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于謙吧，第一，他拯救了明朝於水火之中。要不然明朝甚至說中華民族可能再出現像宋朝“靖康之變”這種抹不去的恥辱。于謙冷靜理智，迅速果斷，另立新君，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國家穩定和發展的政策，瓦刺部落無可奈何，只好放了明英宗。文天祥可以說他的氣節深深鼓舞中華兒女包括于謙，但是畢竟沒能拯救危亡的南宋。

兩人都是民族英雄，一個憑一己之力避免了‘靖康之恥’的再現，一個寧死不降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于謙從小就很崇拜文天祥，文天祥的畫像幾乎伴隨了他幾十年。如果要比誰厲害，看功績似乎于謙要強，因為于謙成功了，文天祥沒有成功。但是兩人所處的環境以及所對的事件是完全不一樣的。

于謙北京保衛戰是集全國之力在抵禦也先，雖然北京主力兵團二十多萬人全軍覆滅，北京預備不到十萬人還是老弱病殘居多，但是全國各地還有很多兵力，到交戰之時，河南，山東等附近兵馬已經趕到，大概有22萬人。而也先攻打北京的兵力在7萬人左右。于謙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堅決反對南遷，並且制定了非常正確的策略，在最短的時間呢穩定了民心並且籌集到了足夠多的兵馬和糧食。主要是他的後面有個還不錯的朱祁鈺可以支援他。如果沒有于謙的極力反對南遷，也許明朝真的就要分為北明和南明，重蹈宋朝悲劇了。

文天祥時代已是南宋末年，他面對的又是忽必烈，巔峰時期的蒙古軍。最困難時刻只能自己散家產召集兵馬，沒有強力支援即使強如岳飛也只能功敗垂成。忽必烈的決心是一統中國，而也先想得只是去北京搶點東西，勒索幾萬兩黃金，不可同日而語。

文天祥為後世所尊敬的是寧死不詳（忽必烈許於宰相之位），留下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氣概。。而於謙則是兩袖清風、剛正不阿，‘社稷為重 君為輕’的清官形象。兩人都在民族抗爭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要是對比誰厲害，那就有點關公戰秦瓊的意思了。

文天祥和于謙，雖然處於不同朝代，但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名臣，一個是南宋名臣，一個是大明名臣；他們都是愛國文人，在國家危亡時刻敢於挺身而出；他們都有氣節，敢於以身殉國，成為當時的“三傑”。然而，綜合評價他二人，于謙更為出色，畢竟他的英雄舉動守住了大明江山。

文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今江西青原區）人，南宋末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與陸秀夫、張世傑並稱為“宋末三傑”。寶祐四年（1256年）進士第一，官至右丞相，封信國公。

元朝入侵，國難當頭，文天祥召募3萬義軍，轉戰贛粵，抗元救國。”他說：“救國如救父母。父母有病，即使難以醫治，兒子還是要全力搶救啊！”兵敗被俘，他堅決不肯投降，就義前寫下了有名的正氣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堅持民族氣節至死不渝的決心。文天祥的救國精神代代相傳，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

于謙，字廷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大明名臣，民族英雄。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及第。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英宗兵敗被俘，他力排南遷堅請固守，升任兵部尚書。明代宗即位，他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抵禦瓦剌大軍。瓦剌太師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和議後，于謙仍積極備戰，挑選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得以安寧。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平素儉約。

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大將石亨等誣陷於謙謀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明憲宗時，于謙被複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諡“肅愍”。明神宗時，改諡“忠肅”。《明史》稱讚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他與岳飛、張煌言並稱“西湖三傑”。

于謙是一位忠烈計程車大夫，于謙的精神如同他寫的《石灰吟》那般正直不阿。于謙自幼崇拜文天祥，他以文天祥的氣節來激勵自己。感嘆曰：嗚呼文山，殉國亡身，捨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孤忠大節，萬古攸傳。

後來，于謙在為官途中，不為五斗米而折腰，也沒有攀權富貴來提升自己的官爵。等到土木堡之變爆發後，于謙依然力挽狂瀾，拯救明朝政權於水火之中。

$發光的金子

于謙，國士無雙。

講事功，於少保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

土木堡之變，朝野震盪，若非於少保一力支撐，中國歷史上就是北明南明。

講操守，少保位極人臣，任人唯賢，不謀私利；不治產業，抄家之時家無餘財。

正是"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文天祥，：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已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閒，浩然之氣以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公。

但是于謙成功保衛了大明。

所以我覺得於謙略勝文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