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滅亡是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出現了一顆超新星爆發，這是從石筍氧同位素序列讀出的。《竹書紀年》也有這顆超新星爆發的記載：“帝辛四十八年，二日並出”。由於這顆超新星爆發，商末氣候突變，寒冷使得糧食減產，嚴重影響人們的生存。西周武帝推翻殷紂時的說法，就是由於紂王不敬上天，所以降災於我們（《尚書泰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另外，武帝伐紂時，“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也說明當時的氣候寒冷變化。

所以，商紂的滅亡主要是氣候突變造成的 ，當然也有其它因素。

你應該聯絡上下文看，這裡是在講"天人感應"！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著《太史公書》之目的。

我們先說說商朝這個歷史上500多年的朝代，從盤庚遷都，出於對皇權的發展和改變現有的政權的種種弊端，遷到現在的安陽，也就是古代的殷墟，這裡有黃河，方便航運和王朝的發展，後來到紂王帝辛，為了貪圖享樂，把商朝的國都擴大到了今天的鶴壁，過去叫朝歌，這裡也有一條河，叫淇河，也就是大家後來所熟知的“摘星樓”，之後就有了著名的武王伐紂，取代商朝。

這裡的河竭，暗指的是一個王朝的衰敗，告誡我們要知道如果不能順應民心，就像河裡沒有了水，導致失去了源頭，沒有百姓的支援，就會丟掉一個國家。

歷史真象要這原，很難！司馬遷時國家留存商朝資料就難尋了。河竭而商亡是當時的說法。氣候變化，農業無收，民心動盪是原因吧。

所有記載的主流歷史，都是權利的產物，絕不可能是真實事件的記錄。

而非主流政權的《竹書紀年》，比《史記》真實可靠太多太多。是現代唯一有參考價值還原歷史的文字記載

這種說法也是很正常的，歷史上的爭議，什麼時候都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始終是衝突的，對歷史上的事件和問題，看法也自然不一樣的，往往是相反的。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明白一個王朝更替的“潛規則”前提：歷史程序告訴我們先進的國度往往被比自己落後國家所征服。然後落後國家在征服先進文明後又被先進文明所同化，繼而又被落後文明所征服。譬如周滅商、金滅北宋和遼、蒙古滅金和南宋。而且歷史上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所征服，都必然有一個特點，即先進文明必定處於動盪或者衰弱時期。這個時期又具有這個特點：儘管該文明本身擁有高度性和先進性，但是由於社會生產發展暫時被天災人禍等諸多原因所遏制，加上制度層面的文化腐敗而導致該文明無法發揮出其應有的優越性；對於落後國家而言，因為身處環境較差，落後的生產力又使得他們生活水平不高，只能透過掠奪和搶佔來獲取生活資源，而周邊發達文明國家所擁有的燦爛繁榮生活則進一步激起了他們的強烈掠奪慾望，彼時陷入困頓的先進文明就好比群羊遭遇飢餓狼群，結果自然不言而喻。

再來說說商王朝滅亡的原因。《周本紀》中記載的“河竭而商亡”，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商朝滅亡是多方面的原因綜合形成的，只不過商紂王很不幸地揹負上了亡國君的帽子，再說了，歷史從來都是成功者書寫的，成功者要洗白就要往前朝扣各種帽子，然後又被不知情的後世給各種黑，還是黑得體無完膚的那種，你還能覺得你所瞭解的歷史是真實的嗎？

首先，司馬遷在《史記》中總結商朝滅亡的原因可不僅僅只有這一句，“河竭而商亡”，《史記·殷本紀》裡記載帝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後賦稅一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粟。益收狗媽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奪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其實總結太史公對商朝滅亡的原因：紂王恃才傲物不聽賢良勸諫，喜好喝酒和圈養奇珍異獸，專寵妲己使婦人干政，重刑罰不施仁政，廣徵徭役，大興土木以及鋪張浪費。不難看出，太史公僅以上罪名就給帝紂冠以夏桀之後中國有史以來第二個暴虐昏庸的無道之君確有不恰當之處。

實際上，根據著名史學家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的考證與梳理，帝辛的罪惡在周人的《尚書》中只有六點，戰國書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漢書中增加二十二事，東晉時增加十五事，然後就是眾口鑠金，幾成定論。從周武王姬發於牧野決戰前對全軍的總動員令《尚書•牧誓》來看，文中列舉的帝辛之罪共四點：

一、惟婦言是用。當時雖然已經是父系作主導，但商朝還是母系氏族遺風尚存，女性地位原本就頗高，他鼎盛時期的君主武丁不僅聽信其妻婦好之言，甚至還把軍權交到妻子手裡呢，豈不更是罪惡滔天？就一句不知該婦姓甚名誰，所言為何，面目模糊，模稜兩可的聽女人話就該被討伐？那後代的滾滾歷史長河中，婦女干政的如武則天、慈禧太后等典型人物案例，為什麼卻沒有人把唐太宗或者唐中宗和咸豐皇帝等當作帝紂一樣的暴虐之君看待呢？為什麼沒有人因為慈禧、武則天的干政就把責任追究到當時的皇帝身上呢？布衣尚可善待“賤婦”，何況乎帝王？一個帝王寵愛自己的妃子，就算獨寵到使之干政，固然是不對，但就能因此斷定那個帝王昏庸嗎？

二、昏棄厥肆祀，弗答。即不好好祭祀。眾所周知，商朝是實行人殉祭祀的制度的，周代取消了人殉解放了勞動力。有資料表明：武丁在位59年，使用人牲共5418人；武丁至帝乙90年共用人牲1950人；而紂王和其父在位四十年共用人牲75人。由此可見，商代還處於奴隸制度不發達的階段，還無法把大量的奴隸由供奉祖先、聖靈的祭品轉化為從事生產勞動的奴隸。但到帝紂王時卻殺人越來越少，逐漸出現瞭解放奴隸的趨勢，不然帝紂哪來的民力修建鹿臺和沙丘？

三、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即不用貴戚。這個說來就話長了，商王朝的王位繼承製度以“兄終弟及”制度為主，所以出現了早期的五代九王的混亂局面。盤庚即位之後，馬上選擇遷都，部分原因是因為洪水，但主要原因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也是為了緩和階級的矛盾、王室內部的爭鬥。

說到這裡就得先介紹一下商朝的王室關係了，帝辛的父親是帝乙，帝乙的長子是微子啟、次子微仲衍、少子是帝辛，他們三人是同母兄弟。也就是說從身份、地位上來說本是相同的，只是有長幼之分。理論上本來應該是大哥微子啟繼承王位才對，但帝祖甲時搞了個禮制改革，一是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二是廢除貴族公議制。王室和朝堂制度的雙重矛盾就此埋下了禍根。微子啟出生時他的母親尚為妾，等到帝辛出生的時候已經成為正室，這樣一來，從禮制上帝辛就成了嫡長子。其次，紂王本人能文能武，又一表人才，也深得父親帝乙的喜愛，《史記•殷本紀》記載：“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荀子•非相篇》說紂王：“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帝辛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合法的王位繼承人，並當上了殷商的第三十一位王。但這帝王的寶座坐上容易，要坐舒服就難了。首先，素有賢名的大哥微子啟朋黨成眾，幾乎形成了與帝辛的抗衡之勢，在帝辛的打壓下，微子啟終其一生始終是堅決的反對派，要不然也不會通敵賣國，與周人勾搭，不惜一切代價地推翻自己弟弟的統治。另一方面，因祖甲禮制改革而受到打擊的還有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一眾，按兄終弟及制，帝乙去世後他們都是有機會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長繼承製所賜，他們徹底與王位無緣了。其次，廢除貴族公議制，使商王朝完成了從酋邦制向國家、帝國的轉進，在國家形態上邁進了一大步。當帝武乙一力打壓神權，鞏固王權，這些貴族的權利被逐步削弱，神權、王權之間，執政集團與反對集團之間，帝權與貴族之間，諸多鬥爭已白熱化，帝辛無人可用，只好重用外來的人才——費中、飛廉、惡來等，而這又引起了反對黨、尤其是貴族一系的強烈反彈。這兩群人雖利益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帝辛。而費中、飛廉、惡來是拋棄了自己的氏族來邦助帝辛的，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是引起公憤的。

（商紂王的影視形象）

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即任用外來逃臣。在貴族反對集團與帝辛針鋒相對，政治鬥爭殊為激烈的情況下，帝辛打壓神權、不用貴戚、任用逃臣，都在情理之中，也都是無奈之舉。而且，後來的事實也著實證明了帝辛的慧眼獨具。逃臣飛廉、惡來誓死效忠，征戰沙場，最終以身殉國。而所謂的“三仁”之首的微子呢？周人奪下江山後，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身為貴戚，竟然持著王室宗廟禮器，袒露上身，反綁雙手，跪著向前乞降。其面目何其可憎可鄙，與費中、飛廉、惡來對比鮮明！

除以上四罪以外，《尚書》其他篇目還痛斥了帝辛另外兩條“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兩”的罪行：一為酗酒，一為信有命在天。其中酗酒乃殷人風俗，非帝辛獨有，何況“文王飲酒千鍾”，這是典型的雙標！ 二是信有命在天，這更是莫須有的罪名，如果這都算罪的話，那麼後世代代以“天子”自居，順“天命”治國的帝王，豈不皆是暴君？！

其次，氣候變乾冷對商朝滅亡的確有重要影響。商末周初正處於溫暖期與寒冷時段交匯期，商朝末年動亂甚至商朝滅亡均與這場氣候變遷有巨大的聯絡。

如上圖所示，中國歷史朝代的演替與興衰與中原地區近5000年來的降水變化規律有看極大的致性：夏、商、西周、漢、唐、明、清等朝的後期均出現了長期的乾旱少雨期；夏、商、西周、漢、唐等朝代的鼎盛期均為中原地區的溼潤多雨期。

首先，寒冷。商末周初正處於溫暖期與寒冷時段交匯期，商朝末年是仰韶溫暖期後的第一個寒冷期，有文獻記載“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表明氣候變冷，驅虎豹犀象等喜熱動物開始遷徙。此外，武王伐紂時“陰寒雨雪十月日，深丈餘”[3]也表明了當時氣候變冷。

其次，乾旱。據《史記》載：“文丁三年值水一日三絕。殷帝辛, 年雨土於毫，” 《國語· 周語》曰：“殷封33年河竭而商亡。周武王43年周大飢, 西伯自程遷於豐。帝殷封43年曉山崩, 三川涸。”由此可見在商末出現嚴重的乾旱，導致河水斷流，也使得人民生存受到極大的考驗。據《漢書敘傳》班固記載: “惟河為艱, 災及後代, 商竭周移, 秦決南涯。”黃河在商朝末年原河道出現枯竭，在周的時候黃河改道遠離了安陽，致使安陽的水源出現問題。有學者綜合近年來殷墟一帶考古發掘的水井、窖穴和墓葬材料, 得出一個重要結論： 殷墟時代地下水位總趨勢是下降的，且地下水位的下降是氣候本身乾旱、降水量減少的一種體現，同時也與黃河改道有密不可分的影響。地下水位下降進一步加劇乾旱，給當時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再次，乾冷氣候對農業生產社會發展都有影響，自然災害增多，致使本來生產力就不發達的農業生產受到很大打擊。食不果腹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找不到更好的解決辦法的人民為了生存，只有把矛盾進一步轉移到統治階級上，推翻當下統治者成為人們的要求。因此對於商朝滅亡，氣候變冷變幹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然後，又加上商紂王上臺後的統治階級上層離心離德，不能在危機時刻集中力量對內救民於水火，又不能一致對付外敵，統治力量進一步被削弱，也就加速了商朝滅亡。一個國家內部是否團結對這個國家穩定和抗擊外敵侵略有重要影響。

（子貢影視形象）

最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孔子的大弟子子貢早就指出來了：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帝辛的不好,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嚴重。因此，君子非常憎惡居於下流，因為你一旦於下流，天底下的一切壞事名聲部會歸到你的頭上來。說白了就是你的不好，各種屎尿盆子就會往你頭上扣！

孟子也說過， “封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政，猶有存者”。

《淮南子》一書也有說：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 歲之積毀也”。

所以帝辛，也就是商紂王的各種罪行，很大程度上都是後代人們日積月意淫出來的，商朝滅亡的原因也不能是他一人之過，就像明代的崇禎皇帝一樣，帝王也是凡人，也都有各自的毛病與不足，但借國被滅就被肆意抹黑，這也太悲催了些。而我們在窮究歷史時，就要懂得明辨是非黑白，敢於質疑，才能獲得真實的歷史。

長期以來，關於商王朝滅亡的原因，多因襲儒家的說法，也就是認為商王帝辛殘暴計劃了國內矛盾與周人之間的民族矛盾，而導致了在武王伐紂時，紂王眾叛親離，最後自取滅亡。

但是，《左傳·昭公十一年》的的觀點是：“紂伐東夷，而隕其身。”《史記》則認為：“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前者的觀點是商紂對外戰爭直接導致了商朝的滅亡，而《史記》的觀點則商朝的滅亡歸咎於自然環境的問題，根本上說是經濟的惡化。其實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聯絡性。

商末帝辛時期，中國氣候轉入寒冷期，農作物減產，動物資源減少，周人開始覬覦滅商。為了轉嫁國內危及，同時也是為了掠奪資源，商人對東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戰爭消耗了商的國力，也給周人提供了滅商的良好機遇。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司馬遷說“河竭而商亡”與《左傳》說“紂伐東夷，而隕其身。”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那麼為什麼商朝要選擇征伐東夷，東夷又在哪裡？以及這場戰爭的規模為何直接導致了商朝的滅亡呢？

在甲骨文的卜辭中，東夷被稱之為了人方，多數學者認為“人方”就是分佈在今山東地區的東夷，一般理由有如下四點：

其一，卜辭中徵夷方經過“索”地，據“索”氏銅器可知“索”的地望在今天的山東兗州；

其二，徵夷方的卜辭裡的“杞”地，其地應在山東新泰；

其三，甲骨卜辭裡記有小臣“醜”赴攸以御夷方的事，這個小臣醜應與蘇埠屯 所出青銅器的“亞醜”氏有關；

其四，卜辭中的“淮”字應該是“濰”，也就是山東濰坊。

史學界排列出的徵夷路線為：安陽-兗州-新泰-青州-濰坊。

以上當然是後人的追述，因為東夷的名稱並不見於商代，如果人方不是東夷，很難想象，像帝辛徵東夷這樣的大的時間竟然在甲骨文中完全沒有記載。

但是由於史料的缺乏，目前對紂伐東夷動因還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從仲丁開始，在商末帝辛時期達到高潮的大規模向東方夷人地區的進攻，其根本目的是掠取資源。

上古時期，海岱地區屬青州、兗州之地，這裡物產豐富。據《禹貢》記載，兗州的貢品有漆和絲，青州則貢松和絲以及各種海產品，尤其是海鹽。另外，商人掠奪的資源可能還包括銅、錫等鑄造青銅器的原材料以及其他奢侈品。

而商人掠奪的最重要資源應該是鹽。《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太公治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

商紂時期的鹽業生產遺址，在渤海西岸和南岸分佈非常秘籍，歷年來考古發現證明，在渤海岸邊的魯北、魯西北，包括濱州、東營和濰坊等市的許多地方都發現了商周時期的鹽業生產遺址。

鹽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而在商代時期，“位於山西省南部夏縣蘆村的鹽池，是鄰近陝西的中國北方核心地區唯一鹽礦。是西部地區距離安陽最近的一個食鹽生產基地；在河南、黑背、安徽或者湖北等容易到達安陽的省份中都沒有發現食鹽儲存（鹽塊或鹽水）”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帝辛發動對東夷的戰爭，很大目的是為了掠奪這一區域的食鹽資源。

當然，商王朝滅亡的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紂王伐東夷的戰爭是商代滅亡的重要原因。根據據王暉和黃春長先生的研究，在商末文丁時期，中國氣候進入了一個相對寒冷乾旱時期，這種氣候造成了農作物的歉收和動物資源的減少。

從而使北方的遊牧民族大舉南下，與商人爭奪資源，周人伐商之舉就是這種狀況的反映。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同時為了攫取資源，商人加快了對東夷的攻伐。

紂王在位的30年間，先後幾次發動對東夷的戰爭，戰爭嚴重消耗了商朝的國力，這才給周人可乘之機，最終滅亡了商朝。

綜上，歸根結底，還是資源減少，迫使北方少數民族，以及周人對商的覬覦，從而商紂為了轉嫁矛盾，征伐東夷掠奪資源，卻消耗太多國力，為姬周所滅。

關於商朝的滅亡，紂王的殘暴統治當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商朝末年所發生的自然災害。

不光是夏商，後來的唐末，明末，農民起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持續的乾旱等天災，糧食顆粒無收，百姓食不果腹而朝廷救災無力卻還要攤派各種課稅。據司馬遷《史記》記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個人理解，這就是自然災害對帝國統治重要性的直接說明。

伊洛竭，河竭，均是對河流乾枯的描寫說明，而能夠造成河流乾枯，無非就是持續的乾旱，或者是強烈的地震。可想，如果是乾旱，能夠使河流乾枯，那麼對於百姓的生產生活是有多麼大的影響，這時候，統治者如果不能及時賑災，只會是令走投無路的人們揭竿而起。

為什麼司馬遷沒有說因紂王而商亡呢？

其實在《史記》中的《殷本紀》中，早就將紂王無道數落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因此，在《周本紀》中，才沒有再提紂王的殘暴。一來是多說無益，二來是以此提醒後世要體恤民情，愛民之道。

我是阿彬，我來回答

在認知裡殷商覆滅就是因為紂王殘暴不仁而導致的，封神演義中紂王寵信妲己 荒廢朝政 殘害忠良，天怒人怨最終商人被周取代。

紂王真就這樣嗎？妲己卻有原型，是紂王征伐有蘇氏部落時擒獲的美女，但紂王忙於政務並沒有多親近她。紂王相對於而言是一個勤勉的君王。

他確實幹掉了不少大臣，原因也並不是肆意的濫殺，實在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

誠如周本紀所言，殷商末年百姓痛苦的根源就是那些做大的奴隸主，社會財富掌握在奴隸主手中，百姓食不果腹。

紂王果斷選擇與這些貧民站在一起給予這些奴隸主沉痛打擊就是要沒收他們的財富分給勞苦大眾。

從這時候起紂王是得到人民的擁護，侯伯的反對。在紂王死後，殷商舊民長時間內不願歸附周人，要不是武王仁義，說不定會發生揚州十日這樣的慘劇。

殷商是內憂外患，外部有周人這樣狼子野心的臣僚。內部除了日益增加的階級矛盾，連年的天災造成糧食欠收，資源越發匱乏。

面對這種局面，紂王果斷選擇征伐東夷，說白了就是去搶糧食和礦產資源。

紂王選擇相信周人，他沒想到武王趁商人大軍遠在東夷時會偷襲自己，牧野之戰周人面對並非商軍主力，最後周武王偷襲成功，紂王無奈自殺殷商覆滅。

殷商覆滅是因為紂王嗎？是長此以往國內混亂的局面，是天災人禍下時局背棄了紂王選擇了周人。

有人認為這是古人樸素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猜想一下邏輯是河竭則五穀不生，五穀不生則民乏食，民乏食則社稷亡。與之相對的是認為王朝興亡在於且僅在於上天是否保佑。

河，在現代指的是河流，比如黃河。在上古及黃帝時代，再住後點周滅亡之前，指的是政權，或者說指的是政權管轄區域。也就是說同字不同義，古往今來，大多數字義都改變了，還有江字，從甲骨文和金文來說，指的是祖宗法規管轄區域。

古代早期農業文明極端脆弱!嚴重依靠天氣因素!一個部族，國家如果碰上連年風調雨順，糧食豐收，就能養活大量的新生人口，壯大部落的戰鬥力，生產力!部落就能蒸蒸日上!

反之遇到極端天氣，大旱，大澇，蟲災，獸災，瘟疫，那麼部落人口就大量減少，就可能迅速衰落!讓周邊部落有機可乘!

古代城市都依靠河流建造，河流是農牧業的基礎!這些河流就是城市的生命線!如果河流斷流，或者改道，那麼這個城市就會遭受重創，甚至消亡!

旱災是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不但造成糧食歉收，還能引發次生災害!如蝗災，獸災!大量的野獸因為沒有水和食物匱乏而圍繞在城市周圍，這簡直是災難性的！

古人根本沒有力量去應對這種自然災害!

如果周邊部落乘機發難，那麼被打敗幾乎是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