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到秦末漢初，基本只剩三家，黃老、儒家、法家，法家由於秦王朝的覆滅一時成為過街老鼠，有資格參與競爭的只有黃老和儒家。所以，問題本身是不準確的，儒家在當時並未倍受冷落，而是最重要的兩大思想流派中的一個。

漢王朝建立時，由於劉邦個人不喜儒生（但在叔孫通、陸賈等儒生的努力下，對儒家態度已有所緩和，臨終前還有祭孔的行為），加上當時經過長期戰亂民生凋敝，社會急需休養生息，因此強調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大行其道（估計和張良這種黃老派也有關聯），主宰了漢王朝數十年，漢王朝也因此得以繁榮富強。

國力強盛的漢恰好有了一位野心勃勃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清淨無為的黃老之術就不太受待見了，正好儒家學者中又出了一個劃時代的集大成者董仲舒，風雲際會，儒家從此“獨尊”，主宰中國社會兩千年！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劉徹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秦漢之際，遭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政策摧殘的儒家逐漸抬頭。陳勝、吳廣起義後，有些儒生參加了反秦鬥爭，如孔子後裔孔甲一度為陳勝的博士。西漢初年，著名儒生叔孫通被任為太常，協助漢高祖劉邦制訂禮儀。惠帝四年（前191）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漢初，由於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當時，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並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相當激烈。

武帝即位時，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武帝依靠文、景兩代積累的財富，大事興作。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力量的強大，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因此，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而居於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

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權勢頗重的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提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員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一藝者則選拔擔任重要職務。此後，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治獄官吏張湯、杜周，迎合漢武帝的需要，也主張以《春秋》決獄，用儒術附會粉飾法律。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後世影響頗為深遠。

備受冷落的儒學，在漢武帝朝逆襲上位，用大家熟知的那句話說就是：時代在召喚。

楚漢爭霸，以漢高祖劉邦勝出而結束，國家再次一統。這一時期，封土裂疆的思想還是很有市場。與劉邦一起起兵的豐沛集團，其核心人物和劉邦幾乎是合夥人的關係。另一方面，劉邦為了孤立項羽，不得不向韓信，彭越，英布等人讓利。有了這兩方面的約束，劉邦想要專權是不可能的，無為而治才是最優選擇。

隨著冒頓單于統一匈奴各部落，匈奴強勢崛起，開始向周邊其他民族的區域擴張，這也給新建立的漢王朝帶來不小的壓力，於是劉邦決定御駕親征，不料卻遭遇白登之圍，不得已跟匈奴簽了城下之盟。然而此時對於新生的漢王朝來說，首要的威脅不是匈奴，而是帝國內部的強藩。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下，皇權是受到極大的限制的。

俗話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秦帝國畢竟給漢室提供了加強中央集權的可能性，漢室的皇權越是受到壓制，就越是要伸張。漢王朝經白馬之盟，非劉氏不王，排除了異姓王的競爭；經過文景之治，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又平定了七王之亂，成功削藩，到了漢武帝再推行推恩令，同姓王也基本被消解，進一步鞏固了戰果，國家基本上重新回到了秦時的郡縣制，再沒有力量可以制衡君主，漢武帝終於可以施展抱負了。

此時的漢武帝急於擺脫黃老之治對自己的束縛，他要有所作為。法家雖然精於治理，便於君王統御天下，但是欠缺關懷，難以凝聚人心，秦帝國的失敗，也使得漢武帝不會把它作為治國理政的首選。在擺脫黃老之治的傳統以後，漢武帝需要一個新的法統解釋，而董仲舒進獻的“天人三策”，所謂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等，正合武帝心意，於是武帝就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從此儒學便強勢崛起，一直貫穿中國整個封建社會，乃至今天它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第一因素：雄才大略、積極作為的漢武帝需要新思想

大漢王朝經過數十年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後，國力強盛起來之際，又正好迎來了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漢武帝劉徹。

劉徹性格剛強，好大喜功，不滿足無為而治、消極等待，更不能忍受大漢帝國任由匈奴人欺負掠奪。他想積極作為，他想主動出擊。但這與大漢延續幾十年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相矛盾，遭到諸多老臣及太后的強力阻撓。要想說服他們，必須從根基上面否定黃老學說，以此獲得積極進取的理論依據。這就產生了對積極進取類新思想的需求。

董仲舒被稱作當時大儒。

其實董仲舒不僅是儒家代表人物，而且他對先秦諸子百家都十分熟悉，幾乎百家都已融會貫通的程度。可以說，董仲舒就是當時的通才。他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融合陰陽家、黃老之學以及法家思想，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聯絡在一起，而形成新儒學思想體系。新儒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天人感應”，他認為人君受命於天，進行統治，應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天人感應”和“大一統”的學說，正好迎合了漢武帝要加強皇權，統攬事權幹一番大事業的內心渴望。於是，漢武帝隆重接待了董仲舒，並與之進行了徹夜長談，最終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從此，儒學在政治上佔據了統治地位，確立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實際上，此時的儒學，已經不是孔孟流傳下來的儒學了，而是以儒為底色、融入諸子百家尤其法家、道家的新儒學。並且經中央批准，興辦太學，建立地方教育系統，正式大規模傳揚新儒學。

董仲舒等人新學的興起，並未對當時的主流黃老學說產生致命衝擊。太后和漢武帝的老師汲黯以及若干老臣們都是黃老學說的忠實追隨者，他們還在與新儒學進行著暗暗的較量，希圖抓住一個機會徹底摁死新儒學的勢頭。但是，衛青霍去病等青年將領對匈奴作戰的連戰連勝，由小勝到大勝，直至決定性勝利，直接證明了漢武帝新政治路線的正確性，使漢武帝及其新提拔的年輕一代儒生官員們在政治上取得了絕對的主動權，追隨者眾，而黃老學說派在政治上徹底失勢，也就喪失了對思想輿論的控制權，日漸冷落。從此黃老學說一蹶不振，再沒有翻身過。

新儒學取代黃老成為延續兩千年的顯學，這是時代所需，也是英雄所需。時代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時勢和英雄共振，互相成就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