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為酬恭親王奕訢擁戴之功，封其為議政王、領班軍機大臣、主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使之成為名正言順的政府首腦。而此時，慈禧太后雖掌握最後的決定權，但卻沒有治國的才能和經驗，遇到大事一時拿不出什麼主張。另外，慈禧太后依靠奕訢的力量政變上臺，滿朝文武多屬奕訢一黨，而自己根基尚未穩固，羽翼尚未豐滿。這種力量對比的懸殊使其遇到分歧不能不容忍退讓。

因此，辛酉政變後至同治四年褫奪議政王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實質上是垂簾聽政與親王議政的聯合體制。但慈禧太后是個權力慾極強的女人，其內心深處對於這種權力的分配是很不滿的。所以，她表面上對奕訢處處遷就，事事容讓，而實際上無時無刻不警惕奕訢，等待時機，剝奪其特殊地位，實現自己大權獨攬的目的。

同治三年六月，曾國藩兄弟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隨後將該地區湘軍五萬人陸續調走或裁撤，僅留數千人戍衛省城，其前敵統帥曾國荃亦因種種原因被迫辭職回籍。至此，危及清王朝統治的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連可能危及中央集權的湘軍集團也被收拾得服服貼貼。慈禧太后認為時機已到，便開始動手解決恭親王奕訢的問題了。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翰林院編修蔡壽祺上疏彈劾奕訢貪墨、驕盈、攬權、徇私之弊。指責奕訢收受賄賂、任用私人；居功自傲，群相粉飾；打擊諫官，堵塞言路；偏袒左右，庇護部下。

一時間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相當大的震驚與混亂。而這恰恰符合慈禧太后心中所想，於是她乘亂出擊，避開奕訢控制的軍機處，單獨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等八人，哭訴議政王植黨擅權，漸不能忍，逼迫他們照蔡壽祺奏摺給奕訢定罪。周祖培不敢遲延，會同大學士倭仁召集內閣會議，訊問蔡壽祺，但蔡壽祺供無實據。他所指斥的四條罪狀，只在貪墨一條上，指出薛煥、劉蓉二人，並且還是風聞，不曾親見。其餘三條，除奏摺上說的含混其詞的話之外，沒有任何證據。這就說明蔡壽祺的上疏純屬毫無根據的誣告。但周祖培、倭仁等老臣尚未弄清楚慈禧太后的意圖，因此在復奏中措辭留有很大的迴旋餘地。

不料，慈禧太后根本沒看他們的奏摺，而是拿出自己所擬罷免奕訢的硃諭。這一硃諭，措辭尖刻，對奕訢的處理也並非裁減事權，而是一擼到底。特別是慈禧太后讓內閣明發這一上諭，而不經由奕訢主持的軍機，更加表明了她罷黜奕訢的決心。

慈禧太后這種“欲加之罪”的做法，引起滿朝文武的恐慌，波瀾不斷。在懲處恭親王奕訢的硃諭發下的第二天，一向很少過問政事的惇親王奕誴先上一疏，表達了與慈禧太后不同的意見。由於奕誴地位尊崇，慈禧太后不得不重視他的態度。於是，兩宮皇太后召見了孚郡王和軍機大臣文祥等，令他們傳諭王公、大臣、翰、詹、科、道，到內閣開會，討論蔡壽祺和惇親王所上奏疏。

事情似乎有了轉機，但卻沒那麼簡單。富有政治經驗的那拉氏此時耍起了兩面手法，她分別召見意見不同的兩派人物，使雙方都以為得到了那拉氏的支援，造成意見相持不下、一時難以成議的局面。三月十三日，醇郡王奕譞自東陵工程處趕回京師，來不及休息即上疏為奕訢聲援。他在奏疏中首先稱讚了兩宮皇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當”，接著肯定了奕訢“感荷深恩，事煩任重”，然後著重替奕訢檢討，稱其不事小節，請求兩宮皇太后“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後效”。接著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上疏，均希望太后能寬容奕訢所犯過錯，酌賞錄用，觀其後效。並在奏疏中提到國內外形勢，認為處置奕訢不能不慎重。

三月十四日，兩宮將這三人的上疏發下交議。內閣會議以肅親王為首，抵制了以倭仁為首的反對派的主張，經爭論、修改，形成了一個奏摺，表達了內閣主張兩宮皇太后對恭親王施恩、重新錄用的意見。軍機大臣列名於倭仁奏摺，禮親王世鐸及王公、宗室、大臣等70餘人列名肅親王奏摺，其他人也紛紛上奏，一時“朝論大驚疑”，形成了籲請重新任用恭親王奕訢的強大的輿論力量。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慈禧太后宣示權威、理順上下尊卑的目的已經達到，她也就擺出了虛心納諫的姿態，聽取了大臣的部分意見，重新任命奕訢在內廷行走並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議政王和首席軍機大臣銜被剝奪了。

這道上諭明發後，慈禧太后並沒有立即召見奕訢。奕訢請求召見，她也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20多天後，才召見奕訢，面加訓誡，見其“伏地痛哭，無以自容”，“深自引咎，頗知愧悔”，完全臣服，才於同日發了一道上諭：“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

至於奕訢的內務府大臣、宗人府宗令及正黃旗滿洲都統等軍政要職，則已於數日前由他人接替。經過這次打擊，奕訢不僅實權頓減，地位降低，更為重要的是從此失去了議政之權。奕訢真正認識到自己與慈禧太后的關係就如同一個大家族的“主婦與管家”一樣，凡事必要以“禮”和“臣道”為先。

這場由慈禧太后發起的對恭親王奕訢的鬥爭，前後經一個多月便結束了。來的突然，去的迅速。充分顯示了慈禧太后政治手腕的高超。這一事件其實質是慈禧太后對奕訢的一次政治試探和政治較量。試探的結果，全部剝奪奕訢權力顯然時機不夠成熟。較量的結果，說明慈禧太后確實握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

從此，奕訢再也不敢小覷慈禧太后，完全變成馴服的“臣僕”，在施政時也較之從前更為瞻前顧後了。而這種變化又影響了整個清王朝的政局。奕訢的追隨者做事也不得不相機而動，反對者則迅速的集結，利用慈禧太后和奕訢之間的裂痕千方百計地牽制和阻撓奕訢的變革運動，從而使派系的分化更為明顯。

咸豐帝駕崩後，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為了攫取清王朝最高權力，聯合慈安太后和恭親王發動了辛酉政變。政變後恭親王奕訢因為擁立有功，被兩宮太后封為議政王，從此步入了人生政治巔峰。後來隨著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在權力分配上產生了矛盾，恭親王先是在同治四年被免去“議政王”頭銜，繼而又在光緒十年被罷免全部職務，並免去親王雙俸。從此，恭親王在政治上再無任何作為，直到去世。

一、辛酉政變，萬人之上：

咸豐十一年，三十一歲的咸豐皇帝在內憂外患中駕崩於熱河行宮煙波致爽殿，由於慈禧太后妄圖奪得清朝最高權力，因此與咸豐帝顧命八大臣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慈禧太后暗中聯合慈安太后和恭親王奕訢，在八大臣猝不及防時發動政變，將顧命八大臣廢除。自此咸豐皇帝苦心營造的權力格局被徹底雜碎，大清朝堂之上出現了先所未有的“兩宮垂簾、親王輔政”的政治格局。為了感謝恭親王在政變之中的巨大功勞，慈禧太后將恭親王封為“議政王”同時賞親王雙俸，就連恭親王的女兒也因為有功而被破格封為“榮壽固倫公主”，並且賜乘黃轎，賞食公主雙俸。在咸豐一朝受盡冷落和排擠的恭親王一時間成了清廷中炙手可熱的人物。在此階段，初出茅廬的慈禧太后因為政治經驗不足，處理朝政的能力有限，所以不得不暫時將獨攬大權的野心收斂，二人在處理一切具體事物之時儘管有矛盾，但是慈禧不得不顧全大局，而任用恭親王奕訢主持朝政。

二、同治四年、褫奪封號：

隨著時間的推移，慈禧太后在處理朝政事務上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經驗，同時朝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批支持者，而這時恭親王奕訢仍然把持清廷全部大權，這樣就與逐漸暴露獨裁攬權野心的慈禧太后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幾乎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最終，在同治四年，慈禧太后褫奪了恭親王的“議政王”封號。據說恭親王曾對著慈禧叫囂“你罷我議政王頭銜，卻罷不了我恭親王的封號。”（意思是恭親王的封號是道光皇帝所賜，慈禧太后無權罷免。）隨著恭親王奕訢的“議政王”頭銜的被免，他的權力也開始減弱，在朝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儘管此階段恭親王奕訢仍然負責主持推行洋務運動，但是慈禧太后利用手中的權力，暗中支援朝中的“保守派”對洋務派進行攻擊，這也使得恭王的洋務運動經常遭到掣肘，步履艱難。經此一事，慈禧太后逐漸開始在朝堂之上握有實權，從而開啟了獨裁專權的第一步。

三、光緒十年，掃地出門：

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清廷與法國在中越邊境發生戰爭，清廷竟然在軍事勝利的情況下籤訂了城下之盟。舉國上下對此怒不可遏，慈禧太后也異常震怒，最終在朝臣的雪片般的彈劾奏摺下，恭親王奕訢及其所有朝中黨羽被慈禧太后全部罷免，同時慈禧太后還免去了恭親王的“親王雙俸”，讓他回家安心養病。恭親王奕訢至此徹底退出清朝權力中樞，至死再沒有在政治上有任何作為。

慈禧太后之所以敢於在此時徹底將恭王掃地出門，一來是因為此時自己已經羽翼豐滿，再不必看奕訢臉色行事，二來是恭親王奕訢在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慈安太后已經於光緒七年去世，恭親王失去靠山，垂簾聽政已經從同治年間的“兩宮垂簾”變為“一宮獨裁”。而罷免奕訢，也讓慈禧太后掃清了專權路上的最後一個障礙。慈禧太后再無顧忌，大權獨攬。

慈禧太后收拾奕訢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自己奪權攬權的過程，這個過程從同治元年開始持續到光緒十年結束，前後歷時二十三年。慈禧太后經此鍛鍊，也從一個初出茅廬羽翼未豐的野心家成長為一個羽翼豐滿手握實權的掌權者。而隨著恭親王奕訢的倒臺和慈禧太后的全面掌權，清王朝則徹底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