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古老的民間禁忌
生活中的禁忌是少不了的，就比如在屋子中不能打傘，應該算是中國廣為流傳的禁忌，小時候偶爾頑皮，撐著傘在屋裡走，溫柔點的大人會搶過傘，嚇唬說會長不高，而粗暴的，直接上手一頓胖揍。
關於這點，古今中外禁忌大概一致。據說，傘最早是古埃及王室用來保護他們免受太陽神熾熱光線照射的，在陰涼的地方打傘是對神的褻瀆，會受到懲罰。
而中國關於屋中不能打傘的解釋是容易讓屋頂漏雨，若是有人在屋子裡打傘，山神的庇護就會失效，屋頂就會漏雨。
既然晴天屋子中不能打傘，那去屋外打總行了吧，還是不行，因為會招鬼！
這種禁忌習俗起源於明清時期，許多志怪和演義小說都記述，鬼魂是怕陽光的，必須躲在傘下才能四處走動。
就比如名氣最大的《聊齋》，少不了女鬼夜晚打傘外出看見某個精神小夥，上前一個勾搭，衣袖一招，小手一撩，就會有人失蹤。
如果是白天，鬼實在飢渴難耐，哪裡沒有陽光自然往哪裡躥，大白天打傘，不相當於給它們製造機會嗎？
除了關於人的禁忌值得一提的還有樹的禁忌。“前不栽桑，後不栽柳，院子不栽鬼拍手”說的就是民間的五大鬼樹，桑、柳、楊、槐和苦楝。
“桑”與“喪”同音，屋前不再“桑”，喪事不進門，抬頭一片清明，不見有“桑”，說的也就是一個美好的意願。
“後不栽柳”也是如此，“柳”和“流”、“留”音相近，院後不再“柳”一是想留住財寶，免得它跑了，二是柳樹作為招鬼驅鬼的樹木，如果栽在院子後面難免不安心。
而“院子不栽鬼拍手”是說的楊樹，一到夜晚，如果風吹雨打，掌形的葉子就會嘩啦啦地擺手，聽起來就像是“鬼拍手”，讓人聯想到不好的忌諱。
中國最早關於禁忌的記載是在漢朝。《漢書·藝文志》雲：“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時而鬼神。”這裡的禁忌是“禁止”、“抑制”的意思。
官方的推選再加上民間的傳說，禁忌，數不勝數，它漸漸成為人類普遍具有的文化現象。
它一方面是指“神聖的”、“不潔的”或者“危險的”一些事物，另一方面則是《漢書·藝文志》中指的言行“禁止”和心理的“抑制”，這種模式往往與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生伴生。
所以，我們不難推測，在風俗習慣中，“禁忌”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的，也就是俗稱的“入國問禁，入鄉隨俗。”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的風俗習慣。
而若是要將“禁忌”分化開來，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方面。
即對神靈的崇拜和畏懼，因未知、不解、恐懼而產生的禁忌，比如有關於孕婦的，不能參加婚禮或者葬禮，不能搬家，不可拿剪刀，不然寶寶會兔唇，而這些明顯不科學的禁忌隨著時間已然飄遠。
二是對人性慾望的剋制和限定，比如那些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諺語，饕餮鬼的傳說，因慾望而沾染上汙穢之物等等。
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學說與教育孕育而生，它們將人的慾望圈起來，讓它在合理的範圍中遨遊。
抑制“人性慾望”禁忌的“圈”除了教育之外，還有一道，那就是“法律”。
“法律”是對於過往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汲取，將一些不好的事例記錄在案，給予人們提示。比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萬事勸人休瞞昧，舉頭三尺有神明”。
但是我們也能從中看出些端倪，古時“法律”的執行者，宣判者，都離不開一副面孔，“以春秋之義！”
何為“春秋之義”？簡單來說就是“禮法”，單指儒家的“禮法”，禁忌的第四方面，呼之欲出，就是對“禮儀”的恪守和服從，比如不忠不義不孝之人下十八層地獄，好人有好報，惡人自有惡人磨等等。
最後是禁忌的第五方面，對天地萬物的總結歸納，而這一方面就比較科學了，比如身體陰陽平衡的調節，糧倉樑上的蛇不能殺，堂屋燕不能動，古人說它們是屋堂神。
不過後來細想，糧倉上的蛇是吃老鼠的，堂前燕是傳喜的象徵，往往是好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是這個道理，也可以理解成是幫忙守護莊稼的“寵物”。
南方地區吃河豚要送灶王爺一炷香，等香熄了，魚才可以出鍋，看起來是信神，實際上是因為河豚體內的毒素在高溫下會變弱，減少對人的傷害。
小時候，每到端午，老人們便會把生石灰撒在桌腳、床角還有房子的牆角邊，然後在大門口撒兩個相交的圓環，再加一個向外的箭頭，驅趕出淫穢之物。
其實這些都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端午時值仲夏，天氣開始燥熱，溼氣蒸騰，五毒盡出，撒生石灰不僅可以乾燥地表，還可以驅走蟲蟻蛇蠍。
講到這，我們也可以給“禁忌”下一個論了，它的一部分是科學的、唯物的、禮儀的，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促進意識形態的升級；可它的另一部分卻又是宗教神話的延伸，可以渭涇分明，又可以魚目混珠。
禁忌存在的客觀基礎
我們可以很直白地說，鬼神論就是依附於“禁忌”而形成地，起到的作用也是“禁止”和“抑制”。今人看得明白，古人肯定也有人看得明白，比如王充的《訂鬼》。
接著向下思考，為什麼古人似乎明白卻又不明白呢？
這和全世界的民族早期都一樣，很容易想到的是崇拜思想，對自然的崇拜，對生命的敬畏，在那個對社會改造力低下的階段，想要風調雨順只能靠天。
還有就是心理作用，比如中國人喜歡拜乾爹乾媽，其實除了人，在民間，豬、狗、雞、樹木、石頭、水井等都能認作乾親，連神鬼也能當乾爹，舊時杭州一帶就有拜胡幹爺（無常鬼）的習俗。所以說人心叵測啊！
除此之外，最關鍵的是教化作用，秦時的“愚黔首”管理在當時並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於是為了更好的管理漢朝推出了第一個官方的禁忌論，並推廣到民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便是如此，俗稱“人在做天在看”。
後世統治者覺得這套學說可行，於是就不斷在“天人感應”的基礎上，隱性地增加禁忌以方便管理，所以時間越推後，關於鬼神禁忌的事兒越是達到了一個高潮，明清時最盛。
餘秋雨說：“偉大的文明就應該有點神秘，中國的文化記錄過於清晰，幸好有個三星堆！”其實，神秘的不止是三星堆，還有那些藏在歷史書旯旮角落的真相，以及流散在民間的禁忌傳說。
那些神秘的傳說有它們存在的必要，科學不是壓榨，而是一個解釋，如果科學與禁忌能對大眾起到相同的作用，那麼我們有權利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說法，無論它們是科學的還是“迷信的”。
那些古老的民間禁忌
生活中的禁忌是少不了的，就比如在屋子中不能打傘，應該算是中國廣為流傳的禁忌，小時候偶爾頑皮，撐著傘在屋裡走，溫柔點的大人會搶過傘，嚇唬說會長不高，而粗暴的，直接上手一頓胖揍。
關於這點，古今中外禁忌大概一致。據說，傘最早是古埃及王室用來保護他們免受太陽神熾熱光線照射的，在陰涼的地方打傘是對神的褻瀆，會受到懲罰。
而中國關於屋中不能打傘的解釋是容易讓屋頂漏雨，若是有人在屋子裡打傘，山神的庇護就會失效，屋頂就會漏雨。
既然晴天屋子中不能打傘，那去屋外打總行了吧，還是不行，因為會招鬼！
這種禁忌習俗起源於明清時期，許多志怪和演義小說都記述，鬼魂是怕陽光的，必須躲在傘下才能四處走動。
就比如名氣最大的《聊齋》，少不了女鬼夜晚打傘外出看見某個精神小夥，上前一個勾搭，衣袖一招，小手一撩，就會有人失蹤。
如果是白天，鬼實在飢渴難耐，哪裡沒有陽光自然往哪裡躥，大白天打傘，不相當於給它們製造機會嗎？
除了關於人的禁忌值得一提的還有樹的禁忌。“前不栽桑，後不栽柳，院子不栽鬼拍手”說的就是民間的五大鬼樹，桑、柳、楊、槐和苦楝。
“桑”與“喪”同音，屋前不再“桑”，喪事不進門，抬頭一片清明，不見有“桑”，說的也就是一個美好的意願。
“後不栽柳”也是如此，“柳”和“流”、“留”音相近，院後不再“柳”一是想留住財寶，免得它跑了，二是柳樹作為招鬼驅鬼的樹木，如果栽在院子後面難免不安心。
而“院子不栽鬼拍手”是說的楊樹，一到夜晚，如果風吹雨打，掌形的葉子就會嘩啦啦地擺手，聽起來就像是“鬼拍手”，讓人聯想到不好的忌諱。
中國最早關於禁忌的記載是在漢朝。《漢書·藝文志》雲：“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時而鬼神。”這裡的禁忌是“禁止”、“抑制”的意思。
官方的推選再加上民間的傳說，禁忌，數不勝數，它漸漸成為人類普遍具有的文化現象。
它一方面是指“神聖的”、“不潔的”或者“危險的”一些事物，另一方面則是《漢書·藝文志》中指的言行“禁止”和心理的“抑制”，這種模式往往與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生伴生。
所以，我們不難推測，在風俗習慣中，“禁忌”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的，也就是俗稱的“入國問禁，入鄉隨俗。”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的風俗習慣。
而若是要將“禁忌”分化開來，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方面。
即對神靈的崇拜和畏懼，因未知、不解、恐懼而產生的禁忌，比如有關於孕婦的，不能參加婚禮或者葬禮，不能搬家，不可拿剪刀，不然寶寶會兔唇，而這些明顯不科學的禁忌隨著時間已然飄遠。
二是對人性慾望的剋制和限定，比如那些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諺語，饕餮鬼的傳說，因慾望而沾染上汙穢之物等等。
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學說與教育孕育而生，它們將人的慾望圈起來，讓它在合理的範圍中遨遊。
抑制“人性慾望”禁忌的“圈”除了教育之外，還有一道，那就是“法律”。
“法律”是對於過往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汲取，將一些不好的事例記錄在案，給予人們提示。比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萬事勸人休瞞昧，舉頭三尺有神明”。
但是我們也能從中看出些端倪，古時“法律”的執行者，宣判者，都離不開一副面孔，“以春秋之義！”
何為“春秋之義”？簡單來說就是“禮法”，單指儒家的“禮法”，禁忌的第四方面，呼之欲出，就是對“禮儀”的恪守和服從，比如不忠不義不孝之人下十八層地獄，好人有好報，惡人自有惡人磨等等。
最後是禁忌的第五方面，對天地萬物的總結歸納，而這一方面就比較科學了，比如身體陰陽平衡的調節，糧倉樑上的蛇不能殺，堂屋燕不能動，古人說它們是屋堂神。
不過後來細想，糧倉上的蛇是吃老鼠的，堂前燕是傳喜的象徵，往往是好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是這個道理，也可以理解成是幫忙守護莊稼的“寵物”。
南方地區吃河豚要送灶王爺一炷香，等香熄了，魚才可以出鍋，看起來是信神，實際上是因為河豚體內的毒素在高溫下會變弱，減少對人的傷害。
小時候，每到端午，老人們便會把生石灰撒在桌腳、床角還有房子的牆角邊，然後在大門口撒兩個相交的圓環，再加一個向外的箭頭，驅趕出淫穢之物。
其實這些都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端午時值仲夏，天氣開始燥熱，溼氣蒸騰，五毒盡出，撒生石灰不僅可以乾燥地表，還可以驅走蟲蟻蛇蠍。
講到這，我們也可以給“禁忌”下一個論了，它的一部分是科學的、唯物的、禮儀的，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促進意識形態的升級；可它的另一部分卻又是宗教神話的延伸，可以渭涇分明，又可以魚目混珠。
禁忌存在的客觀基礎
我們可以很直白地說，鬼神論就是依附於“禁忌”而形成地，起到的作用也是“禁止”和“抑制”。今人看得明白，古人肯定也有人看得明白，比如王充的《訂鬼》。
接著向下思考，為什麼古人似乎明白卻又不明白呢？
這和全世界的民族早期都一樣，很容易想到的是崇拜思想，對自然的崇拜，對生命的敬畏，在那個對社會改造力低下的階段，想要風調雨順只能靠天。
還有就是心理作用，比如中國人喜歡拜乾爹乾媽，其實除了人，在民間，豬、狗、雞、樹木、石頭、水井等都能認作乾親，連神鬼也能當乾爹，舊時杭州一帶就有拜胡幹爺（無常鬼）的習俗。所以說人心叵測啊！
除此之外，最關鍵的是教化作用，秦時的“愚黔首”管理在當時並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於是為了更好的管理漢朝推出了第一個官方的禁忌論，並推廣到民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便是如此，俗稱“人在做天在看”。
後世統治者覺得這套學說可行，於是就不斷在“天人感應”的基礎上，隱性地增加禁忌以方便管理，所以時間越推後，關於鬼神禁忌的事兒越是達到了一個高潮，明清時最盛。
餘秋雨說：“偉大的文明就應該有點神秘，中國的文化記錄過於清晰，幸好有個三星堆！”其實，神秘的不止是三星堆，還有那些藏在歷史書旯旮角落的真相，以及流散在民間的禁忌傳說。
那些神秘的傳說有它們存在的必要，科學不是壓榨，而是一個解釋，如果科學與禁忌能對大眾起到相同的作用，那麼我們有權利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說法，無論它們是科學的還是“迷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