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會有很多大臣。有的是社稷之臣，挽國家於危亡，比如郭子儀、于謙；有的是柱國之臣，當仁不讓代替皇帝行使權利，國家離了他就玩不轉，比如霍光、張居正；有的是諍臣，君主說的不重要，砍他腦袋也不重要，他就是那麼有原則，比如魏徵、海瑞；有的是佞臣，原則不重要，讓君王高興最重要，君主高興就能給他帶來好處，嚴嵩、和珅之流就是。

有的是能臣，也叫粉飾之臣，國家興旺，他能做個挺好的官員，國家將亡，他沒什麼幫助，有的是庸臣，國家太平，他混吃等死，國家危亡，死之前他繼續混吃，各朝各代這兩種大臣最多，他們構成了大臣的主體。

宋朝這幾位名臣，屬於能臣而已。有時能諍，有時也佞，就那樣吧。

歷朝歷代講的都是文武大臣！相輔相成！文官被重視的結果就是初期治理天下，中後期變成互相傾軋，貪腐腐敗！亂了朝綱！皇帝一味地重視文官是因為他們心裡有喜歡奉承的想法，畢竟文官以嘴論短長，都會說！幾代以後，就變成了聽信讒言，上樑不正下樑歪，最後滅亡！歷朝歷代除了開國皇帝敢於大開大合，其他的都是求穩定！治理天下，文官就更被重用，而且宋朝開國皇帝杯酒釋兵權！之後的皇帝效仿更不重視武將！一旦邊關烽火情，無良將可用，山河大地全是詩詞歌賦！

據我所知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整個大宋王朝重文輕武，皇帝也多會聽從大臣的意見，皇帝的權利也得到限制，所以文人們才有膽識出來諫言，固然就有了這些名臣了。

決定一個國家政治清濁的，最主要的是國家頂級領導人。在封建時代，是皇帝。在當下，是總統。

在封建時代，皇帝是金口玉言，說一不二的。皇帝英明，便有許多賢臣湧現出來。皇帝昏庸，多出奸臣。也會出忠臣，但忠臣一般都沒有好下場。

本題所提到的幾位大臣，呂蒙正，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寇準，都是北宋時期的名臣。

北宋的政治的特點，是左右搖擺，一會兒忠臣被重用，一會奸臣又佔上風。這主要是皇帝不明確。這種左右搖擺的結果，最後導致了靖康之變。

寇準是宋真宗和仁宗時期的賢臣。真宗不可謂不信任重用寇準，但同時也重用王若欽，丁謂那樣的佞臣。寇準所堅持的對外對內的意見，都出以忠心。但卻先是遭到王若欽的誣陷排擠而罷相，後又遭到丁謂的誣陷排擠，貶死雷州。

王安石出以公心，堅持變法，也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援，使國家逐步富強起來。但同樣是這個宋神宗，在反對派的壓力下，又罷了王安石的官，起用反對派司馬光，完全廢除了新法。使新法功敗垂成。

北宋的皇帝，真正十分昏庸的少，但思想明確的始終如一的也少，這就造成了政治上整體左搖右晃的情況，一直到亡國。

所以，一個國家，第一領導人的質量如何，是非常重要的。

名臣不一定是能臣。看看李白和蘇軾，搞文學那是一等一的高手，搞政治那是一塌糊塗。再看看宋徽宗，萬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而且那些個大臣搞內鬥倒是一把好手，把朝堂弄得像英國下議院似的，還能有好？

宋代名臣輩出，為何依然政治不明

宋代確實名臣輩出。北宋初年的宰相呂蒙正，狀元出身，三次登上相位，封為許國公，授太子太師。為人寬厚正直，對上遇禮而敢言，對下寬容有雅度。宋太宗朝的寇準善詩能文，為人剛直，被太宗重用，後被丁謂等人排擠，數被貶謫。范仲淹更是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其於1043年發起“慶曆新政”雖然受挫失敗，但為宋神宗朝王安石主持變法開了先聲。王安石，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新法皆廢。司馬光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歷來受人景仰。但因其作為守舊派的代表，極力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始作俑者。

在封建王朝，君為臣綱。造成宋代的政治不明的主要原因是昏君而非名臣。雖然名臣可以提出治國安邦的良策，但作為九五之尊的皇帝若不採納，也只能付之東流。宋朝立國後，為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削弱官員權力，實行一職多官，採用恩蔭制，同時大興科舉，導致官僚機構臃腫龐大，官員貪戀權位，朝中朋黨林立，大臣推諉扯皮，相互攻訐，爭功邀寵，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導致“冗官”問題 十分突出，與“冗兵”、“冗費”等一起，成為導致宋王朝逐漸走向衰弱並最終滅亡的導火線。無論是范仲淹發起“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應該說都是針對當時的時弊採取的必要措施，但由於保守派的阻擾和反對，皇帝聽從小人讒言，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封建王朝的體制機制是造成政治不明的主要原因。

此為偽命題，兩宋政治之清明，前無古人，後暫無來者。當是時也，諫官爭述於朝堂者比比，大家如雲，也是當時河清海宴所致。成就包拯之清明者，仁宗也！

首先，重文抑武的國策，給政治清明埋下隱患。宋朝給後人留下的印象是“積貧、積弱”，一直備受外敵欺凌。克勞塞維茨說過，只有準備戰爭，才能得到和平。而一心想著和平，必然招致戰爭。宋朝的不幸恰好證明了這一點。北宋先是向遼、西夏求和，最終招致“靖康之變”。南宋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最終被蒙古人所滅。由於宋太祖趙匡胤當年是被人“黃袍加身”的，因而宋朝歷任皇帝對武將都很不信任。從“杯酒釋兵權”到岳飛等名將遭迫害，重文輕武成為宋朝歷史中貫穿始終的治國方略。於是，趙普、寇準、呂蒙正、呂端、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一大批文人政治家脫穎而出。這些名臣大都出現在宋朝立國後至宋神宗近百年之間。

宋朝兩名武將的悲劇充分印證了這一事實。第一位武將狄青。宋仁宗登基之初，朝廷內憂外患日漸嚴重，北宋和西夏戰爭不斷，國內又出現諸多起義、兵變和叛亂。為解決這些危機，鞏固宋王朝統治，仁宗起用賢臣范仲淹，任用武將狄青。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謀的戰將，平叛邊患和內亂，仁宗欲拜狄青為樞密使時，朝野輿論譁然。樞密使為掌控軍政的最高權力機構，在重文抑武的宋代，武將出掌樞密使漸成忌諱，違背了太祖立國以來防制武人的國策，形成了專以文臣為樞密使的慣例。隨之而來的各種猜忌、攻擊、傳聞，在朝野輿論的巨大壓力下，仁宗無奈罷了狄青樞密使，出外知陳州。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朝廷疑忌而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抑鬱得病而亡。第二位武將是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也被害而亡。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時代眾多歷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命運與仁宗時期的內憂外患緊密相連。作為文官、武將之傑出者，他們有著某些相似之處，他們都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過巨大努力，結局卻都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

作為一個守成之君，仁宗堅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計地防範朋黨，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後關頭放棄了范仲淹的改革。作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範武人的基本國策下，對自己甚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無法改變狄青的悲劇命運。

二是政治清明需要強大的軍事保證做基礎。在重文抑武的國策下，依靠文人治國，等於是無根之萍。形成了以金錢買和平，以忍辱換苟安，以弱武求生存，以尚文達功名的局面。宋真宗共在位25年，後人將其歸為“好皇帝”之列。其實宋朝的積弱和最終覆滅正是真宗埋下的隱患。他登基第7年，遼國大軍南下攻宋。真宗在宰相寇準的堅持下，勉強御駕親征。正當宋軍士氣方振、戰局對遼不利之際，宋朝卻在次年與遼國訂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每年向遼提供銀10萬兩、絹20萬匹，開創了以財物換苟安的先例。

三是文臣治國排斥武將，名氣大，影響深，容易形成黨派之爭。宋朝雖然軍事弱，但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空前繁榮，文人政治待遇好，基本上沒有性命之憂，在這個時代如果不當個文人，還真的是沒有抓住歷史機遇，所以我們在宋朝看到了許多優秀的“文曲星”降世，包拯、寇準、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東坡一家、黃庭堅等蘇門四學士，宋朝的文人真的很風光。

真宗在位期間還開啟了北宋的“朋黨”之爭，此後“朋黨”之爭愈演愈烈。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引起司馬光、蘇軾等文人們的激烈反對，文官們的意氣用事，使得朝廷四分五裂，政令不通，一些重要的法律朝令夕改，令人無所適從，嚴重損害了朝廷的權威。文人理政，主明臣賢，尚有所作為。北宋後期，一旦遇到主庸臣暗，以至當金兵大舉入侵時，朝廷竟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終於遭受靖康之恥。因此有學者把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歸咎於朋黨之爭。

由此可見，宋朝前期儘管出現了一批有能力有名氣的賢臣，但處在國策失誤或君主的軟弱無能條件下，政治依然不能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