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往往相信，歷史，是不斷進步的；文明，是不斷提升的。曾經的文明古國波斯，40年來，卻提供了一個反面的歷史案例。
40年前的1979年，對於中國，正進入一個噩夢醒來的歷史新起點！
天佑中華，幸有智者如鄧公，帶領數十年飢餓內耗後的苦難國家，開始走出癲狂矇昧的斯拉夫化迷失，重新進入文明理性的現代化軌道。
在亞洲的另一端，同樣創造了燦爛古代文明的伊朗，在社會低昧力量綁架下，卻選擇了完全相反的倒退自閉方向，與我們擦肩而過，逆向而行。
其時，相比我們多年內亂後、頻臨崩潰的經濟爛攤子。伊朗，在國家現代化的發展路途，明顯已經把中國遠遠拋在了身後。
1978年的伊朗，是中東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全球第九大經濟體；在亞洲排名第四，GDP總量僅次於人口遠超於它的日本、中國和印度，佔全球GDP總量的1.1%。
當年，伊朗人均GDP高達2325美元，（相當於今天約2萬美元）位居全世界第44名，妥妥的高收入國家，高於世界平均收入水平三分之一，約為當時中國的12倍！
亞洲高收入國家中，汶萊、卡達之類袖珍小國外，在人口超過千萬級的國家中，只有伊朗和日本，人均GDP能超越2000美元。可以想象，當時伊朗是一個何等繁榮富裕的國家。
衡量現代化程度的城市化比率，伊朗超過52%。首都德黑蘭人口高達450萬。併產生了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70年代的德黑蘭，家庭轎車普及率高於香港，相當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京。
從社會文明度看，伊朗是當時中東最為世俗化的政權，婦女不需要帶面紗，衣著時髦比肩歐美。伊斯蘭教法在該國的法典上完全沒有地位，在傳統伊斯蘭世界，伊朗是最有希望的國家。
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透過照片中人物衣著氣質的細節對比，可以讓我們感受到直觀的震撼。
同時期的德黑蘭北京街頭景象 長期在伊朗從事外交工作的華黎明大使回憶說：“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鵬飛外長訪問伊朗時，看到首都德黑蘭一片繁榮的景象，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高速公路四通八達，200萬輛小汽車使首都的交通擁擠不堪。這一切，對於我這個來自當時溫飽還成問題的國度的外交官，著實有點眼花繚亂。”
伊朗航空的空姐
歷史的轉折點，在1979降臨了古老的伊朗！ 不幸的是，它和中國如背向而行的火車，各自轉向了迥然不同的發展方向！現在，它卻開始走入“革命”！在人類的太空時代，在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伊朗，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居然成了伊朗人選擇的制度結果。 1979年初，極力推動國家現代化的伊朗巴列維國王被迫流亡國外，宗教頭目霍梅尼獲取了他的勝利。 伊朗舉國歡慶，人民興高采烈的認為專制的時代永遠結束了。在歡迎霍梅尼歸來的路上，人群高呼“天堂之門再次打開了”。社會倒退革命以後，伊朗確立了兩個對外基本方針：一是輸出伊斯蘭革命，一是要斷絕與外界的經濟關係。這種經濟排外的思想，並被高調地被寫在憲法上，其憲法第81條規定：“絕對禁止給予外國人以開設商業、工業、農業、礦業和服務業方面的公司和企業的權利”。 即便是聘用有利於發展本國經濟的外國專家，伊朗也要嚴格限制，憲法第82條規定：“政府不得僱傭外國技術人員，在必要情況下須經伊斯蘭專家委員會的批准”。 伊朗迅速驅逐工業領域的外國投資，沒收13家外資參與的銀行，對外貿易也迅速下降，同時還退出除了為維持國民經濟正常運轉外的與外界的必要交往外，伊朗經濟已經基本與世界脫鉤了。 即便有限的國際貿易和外來投資，都集中在石油領域，與民生與社會沒有太大關係，就整個國民經濟體系而言，沒有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也沒有加入WTO，成為遊離於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內向型經濟。 今天，國家經濟陷入停滯崩潰之後，伊朗神權政府，卻把問題歸咎推諉於外部的封鎖、敵對和制裁；好像自己躲進黑袍，是外敵強行推入的。 而後，伊朗也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以反黃賭毒的名義，抹滅社會中現代文明的蹤跡。同時採取強制措施，規定婦女必須佩戴面紗，公共場所男女實行隔離，女性地位重回舊時代。
革40年命後，伊朗離宣稱的富裕、公平、強大的國家，距離更近了嗎？
到2017年，（川普的制裁還沒開始）伊朗GDP在全球經濟比重，已經下降到0.54%；人均排名下降到第112名，比1977年下降了68名，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國家之一。這40年間，全世界人均GDP增長了約5.5倍(0.18萬美元至1.14萬美元)，中國則是約50倍；而伊朗GDP僅增長了一倍稍多(2325美元至5520美元)。伊朗，終於從一個耀眼的新興經濟強國，淪落為被文明遺棄的經濟貧弱國家。
從1979年到2019年，伊朗有36年CPI指數高於10%，最嚴重的1995年為49.6%、2019年為39.9%；中國在90年代中連續三年超過10%，就已經感到嚴重的通脹危機；而伊朗卻連續數十年如此，其通脹程度，可想而知。
自1971年至今的49年裡，里亞爾對美元貶值了3500倍，其中2000年至今，貶值了40倍，對美元貶值到1：44000)。為了應付通貨膨脹，2019年伊朗政府甚至發行了100萬面值的里亞爾，超越辛巴威的億元大鈔指日可待。2020年的特殊環境下，更是毫無懸念地自由下落，網路上，已經不難見到鈔票滿街飄零的壯觀景象。
激情澎湃地革命了40年，伊朗民眾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2003年，曾經私家車比肩東京的德黑蘭市，據政府統計顯示，全市執行的車輛中，超過50%還是革命前所購買，20多年的老爺車；近些年來，連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開始短缺，購買麵包肉類，往往都需要排隊幾個小時；2019年伊朗牛肉價格已經高達近80人民幣每斤，而即使收入水平最高的德黑蘭，人均工資也不過3000多人民幣。
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就業自然是大問題。伊朗的失業率，常年在10%以上，每年失業人數長期在300萬以上，全國15週歲至29週歲的青年中，失業率高達25.9%，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為18.9%。
就業不景氣，物價不穩定，必然導致龐大的貧困人口數量。即使根據伊朗中央銀行的資料，2015年，伊朗8000萬人口中，有16%生活在絕對貧困中，有50%生活在相對貧困線以下，10.9%的家庭日消費在5.5美元之下。
而40年的中國發展成了什麼樣子，我們有目共睹！
一切的背後，僅僅因為兩個國家在同一時間點，選擇的不同方向！
我們往往相信，歷史，是不斷進步的；文明，是不斷提升的。曾經的文明古國波斯，40年來，卻提供了一個反面的歷史案例。
40年前的1979年，對於中國，正進入一個噩夢醒來的歷史新起點！
天佑中華，幸有智者如鄧公，帶領數十年飢餓內耗後的苦難國家，開始走出癲狂矇昧的斯拉夫化迷失，重新進入文明理性的現代化軌道。
在亞洲的另一端，同樣創造了燦爛古代文明的伊朗，在社會低昧力量綁架下，卻選擇了完全相反的倒退自閉方向，與我們擦肩而過，逆向而行。
其時，相比我們多年內亂後、頻臨崩潰的經濟爛攤子。伊朗，在國家現代化的發展路途，明顯已經把中國遠遠拋在了身後。
1978年的伊朗，是中東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全球第九大經濟體；在亞洲排名第四，GDP總量僅次於人口遠超於它的日本、中國和印度，佔全球GDP總量的1.1%。
當年，伊朗人均GDP高達2325美元，（相當於今天約2萬美元）位居全世界第44名，妥妥的高收入國家，高於世界平均收入水平三分之一，約為當時中國的12倍！
亞洲高收入國家中，汶萊、卡達之類袖珍小國外，在人口超過千萬級的國家中，只有伊朗和日本，人均GDP能超越2000美元。可以想象，當時伊朗是一個何等繁榮富裕的國家。
衡量現代化程度的城市化比率，伊朗超過52%。首都德黑蘭人口高達450萬。併產生了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70年代的德黑蘭，家庭轎車普及率高於香港，相當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京。
從社會文明度看，伊朗是當時中東最為世俗化的政權，婦女不需要帶面紗，衣著時髦比肩歐美。伊斯蘭教法在該國的法典上完全沒有地位，在傳統伊斯蘭世界，伊朗是最有希望的國家。
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透過照片中人物衣著氣質的細節對比，可以讓我們感受到直觀的震撼。
同時期的德黑蘭北京街頭景象 長期在伊朗從事外交工作的華黎明大使回憶說：“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鵬飛外長訪問伊朗時，看到首都德黑蘭一片繁榮的景象，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高速公路四通八達，200萬輛小汽車使首都的交通擁擠不堪。這一切，對於我這個來自當時溫飽還成問題的國度的外交官，著實有點眼花繚亂。”
伊朗航空的空姐
歷史的轉折點，在1979降臨了古老的伊朗！ 不幸的是，它和中國如背向而行的火車，各自轉向了迥然不同的發展方向！現在，它卻開始走入“革命”！在人類的太空時代，在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伊朗，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居然成了伊朗人選擇的制度結果。 1979年初，極力推動國家現代化的伊朗巴列維國王被迫流亡國外，宗教頭目霍梅尼獲取了他的勝利。 伊朗舉國歡慶，人民興高采烈的認為專制的時代永遠結束了。在歡迎霍梅尼歸來的路上，人群高呼“天堂之門再次打開了”。社會倒退革命以後，伊朗確立了兩個對外基本方針：一是輸出伊斯蘭革命，一是要斷絕與外界的經濟關係。這種經濟排外的思想，並被高調地被寫在憲法上，其憲法第81條規定：“絕對禁止給予外國人以開設商業、工業、農業、礦業和服務業方面的公司和企業的權利”。 即便是聘用有利於發展本國經濟的外國專家，伊朗也要嚴格限制，憲法第82條規定：“政府不得僱傭外國技術人員，在必要情況下須經伊斯蘭專家委員會的批准”。 伊朗迅速驅逐工業領域的外國投資，沒收13家外資參與的銀行，對外貿易也迅速下降，同時還退出除了為維持國民經濟正常運轉外的與外界的必要交往外，伊朗經濟已經基本與世界脫鉤了。 即便有限的國際貿易和外來投資，都集中在石油領域，與民生與社會沒有太大關係，就整個國民經濟體系而言，沒有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也沒有加入WTO，成為遊離於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內向型經濟。 今天，國家經濟陷入停滯崩潰之後，伊朗神權政府，卻把問題歸咎推諉於外部的封鎖、敵對和制裁；好像自己躲進黑袍，是外敵強行推入的。 而後，伊朗也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以反黃賭毒的名義，抹滅社會中現代文明的蹤跡。同時採取強制措施，規定婦女必須佩戴面紗，公共場所男女實行隔離，女性地位重回舊時代。
革40年命後，伊朗離宣稱的富裕、公平、強大的國家，距離更近了嗎？
到2017年，（川普的制裁還沒開始）伊朗GDP在全球經濟比重，已經下降到0.54%；人均排名下降到第112名，比1977年下降了68名，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國家之一。這40年間，全世界人均GDP增長了約5.5倍(0.18萬美元至1.14萬美元)，中國則是約50倍；而伊朗GDP僅增長了一倍稍多(2325美元至5520美元)。伊朗，終於從一個耀眼的新興經濟強國，淪落為被文明遺棄的經濟貧弱國家。
從1979年到2019年，伊朗有36年CPI指數高於10%，最嚴重的1995年為49.6%、2019年為39.9%；中國在90年代中連續三年超過10%，就已經感到嚴重的通脹危機；而伊朗卻連續數十年如此，其通脹程度，可想而知。
自1971年至今的49年裡，里亞爾對美元貶值了3500倍，其中2000年至今，貶值了40倍，對美元貶值到1：44000)。為了應付通貨膨脹，2019年伊朗政府甚至發行了100萬面值的里亞爾，超越辛巴威的億元大鈔指日可待。2020年的特殊環境下，更是毫無懸念地自由下落，網路上，已經不難見到鈔票滿街飄零的壯觀景象。
激情澎湃地革命了40年，伊朗民眾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2003年，曾經私家車比肩東京的德黑蘭市，據政府統計顯示，全市執行的車輛中，超過50%還是革命前所購買，20多年的老爺車；近些年來，連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開始短缺，購買麵包肉類，往往都需要排隊幾個小時；2019年伊朗牛肉價格已經高達近80人民幣每斤，而即使收入水平最高的德黑蘭，人均工資也不過3000多人民幣。
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就業自然是大問題。伊朗的失業率，常年在10%以上，每年失業人數長期在300萬以上，全國15週歲至29週歲的青年中，失業率高達25.9%，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為18.9%。
就業不景氣，物價不穩定，必然導致龐大的貧困人口數量。即使根據伊朗中央銀行的資料，2015年，伊朗8000萬人口中，有16%生活在絕對貧困中，有50%生活在相對貧困線以下，10.9%的家庭日消費在5.5美元之下。
而40年的中國發展成了什麼樣子，我們有目共睹！
一切的背後，僅僅因為兩個國家在同一時間點，選擇的不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