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土木堡之變的的罪魁禍首，很多人都把罪過推到了宦官王振的身上，這其實和《明史宦官傳》的記載一致，不過在《明史宦官傳》裡面描寫更為惡劣，號稱“挾帝親征”，但是這是真的嗎？

從歷史記載來看來看土木堡之變的重要負責人應該是明英宗，而非王振。實際上把王振說成挾持皇帝出征，或者王振極力鼓吹才使得明英宗朱祁鎮出征，這都是為尊者避諱的結果，畢竟明英宗在被也先放回明朝之後，還發動了奪門之變，繼續當皇帝，在修史時和私人記事的時候，總要為皇帝避諱這些錯事，無疑在當時王振就是最好的靶子。

明英宗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實際上已經23歲，雖然在政治上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但是從年齡上看已經是一個成年人，自己給自己做主也是可行的，明英宗自己決定御駕親征也先，王振只不過是一個勸說者。在《明英宗實錄》清楚的寫到:

司禮監太監王振實勸成於內，故群臣雖合章諫止，上皆不納。

在明英宗商議親征的時候，當時的官員確實畏懼王振沒有反對親征的意思。但是在明英宗釋出下達親征的命令之後，吏部尚書王直帶著北京衙門裡的長官上書明英宗勸阻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都上書，請明英宗以大局為重，可是明英宗不聽。

而且《明史宦官傳》記載明英宗朱祁鎮復辟之後，還採納太監劉恆的意見，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還在北京智化寺建設祠堂祭祀王振，祠堂的名字還叫做精忠。可見明英宗對於王振的懷念至深。如果是王振強烈要求明英宗親征，在土木堡瞎指揮把明軍搞得大敗，使得明英宗被也先俘虜，在流落塞北一年多，回到北京又被弟弟景泰帝朱祁鈺囚禁七年多。如此悲慘的經歷怎麼可能不使得明英宗痛恨王振這個罪魁禍首，但是明英宗沒有，那隻能說明明英宗在土木之變中確實是自己搞出了大錯，怪不到別人的頭上。可以說王振的勸說只是一個催化劑的作用，實際上是明英宗自己想要親征。

在明代四朝元老楊士奇本人撰寫的《三朝聖諭錄》中對於明英宗的行為概述的很好:

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

意思是說在宣德六年（1432年），明英宗的父親朱瞻基巡視北邊的邊事，到達薊州遵化，駐紮在石門，在這個時候兀良哈一萬多人寇掠邊關，朱瞻基帶兵在喜峰口大敗兀良哈人。父親的英勇事蹟總會在兒子心裡留下深刻的影響，朱瞻基御駕親征必定會影響朱祁鎮。但是楊士奇指出國家承平日久，將士已經不是當年的百戰計程車兵，而且明英宗朱祁鎮生長於深宮之中，根本不懂軍事，也不是朱瞻基這種青少年時期就跟隨朱棣北征的人，宦官王振不瞭解實際情況，意圖讓明英宗效法明宣宗，所以才有了被也先擊敗被俘虜的情況。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在明朝前期，天子御駕親征是一種常態，明英宗御駕親征並不是個別現象。

在明成祖時代，作為皇帝的朱棣就一直御駕親征。在永樂八年（1410年）三月朱棣從北京出發征討蒙古，大敗本雅失裡，在六月班師回朝，在飛雲壑阿魯臺想要進攻朱棣被打的大敗。永樂十二年（1414年）朱棣再度親征蒙古，大敗馬哈木。永樂二十年（1422年），再度進攻蒙古。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和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兩次親征蒙古。明仁宗在位年僅九個月可以不提。在明宣宗的時代，親征也是標配，在宣德元年（1426年），漢王朱高煦造反，在大臣的建議下朱瞻基御駕親征漢王朱高煦，朱高煦大敗。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巡邊，適逢兀良哈入寇，朱瞻基前去攻打兀良哈，大敗兀良哈，朱瞻基還射殺三人。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巡邊，宣德九年（1434年），明宣宗再次巡邊。

皇帝親征在永樂和宣德兩朝已經是常事，到了明英宗登基，自然也會效法明宣宗和明成祖。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此外明朝北京的三大營: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他們的最高統帥一直是明朝的皇帝，明朝的軍事將領只能夠成為三大營裡面一部分軍隊的將領，這個軍隊體系是為了皇帝服務的，所以明英宗的御駕親征也是必然。

王振的專權顯然沒有後世“站皇帝”劉瑾和“九千歲”魏忠賢的權勢大，他並沒有在明朝的朝堂有一批官員為他服務，王振顯然沒有權利挾持明英宗，更有可能是明英宗要效法朱瞻基親征時，王振為皇帝搖旗吶喊，保證明英宗的親征的計劃順利實行。所以明英宗才是土木之變的負責人，而非王振。

這是明英宗昏庸及太監王振專權共同造成的，也可以說是密不可分的。

先是明英宗縱容王振擅權，挑起明朝與瓦剌的分爭（原因是因為通貢），再者對形勢認定不清，部隊組織混亂，指揮嚴重失當，全由王振一個門外漢瞎指揮，英宗對這一切熟視無睹，無疑是昏庸到了極點，把大明朝推向危機的邊緣。

公元1449年六月，瓦剌太師也先犯邊。明英宗（時年22歲）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不顧群臣勸阻，親自帶兵出征。將所有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由於王振不懂軍事、導致上下怨聲載道。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入居庸關，王振不允。在軍隊行至土木堡時瓦剌大軍趕到發動進攻。明軍兵敗，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戰死全軍覆沒。英宗被俘。大明精英喪失殆盡。但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誰造成的，一個年輕的皇帝和沒卵的太監有這麼大的破壞力？

土木堡之戰。20餘萬明軍戰死被俘逃亡佔三分之一，武器輜重盡失，配備先進火器的三大營毀於一旦。大明軍事能力亦就此中衰，可謂鑄九州之鐵，不能為此一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就是明英宗，這個無恥的叩門天子。太監王振不過是幫兇。不入懷來城宿營，拒絕兵部尚書鄺埜建議。不入居庸關，這些那是一個太監可以做主的。最終決定只有明英宗。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一個青年人如此輕率，焉能不敗。隨行的武官勳貴包括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應該都提出相應的軍事建議，但顯然明英宗沒有聽，這大概就是年輕人的逆反的心理吧。應該說。這次失敗是空前的，大明無論是從經濟，軍事，政治，都喪失了一代精英，而且在邊事徹底採取了守勢，再無進取精神，這種精神的喪失無疑是最可怕的。始作俑者也是明英宗，當他錯殺于謙證明自己合法的時候。瓦剌犯邊事。他卻再無勇氣“御駕親征”的勇氣，只會唉聲嘆氣。勇氣已經不存在了，這也就證明了當年親自帶兵出兵絕非勇氣，而是出於無知。不知戰爭為何物的孩子。

尤其是在軍事上，三大營在土木堡的全軍覆沒，自此明軍再無野戰。也無全勝，明朝對瓦剌由戰略主動反擊轉為依靠長城進行戰略防禦。應該說，土木之變最大責任人就是明英宗，第二是王振和隨軍將領，第是明朝朝堂上的文武大臣。把鍋全甩給一個太監是錯誤的，不僅王振要喊冤，我們也要替王太監辯駁，這是缺德。這是欺負人。而明英宗二次登基以後，居然給太監建廟除了說明他的昏庸之外，也說明了他的愧疚，他知道這個太監是替他被黑鍋。

表面上的罪魁禍首是宦官王振，隱藏的罪魁禍首則是明英宗朱祁鎮，為什麼這麼說呢？

自從建國起明朝雖然將蒙古趕回了草原，但並沒有徹底解決蒙古對明朝北部疆域的威脅，這點朱元璋知道，朱棣也知道，所以倆人在位期間多次發起對蒙古的進攻。

時間來到了明英宗時代，由於幾十年的無對外大規模作戰，再加上蒙古部族的一時服軟，明英宗天真的以為漠北的蒙古軟弱可欺。

此時的他正處於血氣方剛一心想建功立業的年紀，不知戰爭的殘酷，宦官王振順著明英宗的喜好鼓動明英宗親征，於是一場不成熟的決策在倆人的商量下成行。

宦官王振為了光宗耀祖居然在半路上建議明英宗繞道自己的家鄉，明英宗同意了，倆人完全將戰爭當成了兒戲，不過在後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次御駕親征的結果是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殺。

大明帝國辛苦幾代人建立的盛世一下敗壞在了明英宗的手裡，土木堡之變成為明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最大的罪魁禍首就是明英宗。

我認為土木堡之變失敗的罪魁禍首是明中期國力的衰弱。

明朝中後期以後，君主不問政事，導致奷臣把持朝政。奷臣把持朝政，又加深了政治腐敗，加深了社會危機。王振、劉瑾勢傾天下，嚴嵩把持朝政都是生動的例證。

明英宗即位後，宦官王振掌司禮監，不少文武大臣都懼怕他，對他阿諛奉承，賄賂財物，英宗也稱他“先生”，他排斥異已，陷害忠臣，為所欲為。

而此時蒙古瓦剌部勢力強大起來，首領也先統一了蒙古各部，進攻明朝。王振因貪邊功，誘使英宗親征，導致土木堡之變大敗，明英宗被俘。

王振專權其實是君主專制的結果，是君主給予的權力。

土木堡之戰，也先騎兵衝過來時，明軍做鳥獸散，奮起抵抗的兩位中下級蒙古族軍官，直至戰死。也先聞之，大哭。真不知道英宗養的這些近衛軍都是吃乾飯的。敵人來了，扔下皇帝自已先跑了。

土木堡之變，是大明王朝國家戰略重要的轉斬點。是役，明軍大敗。有些人不免要說，全賴宦閹王振貪圖邊功、慫恿明英宗親征所引起的。閹豎王振恃寵擅政、攪亂朝綱，罪責自不待言，但在這個時候，明英宗朱祁鎮已坐朝15載，是個23歲的老資格皇帝了，又不是初登大寶的8歲衝帝之時。

要知道，大明自朱元璋立國伊始，便廢除宰相制，推行內閣輔政。利用宦官系統的司禮監，來制衡文官計程車紳系統，而皇帝則居中取利、用以治國。歷史證明，在這套治國系統之中，皇帝即便是深居後宮，也不可能大權旁落。所以，不要再說王振這個閹人專權了，要專權也是英宗驕寵、任人唯近所致，怨不了別人。

覆盤此役，朱祁鎮用於出動20萬大軍的準備工作，竟只需區區的二天。即使是在強大的現代科技支撐下的美軍，征戰前的準備工作，沒個半年數月，也不敢輕啟戰端。何況是在明朝那個以農業為支撐的封建帝國的那種簡陋的條件之下。糧粖不足、指揮混亂，一定會象個幽靈，如影隨形的跟著這支出徵的軍隊。

還有，隨之親征的許多才華橫溢的文臣、將星耀眼的武官，不可能沒瞧出箇中的毛病，也決不會集體昧著良心不去勸諫與他。最終，都被他所嬌寵的王太監給厲言叱止住了。可見這兩貨已壓仰不住對親建邊功的激動和嚮往。對大型戰爭理論和實踐的無知和盲目，導致了英宗在決定煌煌國事上的輕率與武斷。

在對回京行軍路線的企劃上，又是朝令夕改、隨心所欲。一會兒王振想英宗率軍“駕幸其第”，經過王的家鄉蔚州，以榮耀其門楣，一會兒又怕大軍所過踩壞了他的田園莊稼，然後從紫荊關的快速路線，改繞遠路跑到宣府、居庸關那邊去了，這麼玩弄遮山蔽路的20萬大軍，終致一國之君坐等受俘。

蒙古的瓦刺史有記，當也先的騎兵部隊快速移動到土木堡地域之前，沿線的三個最強的軍堡獨石城、馬營、雲州受到了瓦刺騎兵的攻擊，守軍苦戰不過均棄城而逃。而比這更早一些，英宗派出的吳忠、朱勇二路計5萬人的軍隊，又在鷂兒嶺，被也先的騎兵所伏全殲。此等軍情變化，勞師遠征、一無所獲而回京的親征軍，對此竟一無所知，繼續莽撞地向居庸關靠近，進入了搶在親征軍的前頭，在土木堡以逸待勞的瓦刺騎兵所編織成的包圍圈。

待英宗部的15萬人，一頭撞進土木堡的陷阱之後，也先的五萬騎兵開始衝擊明軍。訓練有素的明軍，除用一部抵住進攻外，其餘當即挖壕紮寨就地抵抗。畢竟明軍人多勢眾，也先見久攻不下，就命騎兵勒馬牽韁不再攻擊明軍，遠遠的守住水源，徐徐圍之三天。明軍飢渴交加，又逢掘井無水，這時，也先派出的使者詐為求和，英宗竟幼稚地答應了也先的求和。

待也先的騎兵消失在視野之外後，明軍撥營移向河邊飲水。突然，蒙古人憑馬快人壯快速回擊，漫山遍野的也先騎兵，揮舞著閃閃的蒙古騎刀，吶喊著“解甲投刃者不殺”的狂嘯，海潮般的衝向移向水源的的明軍隊伍，大批分散出擊的蒙古騎兵小隊，象無數把尖刀，刺向又飢又渴蠕動中的巨龍。

魂飛魄散、飢渴交加，又士氣低落的親征軍很快就互相踐踏、死傷過半，不問方向便奪路狂奔。此間，明英宗因御林軍也不知跑到哪裡去了，索性與兩個太監坐在地上不走了。一小隊的瓦刺騎兵靠近了他們，要求他們仨脫甲投刃投降，很快，英宗的鎧甲和大監的裝束，引起騎兵們的興趣，當他們知道，這就是瓦刺部朝貢日久的大明國的皇帝，頓時高興得花枝亂顫，連馬都坐不穩了，五百萬大獎和晉升的官職彷彿就在他們的眼前晃動。

一個騎兵軍官醒過來最早，立即下令小隊不再作戰（還作啥戰哪，五百萬都到手了，都全軍的NO.1了，保護勝利果實要緊），小隊迅即在英宗的周圍圍成一圈，充當起英宗的御林軍，來提防英宗被箭矢或亂軍所傷（大佬就是好，即使投降也比小兵的待遇高，投降的小兵，早被蒙古人踹個狗吃屎了）。當然，騎兵也不再逼英宗脫衣服了，因為怕他凍著，呵呵。“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就是這麼用的？

後來，正統帝為保住性命，領著瓦刺丞相也先在宣大路一線，到處叫門賺關，令大明王朝蒙羞不已。所率正統朝的60多個文武精英，也被瓦刺部團滅，連四朝元老，永樂朝平定交趾的老將、英國公張輔也殞命於此。更使大明對北方蠻夷的政策，由原來正確的戰略防禦、戰術進攻，被迫轉入了遺害深遠的戰略、戰術的雙雙防禦。

由於農耕國家受困於土地的牽絆，受制於後勤不能長距供應的短板，一旦定國安邦後，對於偏遠的蠻夷荒蕪之地，往往會採取一種戰略防禦的穩妥舉措；但在戰術上，偉大的帝皇如劉徹、朱元璋、朱棣，會時不時地以攻代守，四處征討、主動出擊，驅逐襲擾的遊牧民族，以在中國的周邊，掃出一片應對遊牧民族襲擾的緩衝之地。當然，明長城也是一種措施。

但是，這一切自土木堡之變的大敗之後，都變了，即便是後來，于謙在順天府（北京）的保衛戰打得再好，大明王朝的這口氣，從土木堡這裡一上不來，後邊即便是使勁地吃藥療傷也沒用了。身體便開始隱隱的衰弱下去。雖還不至於致命，但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上說，對外的免疫力已呈低下，免不了就無法抵擋風寒的侵蝕。雖然，朱元璋的軍事舉措——衛所制在明末的崩潰有很多原因。但在土木堡之變後，京師三大營被滅，無疑是在衛所制的身上，狠狠得踹上了一腳，以致於後來，張居正施行的“萬曆中興”的經濟復興，也不得不因之，化為帝國回光反照的燦爛，而不是成為王朝上升期的發動機。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土木堡之變發生的背景。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朝北部邊界上崛起了一次強大的蒙古人部族，名叫瓦剌（小學時傻乎乎的叫瓦刺）。這時候瓦剌名義上的首領是黃金家族的脫脫不歡，實際上太師也先才是這個部族的掌門人。這個也先野心很大，他繼承了他父親一樣的夢想，有朝一日也能入主中原，恢復大元天下。這幾年，他向西攻擊哈密，控制了西域的通道，威逼明朝的西北部邊境，他向東攻擊兀良哈，正統十年，瓦剌徹底擊敗了兀良哈三衛，並控制了當時尚很弱小的女真族，甚至威脅到了北韓。 他不僅是為了他的政治野心，關鍵還是他要錢。我們知道瓦剌處於蒙古的大草原上，比不上中原地區，那裡沒有中原的好山好水，有的是茫茫的大草原帶著無盡的黃沙。中原地區農業，手工業發達，而他們只有畜牧業，有馬 ，有羊。所以說他們想要得到生活必需品，只有兩個途徑，一種是當土匪搶，你們明朝有什麼，我就搶什麼。但是這種方法成本實在是太高了，為了一點什麼布匹糧食總把自己的頭搞掉了那就不賺了。然後他們想到了第二種方法，那就是通商。那時候瓦剌雖然沒有農業手工業,但是他們有畜牧業啊，有馬有羊，那時候蒙古家家戶戶都養馬養羊，你們明朝人也需要這些啊。這時候他們發現這是個發財致富的好辦法。 這時候再來說說明朝這邊。宣德十年（1435），一代英主明宣宗駕崩，年僅三十八歲。仁宣之治就此完結。這時，明宣宗年僅九歲的兒子即位，他叫朱祁鎮，就是土木堡之變的主角——明英宗。提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另一個主角了，就是這場慘敗的罪魁禍首，他叫王振，是個太監，為什麼一個太監能有這麼大的能量。明朝初期，朱元璋老人家因為胡惟庸一案，廢除丞相，大權獨攬，畢竟摸爬滾打這麼多年，精力充沛，不就批奏摺嗎？咱吃的消。可是他後人消啊。1402年，明成祖永樂皇帝成立內閣制，本為了鞏固皇權的內閣制度，到了明宣宗時代，文官集團的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內閣權力也越來越大，出現了所謂“票擬”。 票擬，也稱條旨，指的是大臣草擬對各種奏章的處理意見，並將這些意見附於奏章之上，送給皇帝御覽。票擬的出現是必然的，明宣宗明顯沒有他的祖先那樣的工作精力，整日勞頓還是忙不過來，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親自看過處理，於是他便安排內閣人員代為瀏覽奏章，並提出處理意見，這樣他也會輕鬆得多。他也並不傻，決策權“批紅”還是牢牢的攥在自己的手中。什麼事情你總要我這個皇帝蓋章吧。但“批紅”的權力卻並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但不久後，能夠壓制票擬的“批紅”落到了太監手裡，由於檔案太多，明宣宗自己也沒有時間看完，便會讓司禮監的人按照票擬的內容抄下來，代理自己行使批紅的權力，這個專門給皇帝代筆的太監叫司禮秉筆太監。王振是一個想著出人頭地的人，他有一份當老師的工作，有妻子，但是他不想這樣庸庸碌碌的過一生，終於，機會來了。 “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這就是機會，沒辦法，要想出人頭地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他毫不猶豫的入宮當了太監，在宮裡，鶴立雞群的他得到了明宣宗的賞識，他被派去侍奉太子讀書。從此，還是太子的朱祁鎮尊他為王先生，朱祁鎮對這位王先生是言聽計從，他們之間有著深厚的一種感情。正是由於這種一層特殊的關係，朱祁鎮登基後，他開始掌司禮監，開始也說過司禮監掌握批紅的權利，成為了皇帝的發言人。這時他還不敢輕舉妄動，因為朝中還是有宣宗留下的”三楊"這種老江湖。但隨著明宣宗留下的老江湖一個個老去死去，障礙一個個清除，這時的王振開始大權獨攬，獨霸朝綱，利用皇帝深居簡出，和外界接觸較少的弱點，欺上瞞下，假傳諭旨或歪曲篡改諭旨，以售其奸。在內討好皇帝，在外大肆結交黨羽，打壓異己。王振控制朝政以後，不僅對內黨同伐異，大耍淫威，對外也投機取巧，破壞邊防，終於招致了瓦剌貴族的進犯。 文章開頭說過，瓦剌和明朝一直相互通商，這種通商是以朝貢的形式，每年都會定期入京來朝貢。到了也先時代，生意越做越大，由一年一次的朝貢變為了一年數次的朝貢。也先是個奸詐的主，他在朝貢的隊伍中，不僅把劣馬冒充良馬，而且還在隊伍中混入大量的小偷強盜，沿途搶劫，擾亂沿途的居民。開始到還好，每次也先來，都會先孝敬孝敬王振，拿了好處的王振當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後來，不知是怎麼了，也先好像忘記了要孝敬這位“王先生”。這還得了，王振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下令核實使者數量，減去了應付金額的五分之四。人家也先雖然奸詐了點，但還是給足了量，只是質量不過關而已，你倒好下令把人家的全部沒收了。 也先徹底被激怒，這場大戰拉開了序幕。 1449年七月，也就是正統十四年，也先忍不住動手了。蒙古騎兵分四路進攻，第一路攻擊遼東，第二路攻擊甘肅，第三路攻擊宣府，最後一路由也先自己統領，攻擊大同。“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訊息傳到京城，舉國震驚，大臣們十分驚慌，朱祁鎮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應對之策。這時候有一個人不但不緊張，而且反而很高興，這個人就是死太監王振。這時候的王振權也有，錢也有，他還是不滿足，這個太監是個有文化的太監，他每時每刻都在做著能青史留名的美夢，現在不就是個好機會。他幻想著自己可以像明成祖朱棣那樣，馳騁沙場，建功立業。但自己畢竟是個太監，帶兵出征威望又不夠，這時候他想到了皇帝，年輕的朱祁鎮對王振言聽計從，在王振的慫恿下，朱祁鎮釋出了命令：御駕親征。 皇帝要御駕親征的訊息傳出來，大臣們紛紛炸了鍋，吏部尚書王直帶領著百官聯名反對，王振先生說一不二的，反對無效。 伴魚繪本 廣告 下載應用 這一年的七月十七，五天匆匆忙忙拼湊出來的二十萬軍隊出征了，他們正向著墳墓進發。跟著一起出徵的有很多的能臣良將，有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朱能之子承父爵）、內閣成員曹鼎、內閣成員張益、兵部尚書鄺埜等等，總之大部分的朝廷精銳都跟隨出征了。 王振是個有夢想的太監，事實上也只是個會做夢的太監。他一點軍事不懂，自出徵來就夢著自己大敗也先，青史留名，他以為打仗就是打架一個樣，我有二十萬大軍，也先才區區五萬人，穩贏無疑。二十萬大軍就在這個白痴的引導下，沿居庸關、懷來，向大同挺進，而前方等著他們的，是死亡的圈套。 八月一日，從前線逃回來的大同鎮守太監郭敬和大軍相遇了。這時候看到這位下屬兼同黨驚魂未定的樣子，不禁嘲笑他：我有二十萬大軍，還怕也先？這時郭敬繪聲繪色添油加醋的描述了前方慘敗時的情形，這時的王振嚇不住了，慌了，說到底，他只是個會做夢的太監，即刻下令班師。 大軍剛剛到達大同，也先也不知道明軍的底細，也不敢貿然進攻。現在撤的話也還來的急，雖然沒什麼收穫，但是損失也不大。可是這個死太監偏偏作死，這種愛出風頭的人都喜歡炫耀。大同離他的家鄉蔚縣不遠，他想帶著大軍和皇帝回到他的家鄉，讓家鄉百姓看看，當年的窮學官搖身一變威風凜凜的樣子。王先生髮話了，那就掉頭走唄，其實走這條路是正確的，大軍可以沿著蔚縣，經紫荊關可直達京城。走到半路上，作死的死太監又開始作死了，他又下令大軍原路返回大同，沿著居庸關原路返回。這時大軍已經非常的疲憊了，為什麼放著近路不走，要走遠路呢？王振有他的正當理由：秋收時節，為了避免大軍踐踏莊稼，擾亂沿途居民，大軍原路返回。真的讓人無語的一個理由，你一個惡貫滿盈的死太監，平日裡草菅人命眼睛都不眨一下，現在發善心，還怕踩死莊稼？他無非是施以小恩小惠，顯示自己的權力而已，最終救了這些莊稼的命，代價是數十萬人命。回軍的路上，下起了大雨，這讓備受折磨計程車兵們怨聲載道，士氣非常的低落。八月十日，大軍終於到了宣府，眼看就可以安全的進入居庸關，馬上就安全了。這是尾隨而來的也先大軍終於看清了這支大軍的真正面目，因為他相信自己只要發動攻擊一定可以擊敗這個龐然大物。終於，也先發起了第一波攻擊，明軍也發現了也先的企圖，立即命五萬騎兵迎敵，結果是“鷂兒嶺中伏死，所率五萬騎皆沒”。五萬的人也替大軍爭取到了寶貴的三天時間，八月十三日，大軍到達距軍事重鎮懷來只有二十五里的土木堡，這時只要進入懷來就都安全了。這時又是這個死太監，他說他還有一千多輛車沒到，在這裡等待，一起進入懷來。這樣看真以為他是瓦剌的奸細，從頭到尾都像是在給瓦剌殲滅明軍創造最好的戰機，事實證明奸細倒不是，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蠢貨。 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準。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佔據，將士飢渴難耐，挖井二丈還是沒有水。這時，也先突然發動攻擊，明軍猝不及防只能防守，由於明軍勢大，也先也不敢深入，於是明軍趁此機會結成緊密隊形，並挖掘壕溝，準備長期作戰。八月十五日，也先突然派來使臣，表示願意和談，王振十分高興，立刻派出曹鼎參與和談，此時，似乎是為了表示誠意，也先的軍隊已退去。熟讀兵書的人都知道這裡面肯定有詐，應該固守待援，可王振很高興，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了最無可救藥的愚蠢命令 “大軍立刻越出壕溝，馬上轉移！”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發動攻勢。經過長期奔波，被王振反覆折騰得士氣已經全無的二十萬大軍終於到達了極限，並迎來了最後的結局——崩潰。明軍只得倉促應戰，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朱祁鎮眼看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而死太監終於是死在了亂軍之中。 我們看看也先的戰果：俘獲大明皇帝，擊潰大明二十萬大軍，獲騾馬二十餘萬，繳獲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斬殺大明文臣武將五十多人。這個戰果確實很輝煌，但對於大明來說，這讓強大的大明帝國從此開始走下坡路。 土木之變致使明英宗被王振集團出賣；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二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明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眾多權臣，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隨著開國武人勳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皇帝只能透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離心離德，國勢日蹙。 我覺得土木堡之變的慘敗原因雖然是宦官專權導致的，而且還是個缺心眼的蠢太監，但是明英宗朱祁鎮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儘管王振權傾朝野，權力再怎麼大，也還是朱祁鎮賦予的，正因為年輕不諳世事、輕信內臣，忠臣和姦臣不分，誤把奸臣當忠臣，才會在最後導致自己貿然的出征，在土木堡之變中被俘，淪為了階下囚。

土木堡之變是繼靖康之恥後中國皇帝又一次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俘虜的大一統王朝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鎮小時候一直陪伴他的人是一個叫王振的太監，王振是河北蔚縣人，年輕的時候參加了幾次科舉都名落孫山，之後就在家鄉當起了私塾先生，後來皇宮招收太監王振因為犯了罪害怕坐牢就自願進宮了，由於王振讀過幾年書也算得上是一個學問人在宮裡大家都叫他王先生，明宣宗在瞭解到這個事情之後就讓王振教太子讀書，王振比較善於逢迎很得朱祁鎮的賞識。

朱祁鎮即位之後王振便當上了司禮掌印太監，幫助朱祁鎮批閱奏章，由於朱祁鎮年少喜歡遊玩對國家政事一點都不感興趣，王振就趁機掌握了朝廷的軍政大權，朝廷官員倘若有對王振不滿的不是被抄家就是被流放，一些王公大臣對王振是又恨又無可奈何，宮裡的人都稱呼他為“翁父”，王振可謂是權勢熏天。當時在中國北方的蒙古瓦剌部經過多年的休養生息逐漸強大，有一年瓦拉部首領也先派遣3000人的使團嚮明朝進貢並索要賞金，王振發現也先虛報使團人數，而且進貢的牛羊馬匹也少了很多，於是就消減了賞金，也先為他的兒子嚮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絕。

這樣一來也先被徹底激怒，也先集結大軍在邊境並進攻大同，大同守軍倉皇應戰被打的潰不成軍，訊息傳到京城明英宗召集大臣商議對策，由於大同距離王振的老家蔚縣很近，而王振在老家有大量的田產，他很害怕一旦蒙古軍隊進攻河北他將面臨巨大損失，極力主張朱祁鎮帶兵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認為朝廷準備還不夠充分，不建議朱祁鎮親征，但是在王振的慫恿下朱祁鎮不顧其他人的勸諫，就冒冒失失的率領軍隊出征了。出征之前朱祁鎮讓自己的弟弟朱祁玉監國，兵部侍郎于謙輔佐。

朱祁鎮帶著鄺埜和王振等大小官員100多人以及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浩浩蕩蕩的向大同進軍。由於準備不充分在和瓦拉軍隊的交戰中明軍屢次大敗，在退到土木堡時有人勸朱祁鎮趁著天還沒黑趕到懷來縣城依靠城池據守，但是王振從北京出發時運來了大量的錢財珠寶，整整裝了幾千車遠遠的落後於行軍速度，為此他極力勸朱祁鎮在土木堡安營紮寨，土木堡周圍無險可守很快瓦拉大軍就將明朝軍隊圍困，經過長途跋涉明軍疲憊不堪根本沒有精力抵抗瓦拉軍的進攻，在戰爭中鄺埜戰死，王振被禁軍將軍樊忠一錘打死，朱祁鎮被俘。此役明軍傷亡10多萬人，官員將領死傷大半，這場戰爭也成為明朝由盛轉衰的開始，王振則是這場戰爭失敗的罪魁禍首。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大明朝廷透過錦衣衛提前收到了瓦剌太師也先即將揮師大舉南侵和大同、宣府為瓦剌軍隊主攻方向的確切訊息。

根據這一訊息，明英宗迅速做出了戰前部署：

1、命山西、河南等地輪休的班軍（指前往九邊重鎮駐防的內地衛所士卒）儘快返回大同、宣府駐防；

2、命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負責指揮駐防大同的所有軍隊；

3、命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等人率四萬三大營精銳士卒增援大同、宣府。

六月甲子，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丑，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戊寅，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於大同、宣府，備瓦剌。——《明史·英宗前紀》

正統十四七月，也先果然兵分四路（脫脫不花率軍進攻遼東、知院阿剌率軍進攻宣府、也先率主力進攻大同、也先的弟弟率軍進攻甘州）大舉南侵，雖然大明提前收到了也先南侵的訊息並及時做出了戰前部署，但是參將吳浩戰死、遼陽失陷等敗報還是如雪片般飛向了明英宗的御前。

面對接踵而至的敗報，唯恐丘福喪師十萬的前車之鑑重演、也先突破九邊防線後合圍京師的明英宗果斷決定御駕親征。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文官武將及二十萬大軍（匯合事先派往大同宣府的三大營士卒後共計二十五萬）出征。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變發生，明英宗率領的大軍在土木堡被瓦剌騎兵擊潰，明英宗被俘、王振戰死（本文采用明英宗為王振撰寫的碑文中王振是戰死的說法）、隨行的武將全部戰死、隨行的文官大部分戰死、士卒傷亡接近十萬。

壬戌，師潰，死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奉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並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野，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死。——《明史·英宗前紀》

關於誰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史學界向來莫衷一是，明英宗、宦官王振、武將勳貴集團、文官集團都是被懷疑的物件。那麼，下面就按照誰獲利最多、誰嫌疑最大的原則推斷誰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

胡惟庸被誅殺後，為了防止權臣和地方割據的出現，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行中書省、將大都督府一分為五。這樣，在朝廷上就形成了五軍都督府和六部相互制衡的局面，在各地就形成了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相互制衡的局面，但是由於大明是以武功定天下的，所以五軍都督的地位要高於六部尚書、都指揮使的地位要高於按察使和布政使。

當是時，都指揮使與布、按並稱三司，為封疆大吏。而專閫重臣，文武亦無定職，世猶以武為重。——《明史·兵志》

明仁宗繼位後，為了提高衛所士卒的戰鬥力，開始將五軍都督府的都督派往各地擔任鎮守總兵官。這樣，六部尚書、承宣佈政使、提刑按察使的地位比洪武時期就更低了。

命武安侯鄭亨等四人俱充總兵官，亨鎮守大同；襄城伯李隆鎮山海；武進伯朱榮鎮遼東。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譚廣為本府左都督，命鎮守宣府。命後軍都督府同知梁銘鎮守寧夏。——《明仁宗實錄》

明宣宗繼位後，以內書堂的設立為標誌，宦官登上了明代的政治角力臺，並且由於司禮監、御馬監等內宮十二監權力的增加，六部因同時受到了五軍都督府、司禮監、御馬監的制衡而導致權力被大大削弱。

明英宗繼位後，由於王振的崛起，使得五軍都督府和六部的權力都被大大削弱，並且各地也形成了以鎮守宦官節制鎮守總兵官、鎮守文官的局面。這樣，正統朝的權力等級就變成了皇帝、宦官、武將、文官。

土木堡之變後，明代的權力等級被迫重新洗牌，宦官因王振被文官描述成了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而成為了禍國殃民的代名詞，武將因在土木堡之變中遭受重創而被迫接受文官將五軍都督府的權力收歸兵部，皇帝因文官在京師保衛戰中立下的功勞被迫按照文官的要求撤回鎮守宦官並允許巡撫節制鎮守總兵官、都指揮使、按察使、布政使。這樣，景泰朝的權力等級就變成了皇帝、文官、武將、宦官。

從天順朝開始，文官的權力隨著內閣獲得票擬之權、確立首輔制而逐漸增加，至正德時期，明武宗試圖透過寵信宦官劉瑾和武將江彬的方式來遏制文官權力的增加，但是隨著劉瑾和江彬的相繼被誅殺，明代皇帝最後一次遏制文官權力增加的努力失敗。

發展到萬曆時期，文官張居正透過考成法的設立在事實上架空了皇帝，以至於張居正曾不無得意的對人說出“吾非相，乃攝也”的話。至此，在明代的權力角力臺上真正形成了文官一家獨大的局面。

如果對文官一家獨大追根溯源，則不難發現其源頭正是土木堡之變發生後，如此一來，土木堡之變中獲利最大的就是文官集團了。所以，按照誰獲利最多、誰嫌疑最大的原則，文官集團最有可能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