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歷史資料的收集要注重全面性。

第二，一般來說，收集到的資料越全面，就越有代表性和啟發性。

第三，注重多種渠道獲取歷史資料，比如各種書面資料和直觀資料，，利用歷史地圖、歷史敘述、日記、信件、照片、檔案、報紙等第一手資料，還可利用圖書館、資料中心、博物館、歷史遺蹟、政府資源等收集相關資料。

第四，歷史資料的收集要注重差異性。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圍繞同一問題從不同視角、不同立場收集不同認識、不同觀點的歷史資料，這樣更有助於學生認識問題的複雜性和全面性。

第五，對蒐集到的歷史資料提出各種問題。比如，是誰，在什麼地點，以什麼方式製造了這件歷史資料，製造者要說明說明問題，反映了製造者的何種觀點與意圖，資料的可信度如何，是否有內容的遺漏，是否反映了製造者的某種偏見，等等問題的提出，以判斷蒐集到的資料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回答歷史疑問。

第七，更能確保研究性學習過程的有效性和高效性；第二，真正落實“論從史出”；第三，有利於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特別是思考、判斷、鑑別的能力。

所以說，從歷史中，注重史料運用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歷史解釋能力和歷史評價能力。

古人對史學的期望值很高，以為讀了史學就可能以古鑑今，走向更好的發展之路。

歷史學家傅斯年讀了一輩子的史學書，卻沒有在舊史學中找到什麼好的結論。所以，傅斯年才發出這樣的感慨:史學只是史料學。

舊史學告訴人們:歷史曾經是怎樣？人們可以從史學中知道經歷了什麼？呈現給我們的只是各種事實表象層壘的堆積。

如果指望史學告訴人們:歷史發展的趨勢是什麼？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是什麼？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舊史學的性質只是史料學而已。顯然，史學的現狀不盡如人意，它的發展之路仍未有窮期。

讀一下克羅齊的《歷史學》，他的觀點就很清楚。史料是死的，一頭扎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所有的史料都要結合現代的實際情況，再研究它才有意義。結論，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很敬佩克羅齊。

用我們常說的一句話來說，這是“時代的侷限性”所決定的。

傅斯年發出這一感慨時，中國正處在探索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道路的時候，傅斯年參加過學生運動，感覺自己研究多年曆史，找不到救國的路，發出這樣的感慨，只能說，是他的個人性格和個人選擇決定的。

同樣的年代，照樣有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從未放棄，終成大器。

傅斯年只能做個學究。

史學是史科學不合理，並且歸於科學更不合理（僅僅是個人的觀點）。大學裡都有歷史系，課程廣泛，深之亙古。這是非常合理的人類知識，人類歷程，有軌跡、有源淵。從有記載的人類歷史開始，歷史就有了循序漸進的人類生活過程，當然這個生活有平和的人類發展，有紛爭的還是為了生活而發生的戰爭，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所有發生的一切，都是圍繞人這一群體開始的質的歷史變革，量的變異，這是實事，實錄，既是人們對人類歷史的真實性有著多方的懷疑，那也只能在個人懷疑的範疇之內，你不能否定歷史，否定人類程序，因為它是人類從事的行為，生活的過程。歷史有確切的記載《史記·秦本紀》有明確的記載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開始設立史官記載大事，百姓大多受到教化。這就是明明白白的歷史記錄，人們學習歷史，從事歷史研究都是圍繞著這一歷史記錄來敘說人類歷史，人類歷程的過程，藉以鑑人類生存的知識與歷程，從中找出更適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秘訣。

歷史離不開考古發掘，從中找出更確切的人類發展知識，人類生存的歷程，這裡面不僅有實物的再現，更有多方面的研究探求。研究成果。在這一的範疇之外有一定的對出土文物進行科學鑑定，科學探求。你說這樣的運用科學儀器進行的物理鑑定就是歷史科學？史學就歸於科學？是否合理？應該是歷史就是歷史既是有懷疑的成分，那也是歷史，是有記載的人類史，史學不是科學，是研究的人類實際記錄，人類生存的歷程，一步一個腳印人類就這樣走下來的，你只照著這樣遵循著學下去就是歷史，既是史學藉助一些外物科學研究，亦不同於就是科學。實則就是史學罷了，往科學方向上靠攏是否有些牽強？觀點否妥，是否自家編造多請原諒。

1、此話由歷史名家傅斯年（1896年-1950年）提出，原話是“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我認為有些道理，如2008年清華簡的出世，就是史料學的成功。2、該說法雖然悲觀，但大體指出了自然科學興起後，近代史學的主要研究方向，科班的史學家，一定有紮實的史料基本功。3、最後的個人看法，史學範圍廣泛，不應被侷限。不光有“史料學”，還應“史學意識形態的內容”，不斷引進新方法，新思想，讓歷史學科不斷進步。一、“史學只是史料學”——從歷史名家傅斯年對歷史的“落差感”談起

古人對史學的期望很高，希望“以史為鏡”，治理好國家；但今人卻不停挑刺，“學歷史用什麼用，還不是多了一個歷史發明家”、“歷史是勝者者寫就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落差真的很大。

其實歷史學家本身看得更清，1928 年，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了“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觀點：

“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

（傅斯年）

（傅斯年文章《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傅斯年還憂慮中國史學：“早期語言學和歷史學中國很發達，而近幾世卻不大進步”。

其實這樣的觀點還適應於當今的世界，君不見，世界名校的歷史系分數總是很低，而歷史學科的成果，更依靠科技考古、自然科學的加入，更關注於“雙重印證”、關注“原始材料”，才能更好發文章、評職稱。

君不見，2008年清華大學獲得清華簡，先守著發完一定數量文章，才向社會公佈具體細節。

（清華簡的史料價值重大）

這似乎更篤定了“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論證。

二、從“借古鑑今”的寶貴經驗，退化成“史料學”，“歷史”學科、人文學科怎麼了？

近代伊始，自然學科佔據主導，人文學科退居次席。不重視證據、材料的部分“文史哲"方法，逐步冷門。我認為，這是史學退化成“史料學”的主要原因。

作為熱愛歷史的人，“濤說史”認為重視史料沒什麼不好。畢竟現在許多所謂的“歷史學家”，基本功都不紮實，不重視證據鏈條，連原始史料不看，就妄下結論，玷汙了歷史研究的嚴謹性。

但最後我也希望，將來一天自然科學到達頂點後，人們會反思心靈、反思自我、反思社會，發現人文學科在"公平、分配"方面的意義，讓文史哲重煥往昔光彩，有新的發展方向。

史學不只是史料學，但史料是基礎。

在歷史學中除了史料之外很重要的還有史觀和史學理論，持不同史觀，使用不同理論針對同一史料的研究很可能產生不同的研究成果。而且隨著目前學科交叉趨勢和現代史學技術的發展理論方面會變得更加重要，比如說以經濟學原理做經濟史，以計量史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等等。但不論是哪種研究，史料的確是基礎。如果沒有史料，史學研究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認為史學的重點是史料學，但史學不僅僅是史料學。

對於這個問題解答要基於對“史料學”這一詞語的範圍限定，假如把史料學定義為一切基於史料的研究那麼它是可以成立的，但就學界曾經存在過的史料派和史觀派論戰來看，史料和史觀並不應該是包含概念。

這句話是傅斯年在其《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的，他的原話是：“近代的歷史，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可見傅斯年在歷史研究中所堅持的史料第一原則，誠如其自己所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但就歷史學上來講，這句話雖不能完全算錯，但也並能算對，因為這很不全面。

按照現在國內歷史教科書的觀點，歷史學究其結構劃分大致應包括理論部分（史學理論、歷史理論、歷史哲學等）、主體部分（史學本身）、史學輔助學科及史學分支學科等部分。其中輔助學科就包括史料學、文獻學、目錄學、校勘學等內容。

所以史料學是歷史學的重要輔助學科，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在歷史研究之前，要先進行史料的蒐集、整理、辨析、運用。在具體運用是要注意謹慎使用，避免堆砌；論從史出；多種史料互證等原則。

現在講兩者的區別，史料學是為了廣泛的蒐集史料，然後進行整理和鑑別。而史學則是要在此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從而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分析歷史理論，進行歷史撰述等。所以史料學知識對歷史資料的整理，而史學還包括在此基礎上的理論提煉與分析，進而在一定的原則與形式下將其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