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成18世紀的普魯士軍隊用17世紀鳥銃對付八旗鐵騎，一樣是個死。武器效能的代差、戰術的落後，即便用嚴苛紀律和較強心理素質來彌補也無濟於事。薩爾滸之戰時，明軍多支裝備火器的部隊表現很勇猛，但也難挽敗局。

先說明軍（也包括配合作戰的朝軍）火器的問題。中世紀法國重甲騎兵（騎士）的集團衝鋒速度不到30公里/小時，輕騎兵的衝擊速度（太快容易搞散隊形，太慢則減弱衝擊力）可達40公里/小時，也就是說騎兵每秒最快能突進11米左右。而明軍和朝鮮鳥槍手裝備的其實是仿自日寇的葡萄牙式火繩槍（又稱“鐵炮”），最遠射程約90米，在這個距離上可洞穿2毫米厚鐵甲。乍看起來，明軍火器威力不小，但實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早大量裝備類似西式鳥銃的明朝軍隊，是嘉靖年間在江浙閩一帶清剿倭寇的戚家軍。史載，明朝兵仗局僅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就根據被俘日本工匠（來自種子島的倭寇）所供方法，仿製日本鳥銃1萬支。這批槍械被優先配發給戚繼光正在編練的新軍，當時公認浙江所造鳥銃（採用木炭冶煉出的雜質較少的閩鐵）最為精良。

但很可惜，鳥銃製作工藝傳到北方後，開始改用煤炭鍊鐵，過多的硫、磷等雜質因此滲入而使鐵質發脆，結果造出的銃管也“迸炸常多”，可靠性相當差。史載，明朝火槍手“不敢連放五七銃，恐內熱火起，且慮其破”。換言之，連續裝填射擊5至7次，明軍鳥銃就可能炸膛。所以，“三段擊”（日製“倭銃”質量要比中朝仿製品好得多）雖然理論上可行，但明軍在戰場真正實施起來難度很大。

而腓特烈大帝時代的普軍，所用滑膛槍相比17世紀的鳥銃已有重大技術進步，一名熟練計程車兵每分鐘可開火4至5次，一般不會炸膛，而且步槍還可以上刺刀進行白刃戰（當時歐洲軍隊也很重視拼刺訓練）。另外別忘了18世紀的普軍大炮（雖然腓特烈大帝不太喜歡炮兵），榴霰彈對付騎兵那就是“割麥子”，但很可惜，明軍並沒有這麼精良的裝備（幾千斤的紅衣大炮要塞防禦還行，用於野戰純屬作死）。

另外，從16世紀中葉開始，隨著“南倭北寇”邊防危機加劇，南北明軍（比如浙軍和邊軍）的武器裝備、戰術思想漸趨分野——北軍擅長騎兵作戰，以弓箭、短刀為主要裝備，火器方面這不太重視，主要以三眼銃、快槍（手持銃筒）作為輔助火器。而浙軍以步兵陣列迎敵，遠射以西式鳥銃為主要火器，近戰則配合運用長短兵器。

快槍因設計缺陷，無法精確瞄準，加之做工粗糙，經常因鉛丸與銃筒口徑不合而無法裝彈，而且“柄短贅重”，火器手操作起來很費勁。三眼銃因為可以“一銃三放”，火力有所增強，但有效殺傷距離只有四五十米，明軍最多也就開火1輪，根本來不及二次裝填，敵軍騎兵便殺到眼前。

那麼，明末邊軍與八旗兵打仗，裝備的主要是哪一類火器呢？很遺憾，恰恰是、質量低劣的快槍、三眼銃，以及少量效能並不可靠的鳥銃。戚繼光奉命北上薊鎮改革邊軍時，也受到後者騎射傳統的阻礙，難以推廣鳥銃禦敵戰術。而遼東鎮，乾脆對鳥銃置之不理，仍以三眼銃為標準火器。

再說戰術。實際上，就算用質量較好的浙軍鳥銃、佛郎機（輕型火炮）對付八旗鐵騎，也必須嚴格訓練，而且必須依託有利地形和堅固工事。史載，薩爾滸之戰時，3000多名朝鮮火槍手（另有近4000裝備冷兵器的步兵）配合明軍作戰，因明軍大隊（前出冒進）潰散，朝軍曾獨自抗擊八旗4萬鐵騎。

由於敵方突然發起進攻，朝軍倉皇接敵，陣前只有拒馬暫時阻擋敵騎兵衝擊。朝軍採取的還是第一排鳥銃手放槍（並非聽號令齊射），後面士兵手忙腳亂幫著清理槍管、裝藥的落後射擊方式，導致火力稀稀拉拉。即便這樣，仍然在戰鬥初期使“虜騎阻而不能突，而屢進屢退”。

但需要說明的是，朝軍鳥銃質量更差，“三放則銃熱，不可再放”（連續開火3次就容易炸膛），這時候就需要“以布數尺，用水打溼，以布溼銃，可以長放不歇”。但八旗軍是不會給對手冷卻槍膛時間的。史載，八旗鐵騎最擅長的戰術是用人馬皆披重甲的重騎兵居前衝陣（相當於肉盾＋敢死隊），穿輕便鎖子甲的輕騎兵則跟隨在後，以箭雨迫使敵軍陣腳散亂，之後左右包抄追殺潰敵。

八旗軍所用弓箭雖然有效射程和威力不及鳥銃，但不會炸膛，且採用密集攢射法，加上人多勢眾，短距殺傷效果很可怕。朝軍則基本無護具，中上1箭非死即傷，後來又趕上風向突變，鳥銃手在勁風中無法瞄準甚至點火，火力更加削弱，八旗軍趁機搬開拒馬，接下來的戰鬥就變成一邊倒的屠殺了。

參照侵朝之戰中的日軍鳥銃手，凡是能取得較大戰果的，無一不是利用了城防要塞、狹窄巷道、山地高坡、野戰木柵（甚至糧包、沙袋堆砌的臨時工事），來剋制、抵消對手的騎兵優勢。而且，雙方兵力差距不能太過懸殊（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也是八旗軍擅長的戰法），用3000鳥銃手對付4萬鐵騎，這仗就是換成腓特烈大帝指揮普魯士軍隊去打，下場也好不到哪去。

應該不行，因為武器本身的效能就影響到整體的作戰效能。由於在16到17世紀單兵火器發展並不迅速，因此在這個時間段可以認為武器效能基本一致。和文中所示的戰例相似的同時代戰例有2個：織田武田長篠城之戰和瑞典擊敗波蘭翼騎兵之戰。前者為了在射樂原-連子川地域擊敗武田騎兵，佈置於柵欄後的3000火槍手除了採用三段擊，還得到了有4000名長槍手支援的3000弓箭手掩護。弓箭手的職責是在火槍手射擊間隙凸前齊射，重點打擊靠近柵欄的騎兵，而長槍兵的任務是戳擊攀爬柵欄的隨行步兵和騎兵，就算這樣，除去偷襲武田後路的酒井忠次三千人，織德聯軍仍然集中了三萬二千人對付武田一萬三千人。而當馬場從後方帶領武士側擊的時候，仍舊打穿了前面兩條防線。第二個戰例，為了擊破從未正面戰敗的翼騎兵，瑞典除了加強火槍手與長槍手混編的方陣的厚度，同時還加強了大量野戰火炮與輕騎兵。在實際的戰鬥中，真正阻止了不到兩千翼騎兵集團衝鋒的是大量發射散彈和鏈彈的野戰火炮，而混編方陣只是在翼騎兵減速後原地肉搏中擊敗了不能衝鋒的騎兵，最後在翼騎兵退卻時透過派出全部輕騎兵黏住對手，再步兵衝鋒，才第一次徹底擊敗翼騎兵。因此從當時來看單憑火槍手要想擊敗重甲騎兵，技術上還不可能，還需要有更多的騎兵，更猛的火力與更厚實的步兵方陣支援。

當然會慘敗，這個問題忽略了最重要的裝備基礎：此火槍非彼火槍，明末的火槍和腓特烈時代的火槍壓根是兩碼事。明末火槍是火繩槍，一百年後歐洲國家用的是燧發槍，火力密度和準確度遠非火繩槍可比，還能上刺刀近戰肉搏。

明朝火槍兵如果有普魯士軍隊的嚴酷紀律和戰術陣型，完全可以戰勝女真、蒙古的遊牧騎兵。

應該說，步兵對騎兵確實處於先天劣勢，即使腓特烈大帝訓練的普魯士軍隊如此強悍，在對陣俄羅斯哥薩克騎兵排山倒海般地衝擊時，也曾一敗塗地，連柏林都被俄國人攻佔，大帝幾乎自殺。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步兵在對陣騎兵時毫無機會，一支訓練有素的步兵，如果得到正確的指揮，是可以與騎兵分庭抗禮的。即使在火槍發明以前，優秀的步兵僅憑弓箭也能抗住騎兵。漢朝時，李陵的五千步兵在沒有地形可以依託的草原上硬抗匈奴八萬騎兵，給對手以重大殺傷，最後因箭枝耗盡才失敗。

步兵要對抗騎兵，最重要的是結成牢固的陣型，而要保持陣型，則需要鐵一般的紀律，每個士兵必須視死如歸，看到戰友倒下要立即補位，如果稍有驚慌，就會導致陣型崩潰，這就是所謂排隊槍斃的精神。腓特烈大帝的斜擊戰術能橫行歐洲，靠得就是這種精神。

其實不僅是普魯士軍隊，拿破崙的老近衛軍、英國冷溪步兵團等都擁有這種勇氣和紀律。鴉片戰爭中，清朝第一次見識了這種戰法，把道光帝驚呆了，他問大臣們，洋人打仗為什麼不怕死？大臣們就胡謅說洋人不到四十歲不能結婚，所以打仗沒有拖累，因而不怕死。道光聽了恨恨地說了句“可惡至極！”

就明朝的軍隊而言，戚繼光也是靠嚴酷的紀律和嚴密的陣型，在對倭寇和蒙古作戰時做到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戚繼光死後，戚家軍的組織與訓練水平與他領軍時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即使這樣的戚家軍，僅憑往日餘威，仍在渾河之戰中與女真的三萬鐵騎大戰一場，以火器大量殺傷敵人，最後因寡不敵眾，周邊明軍見死不救而覆沒，若是鼎盛時期的戚家軍，即使在這場血戰中不能取勝，也足以自保。

明軍打不過女真的主要原因是極度黑暗腐敗，軍官殘酷壓榨，士兵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形同乞丐，，談何英勇作戰？

嘉靖六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承勳就上奏了軍中“將領剝削日甚”的嚴重情況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吳世忠巡查大同後上奏: “臣到大同，時將十月，棉衣肉食，猶不勝寒。而軍士奔走於風霜之中，面色慘黧，甲衣無褐。其妻子所居，泥屋一間，半無煙火。七八歲男女，猶有祼體而向日者。”他見了於心不忍，便詢問這些士兵為什麼會這樣，他們說:“一人之身，既以當軍，又以應役。一石之米，既以養家，又以奉將。凶荒年益一年，徵求日甚一日，何能及於溫飽，何暇及於妻子哉?”

這種叫花子一樣計程車兵不要說盔甲，連衣服都穿不上，還有什麼士氣，又有什麼精神和體力去衝鋒陷陣。如果明軍不是那麼腐敗，再以戚繼光《紀效新書》的辦法嚴格練兵，配以火槍，完全能夠剋制女真鐵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