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能噴出美酒？想都不用想，這肯定是假的。

但是，就是這麼一件看起來不可思議，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卻是明文記載於史書之上。

據清末史學家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一書記載：

“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上奏朱元璋，稱自己舊宅水井裡湧出美酒，想讓朱元璋一同觀賞。然而，水井湧出美酒是假，行謀反之事卻是真。胡惟庸的真實目的是想將朱元璋誆出皇宮，然後在舊宅中埋伏兵馬，待朱元璋來到舊宅時，就將其就地格殺，之後再率兵控制京城，直驅皇宮，而後登基稱帝，號令天下。

最初，朱元璋對胡惟庸的陰謀，是絲毫不知，見有如此奇景，自然想著去一探究竟。之後，朱元璋就帶著宮中奴僕和侍衛，坐著龍輦，浩浩蕩蕩的趕往胡惟庸老宅。行至西華門時，朱元璋的儀仗突然被一個叫雲奇的太監給攔住，無論侍衛如何驅趕，如何毆打，被打得半死的雲奇是打死都不讓，因為跑得過急，不能說話，他只能目不轉睛的盯著胡惟庸老宅方向看，同時用手指著。

見雲奇如此奇怪，一直攔著自己的儀仗不讓走，目光一直朝著那個方向看，而胡惟庸的老宅也恰好就在那個方向，生性敏感的朱元璋頓時就覺得很有問題，於是忙令儀仗回宮。之後，朱元璋回到皇宮後，就立刻登上城牆，遙望胡惟庸老宅，結果就發現胡惟庸老宅的牆修了夾牆，有全副武裝的甲士暗藏其中。

胡惟庸謀反昭然若揭，朱元璋這才發覺胡惟庸根本就不是想讓他去看什麼水井噴酒的奇觀，而是壓根就是想要他的命。雲奇攔住他，是在救他的命，可是當朱元璋想要厚賞雲奇時，卻發現雲奇早已被打死，朱元璋遂下旨追贈其為某監左少監，並將其厚葬。

這就是誘發胡惟庸案的導火索—雲奇告密事件。

此事過後，朱元璋自然不會放過胡惟庸，不久就下旨將其誅殺。

僅憑這段記載，可以看出，朱元璋殺胡惟庸（史書未記載胡惟庸被誅九族，為野史之說，可信度較低），不是因為他說自己老宅的水井冒美酒，而是因為胡惟庸在借水井冒美酒之辭，行謀害朱元璋之實。試想，胡惟庸都想殺朱元璋，朱元璋又豈能放過他呢？

當然，這段記載可信度似乎很低，整件事是漏洞百出。

其一、雲奇只是一個西華門內使，他是怎麼知道胡惟庸謀反之事的？想想看，連朱元璋手下那幫無孔不入的錦衣衛都不知道胡惟庸想要謀反之事，雲奇這麼一個小太監又是怎麼知道的？顯然不符合實情。

其二、朱元璋既然一站在皇宮城牆上，就能看到胡惟庸老宅的情況，那就說明守衛皇宮計程車兵們也能看見。胡惟庸做宰相這麼多年，他怎會不知道站在皇宮城牆上，是能看見自家老宅的！肯定知道，既然知道他又怎會做出這樣愚蠢的事情呢？

其三、胡惟庸真傻到以為殺掉朱元璋，就能號令天下？別開玩笑，就算朱元璋死了，還有朱標，以朱標的威望，他隨時可以調集京中精銳將胡惟庸軍一網打盡。就算朱標也不行，朱元璋分封到邊境的秦王朱樉、晉王朱棡等藩王，那也是可以隨時起兵，以誅奸臣的名義召集天下兵馬入京對付胡惟庸的。以胡惟庸的聰明勁，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殺掉朱元璋會面臨著怎樣的後果。

綜上所述，這段記載真實性存疑，正所謂“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雲奇告密之事實在真假難辨。

以正史而言，朱元璋早就對胡惟庸有防範，不可能在胡惟庸說老宅有水井噴酒，就傻乎乎的去看。而朱元璋殺胡惟庸，這倒確是因為胡惟庸想謀反，自古臣子想謀反，皇帝是絕對不會放過他的，多數是會直接殺掉他。

胡惟庸案又稱胡黨之獄，簡稱胡獄，是明初四大案件之一。胡惟庸案發生在朱元璋時期，在洪武六年，也就是1373年，胡惟庸擔任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任為左丞相。胡惟庸做了七年的丞相，朝中的黨友很多，並且在不斷的打擊異己。此外，胡惟庸基本上是一手遮天了，往往不向當時的皇帝朱元璋請示，就擅自處理，所以讓權力慾望極強的朱元璋非常擔心。

到了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丞相胡惟庸稱自己的舊宅子裡面的井湧出醴泉，這是祥瑞之兆，以此來邀請朱元璋前來觀賞，朱元璋應邀前來。但走至西華門時，朱元璋的太監雲奇拉住韁繩，急的不知道怎麼說，只能拼命的指向胡家。朱元璋感到比較嚴重，就立即返回。在《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但云奇卻被明太祖以不敬之罪殺死了。

後來朱元璋回宮，發現胡惟庸家裡牆道里都藏著士兵，於是天子大怒，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當天處死了胡惟庸，誅殺了胡惟庸九族，同時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

但這件胡惟庸案還沒有結束，到了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曾同胡惟庸一起謀反。於是第二年，經過審訊得知，是受到胡惟庸指使的。

而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李善長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300名，而湯和暗中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頒敕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將李善長與他的妻女弟侄七十餘人一併處死。而當時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宋濂的孫子宋慎亦受牽連被殺，而宋濂則貶死在四川茅州。胡惟庸案後，朱元璋特地頒佈了《昭示奸黨錄》。

後來朱元璋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追究他的黨羽。胡惟庸案中，殺死了很多開國元勳，前後共誅殺三萬多人，當時稱為“胡獄”，史稱“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又稱胡黨之獄，是明初四大案之一。此案主人公胡惟庸早年隨朱元璋起兵，頗受信任。洪武六年，胡惟庸憑同鄉、明朝開國丞相李善長的推薦，任右丞相。洪武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向來自覺奮進、勇於任事，但同時，他也是個驕縱跋扈、恃權獨行的人，隨著權力不斷擴大，他不僅擅自決定上下官員的生殺升降，而且凡內外奏章都要預覽，對己不利者，輒匿不上報。胡惟庸廣植黨羽，上門饋送金帛重禮攀附者不可勝數，而對於有嫌隙的徐達、劉伯溫，他就想方設法欲置其於死地。胡惟庸的這種行事風格也給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他大權獨攬，獨斷專行，引起了同樣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的不滿。洪武十三年正月，塗節和中書省吏上書告胡惟庸謀反，朱元璋遂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南韓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胡惟庸案歷時十年，前後誅殺3萬餘人，波及之廣、震動之大，史之罕見。但這些還不是最關鍵的，胡惟庸案對歷史影響最大之處乃是朱元璋藉此罷左右丞相，廢除中書省，權分六部，另設內閣。而內閣大學士乃至內閣首輔的權力完全不能與丞相相提並論，也就是說，自秦漢以來實行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廢除，胡惟庸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手握大權的宰相。從此君權越來越大，臣權越來越小，明清時期皇權達到頂峰，而士大夫階層則日漸卑微，乃至成了下人、奴才，這與唐宋時期有著極大的差別。

　　朱元璋為什麼要殺胡惟庸?為什麼要牽連誅殺其他三萬餘國之棟樑?是真的相信他們都有罪、都要造反嗎?非也!是胡惟庸讓朱元璋看到了相權過大的弊端，但若只殺一個胡惟庸，只要相位在，就一定會出現下一個胡惟庸氏的權臣，所以朱元璋想要的是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徹底消除相權對君權的制約和威脅。朱元璋是要借“胡惟庸案”掃除障礙，廢除宰丞制度，加強皇權，重建歷史格局。這才是朱元璋大費周章、耗時十載除“胡黨”的原因。

胡惟庸案可謂是明初四大血案之一，這個案件前後十餘年，牽連的官員不計其數，被殺頭的官員以萬起步。

胡惟庸死後，明太祖覺得宰相這個百官之首太不靠譜也太礙事，於是大筆一揮就廢除了這個制度和職位，自此明朝和清朝兩代封建王朝再也沒有出現過宰相，在明朝權勢滔天的張居正，嚴崇也都只是內閣首輔，胡惟庸作為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個宰相，代表著帝王與相權間博弈的結束，同時也標誌著中國封建制度由盛轉衰。

胡惟庸案牽扯更多的是權力之間的相爭，胡惟庸只是一個背鍋的人，明太祖的根本目的是想借此案件掃除異己清除腐敗，並透過胡惟庸案加強中央集權，把權力都攢在自己手中，至於朱元璋給胡惟庸定的謀反之罪，這是無法考證的了，只能說皇帝說他有罪他便有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胡惟庸是較早投奔朱元璋的幕僚之一，早在1355年，他就已經為朱元璋所用。到1368年朱元璋稱帝以前，他歷任元帥府奏差、寧國主簿、知縣、吉安通判、湖廣僉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職。在此期間，雖不是位高權重，但在諸官職之間流轉，大大鍛鍊了他的才能。朱元璋稱帝以後，胡惟庸作為開國功臣之一，逐漸步入明王朝的政治核心層。

被誅殺達三萬餘人，胡惟庸案牽連到底有多廣？僅僅是權力之爭嗎？

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官拜中書省參知政事，由此進入高階官員的行列。由於胡惟庸辦事比較嚴謹，所以逐漸得到朱元璋的寵信和重用。洪武六年（1373年），在明朝的另一位開國功臣，也是洪武初年擔任左丞相的李善長推薦下，胡惟庸任右丞相。

這個李善長，熟悉明史的人一定不陌生。李善長足智多謀，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出生入死，頗得朱元璋的信任，是能夠與漢代丞相蕭何比肩的人物，在建國後即被委以重任。更為重要的是，李善長與胡惟庸乃是同鄉，都是濠州定遠(今安徽定遠縣)人。

到了洪武十年，胡惟庸更進一步，任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在中國古代，這已經是為人臣子所能達到的最大高度，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被誅殺達三萬餘人，胡惟庸案牽連到底有多廣？僅僅是權力之爭嗎？

根據歷史規律，皇權強則相權弱，反之亦然。朱元璋作為從農民起義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也深知這個道理，尤其是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對於皇權十分在意，容不得別人指染。

道理人人都懂，但在中國歷史上總會有人重蹈覆轍，而且是前赴後繼。胡惟庸也知道這個道理，但已經站在頂端的他卻沒能收斂自己，最終葬送了自己，也在無意中影響了中國歷史。

胡惟庸當了丞相後便大肆培植黨羽，不遺餘力地打擊異己，更為嚴重的是，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請示，就擅自加以處理。這自然讓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深感宰相專權、皇權旁落的危機。

到洪武十二年，嬌縱跋扈的胡惟庸已經不能讓朱元璋容忍。導火索是一次例行的朝貢。這年九月，占城國前來朝貢，但胡惟庸並沒有稟報給朱元璋，但此事卻被宦官知曉並告訴了朱元璋。得知此事的朱元璋勃然大怒，下令徹查。在朱元璋的鐵血手段之下，胡惟庸及其黨羽盡數下獄賜死，而且肅清逆黨，詞語相連，被誅殺者達三萬餘人。這其中就包括舉薦胡惟庸擔任丞相的李善長。

被誅殺達三萬餘人，胡惟庸案牽連到底有多廣？僅僅是權力之爭嗎？

歷史上關於胡惟庸被處死還有另一種說法。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家中有祥瑞為由邀請朱元璋前去家中，皇帝欣然前往。行至西華門，一太監拉住朱元璋，急不能言，朱元璋頓覺事態嚴重遂返回宮中。登上城牆的朱元璋發現胡府塵土飛揚，疑似藏有大量士兵。大怒的朱元璋以謀反罪誅殺了胡惟庸，但這一說法並未得到證實。

被誅殺達三萬餘人，胡惟庸案牽連到底有多廣？僅僅是權力之爭嗎？

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遂罷丞相，革中書省，並嚴格規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說立者，處以重刑。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

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丞相，自他以後，"丞相"這一官職消散於中國歷史的長河中。

換個角度看這案件。

明代史籍中關於胡惟庸案的記載多有矛盾，因此關於其是否確實謀反，當時便有人懷疑，明代史學家鄭曉、王世貞等皆持否定態度。

也有學者指出：所謂的胡惟庸案只是一個藉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強了皇帝專制集權。

晚明學者錢謙益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明史》說“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

後世懷疑這根本是朱元璋對相權威脅君權恐懼，故引發殺機，甚或濫殺無辜。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就命令以後臣下上奏書，不許“關白”中書省（大臣奏事時，中書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除丞相制度之舉，只是不許“關白”中書省的延續，意思是大權獨欖，集自古以來皇權、相權於一身，從此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諭文武群臣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稱他家的舊宅井裡湧出了醴泉，邀請明太祖前來觀賞。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一個名叫雲奇的太監突然衝到皇帝的車馬前，緊拉住韁繩，急得說不出話來。衛士們立即將他拿下，亂棍齊上，差點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著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宮城，發現胡惟庸家牆道里都藏著士兵，刀槍林立。於是立即下令將胡惟庸逮捕，當天即處死。

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牆也不可能看到刀槍林立。謀反這麼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麼還會去胡惟庸家看所謂的祥瑞?可見，雲奇告變純屬子虛烏有。

胡惟庸案前後株連竟達十餘年之久，誅殺了三萬餘人，成為明初一大案。事後朱元璋還親自頒佈《昭示奸黨錄》，告誡臣下，切以胡惟庸為鑑。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嚴峻，多諱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時，也只是說胡惟庸被誅時“反狀未盡露”，這不免讓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鳳陽府定遠縣(今屬安徽)人，為李善長的同鄉。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頗受寵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李善長是朱元璋攻下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指揮作戰，組織供應，事事皆能妥善處理。還在朱元璋稱吳王時，李善長便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決如流的才幹，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南韓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達常年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掌握在李善長手中。之後，他的兒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為駙馬，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

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威脅到皇權。朱元璋對他頗存顧忌，於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為名，讓李善長告老還鄉，時年五十八歲。其實，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換李善長，還曾經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說：“善長為元勳舊臣，能調和諸將，不宜驟換。”朱元璋道：“善長屢言卿短，卿乃替他說情麼?朕將令卿為右相。”劉基連忙頓首道：“臣實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劉基預料到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必然會受到排擠，故而堅決不肯任相職。朱元璋又問：“楊憲何如?”劉基答道：“憲有相材，無相器。”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道：“器量褊淺，比憲不如。”

太祖又問及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區區小犢，一經重用，僨轅破犁，禍且不淺了。”朱元璋默然無言。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任用了善於逢迎的胡惟庸。劉基嘆道：“惟庸得志，必為民害。”胡惟庸得知後，便對劉基忌恨在心。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基的話還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長的提攜，胡惟庸於洪武六年，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後，他的精明幹練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期間，胡惟庸還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為妻，結成姻親，使得他與李善長關係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加上李善長的舊屬們也極力幫助他，胡惟庸可謂如魚得水。由於他逢迎有術，漸得朱元璋寵任。到洪武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獨攬丞相之權。

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獨攬丞相大權，生殺黜陟，為所欲為。內外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閱，對自己不利的，就隱匿不上報。他任意提拔、處罰官員，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於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胡惟庸一時間權傾朝野，許多人都看他臉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擅權亂政，深惡痛絕，便把他的劣跡上告朱元璋。

對於異己者，胡惟庸必定會打擊報復。之前，因入相問題，胡惟庸就與劉基有過節。恰恰甌閩間有一片空地名叫談洋，一向為鹽梟佔據，劉基奏請設巡檢司進行管轄，鹽梟不服，反而糾眾作亂。劉基兒子劉璉將實情上奏，沒有事先向中書省報告。掌管中書省的胡惟庸認為劉基蔑視他，越加憤怒，於是唆使刑部尚書吳雲彈劾劉基，誣稱談洋有王氣，劉基想據為己有，用來修墓，應嚴加懲處。朱元璋便對劉基奪俸，劉基憂憤成疾，沒過多長時間就去世了。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擅權亂政，深惡痛絕，便把他的劣跡上告朱元璋。誰知竟被胡惟庸聞知，忌恨在心，企圖誘使徐達家的守門人福壽謀害徐達。但因福壽揭發，未能得逞。可見胡惟庸氣量狹窄、心計毒辣。

對於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更是感到不滿。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貢使一事發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時引見占城貢使，又與禮部互相推卸責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將他們盡行囚禁，不難看出，此時胡惟庸已經受到朱元璋的嚴重猜忌。就在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廣洋被賜死時，有個從死的妾陳氏，竟是獲罪後妻女並皆入官的陳知縣的女兒。朱元璋得知後，更為震怒，說道：“沒官婦女只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令法司要徹底追查此事，因此從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屬各官都難辭其咎、負有罪責。此時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顯失寵的情況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塗節首先告胡惟庸謀反。與此同時，被謫為中書省屬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發了胡惟庸的許多隱私。

朱元璋接到告變後，立即命廷臣進行審訊，隨即就把胡惟庸處死了。告變人塗節，也因朝臣參劾說他本來準備參加謀反，因事不成才告變，連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與汪廣洋一同參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同時被殺。

罪名升級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後，胡惟庸案遠沒有結束，對於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蒐集查證。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不僅是胡惟庸的至親，還曾經夥同胡惟庸謀逆。胡惟庸雖已被誅，李存義也必須連坐。這可是禍從天降，並且為禍不輕，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對此事並未嚴懲，還特別下詔，李存義與李佑都免於死罪，只是被貶到崇明島閒住。可能是因為李善長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舊情，因而特地從輕發落。按理李善長受到如此殊遇，應該上書謝恩，但是李善長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這種態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著，並且有了新的進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於明，據說他經常往來於蒙、漢之間，曾經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並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是由於李善長施加影響，並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於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於也被牽連進來了。

恰在此時，李善長為了娛老，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兵力。湊巧，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百人，中間有一個叫丁斌的，為李善長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於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經審訊得知，丁斌偏巧曾經供事胡惟庸家，於是供出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夥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著，朱元璋便頒佈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餘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餘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佈《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後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廢相的藉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為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

朱元璋即帝位後，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的衝突，唯恐臣下權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鑑於此，幾次設法試圖調整，以加強皇權。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楊憲於洪武二年九月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升為左丞。他玩弄權術，陷害同僚，“市權要寵”，很快被朱元璋殺死。

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鑑於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帝權，於是在撤換李善長後，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後，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後，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相權，勢力更甚於前。

汪廣洋被貶後，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於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於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後，整日喝酒，並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後，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佈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後，朱元璋還宣佈以後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並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藉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並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的塗節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並可以藉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G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南韓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預設是枉殺。

所謂的胡謂庸案只是一個藉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胡案剛剛結束，藍案又興起。

朱元璋第一是斬草除根，以絕後患，他覺得太子太孫比較仁弱，要為兒孫鋪平道路。

其次，朱元璋極端仇視商業，國庫空虛，利用胡惟庸案，故意擴大打擊面，沒收富戶的財產，充實國庫。

朱元璋覺得打擊富戶是維持國家穩定的重要手段。對富戶要打擊，對窮人要嚴控，惟其如此，朱家王朝才能千秋萬代。

有人說朱元璋太殘忍，要知道這些人可都是曾經和他共患難的，為何天下取得了就殺掉。其實這裡面的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為了鞏固政權。朱元璋殺10萬人都不含糊，是不是他就天下無敵，誰也不怕了呢？其實並不是這樣，老朱厲害，也有怕的人，這個人，不用猜，就是馬皇后。

是不是一點都不誇張啊，這麼厲害的皇帝，竟然懼內。馬秀英就是馬皇后的名字，而在現在一提到馬皇后，大家也有很多想說的，因為她的名氣很大，所以對於她祖宗幾代都被人翻出來了。看看一代皇帝喜歡的女人到底怎麼樣。

在馬皇后的父親犯了事之後，就把年幼的秀英託付給了好友，後來就成了郭子興的義女。而郭子興手下有個很厲害的戰將，這就是朱元璋了，為了表彰朱元璋，所以就把自己的義女馬秀英嫁給了朱元璋。而這兩個人婚後，真正的是琴瑟和諧，伉儷情深了。

兩個共患難的夫妻，說明朱元璋是不忘本的，那個時候朱元璋因為受到了郭子興的責罰，於是被罰關小黑屋，還不給飯吃，天又很冷了，為了讓老朱吃上滾燙的燒餅，馬皇后竟然做了這件事，就是偷拿了幾個熱餅放在自己的胸口，後來在給朱元璋拿出來吃的時候，連胸部都被燙的都是水泡了，難怪朱元璋會對她念念不忘的。

再到後來，老朱和陳友諒決戰的時候，馬秀英為了鼓舞士氣，親自帶領將士家屬給士兵縫衣服，後來還把自己的陪嫁手飾賣掉來犒勞士兵。而最後終於到了苦盡甘來的時候，很多皇后都去享福了，但是身為皇后的她，依然還是過著很節儉的日子。

有的時候老朱也會給髮妻一個小驚喜，比如和現在人一樣，拿些小手飾讓馬皇后挑，她總是挑一點中等的，這就讓老朱很疑惑，而馬皇后給的回答是，如果挑最差的，會顯的虛偽，挑最好的那就是奢侈了。現在百姓的日子還不是很好，我這個做皇后的肯定不能開奢侈之風的。這讓老朱很欣慰，在馬皇后死了之後，朱元璋更是傷心的一個多月沒理朝政。

胡惟庸是明朝開國功臣，早年跟隨朱元璋打天下，深得朱元璋信任和寵愛。歷任寧國主簿、湖廣僉事、太常少卿。洪武三年（1370年），官至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六年，升右丞相，再升左丞相。胡惟庸任相七年，權勢顯赫。但是細數歷史上那些專權、擅權的重臣、權臣都沒有好下場。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事情到這一步還遠遠沒有結束。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南韓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為藉口，究其黨羽，大開殺戒，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朱元璋如此大開殺戒，並且極力相把事情搞大，其中必有深層次的原因。

一是廢除宰相加強皇權的政治需要。胡惟庸擔任宰相時間長達七年，他為人過於獨斷專行，權傾朝野，獨掌生殺大權。由此造成朝中官員逐漸依附於胡惟庸。大將軍徐達跟他對著幹過，在朱元璋面前揭露過胡的種種權勢極盛的跡象，後來差點遭到迫害。御史中丞劉伯溫也彈劾國胡，到後來被胡陷害。這樣的做法不但沒有限制胡的權勢，反而使他的權勢更盛，往往不把皇帝放在眼裡。這引起了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的深深厭惡和擔憂。因為按照原來的這個制度，皇帝把權力下放給宰相，他怕宰相權力過大，會危及皇權。如果收回權力，又與現存的宰相制度不相符。所以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處在這樣的困惑當中，他一直在找機會解決這個問題。剛好胡惟庸做了出頭鳥。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矛盾更加突出。最終，他做出了犧牲胡惟庸的選擇，透過這個口子走上廢除宰相的路子。所以朱元璋在除掉胡惟庸後，並沒有就此停止，緊接著他立即罷左右丞相，廢中書省，直接統領六部掌管朝政，另設殿閣大學士供皇帝做為顧問，國家大事集中於皇帝一人。一切都是事先計劃好的，胡惟庸成了大明宰相制度變革的犧牲品。

二是大搞政治鬥爭進行權力洗牌的藉口。既然是胡惟庸謀反，那麼在查辦胡惟庸、廢除宰相之後，該案件應該可以停止了吧。但是事實上胡惟庸前後持續時間長達十餘年之久，因為“胡黨”而受株連至死或已死而追奪爵位的開國功臣涉及到李善長、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寧侯等一公二十一侯。這些公侯都為明朝建立立下了大功。由於他斷定胡惟庸謀反，加上他自身疑心很重，對周邊大臣猜忌不斷，所以由此聯想到跟隨他建立大明的功臣集團都有謀反的可能，鑑於此種考慮，他以胡惟庸為突破口，接著這把刀，不斷剷除那些他認為對他不忠的朝中大臣。“胡惟庸案”與後期“藍玉案”矛頭都直接指向開國功臣。

不管皇帝殺誰，處理哪個大臣，背後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加強皇權，穩定江山。正所謂誰不聽話就收拾誰，誰跳出來就拍死誰。表面的起因看似都是大臣專橫跋扈引起的，但是背後有深刻的政治意義。

據說，洪武年間，胡惟庸案明太祖朱元璋前後殺了三萬多人，我覺得朱元璋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消除潛在的威脅，保證大明王朝的穩定傳承和長治久安。

胡惟庸案，朱元璋所殺的人基本上都是功臣悍將，和隨同功臣悍將們，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相關人員。

明太祖朱元璋以布衣之身，憑藉農民起義，以三尺劍得天下。大明的開國功臣基本上都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從過往的歷史來看，農民起義軍在功成之後是很難經受得住糖衣炮彈的襲擊的，很容易貪汙腐化，橫行霸道，逍遙法外，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就可見一斑。

而朱元璋是布衣天子，對貪汙腐化，橫行不法是零容忍的，而且大明建國需要休養生息，所以朱元璋透過胡惟庸案來將影響治理天下的功臣悍將一起清除，消除潛在的威脅，保證大明王朝的穩定傳承和長治久安。

朱元璋能夠元末群雄並起之中，笑到最後，登基稱帝，建立大明，其本身就是非常英明神武，英雄了得的，其一向做事的原則就是要麼不做，要麼做絕。

胡惟庸當宰相數年，權傾朝野，不可一世，黨羽眾多，門生故吏遍佈朝野，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而朱元璋是一個精力旺盛的皇帝，一生勤政，是決不允許胡惟庸這樣的人物存在的，所以透過胡惟庸案，以自己要麼不做，要麼做絕的行事準則，將與胡惟庸相關的人員一網打盡，同時廢除丞相制度，消除潛在的威脅，保證大明王朝的穩定傳承和長治久安。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