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主要以是商鞅和韓非為主流思想。在諸子百家中大部分文化大成者，將腦袋裡思維運用於自己所學知識點當中並加上自己的觀點和理解轉化成的文化學派影響社會文化發展的程序。然而法家思想的出現關乎政治制度的嚴謹性，卻缺乏民主的福利權。在實行整個思想和依照政治制度去宣揚自己主張的同時也在嚴格執行思想中的政策，缺失人情味的法治，也讓商鞅在沒有儀仗者的關注下殞命。

商鞅既是衛國人，商鞅還是擁有君主血統的貴族。商鞅並且還是衛國國君的孫子。商鞅當時所處的衛國只是魏國之下的附屬國家，商鞅是諸侯國國君的孫子，當時商鞅也被稱之為公孫鞅。雖然身為貴族，但志向遠大的商鞅認為自己在一個小國裡沒啥發展前景，便到離開衛國來到了所依附的大國魏國去發展才能。

商鞅到來魏國後，投靠了當時魏國宰相（公叔痤）。商鞅在公叔痤的家中幫忙打理管事，公叔痤對商鞅的才識也很是賞識。後來公叔痤得了病重將要去世時，魏國國君梁惠王前來探望公叔痤，並跟公叔痤商討魏國的下一任宰相誰來繼任更好，公叔痤當下就向梁惠王推舉了商鞅。然而梁惠王卻全然不在意公叔痤的話語，只當公叔痤跟自己開玩笑，結果商鞅在公叔痤去世後為了謀生又前往秦國發展前途。

我想當時的梁惠王看不上商鞅可能是覺得商鞅沒啥傑出的貢獻讓世人所知曉，所以梁惠王也就不把商鞅當回事。但是梁惠王也是一個惜才之人，能忍耐孟子這般直爽的人，也可見梁惠王也是很喜歡有藝術細胞的文化者。而梁惠王沒有重視和考察商鞅更多的可能也許是梁惠王心中早已有了自己中意的人選，而公叔痤的意見梁惠王只是聽聽而已，並沒有打算收用。

商鞅到了秦國便投靠了當時的秦孝公，秦孝公見到像商鞅這樣的有學之士時，立馬歡欣鼓舞的給予重用。商鞅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理應與庶民同罪。然而在商鞅最開始實行變法的初期，太子的黨派公開觸及商鞅製法的條例界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商鞅在不畏懼強權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實行法治社會和維護法律的權威，只好拿太子老師開刀。藉由此事震懾法律制度的權威性。

商鞅連老百姓的生活細枝末節生活習慣都加入了法律的行列，不僅如此商鞅秉公執法的同時，還殺法果絕，曾一口氣連殺七百多號人。這讓人不得不懷疑其中是否不乏無辜受害者。就連商鞅最後也因為自己嚴苛的刑法而被抓獲，當秦孝公死後商鞅沒有了儀仗，他人又枉告商鞅蓄意謀反，商鞅收到訊息後想逃亡，但天黑借住客棧時卻不敢拿出身份證明。店家也不敢收留不明身份證，怕受商鞅的連坐制度受牽連。最後商鞅被抓獲死於非命。

墨家兼愛且非攻，墨子還曾為了救宋國和楚國據理力爭，讓宋國的百姓免受戰亂之苦。而儒家的孔子更是提倡人人都要有顆仁愛之心。商鞅太過固執，不接受他人的勸解。在他人反對他的政治主張時根本毫不在意他人的看法，在別人贊同時他也按法辦事將提議者發配。商鞅在立法的過程中完全是站在君主統治權的角度看待法治社會。也可能是商鞅自己本身就是貴族出身，所以商鞅難以更加深入的體會到民間疾苦，所以說商鞅無法從民間的角度去認同百姓的歸屬感，也無法從百姓的角度去研發出法治之外的人情制度，只是一味的打壓人民群眾來獲得國家暫時性的強大。

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強制執行法制制度，讓秦國在諸國中速度強大。但法律之外不在乎人情，商鞅在實行法治社會，敢為人者先的態度值得嘉獎，但人情之外的利益場上，商鞅觸碰了貴族們的根本，這讓貴族們對商鞅早就深惡痛絕，也讓老百姓生活得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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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刑寡恩

舉個例子：商鞅在孝公的支援下推行新法； 新法推行一年之際，國人都說新法多有不便。新法推行十年，秦國國富兵強，當初說新法不便於民的人又有來稱頌新法，商鞅說：“這都是擾亂教化的人”，於是把他們全部遷到邊疆去戍邊。自此，百姓不敢論新法。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是：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鞅的簡歷不做過多贅述，只從正史的資料和歷史後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商鞅在歷史上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由此可見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很低，司馬遷是中國史學家第一人，然而他對商君這樣的評價，我們後世看來是有爭議的。

司馬遷列舉了幾條“罪證”：急功近利沒有自己的真本事為一、由太監走後門推薦給秦孝公不光彩為二、濫用刑罰過重懲罰公子虔為三、靠欺騙朋友的友誼騙取戰爭的勝利為末。

先說商君與秦孝公初見，雙方都是互相瞭解的一個過程，商君沒有馬上亮出底牌的原因是想看看秦孝公到底是泛泛之輩還是真心求強，以免對牛彈琴。最終商君亮出霸道底牌，秦孝公跟他幾天都說不完，可見秦孝公內心真正的訴求正是爭霸天下，這樣就為二人日後合作打下了一個堅定有力的基礎，可見商君並非急功近利，反而步步為營。

其二由太監推薦不光彩之說從當時政治環境來說講不通，司馬遷本身自己就是太監，仍能成為史學第一人，況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能因為是太監就有歧視，況且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秦孝公和商鞅兩人恐怕都不在意這些，由此可見也沒什麼不光彩這一說。

其三指責商鞅上位後濫用刑罰懲治曾經力挺變法的公子虔，但在舉國推行變法的那個年代，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取信於民的基礎，公子虔犯法就應該收到相應的懲罰，功是功過是過，功過不能相抵。所以依照刑法處置公子虔我想在商鞅心中也是心痛而又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所以不存在商鞅濫用刑罰故意重刑懲治公子虔。

其四在秦魏河西之戰，商鞅以朋友身份邀請公子卬喝酒談判名義將其俘虜，趁對方大軍沒有準備而全殲對方。這種情況只能說人各為其主，公子卬還是太年輕了，兩軍對壘不是兒戲，是生死，主帥身後都是幾十萬條人命，要對國家的領土將士的生命負責，誰在這裡裝仁義道德，就會葬送了將士們的生命。要怪只能怪魏國派出了一個如此無知的主帥吧。

由此可見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是帶著嚴重個人主義色彩的，這對一個史學家來說是有失公允的。

我們不難發現，司馬遷是崇尚儒家的，他的老師是大儒董仲舒。在戰國時期儒家思想在實際中很難行得通，甚至與法家思想某種程度是對立的。司馬遷因為學術立場的不同對商鞅存在偏見、故意忽視商鞅卓越的貢獻，對商鞅個人品行進行攻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本人也是遭受了宮刑，原因僅僅是說了幾句真話，所以內心對嚴酷刑罰的憤怒是難以抹平的，而商鞅恰恰是輕罪重刑的創造者，所以司馬遷對商君有此評價也可理解。

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商鞅之法懲奸究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 毛主席

這是毛主席老人家對商鞅的客觀評價，商鞅的歷史貢獻大家有目共睹，無人可出其左右。

商鞅主張，尚奸和惡政。即選拔重用奸惡之人，行惡政。

商鞅認為，國強民弱，民強國弱。治國之道守在弱民。政做民之所樂，民強，政做民之所惡，民弱。所以，君主必須實行人民所惡之政。

惡政有疲民，貧民，弱民，辱民，愚民。

還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重刑輕賞，則民愛上。以奸使民，則民親制。

扼殺人民的一切權利和自由。讓人民生存的唯一價值，就是為君主至死盡忠——戰時用其死，安平盡其力。寡聞從令。

商鞅還認為，要讓百姓專心耕戰。眼睛不要亂看，耳朵不要亂聽，嘴巴不要亂說。這讓人想起驢拉磨時，需要把驢的眼鏡蒙上。而法家比驢的主人想的更為周全。不但要蒙上人民眼睛，還要塞住耳朵，堵上嘴巴。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所言之惡僅有商鞅之罪的百分之一。

法家確確實實代表了君主的利益，讓人民做君主的奴才。讓人民成為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任由君主驅使。

提起商鞅，大家肯定都會想到商鞅變法，所以商鞅是一位改革派，歷史上商鞅實行商鞅變法，為秦國的強大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商鞅可以說是一個理想主義家，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專研法律，主張依法治國，能夠說到做到，有法必依。商鞅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改革家，他的改革，對中國影響深遠。

但是商鞅野心太大，執法嚴酷，不容情理，誤殺了很多的平民百姓。而且維護了大部分貴族統治者的利益。

司馬遷對他的評價或許太過於負面，畢竟司馬遷是個儒家，而商鞅專研法治，兩個人不在一個道路上，不免評價過於偏激。

不過不管怎麼說，商鞅變法在歷史上也促進了秦國的發展，也為中國的法制發展提供了借鑑。

應該說，秦王朝的事情，成也在商鞅，敗也在商鞅；就商鞅個人而言，成也在變法，敗也在變法。

商鞅本來是衛華人，姬性，公孫氏，所以，商鞅又叫做衛鞅，公孫鞅。大家知道，姬姓是周王朝的國姓，周文王姬昌就姓姬。周武王滅商後，分封天下，把天下全部分給了他的本家子，商鞅應該就是周王朝的本家子。秦王朝乃是靠護送周平王東遷而發跡的，屬於外人。最早的時候，秦始皇的祖宗善養馬，周王朝便將秦地賜予秦始皇的祖上，並賜予嬴姓。

商鞅有才能，有人推薦他做官，衛君不以為然。推薦的人就說：“你既然不用商鞅，就一定要把他殺掉。”衛君也不以為然。後來，秦王朝招納賢士，說誰能讓秦國強盛，就讓誰當大官。為了當大官，商鞅不顧國家利益，跑到秦國去了，因此有了“商鞅變法”，秦國也因此而強大起來。

強大起來的秦國四處征伐，商鞅就帶了軍隊，征伐他的母國衛國；衛國吃了敗仗，不得不割地求和。衛君這時候才後悔當初沒用商鞅，也沒啥了商鞅。

商鞅變法推進了秦國的強盛，但秦國的法律嚴苛，也是一個弊端。商鞅規定，出遠門必須有憑證，否則，不能收留，收留者也要受懲罰。商鞅逃跑時在客棧求住，就被拒絕。店主告知商鞅：中國律法森嚴，商君有令，但凡住店者要有憑證，沒憑證一律不得接收。商鞅因此而住不了店。商鞅要到衛國去，衛國自然是不接受；沒辦法，只得回到他的封地，最後戰敗了，被秦國處了車裂之刑。

商鞅變法，是秦朝暴政的源頭。這種暴政，既可使國家強盛，也會使百姓無法承受；應該說是一把雙刃劍。秦朝建立僅僅十五年就滅亡了，不能不說與它的暴政有關。

商鞅是怎麼來到秦國的呢？

秦孝公繼位後。當時黃河和殽山以東的戰國六雄已經形成，淮河、泗水之間有十多個小國。周王室勢力衰微，諸侯間用武力相互征伐吞併。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不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盟會，被諸侯們疏遠，像夷狄一樣對待。

秦孝公繼位後以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為己任，在國內頒佈了著名的求賢令，命華人、大臣獻富國強兵之策。秦孝公在求賢令中指出：“秦國自秦厲共公之後接連幾代不得安寧，國家內憂外患，魏國趁機奪取了祖先的河西之地。諸侯們疏遠秦國，恥辱沒有比這更大的了。賓客和群臣中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土地的賞賜。”

商鞅聽說秦孝公在國內釋出求賢令，便攜帶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透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遊說秦孝公，孝公聽後直打瞌睡並透過景監指責商鞅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後，商鞅再次會見秦孝公，用王道之術遊說，孝公不能接受並再次透過景監責備商鞅。商鞅第三次會見秦孝公時用霸道之術遊說，獲得孝公的肯定但沒有被採用，但商鞅此時已領會孝公心中的意圖。最後商鞅見孝公時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時十分入迷，膝蓋不知不覺向商鞅挪動，二人暢談數日毫無倦意。景監不得其解，向商鞅詢問緣由。

商鞅說秦孝公意圖在當今爭霸天下，所以對耗時太長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學說不感興趣。這為後來商鞅大力度變法。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那麼商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個人認為，他是一個很果斷的人！

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變法的時候，猶豫不決。於是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商鞅就對秦孝公說：“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搞出名堂，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功。況且超出常人的行為，本來就會被世俗非議；有獨道見解的人，一定會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後都弄不明白，聰明的人事先就能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謀劃新事物的創始但可以和他們共享成功的歡樂。探討最高道德的人不與世俗合流，成就大業的人不與一般人共謀。因此，聖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利於百姓，就不必遵循舊的禮制。”

甘龍反駁說：“聖人不改變民俗來教育民眾，智者不改變已形成的法令來治理國家。順應民風民俗教育民眾，不費力就能成功；沿襲舊有制度來治理國家，官吏習慣而百姓安定。”商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的說法。一般人安於舊有的習俗，而讀書人拘泥於書本上的見聞。這兩種人奉公守法還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談論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禮制不同能統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稱霸一方。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約；賢能的人變更禮制，尋常的人被禮制約束。”

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換舊制。仿效過去的法度沒有過失，遵循已有的禮儀不會出現偏差。”商鞅說：“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有利於國家發展就能不仿效過去的法度。商湯、周武王不沿襲過去的法度能夠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舊制而滅亡。反對舊法的人不能非議，而沿襲舊禮的人不值得讚揚。”秦孝公十分贊同商鞅的觀點。

變法之爭結束後，秦孝公於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佈《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

主要內容如下

一刺激農業生產 以農業為本業。

1為刺激農業的發展，商鞅制定了增加農民數量，使全國各行各業的人都從事農業；

2禁止農民購買糧食，迫使農民專心務農；

3實行愚民政策，隔絕農民與知識的接觸；

.....

二抑制商業發展 以商業為末業。為抑制商業的發展，商鞅制定了商人不得賣糧；

1提高酒肉價格、加重商品銷售稅；

2禁止百姓經營旅店、客舍；

3商人的奴僕必須服役等措施。

......

三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

1加重處罰力度打擊國內心胸狹窄、性情急躁、懈怠懶惰、揮霍錢財、阿諛奉承的百姓；

2取消影響農業生產的娛樂活動；

3改變秦國國內重視學問，鄙視農業生產的風氣。

...

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認為政治目標要固定，而政治手段需要靈活。為實現政治目標要調動所有的政策和組織，靈活的採用相應的手段，以便實現這個目標，法家掌握權力後透過變法革新就是基於這個理論。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於山東六國。

其次，法家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

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明法”，商鞅一樣抱著這種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例如蔡澤遊說范雎時曾說：“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韓非也說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可見商鞅不但在言論上明法，在行動上也以此為目標。

商鞅變法時所設的連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商鞅執法嚴酷，曾在渭河邊一日處決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變紅，號哭之聲驚天動地。商鞅嚴格執法、濫用酷刑的行為招致普遍的怨恨，

商鞅是個政治家，又是個軍事家！

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佈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

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韓非在《韓非子·奸劫弒臣第十四》中評價商鞅的什伍連坐法：“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可為明證。

再次，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商鞅通曉法家、兵家兩家思想，兼有政治、軍事的雙重性格，這使他不但重法，而且重兵。商鞅反覆強調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軍事上的成功，為此商鞅鼓勵對外發動戰爭以及按軍功彰顯榮耀，並在變法時頒佈了獎勵軍功的法令。

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商鞅治理秦國，使百姓專注於農耕和兵戰兩件事，全國各個階層及各行各業的人必須從事農業和軍事有關的活動，剝奪百姓獨立的思想和行動，全國的政策法規都必須針對重農重戰的國策來制定。為此，商鞅還為秦國制定了統一的賦稅和度量衡制度。

商鞅作為統帥為秦國攻城略地，拓地千里，許多著作將商鞅與當時的名將並稱。《漢書·刑法志》將商鞅與吳國的孫武、齊國的孫臏、魏國的吳起並稱；

司馬遷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商鞅卻貶斥儒家學說，將儒家所推崇的禮樂、詩書、孝悌、修善、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貶斥為六蝨，認為國家必須去除六蝨才能強大..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商鞅評價不高，他認為商鞅用膚淺的帝王之術取悅秦孝公、透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走門路這些不光彩手段獲得重用後，在秦國國內採用近乎“暴力”的手段進行快速改革、處罰公子虔、欺騙公子卬、不聽趙良的勸告，這些足以證明他是個刻薄少恩的人

如果作為常人讀史書上對某人的評價，很容易主觀臆斷的認為這是史書編撰人自己的認知。如若是這樣的去讀史書就會大錯特錯，史書的編撰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裡面不能隨意夾雜意思自己的一絲感情進來進行所謂的主觀臆斷的描述。

首先，史書編撰看似一個人的事情，其實並非如此。就如《史記》一書看似是司馬遷所為，實則在其背後有著深厚的底蘊為其築基，才有他有朝一日進行彙編成冊的良機。這個底蘊就是世世代代對其歷史人物進行的記錄和一再的進行相關資料的合適歸類，其嚴肅性不亞於一場戰役的角逐。

其次，史書編撰的時候很考驗一個人的心境是否超然。作為史書編撰的主筆，更是要在心境上練達超然。否則就不能用多維的視角，在眾多資料中去梳理還原歷史的真相。如何進行多維視角還原，第一步就是讓自己的心境徹底空明融入時空的轉盤之中，進入相關人物時空環境進行全維度置換。

最後，史書記載的都是歷史上的事情，其關鍵的一點就是他們是環環相接、環環相扣的存在。從歷史事件的節點中去推理合理與否，其編撰者就要有極強的時空邏輯推理的能力。這裡不能進行刻意的主觀臆斷，作為史書的編撰者所負載的責任和使命比自身的生命還要重要，由此不會刻意的去抹黑歷史人物，也不會隨意的去美化歷史人物。但是有些記載是已成史料，也只是成為負載品，這個時候，作為撰寫人最大的期盼就是後人能夠擦亮眼睛來抽絲剝繭還原歷史的真相。

史書的撰寫人是一個出力不討好的職業，相對於跨年代的進行研究和撰寫更是不能馬馬虎虎。否則就更容易被早早的解僱成為真正的史上的白丁——百無一用是書生了。

司馬遷怎麼評價商鞅？見下圖:

對於商鞅變法，用現在眼光來看，不可否認存在時代弊端，但也存在時代侷限，總體來說，屬於特殊時代下的特殊產物，是一次徹底的變法。

對於商鞅，不可否認他的品質，但總體來說，我認為，他是一個徹底的改革家，同時也是一個殉道者。

你怎麼看？

先說答案

商鞅是一位身懷三皇之道的法家聖人。

司馬遷在《史記·七十列傳·商君列傳》中評價商鞅：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馬遷並不是一個通達大道的人，他並不能理解商鞅的思想和行為。

所以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是不正確的。

伏羲之後，黃帝之前，天人未分，華夏民族以天為天，人們祭祀天地，自然而然循天理而生活。

黃帝之後，天人兩立，社會以天子為天，創立一套以天子為至尊的祭祀禮儀制度，這就是禮樂。

春秋之前，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諸侯不尊天子為天，天子為了要維護自己作為人倫之天的至尊至貴的威嚴，就以王師討伐這些亂臣賊子。

西周末期，諸侯的軍事力量超過王師，維護天子至尊地位的軍事力量，也被諸侯瓦解。天下百姓便失去了他們的天，於是天塌了，天下大亂。

萬物失去了天，就會陷入一片黑暗，人失去了君主，就會陷入一片混亂。

天塌了之後，我們應該怎麼辦？

孔子、商鞅，就是站出來回答這個問題的人。

孔子說，克己復禮。商鞅則設計了綿延數千年而不改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制度。

強行著有志，在春秋戰國那個天下失道的時代，匡扶天下是每一位有道聖人的志向。

商鞅，是在天下燃燒著熊熊烈火之時站出來的人，他可以看著大火將天下焚燬，也可以選擇去撲火，當商鞅選擇去撲火的那一刻，他自己的生死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了。

商鞅沒有保身之道嗎？

只是他選擇去撲火罷了。

商鞅在史記裡面有傳記，商君列傳，那我們來看看商鞅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商鞅，是衛國國君的庶子，叫公孫鞅，也叫衛鞅。商鞅在年輕的時候特別喜歡刑名之學，在魏相公叔座做中庶子。

公叔座病重的時候，魏王去看望公叔座，公叔座向魏王推薦了商鞅，魏王沒有反應，公叔座就知道魏王沒有這個打算，於是就跟魏王說，如果您不打算用商鞅，那麼必須把商鞅殺掉，不能讓他離開魏國，魏王還是沒有反應。

魏王走後，公叔座派人叫來商鞅，告訴他剛才的事情，讓他趕緊離開魏國，商鞅說，既然魏王不聽你的建議重用我，那麼也不會聽你的把我殺掉的。

商鞅聽說秦孝公在求賢納士，就在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幫助下見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講了堯舜治國的方法，第二次講春秋五霸的治國方法，第三次講富國強兵的方法，秦孝公十分的滿意。

秦孝公打算採納商鞅的意見，進行變法，但又擔心秦華人會議論，所以讓商鞅與甘龍和杜摯在朝上辯論，商鞅把對方辯得啞口無言，秦孝公下定決心變法，任命商鞅為左庶長。

商鞅的變法主要是廢除了世卿世祿制，要獲得爵位與田地，主要是靠戰功，這樣激起秦國士兵的作戰勇氣，另外鼓勵開墾耕種，實行連坐法。

商鞅擔心新法不被老百姓所信任，於是南木立木，只要搬到北門能獲得五十金，後來有一個人搬走，真的拿到了五十金，這下子老百姓都相信了，商鞅就頒了新法。

新法剛頒佈的頭一年，有很多老百姓都到咸陽來說新法的不好之處，商鞅認為這是因為貴族觸犯了新法，剛好太子也觸犯了新法，所以商鞅就處罰了太子，太子是儲君，自然是不能處罰的，於是就罰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與公孫賈，就再也沒有人敢議論新法了。

秦孝王死後，秦惠文王繼位，因為新法觸動了貴族的利益，再加上商鞅得罪了秦惠文王，公子虔就告發商鞅謀反，最後商鞅被車裂。

一部《大秦帝國》讓很多人認識到了一個博學、果敢、為國為民的法家學者商鞅。小說畢竟是藝術，它將商鞅美化成一個“完美”的人。不可否認歷史上的商鞅確實是一個偉大變革者，但同時他也是一個賤視百姓生命的御用政客。

古代中國的第一次變革就發生在春秋戰國那個光輝的時代。一方面是隨著社會生產工具的改進以及生產力的提高，新興的地主階級跟自耕農階級，對舊有的奴隸制社會體制越發不滿。另一方面是舊有的奴隸制生產模式因其生產效率低下，影響到列國間的爭霸。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法家應運而生，一大批法家學者奔走於列國當中推行一系列解放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國力的變革。

魏國在李悝變法之後成為戰國首霸，楚國在吳起變法之後重拾昔日的雄風，南韓也在申不害變法之後成為了實力不可小覷的小霸主。但是這些人跟商鞅比起來都顯得那麼的渺小，作為一個變革者，商鞅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

據《史記·商君列傳》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這是商鞅在秦國推行的第一次變法後，秦國的改變。推行了十年，秦國怡然達到了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風貌，而之前那些樂於私鬥的人也變得怯於私鬥、勇於公戰。可以說商鞅的第一次變法效果顯著，於是商鞅又緊接著推行了第二次變法。

據《史記·商君列傳》載：“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在第二次變法之後，秦國已經是國富民強，天子都“致胙於孝公”，國際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可以說正是商鞅的兩次變法奠定了秦國統一的基礎。

正如秦昭襄王時期的相國蔡澤所言：“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商鞅透過嚴苛的法律給秦國營造出了一個安定的國內環境；透過獎賞，讓農民勤於耕種，士兵勇於作戰。最終實現了“兵休而國富”、“無敵於天下”、“立威於諸侯”。

雖然商鞅在變法上的偉大毋庸置疑，但是他的為人卻讓人難以苟同。在小說《大秦帝國》裡面，秦惠文王車裂商鞅的時候，那些老百姓紛紛都來送別商鞅，甚至有的老百姓追隨商鞅而死。但是在真正的歷史當中，商鞅被車裂的時候，並沒有老百姓感到惋惜。據《戰國策·秦策》載：“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短短的一句話，徹底將《大秦帝國》裡面那個受到百姓愛戴的商鞅的形象撕破。

為何給秦國做出偉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只得到一個“而秦人不憐”的評價呢？這其實跟商鞅自身的思想有關，在《商君書·弱民》一篇當中，商鞅將自己賤視百姓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商鞅看來“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雖然這不過是商鞅強國手段的一種，但是從他把老百姓看成是“工具”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他最後得不到秦人的憐惜。

對於商鞅的思想、為人，司馬遷也是極其厭惡的，甚至認為他的死是咎由自取的。在《史記·商君列傳》當中記載了：“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因為自己制定的嚴刑峻法，使得自己在逃亡過程竟無容身之處，後人評價曰“作法自斃”。為國君制定瞭如此嚴厲的法律來統治老百姓，也是“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的重要原因。

商鞅是前期法家最傑出的代表。其所推行的僱役佃耕制和土地所有制使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因而讓秦國的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為秦統一六國打下了穩固的基礎。從春秋時期開始，舊的奴隸制日益瓦解，新的生產關係逐漸形成，各諸侯國也開始了變法熱潮，各國內部奴隸主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展開了對政權的反覆爭奪。而儒家學派政治上是站在奴隸主貴族的立場，以克己復禮為綱領，試圖恢復西周時期的奴隸制度，與站在法家立場的新興地主階級展開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形成了儒、法兩家的對立。

商鞅在秦國曆時20年，先後頒佈兩次變法令，主要內容是廢井田、廢世卿世祿制度、廢分封制，全方面打擊了奴隸制，引起了當時秦國舊地主階級頑強反抗，他們以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來反擊商鞅變法的暴力，要商鞅下臺。商鞅針鋒相對的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認為時代不同，治理國家不能照搬舊一套。舊貴族階級無計可施，終於在孝公死後，陰謀發動政變，把商鞅車裂並殺其全家。可見這場鬥爭是多麼激烈！

作為儒家學派的司馬遷對可以說是世仇的法家學派人物商鞅能做出一個公平的評判嗎？所以說史記作為司馬遷的一家之言，還是不要當成真實的歷史去看待。

商鞅是著名的法家，他相信人性本惡，所以需要法治。與孟子說的人性本善是不同的，人本性善只是需要引導和教育。商鞅主張積極有為，推行強制的法治。勘查官吏，獎勵耕戰，重罰重賞。為了樹立法治的威信，他徙木立信，讓百姓相信他說的話是算數的。他實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對於太子犯法懲罰太子的老師，搞鼻刑。這讓秦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法制國家，百姓勇於公斗而不私鬥，秦軍成為虎狼之師，戰鬥力飈升。不久商鞅就帶領這一支秦軍奪得魏國河西之地，秦國強於六國，讓六國感到震驚。

但商鞅有些居功自高，太子的老師在秦孝公死後就開始汙衊商鞅謀反，商鞅只好逃跑，結果入魏國而不得，被送回秦國，五馬分屍而死。有說是車裂而死。但車裂之刑法也許是後人以今視古，不存在這一刑罰。車在古代也許是刀、弓箭的意思，只是以刀劍先殺之，後示眾。被演化成車裂之。也許只是表明了當時人對商鞅的憤怒之深。商鞅的確對小民是輕視的，民成為打仗的工具，而懲罰又太過嚴厲。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受刑尤其如此。

商鞅本是衛華人，而衛國是個小國，他來到魏國跟隨公孫痤學習，給他做門客，給他辦事。公孫痤是魏國相國，臨死前推薦商鞅給魏王。說商鞅是不世出的大才，如果不用就殺之，避免後患。結果是魏王並沒有把商鞅當回事。商鞅到了秦國後，帶兵奪取魏國河西之地，逼得魏國遷都大梁（開封），魏華人當然恨商鞅了，不接納商鞅。又據說是商鞅逃到秦魏邊境住宿，因為拿不出文書，被旅社拒之門外，商鞅也算是死於自己的法律了。

據說是太子的老師考慮到商鞅的變法激起秦國老秦人和新秦人，老氏族和新世族之間的矛盾，也就是保守一派和革新一派的矛盾和鬥爭。而士族是秦國的根本，如果內鬥，秦國只會被削弱。為了彌合這種裂隙，現任國君秦惠公的老師公子虔，即那個遭了鼻刑的太子老師也慫恿新君秦惠文公殺了商鞅。

一個已經完成了變法的商鞅可以不要，但秦國的世族是必須要的，秦國的團結比什麼都重要，於是商鞅的結局就基本確定了。

商鞅就成為秦國變法的一個悲劇性人物。

其實秦國一直是有法制傳統的，秦國曆來重視外來人才的使用，秦孝公把國都遷到東邊櫟陽就是要脫離舊貴族，好改革。而商鞅的才能得到了秦孝公的垂青，大力支援商鞅進行改革，因此商鞅的改革是推行得很順利的。只是商鞅得罪了太子的老師和一些舊貴族，落到了一個不好的下場。

商鞅本人按照司馬遷的說法是很刻薄的，沒有仁義的。但商鞅在客觀上推進了歷史程序，他的變法一直到秦始皇時都沒有變。不過，法家在滅掉六國後就變得不怎麼合乎時代需要了，秦朝法律殘暴也導致了秦朝短命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