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晉，田齊代姜算是戰國開始嗎，也是家臣分裂篡權借周室名正言順嗎，失去名義上的禮義嗎。估計也歷史資料多點，昜考證點，從周平王東遷開始的春秋，小事多點，難考證。難道從齊桓公開始。

《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是宋代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讀書人奉孔子為聖人，儒家弟子，孔門後人。書必讀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

孔子作《春秋》，記載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間春秋時代的歷史。全書不過一萬六千多字，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文風，被歷代文史學家奉為經典。《史記》評曰“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叔孫氏車子鋤商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作《獲麟歌》：“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神獸當出盛世，如今春秋列國紛爭，禮崩樂壞，神獸現世，乃是不詳之兆，從此絕筆。

《春秋》高深似山海，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左傳》以《春秋》為本，並採集《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列國資料，說明《春秋》的書法、用事實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增加無經的傳文。《左傳》作於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傳文比《春秋》多出13年，實際記事多出26年，最後一件事略提三家分晉。

《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皆為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繼《左傳》之後從前403年開始，一是考慮時間上的銜接。二是出於對孔聖人的尊敬，古人講“不能望其項背”。若接《春秋》從前481年開始，司馬光豈不是自詡聖人，當受世人詬病。三是因為三家分晉，趙氏當興。宋朝國姓趙，臣子作書不能越君。

《資治通鑑》開篇，司馬光寫了這麼一段話：“四海之眾，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士庶人。”這段話的大概意思強調了禮法的重要性，天下的百姓都要受到天子一個人的統治，統治是有階層的。天子統治卿大夫，卿大夫統治百姓。但是天子毀禮法是從威烈王二十三年開始的，這一年就是公元前403年。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也就是同意了魏趙韓三國的諸侯地位。這三股勢力之前就有獨立的野心，然後聯合滅掉智伯，實力強大之後，便分裂了晉國。而晉國又是周朝的嫡系封地。此時周天子勢力衰微，無能為力，只能聽之任之。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毀了禮法，承認了魏趙韓的諸侯地位。

據史料記載周威烈王23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封晉國大夫韓虔、趙籍、魏斯為諸侯，至此“三家分晉”被公認。而《資治通鑑》主要是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所以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即“三家分晉”事件開始，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

由此春秋時期進人了戰國時代。

《資治通鑑》是北宋宋神宗年間開始，由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完成。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華夏大地發生了一件大事，中原老霸主，龐然大物，列國的主心骨或眼中釘晉國轟然倒下，經六卿多年消耗後，這一年，大夫韓虔、趙籍、魏斯三家分晉。

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時，對此春秋戰國劃分問題就開章明義釋疑，他認為天子的最高職責就是守禮，守禮最重要的是守份，份，君臣上下也。守份最重要在於守名，名，是臣屬的高低上下界限。

當然，周王不同意分封，三家也能行諸侯之實，但沒有最高任命，就是亂臣賊子，未知哪天伏誅授首。但周烈王懾於權勢，惑於厚禮，竟然分封了韓趙魏三家，擾亂了君臣上下名份，失去禮份名，周王失去捏天下牛鼻子的資格，從此天下進入鬥智鬥勇，沒有上下尊卑，只有勝者為王的時代。

所以認為三家分晉挑戰君臣名份，周王分封三家實際上是拱手讓出天下，屬於嚴重的“禮崩”，周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是一件大事。故把它作為戰國的開端，《資治通鑑》的開始。

要說清楚題主的這個問題，必須先要弄明白司馬光為何要編《資治通鑑》？其次是《資治通鑑》的含金量在哪？即它的智慧是什麼，為何歷經千年而不衰。最後才是開宗名義精選切入點了。

顧名思義，“資治”指的是幫助統治，“鑑”就是鏡子，《資治通鑑》是一部講述歷史、幫助統治者鞏固政權的書。是輔佐統治、提供政治智慧的“帝王之學”，其中蘊藏有揭示歷史演變的基本法則和個人成敗規律的大智慧。其讀者群主要是統治者——治人者。國家的興亡、朝代的更替、君王的賢愚、官吏的好壞，是它最重要的內容。說穿了，《資治通鑑》的智慧主要就三條：一是治國的核心在治民；二是名器很重要，規矩不能亂；三是政治的要義在用人。這也是司馬光的世界觀與方法論。

《資治通鑑》洋洋灑灑三百萬言，縱跨1300多年曆史，為何要選擇從“三家分晉”的公元前403年開始他的宏偉鉅著呢？是因為司馬光注重名分問題，即上段中的第二條智慧即規矩不能亂。《資治通鑑》的第一句話是“（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接著就是“臣光曰”，也就是司馬光針對此事所發的一大段議論。司馬光認為：“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就是說一國之君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施行禮教，而禮教中最重要的是區分地位高下，區分地位高下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魏、趙、韓世世代代都是晉國大夫，卻竊取晉公室的權力，蔑視君主，瓜分晉國，按照王法，這種行好是要遭到誅殺的。但周威烈王不但不誅殺他們，反而任命他們好諸侯，這分明裒獎和鼓勵那些觸犯名分的臣下，這是十分不合禮儀的。

司馬光非常強調禮治的作用，禮治思想是《資治通鑑》的思想核心。而禮治的核心之處，就是對名器的尊重。司馬光以之來擇取史，評判歷史事實、歷史人物。君臣之分是名器問題的第一個首要問題。所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之篇之開宗名義，是司馬光精心挑選的，好的開頭等於成功的一半，至理名言也。

因為這一年曆史上發生了一件舉世震驚的大事，原本是晉國大夫的韓虔、趙籍、魏斯被周威烈王破天荒的封為諸侯，也即三家分晉，從此晉國不在，取而代之的是韓、趙、魏三家諸侯。

三家分晉這個時間點在歷史上被人認為是春秋的結束，戰國的開啟。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也認為這個時間點很重要，為此他還專門的為三家分晉這件事寫了很長的一篇感言。三家分晉之前周天子雖然衰弱但好歹能號令幾個諸侯國，三家分晉之後，尤其是接下來的田氏代齊，周天子也居然予以承認，至此周王室僅有的一點遮羞布被人扯下，到戰國時代以下犯上，以下代上也時有發生，司馬光認為這一年很值得回味，是以寫下了從這一年開始到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資治通鑑》。

我們首先要了解司馬光在北宋時期，儒學已經成為讀書人必須要常備課程之一。而且儒家思想深入骨髓人心，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下，司馬光成為封建儒家文化的捍衛者與執行者。

1.《資治通鑑》是一本從西周到宋朝建立之前，總計1300年曆史的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線索為主要基準，那麼這本書最主要是借鑑前人的做事反思與智慧來告誡當今聖上，什麼是大一統，什麼是皇權至上，什麼是治國方略，什麼是正統文化，如果治理整個國家等方面需要的政治工具書籍。也同樣是為了滿足當權階級的統治需要，故在選材與選取時間段，有著最大考量。

2.為什麼從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寫起，當時發生一件大事，一件大事引發後續春秋戰國時代的開端。或者說司馬光認為這是一件可以支撐起他這本書的精髓的良好開端。就是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原本為臣子，突然成為一國君主的轉變，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大的背叛。

3.從中國歷史反查索看，就清楚知道，讀書人或知識分子都一直在堅持與教導，文化正統，國家正統，國家明器是不能夠隨便去改變執行模式。如果改變了將會造成滅頂之災，亡國的生死大事。這是司馬光要告誡當今聖上，也為了統一後來世的君主，要堅持儒家正統文化，國家機器執行模式這一套路。

4.司馬光做資治通鑑這本書，也徹底為封建儒家文化，當權封建統治階段樹立治國理政的床頭工具書。

5.司馬光也作為儒家傳統文化的傳播者，讀書人總是要好為人師，尤其是帝師這一光榮的稱號，也未後續形成“程朱理學”的儒家文化系統打下堅實基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從公元前403年開始。

這一年，發生了一起戰國史上的大事：周威烈王正式冊封魏、韓、趙三家為諸侯，宣告三個嶄新國家完全從晉國脫離出來。

其實，在魏、韓、趙三家滅了知氏後，晉國早已經一裂為三。三大卿家勢力強大，有國家之實，卻無諸侯之名，因為還差一道程式的認定，諸侯之名必須要由天子冊封。可是從周朝的禮法來看，趙氏、韓氏、魏氏以臣子的身份卻凌架於君主之上，顯然是亂臣賊子，大亂禮法，這種人怎麼可以冊封為諸侯呢？

周天子試圖維持住最後的底線，可是卻禁不住三家軟硬兼施的巨大壓力，最終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承認現實，正式冊封趙、韓、魏三家為諸侯。魏斯就是魏文侯，韓虔就是韓景侯，趙籍就是趙烈侯。

對魏、趙、韓三氏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跨越，從卿大夫一躍而成諸侯。他們終於與晉國劃清了界線，不再是晉國的一部分，而是嶄新的國家。當然，晉國還存在了一段時間，只是它再也不是那個曾令對手膽戰心驚的國家，而是淪為不起眼、只有幾處破屋遮風避雨的窮諸侯了。曾經雄震天下的晉國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沉了，在低聲下氣半個世紀後，於公元前349年最終走向滅亡。

司馬光為什麼要選取這個時間點，作為整部《資治通鑑》的開始呢？這與他的儒家史觀有密切關係。

傳統的儒家史學認為，趙、韓、魏三家身為臣子，竟然剖分晉國，君君臣臣的政治體系完全被破壞。在這種綱常散壞的情況下，周天子封三家為諸侯，承認他們瓜分晉國的合法性，使得君臣之禮完全崩潰。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篇痛心疾首地說：“君臣之禮即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把戰國時代的禍亂歸結於周天子自毀綱紀。

可是我們不得不說，傳統史觀的結論太簡單了，只是站在君王的立場上來看問題，似乎周天子不承認三晉諸侯，周王室就可以走向復興似的。事實上，戰國時代的周天子，比起春秋時代更加羸弱，完全沒有任何權力。所謂的“冊立諸侯”，無非是對既存事實的承認罷了。

當然，司馬光如此開篇，也包括有春秋筆法，實際上也是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向大宋皇帝表達自己的忠心。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始於宋英宗末年，主要是完成於宋神宗時代。大家知道，宋神宗是重用王安石以推行新法，而司馬光則不遺餘力地反對變法。與王安石的激進相比，司馬光確實比較保守，但他對新法的攻擊，並非完全感情用事，因為新法的確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弊端。司馬光的政治立場，很顯然是與皇帝的意志相違，因而混不下去，最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陽當了個西京留臺。

西京留臺，說白了就是個閒差，司馬光在這裡總計呆了十五年之久。在這段時間裡，他埋頭著史，不問政事，與史學家劉攽、劉恕、範祖禹等人共同完成了《資治通鑑》的編撰。

大家知道，《資治通鑑》的初衷是寫給統治者看的，所以開篇一定要政治立場正確才行。司馬光選擇以“三家分晉”開篇，把戰國時代的混亂歸因於“君臣之禮壞矣”，天子沒有堅持原則，把原本是亂臣賊子的三家冊封為諸侯，這是導致天下大亂的原因。事實上，以司馬光的史學修養，豈能看不出周天子的無奈與被脅迫呢？他之所以這樣說，無非是寫給皇帝看的，表明“政治正確”，表明維護皇帝權威的立場罷了。

後來，宋神宗死後，司馬光能迅速返回中央，得到重用，就是與他堅定不移的忠君立場分不開的。

《資治通鑑》，是由司馬光及其助手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其編寫的目的在於“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也是司馬光深感“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為何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說起？

這是個特殊的年份。因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認了晉國的三大夫為諸侯，這象徵著周朝體制的崩潰。要知道，周朝是以禮制治國，大家遵循的是有秩序的社會，周天子承認三晉，就意味著周天子的衰敗。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這表示了天子不再是禮制治天下，而是依靠智力與武力爭天下。

用毛主席評論的話來說：“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選擇這一年的這件事為《通鑑》的首篇，這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鑑》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樑不正下樑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敢胡來，下面憑什麼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司馬光是保守派的代表，他是堅決抵制改革的，他對變法改革，要做堅決的抵制，因此，他要借史說事，歷史上周王朝連名義上的王朝也不存在的原因就起始於“三家分晉”，而發生這件事的原因是威烈王分封魏、趙、韓這件事，這件事，周王朝的前任帝五是沒有做過的，是威烈王改變了禮，改變了分，改變了名。因此，以史為鑑，我們大宋也不能改革啊。(王安石變法)

不過在宋英宗讓他開始寫書的兩年之後就去世了，然後是激進的宋神宗繼位，雖然宋神宗還讓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繼續寫下去，並供應一切應有的條件，但宋神宗更喜歡（或者是崇拜）變法者王安石，因此，在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大部分時間裡，司馬光都跟他的政敵王安石在做鬥爭，一部書寫了十九年，寫完時，司馬光已經66歲了，政治生命隨著在自然法則的無情之下基本走到盡頭，儘管《資治通鑑》寫完的第二年，也就是1085年，宋神宗就去世了，王安石的變法也基本由此宣告失敗。

但顯然，寫書的時間段內，司馬光的情感基調全是對禮法、對名分，對“成法”的維護，他從骨子裡反對變革。因此，司馬光拿“三家分晉”這件事說事“起興”就有的思想源頭了。

如果司馬光能活得久些，估計他還有可能為保守派多做些事情，只是，當宋神宗死後，宋哲宗登基保守派佔主動後的第二年，1086年，司馬光就精力耗光，終於死去了，他為保守派做的事情就是以保守派的思想（其中以“三家分晉”為開頭也是這樣的思想）為基礎，寫成了《資治通鑑》這部大書。

感謝悟空邀請。毛澤東讀一輩子《資治通鑑》，而且讀了17遍資治通鑑，北宋司馬光等撰修，記載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後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曆史，資治通鑑主要是警世後人，以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是歷代皇帝教科書。還真不知道司馬光為什麼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資治通鑑，主要原因是春秋未年，周王朝天子號召力己經減弱，但仍可以號令魯，燕，宋，鄭等諸候，還有其他諸候國並不服從周王朝號令，自此燕，楚，魏，趙，韓，齊，秦紛紛稱王獨立建國，不服從中央周王朝號令，周王室從此再無翻身之日，實際周王朝名存實亡，國家分裂，天下大亂，周威烈王是加速周王朝覆滅的罪魁禍首，周威烈王當政第二十三年，任命作為晉國大夫的魏斯，趙籍，韓虔為諸候，在以後27年，魏，趙，韓又瓜分了晉國，而且作大作強，並不服從周威烈王的號令，成為悖逆之臣，而周王朝又無力討伐懲罰他們。

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寫起是有一定原因和目的。

一，《資治通鑑》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寫起的原因

周烈王是周朝36代君王，公元前376一一369年在位。周朝自從公元前77O年進入春秋時代起，開始從興盛走向衰落，周天子號令諸侯的權威下降，齊丶楚丶秦丶晉等諸侯坐大，他們"挾天子以令諸侯”，先後稱霸。到了就在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朝發生了"三家分晉”事件，這就標誌著周王室己名存實亡，從此進入了諸侯紛爭的戰國時代。"三家分晉”是春秋時代結束，戰國時代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所以，這就是《資治通鑑》開頭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寫起的原因。

二，《資治通鑑》寫作的目的

司馬光寫巜資治通鑑》的目的，就是透過自戰國始，終於後周其間1362年的史實，警示後人，以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