力不繼，再加上後來昏君多，明君少，太監操縱皇帝，這就是主要原因，如果出個唐太宗那樣英明神武的皇帝，肯定情況不一樣了，不知評論的對不，歡迎愛好歷史的眾朋友批評指正。

唐末藩鎮割據的局面肇始於安史之亂，但並非成於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在公元763年被平定，而唐末的藩鎮割據形成，至少得到100年後，隨著唐朝控制力的越發衰弱，這是個逐漸形成的過程，安史之亂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一、安史之亂是藩鎮割據的開端，但並非是源頭

唐朝建立後，經歷太宗、高宗等朝，國土面積不斷擴大，到唐玄宗時期，為了鎮守的邊疆的需要，設立了天寶十節度，這可以說是藩鎮割據的源頭。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十節度兵力強大，自主性強，一旦中央對其失去控制，割據就會形成。

唐玄宗晚年，對邊境擴張越發感興趣，對邊將的控制也越來越虛弱，爆發叛亂和割據這是遲早的事兒，安祿山就冒了出來。事實上，安史之亂前，由安祿山掌控的范陽、平盧二鎮已經有相對獨立的傾向，這二鎮的許多官員都是安祿山推薦任命，大將都是出於安祿山的提拔，其所控制的軍隊也越來越只聽安祿山的號令。

不光是安祿山如此，當時的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也有類似的權力，個別藩鎮具備割據的條件已經形成了。

二、由安史之亂而衍生出來的河北三鎮，是藩鎮割據的始作俑者。

公元763年，隨著史朝義自殺，頭顱被李懷仙割下送往朝廷，安史之亂結束了。史書上描述，負責平定叛亂的僕固懷恩因為懷疑不可告人的私心，請求唐朝政府寬恕安史之亂投降的叛將，將他們任命為實際控制區域的節度使，於是幾乎獨立的河北三鎮產生了。最初的河北三鎮是田承嗣控制的魏博鎮、張忠志（又名李寶臣）控制的成德鎮以及上面提到的李懷仙控制的盧龍鎮（又名范陽，盧龍是軍名）。其實不止這三鎮，當時還有薛嵩的昭義鎮（此時在相衛，後來昭義軍駐地遷徙到澤潞），以及平盧鎮。

這幾家諸侯，尤其是魏博、成德、盧龍、平盧四家，是藩鎮割據的始作俑者。當時這四鎮極為強大，黃河以北以及如今山東、河南部分地區，幾乎都不受唐朝廷所控制。

三、以河北三鎮為模板，越來越多的野心家想要割據

唐德宗時期，因為強行壓制河北三鎮（另加平盧鎮），德宗招到了慘痛的失敗，更因為諸多原因激起了朱泚等人造反，唐德宗被迫出奔。德宗後期逐漸對藩鎮縱容起來。在那些年中，為了對抗河北三鎮以及為了保護唐朝關中漕運生命線等原因，一些新的藩鎮被設立，這些藩鎮原本都是服從唐朝統治的，並非是割據勢力。但是因為唐朝的縱容與無力，這些藩鎮也逐漸萌生出野心來，有些人也冒出和河北三鎮一樣的想法來。

這裡面既有明著乾的，譬如淮西鎮的屢次叛亂，也有暗著乾的，譬如韋皋在西川，直到他死都牢牢掌控藩鎮權力，相當於小王國。

對這些藩鎮下面的官兵來說，擁護一個新的鎮將，也就能得到更大更多的好處，於是很多地方爆發了藩鎮官兵自立節度使或者驅逐節度使的事情，對於這些情況，唐朝不得不表示同意，更加深了藩鎮的獨立性。也就是說，藩鎮的節度使是藩鎮下面官兵所立的，唐廷不過順勢任命而已。

四、唐憲宗平定淮西，短暫實現表面統一，隨即迅速回到原狀

唐憲宗的中興極為短暫，可以看出藩鎮半獨立、甚至獨立，即便在明君憲宗時期也成為了一種習慣。憲宗一死，各藩鎮就又回覆了原狀。

五、唐宣宗死後，天下亂局已成，黃巢一起，各藩鎮紛紛獨立

唐宣宗的統治是唐朝最後的穩定期，他剛剛一死，就爆發了浙江和徐州的叛亂，天下鬧哄哄的。到唐僖宗繼位初年，終於爆發了黃巢起義。黃巢徹底攪亂唐朝最後的控制力，讓本就享有半獨立性質的藩鎮完全獨立，而後天下大亂，諸侯交兵，類同戰國，最後屬於唐朝控制的那些藩鎮也不聽朝廷的了，於是藩鎮割據便完全形成了。

唐朝因為平定安史之亂而添加了眾多節度使，節度地區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

藩鎮割據通常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外地將領擁兵自重，在軍事、財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一直持續百多年直至唐朝滅亡。

其發生是由於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添了許多節度使，而節度使管轄的地區稱為“藩鎮”，唐朝中央政府本以為，可以透過藩鎮來平定一些叛亂，不料藩鎮就是導致唐朝混亂乃至滅亡的總根源。

而藩鎮割據基本上是安史之亂的延續；唐亡以後出現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鎮割據的延續。藩鎮割據的問題對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產生重大影響。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藩鎮成因由來已久，唐朝的建立就是源於藩鎮基礎之上。隋朝末年，群雄並起，李淵長安稱帝時，全國的藩鎮割據已經形成，不過當時還沒有藩鎮之個概念，而是以軍事集團相稱。唐朝建立後，李淵集團經七年時間，先後滅掉李軌、薛舉、劉武周、梁師都、王世充、竇建德等軍事集團，完成全國統一大業。

唐朝統一以後，歷史直接過渡到貞觀年間，由於李世民的個人能力比較突出，中央集權相對完善。而李唐宗室並沒有實權，所以整日無所事事，熱衷於爭權奪利。李治繼位後，原來效忠於唐朝的勢力集團逐漸瓦解，而李唐宗室在武則天的打壓下已經羸弱不堪。所以到中宗即位後不得不在全國設立節度使，下放權力，以維護唐朝政權的穩定。於是節度使逐漸蛻變成集行政、財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最高長官。

唐玄宗即位後，李唐宗室依然沒有做為，唐玄宗的三個兒子還被冤殺。相反，節度使越設越多，至天寶年間，全國共設了九道節度使，共領兵40萬，由此埋下了藩鎮坐大的禍根。而李林甫把持朝政後，不但排擠打壓文官，還猜忌邊境的節度使。當李林甫成功的將四方節度使王忠嗣陷害後，又趁勢崛起了三方節度使安祿山。李林甫為了制衡楊國忠，不斷的在玄宗面前美化安祿山，而安祿山又極善鑽營，不費吹灰之力就將玄宗皇帝哄的團團轉。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和安祿山之間的矛盾白熱化，而此時安祿山的勢力已經水到渠成，所以決定起兵造反。雖然安史之亂最終平定，但是經歷了八年戰亂洗禮，唐朝極盛轉衰，朝廷權威下降，此時重新洗牌的藩鎮勢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歷史彷彿回到了周天子時代。安史之亂之前的藩鎮在名義上還服從朝廷調遣，而之後的藩鎮對朝廷號令已經置若罔聞。代宗、德宗朝都施行削藩以加強中央集權，但成效甚微。於是到了唐憲宗時期，朝廷不得不派兵征討與長安一牆之隔的淮西藩鎮，以解除對朝廷的威脅。

縱觀唐朝歷史，藩鎮的形成和唐朝自身的制度有很大關係，因為自家人得不到重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所以只能將精力消耗在權力的爭奪上，從而使李唐宗室力量在內鬥中不斷的消磨瓦解。此消彼長，而外人迎來了難得的坐大機遇。

首先，咱們先縷一縷為什莫唐朝要設立那個藩鎮的制度。唐朝中期，府兵制已經遭到了徹底地破壞，無奈的唐王朝只能另外找到一種制度，這就是當時唐朝當時的情況。所以當時的募兵制就在唐朝出現。

為什莫反正出現呢？這既涉及到當時唐朝的情況。當唐朝攻滅眾多隋末割據勢力，統一之後，又逐步攻滅突厥國、吐谷渾國、西域諸國、薛延陀國、百濟、高句麗等國家，擴張佔據廣大疆域，還打敗吐蕃、松外諸蠻、契丹、奚等等，吐蕃稱臣於唐朝，松外諸蠻、契丹、奚等勢力歸降於唐朝。但是在唐高宗時期，吐蕃崛起，就和唐朝當時發動了許多戰爭。從唐高宗中期開始，雙方頻繁發生交戰。到了武則天時期，後突厥復辟。唐玄宗好大喜功，邊將無不以拓疆開土來封官發財。由此，唐朝與吐蕃頻繁發生交戰，另外，當時唐朝又要擴張領土，旁邊又有一些比較強大的鄰居，所以當時的唐睿宗就在當時的全國設立了大節度使，來常年在領地鎮守，來抵禦敵人。

當是其實在整個唐朝中後期當時的唐朝的藩鎮並不是許多許多都割據朝廷的，（只有當時的淮河上面的三個藩鎮。）而且當時的唐王朝就是靠當時的藩鎮節度使來拯救的，所以當時就只能繼續封藩鎮節度使（因為當時的他們手裡有兵，而且極有可能不停朝廷指揮，為避免當時造成比較大的叛亂，唐王朝只能選擇封賞。）當時的節度使就是一個土皇帝，因為皇帝把當時他們藩鎮的經濟大權都交給他們了，所以藩鎮割據是個必然情況，也是當時唐朝軍事變革的必要結果。

藩鎮割據，以唐末為烈。中央朝廷搖搖欲墜，難以自保。四面八方軍閥混戰，搶山頭，佔地盤，民不聊生。而這些軍閥往往都是前朝鎮守軍事重鎮的軍政大員。他們在唱，皇帝輪流坐，今日到我家。可沒人管了，有錢有勢有人有槍，中國現代史上為什麼國共兩黨要北伐，國將不國了。必須打倒軍閥，才能實現共和，才能實現中央集權。才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安史之亂”全面爆發後，為了平定叛亂，內地也實行了軍鎮制度，以作為中央在主宰地方事務的支撐點,使中央的 權力得以有效地延伸到地方。

在重要的州設立節度使，管轄幾個州的軍國大事﹔其它州則設立防禦使或團練使，以程控扼守軍事要地。於是江蘇、湖北等地出現不少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等等大小軍鎮。後來又推廣到全國。

安史之亂以後，河北、劍南、河東、嶺南仍然要駐兵戍守，而西北地區（戰鬥最為激烈之地）的軍隊還時有所增；那麼，問題來了，邊疆的重兵無法削減，勢力還有壯大的趨勢；如果撤銷內地諸鎮、裁減兵員的話，勢必又會使內外的軍事力量失去平衡，重蹈安史之亂的覆轍；如果中原地區諸鎮繼續擁有足夠的兵力，就可以維繫內外互相牽制的局面。

所以王夫之說：“夫使祿山之亂，兩河、汝、雛、淮、楚之閒，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關之背，而迫之以前卻兩難之勢，賊其敢輕窺函谷哉！”。

保持軍鎮有必要，但後來，各藩鎮負責人玩起了“世襲制”，即自己殯天后由兒子接替自己繼續當行政長官，最重要公職人員不再有中央任命，而是自己的家臣、部將、心腹擔任；此時藩鎮與中央政府實際上處於平起平坐的狀態，大唐行政命令相對於各藩鎮類似於一紙空文。

藩鎮割據使得地方節度使擁兵自重、日漸坐大，中央政府徹底失去了地方的軍事、財政、人事方面的控制權，這對李唐王朝是至命的打擊；意味著各藩鎮跟唐帝國處於長期獨立的對峙階段，這狀態持續了一百多年，終至唐朝走向滅亡！

唐天寶年前，“國家承平，神器穩固”，經歷了李淵的“開皇之治”、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武則天的“貞觀遺風”、李隆基的“開元之治”等等，積蓄了大量的力量和財富，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那為什麼在安史之亂以後毛病百出，國力一落千丈，且不再享有天朝上國的美稱，對外戰爭也屢屢失敗，人們不禁會問，盛唐去哪了？

唐朝的衰落在兩點，一是藩鎮割據、二是宦官專權。而宦官專權是因為皇帝以為太監沒有過於硬氣的領兵能力（其實並不然），沒有藩鎮的危害，所以才給了他們軍隊，最後玩弄權柄。由此可見，唐朝衰落的重點在於藩鎮割據。

那麼為何唐前期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安史之亂就是答案。安祿山是三鎮節度使，掌握著數萬精銳，而這僅是三鎮，有的身兼四鎮五鎮的，手握重兵。而在盛世，哪家哪戶會想著當兵？所以，唐朝“守邊”的將士遠遠大於駐紮在中原的軍隊。而邊疆守軍距離少數民族近，不斷的侵擾使他們不斷成長，不想中原軍隊了無戰事，只知錦衣玉食，這麼對比，差距便體現了。再者，邊境不毛之地，能同甘共苦的並不是皇帝，而是他們的將領，而離他們最近的大將軍便是節度使，於是他們便願意為節度使賣命。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唐朝的中央軍一觸即潰。雖然在各地的勤王軍和能臣良將的浴血奮戰中，安史之亂被平定，但是前一秒的勤王軍，只要迴歸屬地，就會利用自己手中的兵權，成為當地的無冕之王，與朝廷分庭抗禮。既如此，唐朝的賦稅、徵兵的決定權便在於藩鎮、而非中央。如此，唐中央越弱、地方藩鎮更強。在地方，有聯合的藩鎮吃掉成單的藩鎮，無數的大小衝突，百姓能安居樂業麼？其實早在唐中宗、唐睿宗時期，將領便大多在邊疆（那麼多的邊塞詩便能作證明），形成外中內輕的畸形。雖然沒有形成藩鎮，但依舊有著雛形，而安史之亂只是這個弊端的導火索。就因為唐朝的這個致命的錯誤，致使唐朝一蹶不振。總而言之，唐玄宗後期好大喜功、驕奢淫逸，只是有這樣的錯誤出現，這也要他好好地反省自己。我們也要以史為鑑，不能因為成功而驕傲、因為失敗而氣餒，踏踏實實走好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