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經典文學作品中，以兒童的視角寫作成為一種“慣例”，那是因為兒童看世界的角度與成人大不相同。在呈現故事的同時，可能更容易接近描述事件的本質，因之，給人的印象更為深刻。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在成人世界裡，大概會將其理解為一個酒瘋子，背後的故事或許心酸，但關注的人並不是那麼多。但從孩子的視角來看，就能發現這背後，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的，是時代的悲劇。他如《我的舅舅于勒》是這樣，都徳的《最後一課》也是如此。侵略者來臨，從前所學的課本全需改頭換面，以符合侵略者的要求。即便是頑皮的孩子也能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從此與過去告別了。美好的不美好的生活都需發生改變，如此就給人更為悲劇之感。中國曾經歷過一戰、二戰，其故事不謂不多，參與寫作的優秀作家也不乏其人，但似乎還欠缺偉大（經典）的作品。這或許跟寫作者本人的水準、敘事風格有關。事實上，這種型別的小說需是要一個恰如其分的切入點，以此解剖社會的病症。深刻與否，與作者對事件的認知和把握有關，也跟其思想高度相關。我在寫作小說時，偶爾也會以兒童視角寫作，短篇小說尚可，一旦將小說的長度拉長，就難免力不從心啦，這樣的感覺出現。實則，這是費力可能不討好的事。誠然，小說的視角選擇，是作者根據故事的核心，採取的敘述策略。哪一種更適宜才是講好故事的標準。兒童視角的出現，同樣作為他者寫作，有非常大的優勢，但在敘述時若是遠離了童真、單純、樸素的理念，可能就是失敗的小說。

《孔乙己》、《我的叔叔于勒》、《最後一課》等小說都採用了孩子的視角來寫。

《孔乙己》裡的“我”，是酒館的小夥計，透過自己的視角，看到了酒館裡的這些人，和這些人發生的故事。孔乙己是其中最奇怪的一個人，因為有錢人會在隔壁，穿著長袍，要酒要菜，慢慢坐著喝；沒錢的人穿的是短衫，買了酒靠著櫃檯熱熱的喝，而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想在酒館裡教“我”寫茴香的“茴”字；會把自己不多的茴香豆分給孩子吃；會和別人爭論“偷”和“竊”，也會被人打到折腿。而“我”則作為一個旁觀者，看到了社會的本質。

《我的叔叔于勒》裡的“我”，也是一個未成年人，透過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爸爸媽媽對叔叔于勒前後截然不同的態度。年輕時的于勒被人看作“流氓”，落得掃地出門的下場，但是後來發了財，成了家裡人眼中的“福星”，大家熱情期盼他能回家，甚至“我”的二姐，也因為這個原因找到了未婚夫，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悅中。但是當他們偶然得知于勒已經破產時，他們卻馬上改變了態度，不動聲色離開，生怕于勒再回來吃他們的。世態炎涼，親人之間親情的單薄，“我”都看著眼裡。

《最後一課》寫的是普法戰爭後法國戰敗，割讓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地，普魯士佔領後禁教法語，改教德語，愛國的法國師生上了最後一堂法語課。作者“我”是這個課堂的一名普通學生，用他最簡單的視角，看到了老師的無奈和悲傷，最後一句“法蘭西萬歲！”也表現法蘭西人的愛國情懷。

透過對情節的簡單梳理不難發生，這些作品都是在揭示社會的問題，或者說是在反應社會的無奈，孩子的世界更簡單，他們可以單純的看待世界，單純的看待這些人，而與他們的單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成人世界裡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