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與江南的地理位置一致，但他們的地緣氣質卻不一致。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反。一提到江南，大家腦海中浮現出一幅富有詩意的畫面。魚米之鄉。但是一提到江東畫風就變了，無論是春秋時期爭霸與江東的吳越，還是三國時期的孫吳政權，都自帶一股俠氣與豪氣。江東到江南的過渡大約在隋唐時期完成的。大家都知道隋煬帝不惜勞民傷財的修建大運河，在中唐時期吧，揚州與鎮江直接的瓜州沙洲連成陸地。當人們開始習慣揚子江渡江時，再來變現這片土地的時候，江東就不如江南那麼準確了。所以久而久之就變成了富有詩情畫意的江南。

個人感覺是吧

古時這個詞的範圍比較難以界定，所謂的豪放也不好表述。先從地理位置解釋一下江東和江南，畢竟這還是有些區別的。

首先，江東，長江由西向東，一直都是江南江北，為什麼有江東這個稱呼呢？從地圖上看由安徽蕪湖出突然一個大轉彎，由東西向變成南北向，到南京下關處再變回東西走向，所以過此段江就是江東。

第二，江南這個稱呼就有點大了，宋時江南路，元置江南行省，明初置江南佈政，這裡的江南都是含江北部分的。

其次，江東自古多才俊，但是並不是豪放，自東晉以來，漢人南渡，文化自北向南擴散，加上北方長期動亂頻繁，南部相對統一，所以南方文化發展更好，以致洪武年間分開南北科。

最後，江東地區現在大體上習慣被稱呼為江南多是因為文化因素，再者江東地區並非自古豪放。

首先得感謝孫權的東吳對江南地區的開發。然後我覺得故事應該發生在東晉時期計程車族南遷。地理和人物相結合，讓清談，玄學，在這種溫潤的氣候裡滋養得更有風韻。

偏安的江南，在四百多的魏晉南北朝裡，以正統自居，對北方有一種天然的鄙視，並不屑於跟北人一樣，整天操持著俗務。並讓清官和濁官劃分更加流行。最具典型的王、庾、桓、謝這四大執政家族。他們要麼是真名士自風流，要麼唯大英雄能本色，都崇尚這種氣度。也許是人改變了文化氛圍，也許是江山秀色影響了人的心態，也許是文化與賦予了風景靈性。總之，魏晉風度出現了。這是一種“乘興而來，盡興而歸”的心情，也是會稽蘭亭的雅緻。

有了這樣的土壤，也難怪隋煬帝死也要死在江南。

此後，禪的介入，讓這種魏晉風度更添了一分神秘。“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惠能法師在南方興起的“頓悟”，讓本已柔媚的江南風光更添內涵。

唐時，經濟的發展讓南方吃喝不愁的老百姓們有了撒嬌的資本。不然在長安仗劍狂笑的李白，到了這裡就變成了一個日撒千金，攜妓遨遊的浪子。

至於宋，尤其是南宋。這時候的江南已經溫婉到讓整個政權都溫順的地步了。所謂“暖風燻得遊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這可是比樂不思蜀還要樂不思蜀了。

總得來說春秋戰國時期還是蠻族的吳越，在東吳的治理下發展了經濟，在東晉的偏安裡收穫了文化。在隋唐的交融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脈風情，並影響後來，直到現在。

江東的氣質是清剛勁健，俊秀中飽含陽剛。春秋戰國直到南朝宋，江東一直不可小覷，其中闔閭大破楚國，夫差、勾踐稱霸中原，項羽席捲天下，孫策、孫權虎踞石城，謝安、劉裕、陳慶之戰果輝煌。

但是到了南陳滅亡後，江東變成了江南，還是當年的江山，卻一下子換了人間，“杏花春雨江南”的柔媚深入骨髓。其實，變化從南朝就開始了，這是一種漸變，有一個標誌，就是歌曲。項羽唱什麼？“力拔山兮氣蓋世”，一聽就是英雄末路的悲憤，與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豪爽氣質很合。但到了南北朝，北朝唱“天蒼蒼、野茫茫”，南朝唱“魚戲蓮葉間”，從此南北殊途，剛者愈剛，柔者愈柔，“江東”大哥變成了“江南”小妹。

變的原因是什麼？我認為一是和平，二是文化，三是政府主導。和平日久，英雄氣質就會消磨。西晉以後，中原大亂，從十六國一直亂到隋朝建立，隔幾年就是大戰，民風自然彪悍，而江東則長期和平安寧，文恬武嬉，民風越來越娘。文化的作用也很大，江東一直在追趕中原的文化，西晉滅亡，中原大亂，江東文化產業趁機崛起，這一時期，優秀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科學家幾乎全在東晉和南朝，北朝打打殺殺，南朝文質彬彬。政府主導也發揮了極大作用，北朝歷屆政府最重視軍事，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不砍人，就當不了領導。而南朝士族養尊處優，玩的是琴棋書畫，政府用人門地第一，文化第二，軍功最末。長期強化，到了唐朝中期，江南流民造反，當地官員組織發配到江南的百餘名吐蕃人，組成騎兵，居然一舉擊潰江南流民的幾萬大軍，李克用的幾名二流將領到了江南楊行密軍中，立刻成了最強軍爺，柔柔弱弱從此常態化，到了南宋和明、清，這種傾向最嚴重。

首先歸於江南水鄉的自然環境，其次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相對水鄉的富裕生活，人們對詩書禮儀的要求越來越高，從而形成良性迴圈。

江南這個詞起源很早，至少在漢樂府裡就有“江南可採蓮”，但是這個詞流行起來，卻是在庾信的《哀江南賦》和顏之推的《觀我生賦》被傳頌為經典之後。在此前，江南之地通常被稱為江左、江東，也就是古代的三吳之地。古代左東右西，所以江東也被稱為江左。

在唐以前，“江左”“江東”文化形象也不是“豪放”而是“輕悍”，這個輕，指的是文化上的開放、自由、率性，有時會失之魯莽，像好飲酒，愛打獵，善戲虐等等，都是“輕”的表現。“悍”則表現為勇武善戰，悍不畏死，也就是《吳越春秋》《越絕書》記載的“輕死易發，好相攻擊”。

歷史上的東吳政權，也是非常“輕悍”的，和《三國演義》裡的東吳完全不同。孫策、孫權、孫皓三代帝王都很好酒，好打獵，善戲虐，喜歡和臣下開玩笑，對政權中如張昭、諸葛瑾這樣老成持重的儒生不太喜歡，經常拿他們開玩笑。張昭在三國演義裡地位很高，但實際上至死也沒當上丞相。對曹魏政權的用兵，實際上東吳比西蜀更主動也更靈活，孫權在後期甚至想直接繞過魏國攻擊遼東的公孫淵。所以晉武帝司馬炎說“吳人超睢，屢作妖寇”“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

江左或曰江東的文化形象，是在侯景之後被徹底顛覆的。在此前，北方少數民族在軍事上對南朝已經有所輕視。比如《姚興載記》裡姚興在得知東晉屯田河南時說“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赫連勃勃稱“荊、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崔浩說“自國家並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眾以衛淮北”。但大體而言，雖然拓跋燾之後北強南弱，南北在軍事上是足以相抗衡的，而且南朝是正統所在，北方政權對此是比較尊重和敬畏的。但在侯景之後，不僅南北方在軍事上力量對比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侯景之亂為南朝造成了空前浩劫,擁有二十八萬戶的首都建康,存者“百無一二”,完全成為廢墟，富庶的南朝幾乎完全被摧毀。特別是在當時的北方政權眼中，侯景是被北方西魏、東魏打敗了的敗軍之將。這樣一個敗將——這樣的評價當然不公正，侯景的軍事才能是非常出眾的，曾經在河橋之戰中以自己一部正面擊敗宇文泰，而且戰勝過羊侃、慕容紹宗等名將。後來北齊依為長城的斛律光在當時只是侯景的手下敗將之一——造成南朝幾乎毀滅，自然會讓北朝政權對南朝特別是江東產生輕視。

侯景之亂，北朝中的西魏也就是後來的北周是最大的贏家。侯景不僅徹底打垮了南朝，而且極大削弱了東魏也就是後來的北齊，西魏得以趁機佔據益州上游，從此奠定了統一中國的基礎。西魏破江陵,盡俘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數萬家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弱小者皆殺之,得免者僅三百餘家。所以在西魏-北周政權中，自己是南朝當仁不讓的征服者。而隨後的隋唐，來源於北周，又是由隋統一了南朝最後的政權陳，所以在隋唐統治者眼中，自己當然是南朝的征服者。

侯景之亂後，在文化上，南朝也開始衰落起來。滯留北方的庾信等文學家開始在作品中不斷地“哀江南”，不斷地把南朝唯美化、浪漫化。如“世所稀，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江南少許地，年年情不窮”“此時臨水嘆，非復採蓮歌”……這些詩句的傳唱更強化了南朝“被征服”的文化形象。

所以在隋唐，“江南”逐漸取代了“江東”，變為了溫柔、旖旎和女性化的象徵。比如李白，“長幹吳兒女,眉目豔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吳兒多白皙,好為盪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在李白的眼中和筆下，吳地無論男女都是被征服的、女性化的形象。特別有意思的是這首詩叫《越女詞》。唐人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認識非常清晰，對中亞的整句瞭如指掌，甚至能夠關注遠在千里之外的印度，卻沒心情或者說沒興趣區分“吳”“越”的文化差異，這其實也反映出一種征服者的心態。經過唐詩的渲染，江南的溫柔旖旎的形象從此固定在了中國人的心目中。

當然，這些形象都是過去古代人落後的觀念。今天的江南之地也不盡是溫柔旖旎。中華民族也早已統一為一個大家庭，這種過去的落後偏見早就要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