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上的真正失利原因還是體制問題，總指揮沒有能最大限度的整合全國的精銳力量，陸軍，海軍都沒有發揮出最大的戰鬥力。北洋海軍與日軍決戰是，其他海軍在原地觀望，不聽調遣。陸軍也是散沙一盤，沒有精銳的快速反應部隊，都是各地臨時調遣的駐軍和當地部隊節節抵抗被日軍集中優勢兵力擊潰，然後失敗。李鴻章又想儲存實力，又怕擔責，又猶猶豫豫錯失良機！無數電話。

據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說，翁同龢與李鴻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說當年鎮壓太平軍時，翁同龢之兄翁同書任安徽巡撫，定遠之役中臨陣脫逃而為人彈劾，後被命戴罪立功。

後來，翁同書招撫割據勢力苗沛霖而苗叛亂如常，翁因處置失當，結果反激成大變。

這時，還是幕僚的李鴻章便代曾國藩寫了篇漂亮的彈劾詞，其中就有這麼幾句：“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這幾句暗藏殺機，而且還立場嚴正，弄得朝廷也不好意思包庇，便判了翁同書“斬監候”（相當於死緩）。

翁心存聽到訊息，氣得立刻翹了鞭子。朝廷見翁心存被氣死，於心不忍，便改判翁同書充軍新疆。

多年後，李鴻章扶搖直上，做上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翁同龢也做上帝師、軍機大臣，是光緒皇帝最信任的大臣。

但是，兩大重臣彼此間因為私人恩怨而一直不和，如臺灣莊練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中說的：

“他（翁同龢）因與李鴻章之間久懷宿怨屢謀報復，李鴻章不欲戰而迫其戰，在他看來正是挫抑之而困頓之的良好機會，又豈能放過？

至於萬一試而不效，淮軍挫敗，私怨雖報而國事已壞，這就不是翁同龢所著急的問題了”。

如此看來，翁同龢的主戰，頗有挾嫌報復、以私害公的嫌疑。

《國聞備乘》中說，北洋水師黃海失利後，朝廷震怒，派翁同龢前去責問李鴻章。翁見李後問起北洋水師的事情，李怒目而視，不予理會。

過了好大一會，李鴻章才說：“翁師傅總理度支（管理戶部），平時北洋艦隊請求撥款時，總是推三阻四，屢屢駁回，現在才想起軍艦的事情，原先幹什麼去了？”

翁同龢陪笑說：“原先我不也是為朝廷省錢嘛。既然中堂知道事情緊急，為何不多請求幾次呢？”

李鴻章哼了一聲，說：

“朝廷早就覺得我飛揚跋扈，那些清流們又每日參我貪婪，我要再為增撥北洋艦隊軍費的事情嘵嘵不休的話，我李鴻章還能活到今天嗎？”

從以上時人的筆記來看，翁同龢與李鴻章兩大重臣之間的恩怨，對甲午戰敗確實有一定的關係。

李鴻章從朝廷拿軍費，但北洋又十分腐敗，真正的軍費用在軍事上的也就十之五六，剩下的都被各級官員貪了，北洋是李鴻章的私物，中飽私囊，同時李又辦洋務，富可敵國，死後留下的財產幾代子孫都用不完直至今天，其實北洋最不缺的就是軍費，如果李鴻章真的忠君愛國，他大可毀家紓難，但他不肯，拼命向朝廷要銀子，李年年向朝廷要鉅額軍費，但朝廷都知道北洋的錢是貪一半用一半，卻又無法審計，仗也沒打過。當時朝廷軍費開支很大，除了北洋，朝廷其他方向的南洋，福建，疆藏及邊境軍費開支也很大，對內還要剿匪，《走向共和》裡翁說的一句話其實不是沒道理：錢就那麼多，都給了你北洋怎麼辦，猛虎既然不戰，那就讓他消消食。李那麼有錢，卻一直死命問朝廷要銀子，換了誰是戶部尚書都會算算這筆賬。說翁同龢剋扣軍費，其實經不起推敲，雖然翁是戶部尚書，但他只是管，沒有使用決定權，戶部的度支都需報軍機處裁定，皇上太后批准，讓個戶部尚書來被鍋實在太天真了，北洋戰敗是因為缺幾發炮彈錢嗎？當然不是，根本原因就是體制，從上到下的腐敗和李的消極避戰，李有能力有錢但自私怯戰，翁能力差但清廉窮困，現在全讓個窮的叮噹響的翁來背鍋，買來的炮彈裡是沙子，到底是誰的問題？

這個就是為啥要變法的原因，大臣之間不顧民族利益，只是一味的私鬥，導致巨大的民族災難！而日本當時卻能全國擰成一股繩，甲午戰爭敗了，是李鴻章的淮軍勢力的削弱，可是民族卻災難了，清朝也倒下了，其實，他們和帶路黨有什麼區別！

戰爭是國力的綜合體現。

首先，經濟方面清王朝的GDP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生產資料已經嚴重兼併，貧富差距過大。新的生產力由於制度腐朽，和官員的貪婪也沒培養起來。

其次，政治上各個實力各自為政。表面上軍力強盛，實際上都是某一個派系獨自應戰，其他派系看熱鬧或者拆臺，這樣就是某一個集團和日本一國作戰，力量得到嚴重削弱。

再次，主要人物掌管軍隊不嚴，沒有成為強大的戰鬥力。甲午戰爭雖然規模很大，但是持續時間不是很長，所以消耗也不是那麼大。所以軍隊的戰鬥力是決定小型戰役的勝負關鍵。北洋水師是經看不經打啊

在海軍籌建之初，本來是南北洋兩大水師每年各200萬銀子，但從當年就只有15%的銀子到帳，即：60萬兩。以後北洋名義還是有200萬兩銀子的海軍費用，但實際到帳不過50—60萬兩。

北洋水師主要戰艦的購買價格見如下：

定元、鎮遠、濟遠三艘船價格相同，即150萬兩每艘，即450萬兩；

致遠、靖遠合計169萬兩；

經遠、來遠合計173萬；

以上合計790萬兩銀子。但光緒大婚就花費了500多萬兩。說清政府沒有錢，洋人肯定不行——沒錢，你能花500萬兩銀子結個婚？

1892年，翁同龢以黃河大水需要1000萬兩銀子賑災為由，停止海軍所有一切都購置費用2年。可2年後，賑災過去了，連續4年一分不撥給北洋水師，直到甲午戰爭開戰。

2年不買，說是為了救災，還說得過去。4年不撥款，你說不是因為私人恩怨，有人信嗎？

戶部不撥款給北洋水師，雖然北洋也有自己的私庫，但私庫不可能替代戶部的撥款，只能作為補貼。

沒有錢，那北洋水師的訓練就會少，實彈訓練就更少了。

除了不撥款給北洋水師，翁同龢第二個過錯就是挑撥光緒對日本宣戰。李鴻章從構建北洋水師開始，就一直是以防守戰略來建設北洋水師，非常反對以戰為守的激進策略。

防守策略，是適合大清國力不強的實際的，加上北洋水師成軍時間不長，中國海岸線又非常長，在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海軍防禦體系情況下，談論海軍主動出戰，很容易拖垮大清。

但翁同龢只是一介書生，從無戰爭經驗，更無戰略眼光，因和李鴻章之間的私人恩怨，以打壓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和淮軍為目的，挑唆剛成年的熱血方剛的光緒，衝動宣戰日本。

甲午戰爭，使得中國失去了東亞國際上的話語權。原本注重中國的英國，在1902年和日本結盟，成就了日本海軍的鼎盛。

甲午戰爭，對於中國完全是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對於日本吞併朝鮮，外交途徑是最好的選擇。要讓英國介入朝鮮事務，只需要給予英國一些好處——比如幾筆借款即可。

另外即便日本成功吞併朝鮮，對於大清並非壞事——時刻提醒自己要奮發圖強，否則將如同朝鮮！而不是被朝鮮帶入衰落時代。

路人甲:好無聊啊。

路人乙:我也是。

路人甲:咋辦呀。

路人乙:要不咱們乾點混淆是非的事兒吧？

路人甲:怎麼來你說。

路人乙:咱把中堂大人的髒水勻點兒到翁師傅身上如何。

路人甲:好主意，辦他。甲午戰爭中的清朝陸軍

梁宏達先生曾經在他的一期節目裡面談到過甲午戰敗的事，談到李鴻章的責任問題，梁先生紅口白牙說道:這事得怪那翁同龢，是他壓著不給撥銀子，李鴻章才沒錢買炮彈……云云。從此梁先生便不在關注之列。當然人家壓根不在意。但是我在意呀。我不關注和我歷史觀完全相反的人。

翁同龢卡北洋的銀子是事實。光緒十四年，李鴻章奏請加修從天津到通縣的鐵路，需加撥200萬兩銀子，慈禧當時就允了。李鴻章還沒來得及樂呢，那邊翁師傅一盆冷水澆了過來:萬一洋人順著鐵路打到京城可怎麼辦呀！李鴻章當時就傻眼了，這壞事幹得跟學雷鋒似的，我竟然無言以對。鐵路的事就這樣胎死腹中。又光緒十四年，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上書要銀子，眼瞅著小日本的海軍日益壯大，而北洋這邊都多年沒有升級裝備了，這真要打起來，咋辦呀。皇帝當然沒理由不準呀。可是錢就是不到。李鴻章親自去討，還是沒要到。原來戶部沒錢了。沒錢當初為什麼應允呢？玩兒呢。光緒當然不敢拿國防大事鬧著玩。但是有人敢。翁師傅就敢，把原先準備給海軍的銀子挪別的地方去了。哪兒去了，興許賑災了，興許祝壽了，反正沒了。李鴻章就這樣接二連三的吃著啞巴虧。不就是當年李鴻章參倒了他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哥哥翁同書嗎？他哥哥不該參嗎？棄城而走，又被苗沛霖涮著玩，朝廷的臉都丟盡了。可這是私人恩怨嗎？國家危亡還不比你的家仇要緊啊。

可是列位看官，你們就不覺著奇怪嗎？翁老師這樣的攪屎棍怎麼就坐到了財政部長的位置上去了。還坐的特別牢固。誰給他那麼大膽子接二連三的的攪局軍國大事的。這裡邊當然有他最得意的弟子，當朝的皇上光緒呀。光緒對自己的這個講道理如吐蓮花的老師實在是太過縱容，把尊師德看得重於國家事，才導致了北洋水師的外強中乾。可是這種情形難道就沒有人能夠改變嗎。當然有，就是大清的實際掌控者慈禧太后。要說這老太太，說她只在乎自己的權位不顧國家危亡是一點沒有冤枉她。又想用李鴻章來強撐大廈，又放任翁同龢在下邊抽梯子，這是什麼招啊。這是高招。國家滅亡她肯定是不接受呀。但是這個國家裡要是出一個左手掌握強大陸軍，右手統領強大海軍的李鴻章，那她更不能接受啊。這讓她如何安睡。

瞧瞧愛新覺羅這一家子，滿腦子的私心雜念。大清如何能不亡，北洋怎能不覆滅。所以這盆子髒水啊，還真不能全往翁師傅身上潑。翁師傅只是一條瘋狗，解開鏈條的人才要真正負責。

只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以財政入不敷出阻斷了北洋水師的年度撥款，但艦隊官兵沒斷餉，軍艦燃煤，彈藥軍需庫存補給沒有影響吧，且北洋公所船政礦山鐵路的可用經費是可週轉的！翁的錯誤在於私心權欲。而北洋水師的慘敗是不難找原因的，力量對比，戰術失策，敗無鬥志都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後期陸戰本土作戰以多輸少，以強負弱就更明顯了！所以我還認為是李鴻章御下不嚴，導致自信過多以至自負的結果！

為什麼，李鴻章作為朝廷軍方最大的代表人物，，面對八國聯軍日本沙俄……卻要主張和談呢？而文官翁同龢卻要主戰？事實上，結果一定是:李鴻章主張和談的結果，必然是透過賣國求生存……翁同龢主戰的結果，一定是寧死而不失民族的節氣地戰敗，兩者的結果都是失敗，但，一個是站著死，一個是跪著活……問:哪一個可取呢？

我的回答可能會讓一些人不滿，但翁同龢對甲午戰敗沒有責任，是我的思考。翁同龢禁止整個海軍（不是隻有北洋）購買西式武器（不是所有武器）那是為了救災，為此救了幾百萬人的性命。中日戰爭他猜得到？李鴻章猜得到？武器第一，就能打贏？況且，中日武器之間差距根本就很小！

同時，甲午戰爭完全可以找出責任方，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是制度、環境的責任，那樣的話，誰都沒責任了！

首先，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沒有恩怨問題，只有政治分歧和互相看不上。

對於翁同龢哥哥翁同書被李鴻章參劾一事兒。那是李鴻章在當師爺的時候，替曾國藩寫的參劾，署名是曾國藩，李鴻章這位秘書怎麼被人知道和重視的。翁家即使恨也是恨曾家，不可能去恨一個秘書。

甕李之間主要是翁同龢對於李鴻章在貪腐問題上、倚重慈禧問題上表示不滿。

其次，甲午戰爭失敗是李鴻章的主要責任，這場戰爭必須要打，打敗是因李鴻章的指揮原因和北洋海軍戰時的問題

如果再不以軍事優勢對北韓吞併，中國必然被日本擠出北韓半島。甲午戰爭失敗，是李鴻章治理北洋的失敗，戰前避敵，戰時自保導致，與翁同龢基本無關。詳見我對“晚清的李鴻章一直在主張海防優先，為什麼甲午海戰還是輸了”地回答。

北洋海軍戰時問題，一方面我不懂海軍；一方面戰場情節瞬息萬變，任何人的回憶都是孤立的。

最後，翁同龢確實是“九年未添一艦一炮”的直接誘因，但根本原因在李鴻章。

而且，“九年未添一艦一炮”也不是必輸原因，中日兩國軍艦各有優缺點，一方面炮速快航速快，一方面裝甲厚不好打而且重炮，武器不是勝敗原因。

翁同龢“九年未添”主要是為了救黃河大水災，正是因為翁同龢的全力救災，才使數百萬災民得以活命。

他的全力救災是針對整個權力階層（除了皇帝、太后外）和有錢人，被人痛恨也是正常的。

中日甲午開戰之前，由於大清的軍隊在北韓戰場上對日作戰的失利，李鴻章力主避戰，要求與日本和解，於是給皇帝上書，陳述理由：“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後，我軍未購一船。”

據《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當時朝廷每年撥給北洋水師的軍費預算是五百萬兩，可實際上，光緒十四年後卻未購一船，未添一炮。

《中國海軍大事記》光緒十七年（1891年）載：

“四月，戶部決定：南北兩洋購買洋槍、炮彈、機器事，暫停兩年，所有銀子解部充餉。”

從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沒有增一艘艦艇，炮彈也是奇缺。定遠艦上的巨炮炮彈只有一枚，鎮遠艦也只有兩枚，其他小口徑的炮彈也沒多少。當時正向外國訂購一艘快船，因資金問題而被迫中輟，結果此船被日本人購去，這就是日本戰艦“吉野”號。

那應該撥發的銀子到哪裡去了？原來卡在了主管戶部的翁同龢手中，他為何對北洋水師這麼刻薄，偏要給他們穿小鞋？因為北洋水師，是李鴻章一手組建，牢牢控制在手裡的海軍力量。翁同龢和李鴻章倆人歷史上有過節。

當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在太平天國晚期為安徽巡撫，定遠被圍時棄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

曾國藩令其戴罪立功，居然又因為失職而激起內部兵變互相殘殺，導致壽州失守，罪無可赦，曾國藩只好上奏劾疏，而捉刀之人正是李鴻章。

由於劾疏措辭嚴峻，罪責又赫然難逃，翁父雖是同治皇帝的師傅，太后也無法進行寬免，翁同書被判了“斬監候”，翁父情急之下，氣絕身亡。

皇帝太后以“眷念師誼”為藉口，將翁同書從輕發落，充軍新疆了事。父親死亡，兄長流放，這些雖然都是曾國藩一手促成，但李鴻章下筆過於狠毒。從此後翁同龢便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後來他主管戶部，負責軍費的劃撥，這下子可逮著報復的機會了，於是就出現上面敘述的局面。

現在中日之間拔劍弩張，形勢十分嚴峻。以“帝師”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流派，堅決主張和日本開戰。在他的影響下，光緒帝逐漸接受了這些清流們的主張，力主開戰。

翁同龢主戰，其內心的想法是什麼呢？翁同龢的得意弟子，後來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王伯恭在他的回憶中記載了師生之間的一段對話，翁同龢的回答頗耐人尋味：

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餘謂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他也。（《蜷廬隨筆》清·王伯恭）

在“愛國口號”下的真實目的，竟然是為了摸清對手的實力，為將來的穿小鞋預做準備，真的是“良苦用心”啊！

在當時中國的海軍力量，北方有北洋水師，南方則有南洋水師、馬尾船政水師、廣東水師等海上力量。其中南洋水師擁有“開濟”級、“南琛”級等五艘裝備8英寸主炮的2000噸級巡洋艦，頗具實力。

早在黃海海戰之前，光緒就下了詔令，命南洋水師北上馳援。但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出於儲存實力等原因，以各種理由託辭推諉，最終使得南洋水師未能參戰。

陸地上也同樣，當時的山東巡撫是清流派的重要成員之一李秉衡。日本為了徹底殲滅北洋水師，遂決定在山東登陸，攻佔威海衛炮臺，以對北洋水師形成內外夾擊之勢。

甲午海戰，雖然名義上是大清國和日本開戰，實際上卻變成了“以一人敵一國。” （梁啟超評價）戰爭的結局是不言而喻的。

甲午戰敗後，要和日本人談判，這時誰都不出頭了。誰造成的爛攤子誰去打掃吧。於是中日談判的重任，又落到李鴻章頭上，最後簽訂了恥辱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

馬關條約簽訂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掀起維新變法的高潮。這時，李鴻章真成了風箱裡頭的老鼠，兩頭受氣了。首先，是畏敵怯戰，最後導致慘敗；然後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

於是他就成了大清政府的替罪羊，被解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要知道，他在這個位置上坐了25年之久啊！

1899 年12 月，在沉寂4年後，李鴻章再次被啟用，改任兩廣總督。

1900年6月，八國聯軍入侵，清朝國宣佈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但這個結局並不出意外，丟了首都的大清政府只得來為自己的莽撞行為來買單了，沒有別的人選，還是李鴻章。最後簽下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單賠款條約—— 《辛丑條約》。

簽字回來後，李鴻章大口吐血，不久便病逝於北京。享年79歲。

李鴻章死後，皇帝詔贈為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諡文忠， 並建京師祠，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的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稱讚為“再造玄黃”之人。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當時力求主戰的“帝師”所進行的表演，甲午戰敗後，翁同龢千方百計逃避責任，將所有責任都推到李鴻章的頭上，認為是李接戰不力，甚至提議將其斬首。此外還稱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挪用了海軍軍費， 這一盆汙水潑的，留下日後自己無法翻身的禍根。

由於當時是光緒帝主政，甲午戰敗之後，對他的形象大打折扣。反思過來後，對各方的不配合很生氣，同時對堅決主戰的翁同龢這些清流也有了看法。

此時光緒帝為了擺脫被動局面，和康有為接觸甚密，考慮要進行變法。但此時翁同龢為了爭寵，又向光緒進讒言。當時是他推薦的康有為，現在又詆譭他，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讓光緒聯想到反覆小人這麼一個詞語。

翁同龢以帝師自居，對光緒言語失禮。據時人記載，一次與光緒爭執，翁同龢竟持硯投光緒，雖未擊中，但墨汁濺在光緒衣服上。

恭親王奕訢病重期間，光緒帝曾問起身後事，為即將開始的變法向恭親王徵詢意見，並問朝中人物誰可大用？恭親王的回答是，李鴻章是最佳人選。但因甲午戰敗剛被免職，一時難以重用，目前救急的人選中央只有榮祿、地方上只有張之洞、裕祿三人“可任艱危”。

光緒帝專門問起了老師翁同龢，是否可以擔當大任？他對翁氏的評價是很重的八個字：居心叵測，怙勢弄權！

恭親王斬釘截鐵地說，他讓清政府“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皇上若重用翁同龢，便是聚九州之鐵，亦不能鑄此大錯！”

榮祿對他的評價是：常熟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 。

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像往常一樣入宮上班，批閱各地報來的奏摺。一直到早朝準備進入朝堂時，忽然起了變化，宮中主事說，皇帝請翁師傅暫時不要進來！

翁同龢等在外面閒坐看雨，他萬萬想不到他等到的，是一份宣告他政治生涯終結的硃諭：

“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皇帝的這道詔書，不光是政治上判了翁同龢的死刑，而交地方官管理，則意味著喪失人生行動自由，這一點，甚至連庶人都不如了。

1904年，翁同龢卒於家，年享七十五遂。

翁同龢死後，慶王按過去朝廷的慣例為他申請撫卹，光緒大怒，歷數翁同龢許多誤國之罪，首要一條罪狀就是甲午的戰敗。

慈禧聽後不吱聲，慶王便不敢再言。就這樣，翁同龢成了大清國唯一一個沒有在死後得到皇家撫卹的大清重臣。

但這還不是最慘的。據史料，翁同龢還是一個天閹之人，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那個朝代，絕後，這才是他此生最大的悲哀了。

參考資料：《清史稿》、《蜷廬隨筆》、《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翁同龢年譜長編》等

翁與李的是非恩怨，是中日甲午戰爭中方失利的直接原因。

李鴻章發跡於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他在獨立率領淮軍前，一直在湘軍曾國藩門下作幕僚。而當時翁的大哥翁同書在安徽任大員，有一次於作戰中不戰而逃。這讓討伐太平軍的總指揮曾國藩非常惱火，於是就讓幕僚小李寫了一封讓朝廷處罰翁同書的奏章。最後朝廷判翁同書斬監候（也就是現代法律上的死緩）。翁的父親一聽，氣極身亡。最終翁同書雖然沒被處斬，但被充軍遙遠的新疆。父死兄走，翁從此恨透了李。

太平天國被滅後，李步步高昇，成為大清數一不數二的大臣。並組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現代海軍——北洋水師。看到“仇人”熱火朝天，翁是如火中燒。於是，他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兩年，讓自己控制的戶部，扣了北洋水軍兩年的軍費。以致該買的軍艦彈藥不能買，在戰爭中處於劣勢，一敗塗地。

但翁的自私自利、不顧大局的行徑，只是直接原因，也是表層原因。甲午戰爭，中方慘敗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腐敗無能，在國家危亡之際，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慈禧卻挪用了幾百萬兩白銀作壽。北洋水軍內部也是弄虛作假，瓜分軍費，貪婪成風。炮彈裡面灌得全是沙土，根本發不出去。上上下下，如此情形，焉得不敗？

為什麼李極力主和？因為他最懂中國國情，知道必敗。翁為何極力主戰？就是要看李的笑話，至於國家人民，在所不惜。

但不管李、慈禧，無論翁、光緒，都是歷史的木偶人。真正的操控者是社會發展的大勢:一個抱缺守殘、腐朽不已的老大帝國怎麼去戰勝向西方現代文明挺進的日本？

中日之間的地位轉換和國運盛衰發生於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第二次鴉片戰爭才讓清政府徹底醒悟。1853年的黑船事件，也讓日本驚醒，於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而清朝的洋務運動比日本的明治維新還要早。對於中日兩國的革新運動，30年以後迎來了大考。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滅，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甲午戰爭的失敗表面上看是中國當時的軍事裝備不行，彈藥不行，其實還有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我們思考。

一，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清政府只想拿西方的先進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從來就沒有從制度上去思考中西差距。一個好的制度可以留住人才，可以激發工人的創造性，可以激發軍隊的凝聚力，可以鑄就軍隊的鋼鐵意志。這些，清政府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改變，直到滅亡的那一天，也沒有認真的想去改變自己的制度。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的變革。經過這場變革，幕府與奴隸制度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軍官為代表的制度。他們建立了完備的教育體系，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他們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也比較徹底，甚至還有創新出現，比如“瀨戶炸藥”，爆炸完了還要燃燒，這讓對手吃了不少苦頭。

二，日本在發動戰爭前，對中國進行了幾時年的間諜活動，說明日本有完善的戰爭策略，先北韓在東北，先中國在亞洲，再到全世界。而清政府對此一無所知。

三，日軍作戰時，海軍陸軍密切配合，整合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力量。而北洋水師只是李鴻章的一家勢力，由於慈禧擔心漢人造反，她還支援建立了南洋水師，以此來制衡李鴻章。清廷內部的派別之爭，勢力之爭，使得北洋水師在戰爭期間得不到任何有力支援。完全是以北洋水師之力對抗日本一國之力。如此一來，豈能不敗？

晚清的時局，只有透過徹底的革命方能救這個國家，只是修修補補，真的是於事無補。

甲午中日戰爭，多少華人心中的傷痛。每每回憶這段歷史，我們都曾為這樣的國之屈辱去尋找最終的病根。憤慨之餘，會去扼腕指責當時的當權者；無奈之餘，也會惋惜同情當時的變革家。甲午戰爭太能牽動華人的情緒，以至於一定要找到具體的某一個人將其釘在“甲午戰爭恥辱柱”上方才罷休停歇。

而這個人，就是李鴻章。

事實上，不管有多少外在因素、他方勢力對甲午戰敗的結果負有責任，但都不能掩蓋李鴻章作為北洋水師最高指揮官，所應該揹負的戰敗罪責。

說實話，作者自己的偶像就是李鴻章（李鴻章的號就是“少荃”），但這卻不能成為我不去尊重這段真實歷史的理由，更不能避重就輕地為中堂大人的過錯而“翻案”。這是作者自己的價值觀，更是自己喜愛歷史的核心態度。我也將盡可能客觀公正的為這段歷史做個詳解。以下正文開始。翁同龢與李鴻章的恩怨

事情還得回到1888年，當時朝局仍由慈禧太后執掌。

這一年的12月17日，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援下，北洋水師作為李鴻章手中的王牌應運而生。相比於南洋、福建水師，北洋水師有太多的優勢加持——22艘主力艦船統一編建，其中有17艘都是購置的外國先進軍艦，且各種教官都是聘請英、德兩國擔任。即已，大清擁有了當時唯一的常備海軍，獲“亞洲第一海軍”的稱號。

這件事對於大清國來說是利好的，然而對於當時的光緒帝來說並不盡然。內有慈禧太后執掌朝政，外有“後黨”集團的代表李鴻章主持外局，此時再給李鴻章加上一個北洋海軍，一內一外牢牢控制著大清的運作。這對光緒帝何時能夠真正親政，又蒙上了一層迷霧。

而此時，對光緒皇帝最感同身受的人就是他身邊的老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

翁同龢雖是咸豐六年的狀元，曾擔任同治、光緒的老師，但他並沒有把專研習學作為他的畢生追求，而是痴迷於官場權利。在翁同龢看來，自己若能在政壇中有所建樹，必須依賴於自己的學生光緒皇帝。若能幫助其重新奪回掌控國家的實際權力，翁同龢則能如願以償。於是，翁同龢站在了“帝黨”一邊，同李鴻章為代表的“後黨集團”開始了權利的博弈。

權利的鬥爭中夾雜著私慾

於公，翁同龢和李鴻章處在政見的對立面，他們在面對如何處理國家大事上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這對於朝堂環境來說不足為奇。但要是政見中夾雜著個人感情色彩，反而會將國家的命運帶入深淵！很不幸，翁李二人之間確實存有私怨。

當初抗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時，作為安徽巡撫的翁同書（翁同龢的哥哥）在定遠被圍的情況下，居然棄城逃跑！當時曾國藩礙於翁心存是帝師的緣故將此事壓下，好給翁同書戴罪立功的機會，結果，翁同書又因失職激起兵變內部殘殺，導致安徽壽州丟失。

曾國藩大怒，決定上疏彈劾翁同書。但考慮是帝師的兒子扳倒不易，如果不勝反倒會給自己引來禍水。曾國藩考慮再三，決定讓年輕的李鴻章起草彈劾文章，以期一舉就將翁同書定罪。

李鴻章表寫的奏疏真是筆鋒如刀，不留餘地，其中寫道：“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這話再明顯不過，就是暗示皇帝：如若不嚴懲，則皇帝一定礙於翁家的面子！

沒辦法！皇帝只能判翁同書斬刑。這一道旨直接讓帝師翁心存氣絕身亡，同治皇帝內疚以“眷戀師傅”之名義從輕發落了翁同書，將其貶至新疆充軍不得東歸。

一紙彈劾，家族崩落！這筆賬被翁同龢記在了李鴻章身上。

發洩私慾的代價是將國運作為犧牲品諷刺的是：北洋水師年末剛剛建立，翁同龢便在來年開春掌握朝權。

1888年的冬天北洋水師剛剛編建，而來年的春天卻傳來了一個震驚的訊息：慈禧太后正式把政權交給光緒皇帝！

至此，翁同龢領銜的帝黨集團正式開始入主朝局。無奈的是，光緒一上臺便下旨重建頤和園讓慈禧太后在此安度晚年，而這一下就是3000萬兩銀子的經費！這些錢從哪裡出？開支巨大的北洋海軍自然不能免責。

修建頤和園，成為了翁同龢能夠掣肘李鴻章甚至後黨勢力的絕好“庇護傘”。在回覆李鴻章的奏本中也多以“海軍規模已成，戶部餉銀不濟”等理由一再拖欠北洋水師的經費。

但此時的北洋水師就像個嗷嗷待哺的嬰兒一樣，在成立初期是急需大量資金來補充維持的，甚至說需要更多的資金來讓其逐漸形成戰鬥力。但這一切還沒開始便受到了限制：朝廷擬定的每年400萬兩開支，從1889年始便從未補足，以至到1893年這5年時間裡北洋水師“未購一炮一彈，未添一艦一船”。武器彈藥尚不能更新，水軍訓練怎能奏效，更何來實戰勝利？

根據甲午戰爭中最激烈的黃海海戰戰後資料分析：

艦船航速——日艦平均航速達 16.3 節，而清艦隻有14.3 節排水量——日艦總數達40840噸, 而清艦隻有35346噸火炮不敵——清艦最大口徑炮只有12寸, 而日方則為32寸火炮總數——日艦超清艦17 門射速——日艦每分鐘可發190.3發, 而清艦隻能發彈32.8 發彈藥數量——日艦充足有餘, 而清艦炮彈奇缺定遠號上的巨炮，僅有作戰炮彈3枚！不少艦上只能發射演習用的炮彈。鎮遠號每隔3分鐘才能還擊一次。

不難看出，北洋水師在器利上是完全被日方碾壓的。當初北洋水師的主力艦船開赴日本，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登上甲板後“臉色蒼白，黯然不語良久”。而在此10年後，一切都發生了翻轉。在北洋水師停滯不前的時候，日本的海軍卻在逐步趕上以至超越。

關於北洋海軍內部腐朽問題

這是確實存在的問題，但不能成為決定戰爭敗局的關鍵。

因為那場海戰我們仍舊打的壯烈：被炮彈震成重傷，仍堅持坐甲板上督戰的海軍提督丁汝昌 ; 彈藥用盡，下令開足馬力向敵艦吉野號撞去的致遠號管帶鄧世昌 ; 寧死不屈、力戰陣亡林永升、 劉步蟾, 以及幾千名愛國官兵和值得華人驕傲的定遠號、致遠號、經遠號、鎮遠號等鐵甲艦旅。

翁同龢與李鴻章確實有恩怨，但我認為越是顯貴世家、位高權重者，越要在個人恩怨面前明辨是非，甚至應尊重李鴻章這個參奏翁氏家族的“仇人”，方能避嫌。再者說來，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其實是小，雙方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卻是大，二者因政見不同導致了甲午戰事不能齊心，這背後更是帝后兩黨的明爭暗鬥，而非翁師傅和李中堂的小肚雞腸。

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

翁氏家族在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皆出朝廷重臣。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不僅是上書房總師傅，還官至兵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翁同龢的長兄翁同書官拜安徽巡撫、二哥翁同爵官拜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翁同龢本人不僅是兩朝帝師，且入列過軍機大臣，領過刑部、工部、戶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時稱“翁氏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咸豐九年（1859年），翁同書任安徽巡撫時，捻軍、太平軍合圍定遠，翁同書棄城而走。這在當時算是一種戰略選擇，在此之前，翁同書面對起義軍已經兩戰兩捷，收復了被起義軍攻陷的天長縣與六安縣，此次兩路起義軍合圍定遠，翁同書獨木難支，故而棄守，雖失氣節，但對全域性而講是有利的，他退守壽州後卻受到了革職留任的對待。

壽州有位團練名叫苗沛霖，他原本是地方小割據勢力，後投了勝保吃上了皇糧，後來跟著袁甲三剿捻子混了個道員。但他並不滿足一個小小的道員，於是在1861年2月，藉口壽州擅殺案，與農民軍聯合起來叛攻壽州，由於實力有限，未叛許久便又投降求饒。這個時候翁同書認為他還有可用之處，於是上奏為其開脫，於是他只獲了個“帶團立功”的處罰。但此人之後復叛復降，毫無信義可言，好在設計抓了陳玉成，也算是大功一件，這也符合翁同書所說的有可用之處。但朝廷卻認為苗沛霖三次反清，兩次變節的行為非常惡劣，而導致這一惡果的就是翁同書的不察之失。

“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清史稿》

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便具折嚴劾翁同書，新帳舊帳都翻了出來，說他棄城逃跑是丟失疆土在先；受苗沛霖復叛復降，玩弄戲耍在後。並在奏摺中說翁氏一門雖顯赫，但身為朝廷重臣，不敢遷就其過，可謂是句句扎心，大義凜然，絲毫未給翁同書留下週璇餘地，有將翁氏一門打入萬丈深淵之嫌。而這個奏章的具折人便是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按照依大清律法，翁同書被定以“大辟”（斬首）之刑，但念及翁門功勳，網開一面，流放西北而終，翁同書三年之後病死，翁心存也因此事病倒，不久亦離開人世。翁同龢的父親和兄長可以說皆是因此彈劾而亡，所以與李鴻章結下私人恩怨，這也成為時人以及後人評論二人政治上互相掣肘的把柄。

翁李二人的政治分歧

翁同龢與李鴻章的分歧從本質上講是政見上的不同。翁同龢是後清流派領袖，與志銳、文廷式、張謇、汪鳴鑾等形成帝黨集團；而李鴻章則是後黨集團的代表人物，帝、後兩黨的政見之爭就完全體現在了翁李二人身上。

自慈禧太后主導的洋務運動開始，後清流派便在政見上產生抵制，他們主張“厲以風節”，整治貪腐；又敢於揭露弊政，甚至有時直接指責慈禧太后，但這一切都建立在傳統保守的宗祖思想上，他們是勇敢的，但勇敢的背後是對外部環境變化的一知半解。對待洋務運動，他們堅持主張“道”不變，嚴格尊崇儒學文化正宗地位，提出“維正道”論。但他們對於洋務派提出的“器”變又沒有完全抵制，這在守舊派與洋務派中間看似真如一股清流。他們害怕一層不變的誤國誤民，又害怕西夷文化入侵導致的離經叛道，這種矛盾心態就促成了清流派獨有的政治見解。

所以可見翁同龢的為政舉措，他不僅可以向兩宮皇太后講授宋、金、元、明時期君王施政的得失與啟發，也能痛痛快快的批了中國通商銀行的100萬兩啟動資金。李鴻章則不同，嘴上打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這是唱給頑固守舊分子聽的，倘若不是這樣，恐怕他的洋務也難以辦妥。實際上李鴻章在政體與文化上早有研究，只不過是祖宗的規矩被老佛爺端著，他改變不了什麼，正如他在日本馬關城裡向伊藤博文訴苦，不是他不想改變體制，只是權利有限罷了。但思想上的差距與翁同龢已經漸行漸遠，這是難以避免的事實，因此政治見解的差異就出現了天壤之別，更何況身後的政治大佬又各不相同呢？

甲午戰爭中的翁李二人

甲午戰爭中有一件事很值得考究，那就是中方屢戰不勝的時候，慈禧令翁同龢“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這一去滿腹牢騷的李鴻章就直言不諱的說出了事情的關鍵。

“政府疑我跋扈，臺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李鴻章

據清人胡思敬的記載，當時翁同龢問到李鴻章北洋艦隊的情況時，李鴻章的反應是“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過了許久才反問道：“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同龢答道：“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然後李鴻章的回答便成了揭開問題的關鍵，他表明如果自己再三請求購買軍火艦隻，恐怕連命都保不住，必被彈劾死。這說明朝廷中真的不是隻有翁同龢與其政見相悖，而是至上而下都眼紅這個北洋通商大臣，其中還包括南洋水師大佬張之洞。

而關於甲午戰爭的軍費問題，是翁同龢為私人恩怨報復李鴻章的把柄，甚至有流言說清流派人士仇視李鴻章，寧願輸給日本人，也不能輸給李鴻章。這種言論是極其不負責任的，是將民族大義無端庸俗化，進而捕風捉影。

翁同龢時掌戶部尚書，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清政府本就財政緊張，翁同龢更應放眼全域性，將有限的財力花在刀刃上。翁同龢奏請海軍停購船械是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這一年的停購船械實際上是為了堵黃河鄭州段決口，以海防讓步於民生。尚且難以說國防與民生哪個更為重要，但作為統治階層，經歷了太平天國、南北捻軍的內亂，清政府哪敢再出現民生問題，這個錢花的是沒有任何問題。

黃河決口搞定以後，丁汝昌和李鴻章也都沒有再提出購買新式戰船，按照李鴻章的話說，是怕別人再彈劾他貪婪，那麼翁同龢總不會主動提出購買軍艦事宜，這個也不合章程，更何況老佛爺那邊還需要錢修繕頤和園，更是翁同龢得罪不起的。到了甲午戰事起，翁同龢即令戶部撥了650多萬兩給總理海軍衙門，這個軍費是來的晚了些，訂購新式船艦所需時間確實等不及，這彷彿是翁師傅故意刁難李鴻章，但殊不知戰前淮軍所存銀錢就有800多萬兩，這筆鉅額軍費是李鴻章可以自由支配的，亦未用於甲午戰事，可見甲午戰爭軍費問題的根源也並非翁師傅左右的，或者說甲午戰爭的失敗到底是不是軍費不足導致的亦顯而易見。

再回望甲午戰爭第三階段，海戰的失利完全不足以導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退居威海衛的艦隊可以依託劉公島的牽制，有效組織起南北幫陸地炮臺的火力壓制，兩幫炮臺皆是德國克虜伯重型火炮，與劉公島形成犄角，日軍艦隊想在海面進威海港是不可能的，故而制定了海陸並進的策略。那麼問題就出現在了山東一面，巡撫臨陣換人，空降李鴻章的政敵李秉衡接任山東巡撫，這個李秉衡上任之後便將守軍全部西撤，這個舉動也過於明顯，日軍三萬多人的陸戰隊毫無阻礙的登陸成功，並很快奪下南幫炮臺，利用炮臺將威海衛裡的北洋艦隊當成活靶子打，從這裡可以看出，整場甲午戰爭，與李鴻章為敵的真就不是戶部的翁同龢，而是更多政治勢力團體。

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畢生心血全軍覆沒，當被欽定出使日本商議賠償條約時，翁師傅在賠款問題上開始大方起來，實則也是出於國家利益，意為只要不割地，我戶部砸鍋賣鐵也要給賠款湊上。這時候李鴻章氣不打一出來，又提起了軍費，意在買戰艦的時候不給錢，打敗仗了為何如此大方的賠款？這不是本末倒置麼！

“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翁同龢

其實這裡也能看出，翁師傅為人耿直，並非奸詐使壞之徒。他本來就不擅長軍事，李鴻章長期鼓吹北洋水師實力，大搞演習，贏得國外列強一致誇讚，所以翁同龢也不知道北洋水師這麼不禁打，在他認為日本還乃彈丸小國，北洋水師應輕而易舉戰勝日本。直道敗報頻傳，他還不解為何至此，於是令其姻親、時任長蘆鹽運使季邦楨將北洋水師“將士之賢否，軍報之虛實，器械之良窳”實情相告，這才相信。所以翁同龢極力主戰是建立在對北洋水師力量的盲目自信上，也是從國家利益出發，也許是到了屢戰屢敗的時候，他才明白李鴻章的避戰求和不只是想儲存實力，而是發自內心的慫。

綜上，甲午戰敗，不應該把罪責推至翁同龢身上，更不應該歸結於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二者皆是從國家利益出發，只是政見不同，對時局的瞭解不同，身後操縱的政治勢力不同，才會在大戰來臨之際，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應對見解！

參考資料：《清史稿》、《中國海軍大事記》、《翁同龢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