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體現了注重實際、注重實踐、注重實幹；“少談些主義”，表明力戒空談、力戒空想、力戒空洞。一多一少的簡潔話語，凸顯胡適的從實戰出發的精神和思想。

這其實是點和線的問題，點是問題，線是主義，解決好線，點的問題是個別的，可以逐步解決的，搞錯了線，點的問題會層出不窮，永遠不會解決。因此，胡只看點不及線是非常短視和愚蠢的。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和靈魂，此話不但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而且該同志很可能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馬克思主義者！

《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體現了教育學家胡適先生嚴謹的務實態度，歷史證明了假大空談主義已百無一用？不如多研究一些實際發展問題？自古空談誤國，誤民的道理人們都懂，只有解決了實際問題，重視了教育，培養出人才，搞好經濟，注重了民生，提高百姓生活，社會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幸福，人性，良知，道德才能迴歸於社會，國家才能良性發展壯大，，，

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如果光研究問題不去行動，沒有解決問題，當然就不談主義，主義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也是行動指南，研究再多的問題也沒用，是團門造車，是真正空談，研究一千年也沒有結果，書生誤國。

問題，自然是“眼前”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埋頭做就是，無問方向！

故，胡適的“這種主義”，絕不是著眼於廣大民眾的利益的——不是在中國能成功的理念，也是個沒有未來的主見。

主義，自然是“發展方向”，即治理為誰服務。

假如，治理不明確為誰服務，誰是主人。則必是“廣大民眾服務於少數上層人”，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

何況，說“多談問題少說主義”，本身不就是一種“主義”嗎？並且絕對是個“危險又危害”的主義！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

胡適文章發表後，首先是研究系的藍公武在《國民公報》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與之商榷，著重從哲學的角度闡述了“主義”的重要性。

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在《每週評論》第35 號上。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首先針對胡適“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明確宣告：“我是喜歡談談布林扎維主義的”，“布林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

胡適與李大釗等人的爭論，是一場學術爭論。事關如何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導思想上的分歧。

胡適提出的問題，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五四時期，救亡與圖存是中華民族面臨的一大人物，應該走什麼樣的路，是很多知識分子考慮的事情。因此，當時各種主義、各種流派、各種思想層出不窮，此起彼伏。達爾文進化論、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尼采哲學、柏格森哲學等都曾流行一時。連孫中山先生也說，那時有57種社會主義，不知哪一種是真的。

胡適反對把“主義”當作絕對真理和終極教條，反對把“主義”當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義頂禮膜拜，從一個思想家的角度來說，胡適沒有錯。

從政治上來說，胡適是幼稚的，書生氣太重。

早在1918年，胡適便在其哲學著作《西洋哲學史大綱·導言》中寫道：“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學說,來做自己的議論的護身符”，可是胡適自己的思想來源就是西方的。對胡適思想影響最直接最具體最深的兩個人，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教他把一切學說都作待證的假設，教他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和思想的結果。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這是胡適人生的座右銘，而縱觀其一生，他基本上做到了說到做到。

胡適作為啟蒙主義的大師，對中國現代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政治上，胡適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也反對暴力革命，希望改良救中國。胡適是個典型的折衷主義。

北大教授季羨林說：“胡適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一個事實，但他是不是死心塌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呢，胡適從來不是國民黨員，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

胡適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可是他一輩子也沒有離開政治。

胡適堅持自由主義，又寄希望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胡適1931年在武漢第一次見到蔣介石，對蔣介石評價極高：“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胡適還送給蔣介石一部《淮南王書》，希望蔣介石能像淮南王那樣，輕徭薄賦，無為而治。

1922年5月，《努力》週報出版，胡適起草的《我們的政治宣言》，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極力鼓吹“好政府主義”。

胡適把自己定位要做政府的諍臣和諍友，即使在1949年國民政府全面潰敗之時，胡適依舊堅持要和蔣介石站在一起，聲稱“我要以我的道義力量，支援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義的支援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援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援？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

胡適給蔣介石提了一輩子意見，堅持言論自由和民主自由，可是直到晚年雷震事件把胡適的民主夢自由夢擊得粉碎。

更可笑的是，胡適被蔣的御用文人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不懂過去，更不懂現代。

蔣介石表面上尊重胡適，但在日記裡恨得也是咬牙切齒。

1960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1962年3月3日，蔣介石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胡適一片赤誠，沒想到卻得到這個結果，“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胡適不談主義，只講問題，可是最終也沒解決什麼問題。

胡適相信民主，相信自由，相信實用主義，胡適是啟蒙主義者，能提出問題，但是不知道怎麼解決問題。

書生論政，往往是不切實際和帶有空想色彩。胡適是思想大師，但在政治上是幼稚的。

胡適認為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觀點，表明胡適的思想主張是混亂的，糊塗的。

問題的確是應該進行研究和解決，可是用什麼樣的思想理論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呢？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問題的認識、分析、解決方式和結果是不一樣的。千萬年歷史以來就湧現出各種各樣的思想主張，概括起來，就是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唯物主義，另一種主張是唯心主義。那麼這兩種主張誰才是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真理，誰才是謬論呢？儘管人類從未因此達成過完全一致的認識，但你在解決問題之前，是不是應該先選擇哪一種主義作為自己的主義呢？而在選擇哪種主義之前，你是不是應該瞭解何為唯物主義、何為唯心主義呢？顯然，要研究問題，不談主義或少談主義是不應該的。

對於社會管理和國家治理，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建立什麼樣的根本經濟制度及政治制度，因為這涉及到社會生產應該怎樣組織開展，社會財富應該用什麼方式來進行分配，而國家政權如何確保經濟制度的有效執行等問題，要認識、分析和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當今世界上有兩種主義，一種是資本主義，另一種是社會主義。而這兩種主義誰才是正確的真理，誰才是錯誤的謬論，你得深入瞭解這兩種主義。如果不瞭解這兩種主義，你怎麼能夠去研究社會治理和國家管理的問題？

綜上所述，胡適之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的主張是極其荒謬和不切實際的，是源於其自身思想的混亂的結果。

我是主張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的，我認為這兩個主義是正確地認識、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胡適的這句話應該給當代人看看。

當代很多人，成天民主自由，普世價值，三權分立等等等等。滿口主義，從來不談問題。

尤其是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不考慮自身特點去盲目嫁接，只能沒有獨立思考能力，被洗腦的表現。

鄧公黑貓白貓論與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何其相像，而胡適在一九一九年發表，比鄧公早也六十年，且從理論上予以闡述。時至今日，說胡適高明遠見實不為過也。

不要忙著批評胡適先生，還是先把這句話的含義搞明白為是。少談些主義多解決問題和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同義的，具體在實踐中，是務實和務虛的問題。少談主義不是不要主義，而是反對不解決問題的主義。真正的道理是不具備政治色彩的，而是被人塗上色彩加以利用而已。

從跟帖不難看出，打工者認同，因為他們的層次在那兒。創業者不會認同，沒有主義就沒有方向。一個頭疼醫頭 腳疼醫腳的醫生能根治病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