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時代的記錄者，但藝術是需要沉澱的，歷史大事件裡作家更主要的使命是觀察、記錄思考而不是聒噪。《戰爭與和平》是作家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寫的嗎？《靜靜的頓河》是一戰或蘇俄內戰時期寫作的？但是，作家必須要深入生活才能感受到大時代的脈搏，這才是最關鍵的。魏巍如果不親身去前線，他家就寫不出日後膾炙人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曹雪芹如果不是生長在大富大貴大起大落的家庭裡，肯定寫不出《紅樓夢》裡的夢幻感和那份蒼涼。

而方主席恰恰就失敗在這聒噪和浮躁上。她沒有對各種情況進行從感性到理性的深度思索，更沒有專門就疫情的深重程度走訪過任何一所醫院或哪一位一線工作者，哪怕她身為作協前主席，其實透過相應的渠道去接近這些群體進行採風，是完全可以做到。或者，她可以以志願者的身份也親身加入到這場全民抗疫的洪流中，也不難感受到大時代的脈搏。

而我們的大作家呢？她只是安逸地躲在她位於綠樹參天的文聯家屬院獨門獨院的小家裡，衣食無缺口罩管夠的情況下，透過微信聊天和電話來了解疫情，瞭解人間的苦與痛，情與傷，然後發一些類似同福客棧佟掌櫃那段經典獨白似的痛苦啊煎熬啊難過啊蒼天啊之類無病呻吟的文字。

她的日記裡，我們看不到偉大逆行者的身影，看不到成千上萬默默奉獻者包括快遞員司機志願者警察軍人政府幹部他們的足印，看不到全國上下眾志成城相互守望樂觀開朗的性情 ，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作家去發這樣的聲嗎？或者說 我們需要這樣無病呻吟，白拿工資卻對社會做不出哪怕一點點實質貢獻的作家嗎?

而同樣是記錄時代，那些沒有作家名頭的記者們們正用自己的攝像機，錄音筆和採訪本詳細記錄著這個時代的每一個瞬間每一個身影。央視的記者大年初一就扎進了武漢，當地留守的胡北記者站幾十個人更是十幾天不眠不休頂著疫情堅守在前線，而其它媒體同樣不俗，《南風窗》《南方週末》《新京報》都有尚佳的表現。從大事件的素材積累上看，這些素材足夠多足夠好也足夠珍貴了，這些人雖然沒有作協的認證，但他們的所作所為，難道也是“齊無語，不如方“嗎？

這個時代怎麼了？方方寫疫情，一不到醫院，二不到政府，三不當志願者，閉門造車且不出錯！出了錯還要再錯，大錯。那麼蔥忙送到美國出版，是什麼目的？她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在網上發表時，巳經起到了一些作用，人民群眾巳知道了你在關注疫情，雖然是道聽途說，當時也沒多少人怪你，你看不到政府，醫務人員和全體人民的付出，當時也沒說你。現在看來，你不但心理陰暗，而且還歹毒。希望其餘作家別學她！

古往今來，文人要麼是有別的身份的，要麼是與人民站在一起的，才會有其價值。

前者，如屈原，三曹，杜甫，韓愈，王安石，梁啟超等

後者，如吳承恩、蒲松齡等。

光會耍筆桿，又脫離人民的，就是一幫清客幫閒，為某些利益集團所圈養為之搖旗吶喊。這樣的不配為文人，一幫哈巴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