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音樂與文學是藝術領域中的兩朵奇葩，在中國的傳統音樂中，除舞蹈，文學也許是和音樂關係最為密切的藝術形式之一。“詩言志，歌詠言。”可見兩者在萌芽期都是一體的。曾經有人主張中國文學的正宗是音樂文學，這話明顯偏激，但也可見以詩為正宗的古代，音樂文學也是佔有相當的位置。
我國的古詩詞從《詩經》起，詩詞與音樂就聯稱並舉。詩經、楚辭、漢魏南北朝樂府、唐律絕、宋詞都是合樂之詩。可見，詩詞與音樂一開始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們在長期發展中相互依附、共存共榮。
遠古時期的歌謠，既是文學的萌芽，也是音樂的萌芽。第一部用文字記錄這些流傳在民間的歌曲的《詩經》,它們收錄的就是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500年所流傳的一些民間歌曲。《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頌之音。”由此可見《詩經》在古代與音樂關係密切，這是毋庸置疑的。從詩經所錄的內容來看,它是春秋時期一部聲樂歌曲集,除歌詞之外,每首歌曲是有旋律的，但是後來失傳了，現在我們只能從文字上去體會詩歌的音樂特徵。《詩經》的第一篇作品《關雎》全為四字句，多有雙生疊韻詞，讀來有一唱三嘆之感。
先秦時代，中國出現的另一個與音樂關係密切的文學樣式是楚辭。這是一種“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詩歌體裁，和《詩經》並稱“風騷”，共同構成中國詩歌的源頭。《楚辭》所收錄的是戰國時期流行於楚國的新興音樂文體。其中“九歌”是屈原在收集整理湖南民間祭祀時所唱的歌,是最能代表《楚辭》特色的作品。楚辭的直接淵源是以《九歌》為代表的楚地民歌，具有濃烈的巫術色彩。屈原是最著名的楚辭家，其作品《離騷》是楚辭的千年絕調。
“樂府”是我國古代宮廷中的音樂管理機構。其設定始於秦代。至漢武帝時期“樂府”機構獲得空前的發展,致使後人將樂府視為漢武帝所立。它的一大職責是大量採集民間歌謠，然後進行改編，後來這些歌謠也被稱為“樂府”。樂府詩是為了配音樂演唱的，相當於現在的歌詞。這種樂府詩稱為“曲”、“辭”、“歌”、“行”等。代表兩漢詩歌的最高成既是樂府詩，漢樂府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敘事性，代表作《孔雀東南飛》，它也是現存古代最早最長的一首敘事詩，是漢樂府民歌發展的最高峰。“樂府”從一個機構到詩體名稱，更是被刻上了深深的音樂烙記。可以說樂府是音樂實現形式的一種載體。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樂府是一種入詩的詩歌，在漢朝和魏晉南北朝甚是流行。
中國的唐代被世界公認為人類詩歌藝術光輝燦爛的時代，四萬八千首《全唐詩》，浩如煙海。詩歌的文學意味增強，但並不代表詩歌就與音樂沒有關係了。古人云：“唐之絕句，唐之曲也。”“今日之詩歌，古之樂也。四言如琴，吳豔如笙簫。”可見唐詩是可以入樂的，而且在當時以著名詩人的詩句入樂為一時風氣。唐詩入樂的例子很多，如白居易的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李益的詩每寫一篇，就被樂工們爭先賂求；還有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泡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真摯感人的詩句配著抒情動人的曲調．這首作品成為了古今送別第一曲。
詞是中國傳統音樂與文學在共同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隨著音樂與文學的進步,人們感到詩的五言、七言、絕句不可變更音節和句式有時會束縛音樂的表現,使音樂不能完美地與詩相結合,恰當地表達人們的情感。而詞是長短句,音樂的節奏感更為強烈,變化也更為豐富。
在創作過程中,必須要處理好詞與音樂的關係,這個關係不僅僅是語言、音韻與音樂之間的感情必需統一,更為重要的是詞的意境,詞所表達的情感是否與音樂所表達的情感相融合,達到詞與音樂的高度和諧統一,從而達到一個完美的藝術境界。
現代詞學家胡云翼首創“音樂的文學”概念，他說:中國文學的發達、變遷，並不是文學自身形成一個獨立的關係，而與音樂有密接的關連。……中國文學的活動，以音樂為歸依的那種文體的活動，只能活動於所依附，產生的那種音樂的時代，在那一個時代內興盛發達，達於最活動的境界。若是音樂亡了，那麼隨著那種音樂而活動的文學也自然停止活動了。凡是與音樂結合關係而產生的文學，便是音樂的文學，便是有價值的文學。胡先生所講的文學，自是廣義上的文學，但是他的表述，運用在詩歌與音樂的關係上，也是十分之貼切。
“唐代的絕句，都是用來歌唱得”。這個也可以從絕句的形式上看出來。絕句是全押韻，所謂全押韻，是指絕句從起句至末句的句尾，句句用韻；要求完全徹底，只要其韻相同，不論平、仄，均可通押。例如：
夜靜觀滄海，風懷獨自開。無情也無奈，歸去約仍來。（《赤灣觀海》）
花香和酒香，踏沙還踏浪。情人在何方？不覺天地廣。（《秋夜西麗湖花間對飲》）
絕句只有四句。五、七言的絕句，有首句押韻與不押韻之別；五言以首句不押韻為正格，七言則以首句押韻為正格。絕句全押韻，就是不論絕句的正格與否，一律起句用韻，而且第三句也用韻，也就是四句全部用韻，平仄通押，一韻到底。
上例《赤灣觀海》，原為首句不入韻的正格五絕，但現在句句用韻，而首句韻腳用的“海”字與第三句韻腳用的“奈”字為仄聲韻，二、四句押的 “開”、“來”為平聲韻，四者同韻，而平仄通協，這樣，便形成了全篇四句平仄（或仄、平）通押一韻的絕句，顯得新鮮、獨特，與眾不同，大有一氣呵成、音韻流轉、樂感優美的效果。
“絕句完全押韻”，正是希望在增強詩歌的音樂性方面，能產生一種新思維，指引出新的方向，絕句的完全押韻，大有一氣呵成的氣勢，使絕句在音樂美方面，更加悅耳、上口，樂感優美，強化了音韻的流轉，使絕句的氣韻更加緊湊和具有連貫性，更適合演唱要求。
在對唐代詩歌的研究中，我發現兩種特殊情況。其一是，專門為了歌唱所作的詩歌，這裡有一例，史載楊貴妃要聽新歌，唐明皇特地從酒肆裡將醉醺醺的李白拽出，令寵臣為其提鞋，宰相為其磨墨，只為求‘詩’作‘歌’，詩成，靜候的宮廷樂師立即按律譜曲。以下是李白的 “宮廷詩”作品, 雖然是命題奉召之作, 但也是優雅空靈, 雍容雋美, 流暢上口, 被譜成歌曲後一定更加具有魅力吧.另外的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詩歌對音樂的專門描寫，這裡有兩個典型，包括白居易的《琵琶行》以及李賀的《李憑箜篌引》都是對描寫音樂的絕妙好詩。以李賀的詩為例，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
湘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
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
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
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
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溼寒兔。
詩人藉助奇特的想象將抽象的音樂轉化為具體的物象，讚揚了李憑高超的演奏技藝；這首詩的構思也很巧妙，開頭一句先寫琴，第二三句寫音，先聲奪人，然後才說到演奏者；寫演奏時，先寫情景，為下文寫旋律作鋪墊；寫旋律，又寫它蘊含的悲喜憂思。詩人充分調動各種感官，寫箜篌演奏的音質美及其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飽含著對李憑技藝的讚美感嘆，全詩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是描寫音樂的絕唱。
廣義上的詩歌，包括詩，詞，曲等，這些創作形式，在內容以及自身的形式體裁上，各有特色。但是在和音樂的交流吸收進步中，所表現出來的相容性，是其他文學所不能達到的。，“詩歌”這個詞語中本身就包含了“音樂”，也可得知，詩與音樂得密切關係。二者互相促進，互相補充，相互交融，像中國詩歌與音樂這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所謂的混合藝術，在世界文學史甚至世界音樂史上，不能不稱之為一個奇觀。
中國古典音樂與文學是藝術領域中的兩朵奇葩，在中國的傳統音樂中，除舞蹈，文學也許是和音樂關係最為密切的藝術形式之一。“詩言志，歌詠言。”可見兩者在萌芽期都是一體的。曾經有人主張中國文學的正宗是音樂文學，這話明顯偏激，但也可見以詩為正宗的古代，音樂文學也是佔有相當的位置。
我國的古詩詞從《詩經》起，詩詞與音樂就聯稱並舉。詩經、楚辭、漢魏南北朝樂府、唐律絕、宋詞都是合樂之詩。可見，詩詞與音樂一開始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們在長期發展中相互依附、共存共榮。
遠古時期的歌謠，既是文學的萌芽，也是音樂的萌芽。第一部用文字記錄這些流傳在民間的歌曲的《詩經》,它們收錄的就是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500年所流傳的一些民間歌曲。《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頌之音。”由此可見《詩經》在古代與音樂關係密切，這是毋庸置疑的。從詩經所錄的內容來看,它是春秋時期一部聲樂歌曲集,除歌詞之外,每首歌曲是有旋律的，但是後來失傳了，現在我們只能從文字上去體會詩歌的音樂特徵。《詩經》的第一篇作品《關雎》全為四字句，多有雙生疊韻詞，讀來有一唱三嘆之感。
先秦時代，中國出現的另一個與音樂關係密切的文學樣式是楚辭。這是一種“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詩歌體裁，和《詩經》並稱“風騷”，共同構成中國詩歌的源頭。《楚辭》所收錄的是戰國時期流行於楚國的新興音樂文體。其中“九歌”是屈原在收集整理湖南民間祭祀時所唱的歌,是最能代表《楚辭》特色的作品。楚辭的直接淵源是以《九歌》為代表的楚地民歌，具有濃烈的巫術色彩。屈原是最著名的楚辭家，其作品《離騷》是楚辭的千年絕調。
“樂府”是我國古代宮廷中的音樂管理機構。其設定始於秦代。至漢武帝時期“樂府”機構獲得空前的發展,致使後人將樂府視為漢武帝所立。它的一大職責是大量採集民間歌謠，然後進行改編，後來這些歌謠也被稱為“樂府”。樂府詩是為了配音樂演唱的，相當於現在的歌詞。這種樂府詩稱為“曲”、“辭”、“歌”、“行”等。代表兩漢詩歌的最高成既是樂府詩，漢樂府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敘事性，代表作《孔雀東南飛》，它也是現存古代最早最長的一首敘事詩，是漢樂府民歌發展的最高峰。“樂府”從一個機構到詩體名稱，更是被刻上了深深的音樂烙記。可以說樂府是音樂實現形式的一種載體。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樂府是一種入詩的詩歌，在漢朝和魏晉南北朝甚是流行。
中國的唐代被世界公認為人類詩歌藝術光輝燦爛的時代，四萬八千首《全唐詩》，浩如煙海。詩歌的文學意味增強，但並不代表詩歌就與音樂沒有關係了。古人云：“唐之絕句，唐之曲也。”“今日之詩歌，古之樂也。四言如琴，吳豔如笙簫。”可見唐詩是可以入樂的，而且在當時以著名詩人的詩句入樂為一時風氣。唐詩入樂的例子很多，如白居易的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李益的詩每寫一篇，就被樂工們爭先賂求；還有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泡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真摯感人的詩句配著抒情動人的曲調．這首作品成為了古今送別第一曲。
詞是中國傳統音樂與文學在共同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隨著音樂與文學的進步,人們感到詩的五言、七言、絕句不可變更音節和句式有時會束縛音樂的表現,使音樂不能完美地與詩相結合,恰當地表達人們的情感。而詞是長短句,音樂的節奏感更為強烈,變化也更為豐富。
在創作過程中,必須要處理好詞與音樂的關係,這個關係不僅僅是語言、音韻與音樂之間的感情必需統一,更為重要的是詞的意境,詞所表達的情感是否與音樂所表達的情感相融合,達到詞與音樂的高度和諧統一,從而達到一個完美的藝術境界。
現代詞學家胡云翼首創“音樂的文學”概念，他說:中國文學的發達、變遷，並不是文學自身形成一個獨立的關係，而與音樂有密接的關連。……中國文學的活動，以音樂為歸依的那種文體的活動，只能活動於所依附，產生的那種音樂的時代，在那一個時代內興盛發達，達於最活動的境界。若是音樂亡了，那麼隨著那種音樂而活動的文學也自然停止活動了。凡是與音樂結合關係而產生的文學，便是音樂的文學，便是有價值的文學。胡先生所講的文學，自是廣義上的文學，但是他的表述，運用在詩歌與音樂的關係上，也是十分之貼切。
“唐代的絕句，都是用來歌唱得”。這個也可以從絕句的形式上看出來。絕句是全押韻，所謂全押韻，是指絕句從起句至末句的句尾，句句用韻；要求完全徹底，只要其韻相同，不論平、仄，均可通押。例如：
夜靜觀滄海，風懷獨自開。無情也無奈，歸去約仍來。（《赤灣觀海》）
花香和酒香，踏沙還踏浪。情人在何方？不覺天地廣。（《秋夜西麗湖花間對飲》）
絕句只有四句。五、七言的絕句，有首句押韻與不押韻之別；五言以首句不押韻為正格，七言則以首句押韻為正格。絕句全押韻，就是不論絕句的正格與否，一律起句用韻，而且第三句也用韻，也就是四句全部用韻，平仄通押，一韻到底。
上例《赤灣觀海》，原為首句不入韻的正格五絕，但現在句句用韻，而首句韻腳用的“海”字與第三句韻腳用的“奈”字為仄聲韻，二、四句押的 “開”、“來”為平聲韻，四者同韻，而平仄通協，這樣，便形成了全篇四句平仄（或仄、平）通押一韻的絕句，顯得新鮮、獨特，與眾不同，大有一氣呵成、音韻流轉、樂感優美的效果。
“絕句完全押韻”，正是希望在增強詩歌的音樂性方面，能產生一種新思維，指引出新的方向，絕句的完全押韻，大有一氣呵成的氣勢，使絕句在音樂美方面，更加悅耳、上口，樂感優美，強化了音韻的流轉，使絕句的氣韻更加緊湊和具有連貫性，更適合演唱要求。
在對唐代詩歌的研究中，我發現兩種特殊情況。其一是，專門為了歌唱所作的詩歌，這裡有一例，史載楊貴妃要聽新歌，唐明皇特地從酒肆裡將醉醺醺的李白拽出，令寵臣為其提鞋，宰相為其磨墨，只為求‘詩’作‘歌’，詩成，靜候的宮廷樂師立即按律譜曲。以下是李白的 “宮廷詩”作品, 雖然是命題奉召之作, 但也是優雅空靈, 雍容雋美, 流暢上口, 被譜成歌曲後一定更加具有魅力吧.另外的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詩歌對音樂的專門描寫，這裡有兩個典型，包括白居易的《琵琶行》以及李賀的《李憑箜篌引》都是對描寫音樂的絕妙好詩。以李賀的詩為例，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
湘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
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
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
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
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溼寒兔。
詩人藉助奇特的想象將抽象的音樂轉化為具體的物象，讚揚了李憑高超的演奏技藝；這首詩的構思也很巧妙，開頭一句先寫琴，第二三句寫音，先聲奪人，然後才說到演奏者；寫演奏時，先寫情景，為下文寫旋律作鋪墊；寫旋律，又寫它蘊含的悲喜憂思。詩人充分調動各種感官，寫箜篌演奏的音質美及其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飽含著對李憑技藝的讚美感嘆，全詩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是描寫音樂的絕唱。
廣義上的詩歌，包括詩，詞，曲等，這些創作形式，在內容以及自身的形式體裁上，各有特色。但是在和音樂的交流吸收進步中，所表現出來的相容性，是其他文學所不能達到的。，“詩歌”這個詞語中本身就包含了“音樂”，也可得知，詩與音樂得密切關係。二者互相促進，互相補充，相互交融，像中國詩歌與音樂這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所謂的混合藝術，在世界文學史甚至世界音樂史上，不能不稱之為一個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