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在那個列國爭霸的年代，一個國家想要富強，唯有讓利與民，要讓百姓看到盼頭。

沒有家國概念的百姓，他不會想到去拼，他只會想到自給自足而已，國滅了，換了一個統治者，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冷漠的。反正他們都是被剝削的階層。

同時不管是李悝，商鞅，吳起。都對舊貴族動刀。原因就是這個所謂的貴族階層，侵佔了國家大量的資源，只是因為祖上出了一個能人。就醉生夢死於世，這對一個國家及人民的影響完全是消極的。

長此以往，貴族必定尸位素餐，百姓也將失去生產積極性。

所以這三個人變法都打擊了魏，秦，楚三國中固有的世襲舊貴族體系。

本來這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將士上陣奮勇殺敵，結果卻是大腹便便，只知吃喝玩樂的世襲貴族攫取了功勞。

貧民百姓被貴族侵佔了財富，無處說理，最後反而被貴族玩弄於股掌之間。

還有太多太多，貪官汙吏沆瀣一氣等等等等……

而他們變法的核心也有共同之處:廢除舊貴族，獎勵軍功者，鼓勵農耕，注重法制。

讓這個本來不公平的世界，變得有了那麼一絲公平。

就是這一絲絲的公平，讓民眾百姓對自己的國家，充滿了歸屬感，每個人都在為國家富強而努力。

但是打擊舊貴族的風險是很大的，舊貴族不會，也不敢把仇恨施加在變法決策者-王的頭上，變法者執行者則是成為動了舊貴族蛋糕的替罪羊！

吳起，楚悼王死後，舊貴族勢力反撲，死於萬箭穿心。

商鞅，秦孝公死後，死於秦惠王老師公子虔的私仇。(車裂)

相比之下，李悝的善終，可能跟魏文侯活得長有很大的關係。

變法者對立面的守舊勢力，則是變法者不得善終的主因啊！

因為商鞅變法觸犯了當時貴族的利益,只有秦孝公支援商鞅.秦孝公死後,貴族勢力反撲商鞅,最終商鞅被處於車裂之刑

很簡單，觸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戰國時期，大多數爵位和官職都是世襲的，上到天子諸侯，下到士大夫都是如此。

也就是說，貴族的兒子哪怕是個蠢貨，他也能合理繼承大量財富和權利，普通人或者外人可能一輩子也得不到這些。

所以當時的社會現象是：貴族不勞而獲，平民卻累死累活。

就以打仗為例：貴族當將軍等官職，平民當普通士兵當炮灰，打了勝仗將軍升職加薪，普通士兵該怎樣還怎樣，為啥呢？

你能加工資嗎？憑什麼，依據當時法規，坐什麼位置拿什麼工資。那我升職不就能拿到相應的工資了？不好意思，爵位和官位是世襲制，相應的官位只能由在位者的兒子來擔任。

而商鞅吳起變法的核心或者本質是什麼？那就是打破世襲，按勞分配，按功分配。

就是說，一個人該拿什麼工資，該坐什麼位置，跟他的出身和家庭沒關係，跟他的爹沒關係，只與他的能力和建立的功勞有關係。

還是以打仗為例：商鞅規定，無論是士兵還是將軍，只要建功就能升職加薪。

那建功的標準是什麼呢？很簡單，以砍下敵人頭顱的個數計算，進上三個敵人頭顱進一爵，以此類推。

那建功的人多了爵位不夠分配了咋辦？很簡單，多設立一些爵位不就得了？商鞅時代就設定了十多級爵位。

如此一來，占人口多數的普通百姓高興了，可貴族集團卻高興不起來。為啥呢？到嘴的肥肉飛了，咋高興？以前我躺著拿錢拿權，現在還要拼命去和那麼多人搶，咋高興？

所以貴族集團要想方設法打擊變法者，只有置變法者於死地，貴族集團才能利益最大化。

所以商鞅吳起等變法者都死的很慘。

在某個政治生態裡存活和發展壯大，最終達到了某個可以對國家體系和社會進行改革的位置。首先，他本身就是這個生態環境的受益者。自然，自己本身就會有這個生態裡的各種毛病。在做出改革決心的同時，其實就是意味著必然要朝自己開刀。只是，有些人在理想的感召下，熱情似火激情四射的時候，沒想到這個問題。或想到的時候，已經遲了。也不排除，有些人，走上改革之路的時候，就看到了自己的結局，並且早就做好了準備。是的，商鞅等人，應該就是這種情況。

1898年，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戊戌變法宣告失敗。有人勸譚嗣同離開，譚嗣同說了一句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古今中外，變法圖強的國家，變法家為之流血犧牲者，可謂屢見不鮮，究其根本原因，皆因在變法中都不可避免地傷害到了既得利益者，而遭到的報復。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變法。

可是，在執行新法期間，從上至下，反對之聲不絕於耳。尤其是在此期間，太子嬴駟也觸犯了新法，商鞅既無法處罰太子，又不能不做事以維護新法。於是，他依法處罰了太子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公孫賈。從此以後，新法的執行更加順利，可是也為商君之死埋下了伏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駟即位，即秦惠王。此時，公子虔等人站出來狀告商鞅欲反，對商鞅也有恨意的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未能成功，最終受車裂之刑而死。

不過，商鞅的新法卻並沒有隨著他的死而告終，這才有了後來秦國的一家獨大，秦王掃六合的壯舉。

吳起本為衛華人，先仕魯國，卻不容於魯國國君，被迫投奔魏國，受魏文侯起用，在魏國大放異彩，打下其一代名將的資本。可惜，魏文侯死後，新國君魏武侯卻對他大不如前，加之小人讒言，吳起五十餘歲時又一次遠走楚國。

楚悼王先任命吳起為宛城太守，一年後升為令尹，負責改革。

同商鞅一樣，吳起的改革也是頗具成效，可是也一樣不可避免地觸動了楚國貴族們的利益。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死，楚國貴族便把箭支全都對準了吳起。中箭的吳起強忍著奔到了楚悼王停屍處，將箭插入了楚悼王的屍體，並大喊：““群臣叛亂，謀害我王”，隨著貴族們的亂箭射死吳起，楚悼王的屍體也中了不少箭。

最後吳起的屍身被處以車裂之刑，而與他“陪葬”滅族的竟達七十餘家。

不過，與商鞅變法在商鞅死後依然得以保留不同的是，吳起死後，楚國的變法便宣告徹底失敗了。

法家的思想是血染的思想，他們是諸子百家中唯一現實的一派。面對社會種種弊端，他們勇敢的提出了改革的辦法，然而他們中大部分人最終會被制度的慣性所吞噬，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其實下場不好的，除了問題中提到的商鞅與吳起，還有一個變法之士也不得善終 他就是晁錯。

晁錯是文景之治時期的人，在文帝時期擔任太子家令，能言善辯，善於分析問題，被當時的人稱為“智囊”，深的太子劉啟也就是後來的景帝喜愛。

在已有的文獻中晁錯無疑是個法家之士。在《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所，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

所謂申商刑名便是法家，後來晁錯也曾短暫的學習過儒家的典籍《尚書》之類，不過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法家思想，他也最終死在了他的思想上。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這樣的，楚漢相爭時，平民出身的劉邦為了滅掉項羽，爭取其他諸侯支援。是搞了類似於“一國兩制”的制度，即中央集權與分封制並存。

皇帝只有一個，函谷關以東卻有很多異姓諸侯王。他們在領土內享有行政權、司法權、治兵權、賦稅權、任命官員等權力。中央政府對諸侯國的約束力很小，他們除了要服從漢家的天子，不能挑戰皇帝的權威稱帝外，幾乎皇帝能做的他們都能做。

而且諸侯王問題到了劉邦的時期就已經開始顯現，劉邦在世時也開始動手處理這些諸侯王了，不過劉邦做的不夠徹底。

劉邦的辦法是與西周時期類似的辦法，即把異姓諸侯王殺死趕走，讓劉氏的宗室取而代之，企圖透過血緣關係來維護政權的穩定。

然而這種方法並不能一勞永逸，也有一定的弊端，因為劉邦剛開始分封的時候，都是他的兒子、孫子輩血緣關係還很近。

中國有句老話：“君子之澤，三代而終五世而斬。”

幾代人下來，到了文帝景帝時期，血緣關係已經很遠了，而且他們在自己的封國上慢慢也尾大不掉起來，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任命官員的權力，可以培養自己的黨羽與勢力。韓非子這本書裡《二柄》篇裡強調的是兩樣東西，人主須臾不可示人，所謂二柄一個是賞一個是罰。

這兩種權力當時的諸侯王都有，他們可以提拔任命自己的親信，也可以對領土內的臣民按個人的意志，施以除死刑外的任何刑罰。

後來文帝時期諸侯王的問題還不嚴重，而且文帝是個不喜歡多事的人。漢文帝時期晁錯曾經多次上書文帝，提出削諸侯、和改革法令的意見。

文帝雖然沒有采納，但十分賞識晁錯。當時太子劉啟也就是後來的漢景帝，卻對晁錯的建議十分賞識。

於是想要變法改革的種子便種下了，到了景帝繼位第二年，晁錯再次上書建議削蕃，他寫了一份有名的奏章《削蕃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後來也證明了晁錯是對的，當時諸侯們已經有造反的能力了，只不過單個諸侯國無法與中央帝國相抗衡。於是他們因為“削蕃令”利益即將受損時便聯合了起來造反，於是便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吳楚七國之亂”。

客觀的的講，晁錯主張削蕃並不是對諸侯國有私仇，想假公濟私，而是他的思想、法家學說的天性使然。

法家思想主張的是中央集權式的政府，他們的思想不允許也不能容忍有諸侯王這些國中之國的存在。

在法家乃至晁錯眼裡，普天之下只能有一個皇帝，一個意志。諸侯王竟然可以有兵權、司法權、行政權這些分庭抗禮的權力，這些特權是不能被中央政府所容忍的。

而另一方面，諸侯國是過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傾向於維護這個制度的長久穩定，於是諸侯國與中央帝國的矛盾便必不可少的發生了。

矛盾加深，便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吳楚七國之亂”，後來這場叛亂要不是周亞夫平亂有功，咱們的歷史可能真要改寫。

後來主張削蕃的晁錯也因為制度的慣性被景帝殺了。有個典故叫“朝衣東市”，諸侯叛亂初期，叛亂的諸侯提出：“清君側，誅晁錯”的口號，於是景帝慌了，在袁盎等人的建議下，設計欺騙殺死了晁錯。

那天景帝下詔，派中尉去晁錯家，騙晁錯上朝議事，結果車馬經過長安東市，中尉停車，向晁錯宣讀景帝的詔書，於是腰斬了晁錯，當時晁錯身穿著朝服。

這就是“朝服東市”的典故。後來晁錯死了，諸侯國依舊在叛亂，漢景帝企圖以晁錯的生命來議和的企圖也失敗了。

事實證明晁錯是對的，諸侯國確實是晁錯說的那樣：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是時間早晚危害程度不同罷了。

幸運的是後來儘管晁錯死了，但他的削蕃思想最終在武帝時期得到實施，武帝后來所謂的“推恩令”，把大的諸侯國分封為幾個小諸侯國，小諸侯國再分封下去，讓諸侯國也失去了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籌碼，算是變相的削蕃。

西漢的帝國解決諸侯問題後，國力蒸蒸日上，步入了發展的正軌，只是晁錯卻永遠的死去了，他的死與之前的商鞅、吳起類似。

吳起與商鞅的變法與改革，都企圖透過行政的手法改造社會的制度，卻最終因為觸犯了他人的利益，被舊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們殺害了。

一方面社會舊有的制度存在著慣性，另一方面變法之士觸犯了舊制度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於是悲劇便必不可少的發生了。

所以商鞅也好，吳起也罷，乃至後來的晁錯，他們被誰殺死，以怎樣的方法殺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會死。舉晁錯的例子也是為了說明制度慣性下變法之士的必然下場。

往事越千年，現在法家已經進入了已故的紙堆中正在慢慢被人遺忘，他們的思想卻永遠融入我們現代人的血液。在當代我們提出的“依法治國”的理念也是基於法家曾經開拓過的土地上。

只不過我們不該忘記，法家的思想是血染的，是無數變法之士用流血與犧牲換來的。

變法是最高統治者為了維持依舊自己的統治所產生的需求。而商鞅、吳起等變法家就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這種需求而產生的。一個國家經過初創-復興-盛世就會進入一個衰敗期，這是因為經過一段時間國家初創和復興盛世的規則會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者如官員，皇族等。當這些既得利益者掌握的資源過多就會導致國家的利益減少危及國家的統治。這時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就會需求變法增加國家的利益，而商鞅吳起這些變法家的變法就是減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他們變法不管成功與否都會受到這些人的迫害。但是他們的支持者也就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在透過變法後改變國家的利益分配後對變法家的需求就降低了但是為了安撫那些既得利益者就會放棄那些變法家，所以變法者下場一般不會很好。

原因很簡單，因為不論是吳起，還是商鞅的變法，都觸動了本國世卿貴族的既得利益，自然最後都遭到了世卿貴族的瘋狂報復，而不得善終。

古往今來，改革從來都不是溫和的，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斥著血雨腥風的階級鬥爭。後世歷代王朝的改革如此，戰國時代七雄的變法自然也不例外。在殘酷的戰國時代，各諸侯為了實現自身的富國強兵，進而在諸侯中稱霸，於是都相繼推行改革。

而不論是吳起和商鞅，還是李悝、申不害所推行的改革，其改革內容雖不盡相同，但他們的本質卻是一樣的，實質上都是新興地主階級與舊世卿貴族之間的鬥爭。

從春秋到戰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私有制獲得巨大的發展。於是，掌握大量財富的新興封建地主階級，開始不斷反對和挑戰舊世卿貴族對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世襲壟斷特權，他們要求土地私有，要求按功能力與才幹授予官職，而不再是世襲制。

因此，這些活躍於各國朝堂上的變法家，實際上就是這些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所以，他們所推行的變法，就是在為新興勢力謀求政治權力。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在明令法紀和重視農業的同時，都不約而同的將政治改革的矛頭指向了那些壟斷政治權力的世卿貴族。改革透過各種法令，進一步削弱世卿貴族的世襲特權。如此一來，改革變法自然也不可避免的觸動到世卿貴族的既得利益。所以，吳起也好，商鞅也罷，都直接站到了世卿貴族的對立面上。

最終，隨著支援變革的君主離去，那些反對變法的世卿貴族勢力便會瘋狂反撲，對變法勢力進行清算。而他們首要報復的，首當其衝便是變法的領軍人物。所以，吳起和商鞅最終都遭到了舊勢力的報復打擊而不得善終。

但商鞅的死與吳起的死又有所不同，吳起的死也標緻著吳起變法在楚國的徹底失敗，而商鞅的死並不代表著商鞅變法的失敗，所謂“商君雖死，但商君之法不死”。因此，此後變法的因子已經在秦國紮根，這為秦國日後的崛起並最終一統天下打下了紮實基礎。

假如你有兩百塊錢，另一個乞丐沒有錢，一個人從你手裡搶了一百給那個乞丐你會怎麼做？

假如，有人問馬雲，你的淘寶搶佔了實體店這麼多利潤，你分出一部分補償給那些倒閉的店主，你猜馬雲會怎麼說？

假如，有人問潘石屹、李嘉誠、王健林之流，你們的房地產掙了那麼多老百姓的錢，把你們剩下的房子都拿出來給那些買不起房的人免費住，你猜他們又會怎麼說？

如果說，求存是生物的本能，那麼自私就是人類的本性。

這裡並非是貶義，事實上，正是由於自私才會出現利益差，而利益差才是驅動我們人類社會發展前進的原動力！

有差距才會有慾望，而有慾望才會驅使人去創造去追求。

可是，這個過程並不平靜，而是伴隨著血雨腥風。

縱觀歷史程序，我們不難發現，任何一個王朝任何一個時代都必然要經歷一個輪迴：

艱難的初創期—蓬勃發展的前期—到達頂點停滯的中期—日漸衰敗的後期—窮途末路的晚期。

任何王朝，無一例外，都逃不過這個宿命。

而當一旦走入中後期，就會有一些思想上眼光上超前，具有良好的危機意識的人最先覺醒，這個時候，變法家便登上了歷史舞臺。

先驅自不必說，他們最早覺醒，痛民之所痛、哀王朝之哀。

他們試圖以一己之力，喚醒已經日益沉寂的社會。打破已經趨近固化的階級為當前王朝續命。

但是這個時候的變法者，面對的困難也是最大的。

一方面，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在拼命的維護自己的利益，為此他們不懼怕法律、責難；只要能保持現有狀態，殺掉這些有可能點燃燎原之火的人是最好的選擇。

另一方面，下層階級尚未被完全刺痛，他們還帶有原有的惰性，帶著對當前社會的虛假希望繼續沉淪尚未覺醒。

在此時，就算是變法者有通天徹地的本事也難以反轉這個社會。更不用說打破僵局，擊碎階級壁壘為當前王朝續命了。

而當社會進行到末期，此時的民眾已然覺醒，乾柴早就已經準備好了，只差一顆火星。

這時的變法者和社會大趨勢卻成了逆向而行。

覺醒的民眾之中的先驅者的目標由變法續命轉變成了改天換地。

原來的變法先驅，此刻卻又變成了阻礙社會進步的遺老遺少，那他們的下場可想而知。被新時代的火焰灼燒成灰燼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改革要付出成本，特別是政治社會制度的改革，因為面廣度深，成本更大，最後搭上改革者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是常見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吳起和商鞅的變法即屬於這類改革。改革本身是正確的，也確實收到了實效，商鞅的改革尤為明顯，意義深遠，為秦國一躍而為超級大國鋪平了道路。

變法取得了如此成就，國家以及民眾應該感激不盡才是，為什麼他們的下場都不好呢？

與儒家一樣，法家全部理論都以人性論為基礎。所不同的在於，儒家主張人性善，法家堅持人性惡。所謂惡，可以概括為四個字：自私自利。由於人在本性上就是壞種，儒家的以德治國（教化、引導向善）也就行不通了，必須以法治國。這個法不同於現代法，它只對包括權貴在內的臣民有效，而君主凌駕其上。就是說法制僅僅是君主治政的工具，其目的只是富國強兵，跟老百姓的福祉扯不上關係。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法家的成功在於法，失敗也在於法。

商鞅大家都很熟悉了，這裡說說吳起。

吳起比商鞅早，戰國時期衛國左氏（今山東省曹縣西北）人。曾經投入孔子的學生曾參門下學習，後放棄儒學，研讀兵法韜略，成為法家先驅。他一生成就頗豐，最突出的是楚國變法。國君楚悼王很欣賞吳起，命他擔任令尹（相），他的改革以“明法審令”為核心，也就是重新修訂法令。楚國實行的是貴族分封制，大貴族擁有自己的封地，世代相襲，嚴重威脅國君的權威，分散了國家實力。吳起廢除掉原來的分封世襲制，強令那些封君交出領地，由國家統一管理。同時，鼓勵農耕，加強武備，實行富國強兵。效果可謂立竿見影，一度陷於貧國弱兵的楚國實力大增，竟然出兵中原，一直打到黃河邊上。

功勞如此之大，下場卻為什麼那麼慘呢？

第一，吳起的人品有問題。他的故事很多，留給人們的印象很是另類。吳起功利心極強，以至於親人都可以犧牲掉。在曾參門下時，母親死了都不回家看看，氣得曾參跟他絕了交。因為妻子沒有完全按照他的要求編織一條絲帶，就休妻趕回家；在魯國為將時，由於後續妻子是魯國的宿敵齊華人，遭到懷疑，他就殺了妻子以表明自己的忠心。至愛親朋都可以變成手段，還有什麼不能踐踏的？所以，當他極力展示人性中美的一面時，總是讓人疑心背後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這就是要說的第二點，人際交往有問題。那時他在魏國當大將，率軍攻打中山國。一個士兵身上長了毒瘡，躺在地上，痛得要命。吳起見了，心中不忍，近前跪下，伏在士兵身上用嘴吸吮瘡中的膿血。不光這個兵，所有的兵都感動極了。這個兵的母親當即就落淚了，哭得非常傷心。有人問她，大將軍如此仁愛的對待您的兒子，您幹嗎這樣難過呢？母親搖搖頭，答道，您有所不知，大將軍曾經為我兒子的父親吸吮創口，沒多久他便戰死了；如今大將軍又為我的兒子吸吮創口，他也活不了幾天了。吳起的恩典是要用更大的回報來交換的。這個故事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韓非是法家理論集大成者，他懂吳起。

第三，法家推行法治，以賞罰開路。賞罰相比，更偏重於罰，為什麼？人性惡，你給他好處也買你的賬，索性狠狠地罰他。所以被世人評為“刻薄寡恩”。後世比如西漢和武皇時代的酷吏，都具有這個特徵。

第四，對陰謀詭計有濃厚興趣。凡是法家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不陰損的。楚悼王去世，吳起的靠山轟然倒塌，他畢竟根基淺，還是個外來戶，根本不是楚國貴族的對手。這些人紛紛從各地跑回來反攻倒算。他們圍攻這位冤家對頭，放箭射傷了吳起，他拼盡最後一點力氣，跑到楚悼王停屍間，把身上的箭拔下來插進楚悼王屍體，口中還叫道：群臣射王屍。這可是殺頭大罪，於是參與攻擊吳起的70多家大貴族被判死刑並抄家。楚悼王是誰？他的恩主，不要說古代了，就是放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下這個黑手。

第五，把事情做絕。改革是權力和財富的重新分配，一定要觸動人們的既得利益。法家沒有同情心，也不想去理解誰，對既得利益者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其實按照儒家仁愛意識，既得利益者也是人的一部分，也要給予妥善安置，這樣社會才和諧。法家沒有這份感情和胸懷，對政敵恨不得趕盡殺絕。楚國舊貴族的封地一般都在好地方，吳起來個絕的，命他們全部搬遷，到邊疆或者荒土去居住。這不是成心拉仇恨嗎？

這樣的人，包括商鞅以及後來的李斯，下場能好得了嗎。就是成功了，你的心那麼黑、手那麼黑，誰會同情你，誰會幫你說話，誰又會去搭救你？

下圖 士（東晉顧愷之）

說到商鞅、吳起，他們倆絕對稱得上是戰國時期的靈魂人物。吳起集兵法家、法家於一身，既開創了魏國的武卒制，曾一度獨領風騷於戰國，後又投奔楚國，致力於法治改革，令楚國再度崛起，頗得楚王的信任與讚賞。而商鞅呢，也先出仕於魏國，雖然被力薦於魏王，然而終未得到魏王的青睞，適逢秦孝公求賢若渴，商鞅才能在秦國大展拳腳，而農戰制度的推行讓秦孝公終於再度稱霸於戰國。

眾所周知，無論是魏、楚，還是秦國，都得益於法治，尤其是秦國，憑著商鞅的法治而笑到了最後。可那些功勳卓著的變法者，卻為何都未因此得到善終呢？究其原因有兩點。

吳起、商鞅兩人都來自於魏國，且前後死於變法。吳起本是一位兵法家，為何也會和商鞅一樣，轉而熱衷於變法呢？因為魏國有成功變法的先例，這裡就不得不提到法家的先驅人物李悝。李悝在魏國率先推行法治改革，在經濟上重視農業發展，在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制，舉賢授能。魏國因此迅速強盛起來，稱霸於戰國之初。

李悝的成功案例給了吳起重要的啟示，魏國當然看重的是他的軍事才能，即便吳起想嘗試，魏國也不會給他機會。後來，吳起遭到公叔痤的排擠，投奔楚國。楚悼王非常看重他的才能，沒過多久，便被拜為楚國令尹。吳起終於迎來了小試牛刀的大好機會，他依仗著楚王的信任，對楚國的現有法令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當然，改革的物件依然是那些世襲的貴族們，他們的俸祿被削減，供給被停止，甚至被遷往偏遠地區。但是那些貴族卻是有苦不能言，他們只能靜靜地等著楚悼王的去世。因此，楚悼王屍骨未寒，吳起便倒在了他的屍身之上。

公叔痤排擠了吳起，卻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可惜這次是魏惠王沒看上商鞅。商鞅因此投奔秦孝公，在秦國推廣魏國的成功之道。商鞅繼承李悝的法治，重農抑商，廢除世襲貴族制，舉用賢能；又吸取了吳起武卒制的精華，去其需提前買單的弊端，改為憑軍功才變現的秦國軍功賞罰制度。商鞅為了能成功推行變法，先與舊貴族們激辯於朝堂之上，後又嚴懲公子虔以正秦法。秦國的世襲貴族們受到了莫大的打擊與侮辱，但是商鞅變法獲得了巨大成功，他們能做的也是靜靜地等待秦孝公駕鶴仙去的那一刻。因此，孝公既沒，商鞅便被扣上了謀反之名，而被車裂於秦國街頭。

在我看來，當時的變法其實就是國家利益的重新分配。吳起、商鞅透過變法，將世襲貴族們的利益沒收，一部分用來提拔新人，當然絕大一部分流入國君的口袋。於是乎，受益於利益再分配的新人們鉚足了幹勁，國家因而得以強盛。錢包越來越鼓的國君們當然是笑得合不攏嘴。唯有那些原來的既得利益者，即不需要出力就可過得很好的貴族們，一下子傻了眼，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的乳酪越多，他們的恨意就越深。這樣的情形下，只要給他們一丁點機會，吳起、商鞅便是隻能以萬箭穿心而死且死無葬身之地而告終。

上文已經提到國君們是推行變法最大的受益者，那麼為何秦惠王、楚肅王不願護其周全呢？

其一、功高震主

國家因為吳起、商鞅的變法而獲得強盛，兩人皆為國君器重，位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相之位，甚至秦孝公願以國家想讓。隨著新法的成功實施，朝堂之上已經大換血，吳起、商鞅舉用的新人已佔據半壁朝堂，而農戰的推行，鄉野村夫只感激吳起、商鞅。太子是誰？無論是新官還是農夫似乎都不再關心，他們只感恩那個為自己開啟升遷通道的變法者。

面對如此尷尬的場景，新君無法駕馭吳起、商鞅，而此刻，舊貴族舉起的匕首正好能為他們樹立威信，何樂而不為呢？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吳起、商鞅難逃一死。

其二、功成就應該身退

無論是吳起還是商鞅，變法已經大獲成功，國君更迭之際，就是他們最好的退場之機。然而，此二人誰都不願離去。與吳起曾經共事的李悝曾這樣評價吳起：“起貪而好色。”因此，吳起絕不可能捨棄自己的功業而退隱。商鞅更是如此，好友趙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勸其告退，商鞅根本就做不到。

是啊，吳起曾經輾轉於魯、魏、楚，而商鞅也先後出仕於魏、秦，兩人同為客卿，冒當時天下之大不韙，敢動世襲貴族們的乳酪，用掉腦袋的高風險才換來的高收益，誰能輕易放棄呢？天下又有幾個陶朱公？

只是，他們不願退，新君就不能大權在握。於是變法成功後，本來就是棄子的他們，還是渾然不覺，以為可以躺在功勞簿上舒舒服服地過完下半生。然而，成也變法，敗也變法。昔日厚厚的功勞簿恰恰成了他們的催命符。

吳起、商鞅作為法家代表，繼承了李悝在魏國變法的成功經驗，先後在楚國、秦國變法，兩國因此而得到空前的發展。然而，變法的成功卻敲響了兩人的喪鐘。

新法的實行是以削減世襲舊貴族的既得利益為代價，被動了乳酪的貴族們因此對其恨之入骨。

新法雖然使得國君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然而，新任國君卻陷入被變法者權力架空的危機之中，因此，他們當然樂意藉著舊貴族的怒火除去變法者，來樹立自己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