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武王伐紂非常快，正月出兵，二月就結束了戰鬥，就是因為紂王的七十萬大軍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臨時集合起來的奴隸，這些人受盡了商朝的殘暴統治，不想再賣命，所以變成了周武王伐紂的先頭部隊。

拓展：

商朝的統治非常殘暴，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把人當人。

商朝敬仰鬼神，遇事必卜，無日不祭。而且祭祀用的犧牲不是動物，而是人。

而且是什麼人都殺，貴族身份高，殺的少，像這些平民尤其是奴隸，每次祭祀的時候是成片成片的殺，所以這些人就算不來打仗最終也是死路一條，所以還不如倒戈，推翻了你商朝，也許還有一條活路。

這和後來陳勝起義也是一樣：“亡亦死，舉大計亦死。”也是這個道理。

「武王伐紂」是一箇中國人很熟悉的歷史典故。該典故的基本情節是這樣的：

“商紂王腐敗殘暴，耗盡國力對外征伐，同時修築豪華宮殿，對百姓徵收繁重的賦稅，還施用酷刑殘害人民。於是周武王聯合其他諸侯，共行天罰，與商軍在牧野決戰。商軍痛恨紂王，陣前倒戈，周軍兵不血刃滅了商朝。”①

這個帶有強烈道德說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於《史記》。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記載的商周鼎革，並不是這種面貌。

一、商、周衝突已久

《史記·殷本紀》裡記錄了一個傳說：商朝國君武乙，曾褻瀆周人信奉的天神。後來，武乙在黃河與渭水之間打獵，被天雷給劈死了。黃河與渭水之間，是周人統治的核心地區，武乙被雷劈死在這裡，意味著他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懲罰。

傳說之中的情節未必是史實，但傳說的存在仍可以傳遞出某些資訊。在日本學者白川靜看來，周人有一種“對天的信仰”，武乙在周地被雷劈死的傳說，“可視為其宗教糾紛的表現”，透露出周人和商人之間曾因宗教問題發生過激烈的衝突②。先秦史學者許倬雲則認為，在這個傳說裡，武乙跑到周人的地盤上打獵，“多少有以兵威鎮懾周人”的用意，他被雷劈死的結局太過古怪，有可能是為了掩蓋他的真正死因③。

不管真實情形如何，“武乙在周地被天雷劈死”這個傳說，至少可以說明商、周之間早已存在矛盾。

另據古本《竹書紀年》，商君武乙統治期間，周王季歷在位。他率領周人，不斷對外開疆拓土。先是奉商的命令，去征討西北的鬼方，歸來後得到了商君武乙的賞賜，“賜地三十里、玉十轂、馬八疋”。之後又率軍征討戎狄，因功被信任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為“牧師”，也就是諸侯之長。文丁七年，季歷率軍“伐始呼之戎”，勝利而歸；文丁十一年，又率軍“伐翳徒之戎”，俘虜了敵方的三名重要官員。周人的不斷擴張，讓商人倍感威脅。商君文丁遂設法囚禁了季歷，然後又殺死了他。

季歷死後，長子姬昌即位，也就是後世通稱的周文王。姬昌繼續擴張周的勢力，且在商君帝乙二年，發動過一次意在復仇的伐商戰爭。帝乙選擇與姬昌聯姻作為安撫手段，化解了這場衝突。帝乙死後，紂王即位，封姬昌為“西伯”，即西部諸侯首領。再後來，姬昌觸怒商王，一度被囚禁在了羑里。脫離囚禁回國後，姬昌繼續維持對商的表面臣服，同時積極擴張，先後滅了密、黎、邘、崇等諸侯。④

二、「替天行道」不如「解決饑荒」可信

按照《史記》的描述，周武王率軍伐紂是在替天行道。

為凸顯“天道在周”，太史公記錄下了“孟津觀兵”這樣一個故事。其基本情節是：周武王與各路諸侯率軍在孟津相聚，其他諸侯都說“紂可伐矣”，是時候討伐商紂了，周武王卻迴應說天命未到，“未可也”。直至兩年後，商紂殺害比干、囚禁箕子等一系列惡行傳來，周武王才遍告諸侯，說“殷有重罪”，已到了不能不討伐的地步，繼而打出了“共行天罰”的旗號。

這段故事，在事理上有許多不可理喻之處。一者，“孟津觀兵”本就是為了伐紂，即便只是“軍事演習”，也仍形同對商的一種武力挑釁。二者，周及諸侯之軍群集孟津並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論局勢瞬息萬變，此刻的盟友一年後、兩年後未必還是盟友，單就人力物力的消耗而言，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周武王率性擅自解散聯軍，既等於放任敵人充分備戰，也等於無故消耗盟友國力，幾與“烽火戲諸侯”不相上下。鑑於“孟津觀兵”一事在《史記》之前不見於典籍，事理邏輯又如此不同，其真實性可以說相當可疑。

如果替天行道、共行天罰之說不成立，武王伐紂的真實原因又是什麼？

《左傳·僖公十九年》中，記錄了一個很重要的史實：

“昔周飢，克殷而年豐。”

民國曆史學者張蔭麟，據此在其《中國史綱》一書中推測認為，牧野之戰很可能是一場“周人掠奪糧食、競爭生存之戰”。⑤

考古發現證實，商末氣候惡化，確曾發生過乾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發掘的墓葬和水井，呈不斷加深的傾向，這說明地下水位在持續下降⑥。在甲骨文中的卜辭裡，也能見到：自商君文丁開始，商人祭祀用的牲畜，最多隻有“三牢”或“五牢”；在此之前，商人一次祭祀所使用的牲畜，往往會有數十乃至數百頭。牲畜的減少，或許正與氣候乾旱水草退化有關。古本《竹書紀年》裡的“洹水一日三絕”，《國語》裡的“河竭而商亡”等記錄，似也與上述氣候變化相吻合。

長期研究西北歷史環境的學者王暉與黃春長認為，乾旱迫使商人向東南發展，也迫使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資源較充足的地方遷徙。資源短缺帶來的競爭，最後引發了商周之間的牧野決戰：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戰發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導火索是為了解決因旱災發生饑荒的生存危機，是周人為了尋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舉動。”⑦

“解決饑荒”之說，雖不是百分百的定論，但它有史料和考古佐證，也符合事理邏輯，顯然要比用道德說教構築起來的“共行天罰”之說更為可信。

三、兵不血刃只是幻象

為了凸顯“天道在周”，《史記·周本紀》裡還記錄了一則“商軍倒戈”的故事，說聯軍來到牧野時，商軍全都沒有戰鬥的慾望，反希望周武王趕緊入城滅了商紂。這些人“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紛紛調轉兵器的方向，去給滅商聯軍帶路。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

周人與商人競爭交惡，已有至少四代人的歷史。商人不會對周人掉以輕心，周人也不會幻想商人會擁戴周武王。相較之下，《尚書·武成》說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春秋文耀》說“牧野之戰鬼哭”，這些與《史記》大相徑庭的記載，顯然要更合情理。

先秦知識界否認牧野之戰“血流浮杵”，大約始於孟子。因為渲染武王伐紂兵不血刃，有助於佐證孟子一派“仁者無敵”的政治理念⑨。

其實，孟子否定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的理由，可謂簡單粗暴。他在《盡信書不如無書》篇裡說，完全相信《尚書》，那就還不如沒有《尚書》，對《尚書.武成》篇裡的記載，我只信其中的兩三塊竹簡。最不信的，就是裡面說牧野之戰血流漂杵：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的用意是好的。他想要用“仁人無敵”這樣的說辭，來誘使自己所處時代的君王們，都來做仁者，不要做暴君。但他的論證卻毫無邏輯可言——“仁人無敵”是一個需要被證明是否成立的結論，並不能直接拿來做論據，進而否定牧野之戰的血流漂杵。孟子玩了一種典型的迴圈論證：“牧野之戰周武王兵不血刃”證明了“仁人無敵”；“仁人無敵”證明了“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是不可能的”。

鑑於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有太多仁者被殘暴者擊敗的案例（當然，這並不是說紂王是仁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裡，尖銳批評過孟子的上述論斷。他直言，“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較之道德說教構築的兵不血刃幻象，梁啟超更願意相信《逸周書》裡所記載的“武王殘暴之狀”。

因為後者更合事理邏輯，在歷史上更常發生。

註釋

①《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20頁。

②（日）白川靜：《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5頁。

④白光琦：《先秦年代續探》，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0頁。

⑤張萌麟：《中國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頁。

⑥李鵬為：《武王伐紂的歷史情境復原》，《大眾考古》2016年第9期。

⑦王暉、黃春長：《商末黃河中游氣候環境的變化與社會變遷》，《史學月刊》2002年第1期。

⑨蘇德榮：《武王伐紂研究》，中國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