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王獻之草書作品《十二月帖》和《中秋帖》，還有《鴨頭丸帖》，風格大不相同。

時至今日，一直有個爭議，也就是《十二月帖》和《中秋帖》先後問題，何為真跡的問題。

以前，我認為《十二月帖》在先，《中秋帖》居後，認為《中秋帖》是後人臨摹《十二月帖》的結果。現在，我感覺，這樣的結論，不一定正確，《十二月帖》也許是臨摹《中秋帖》的結果。

實際上，《十二月帖》有刻本，如果《十二月帖》紙本殘破無法臨摹，刻本從何而來？如果是刻本在紙本殘破前就存在，為什麼未被收錄和記載。因為刻本，就意味著數量多？兩個問題，都解釋不清，豈不是說，刻本《十二月帖》，本身就是偽作？

《十二月帖》紙本，與刻本出入較大，筆畫輕浮無力，用筆特點內擫。可以肯定，是後人臨摹，臨摹者功力並不深厚。

《十二月帖》刻本繁多，而《寶晉齋法帖》收錄的《十二月帖》，應該為米芾臨品。其中“十二月割至不”，尤其“割”米芾特點濃厚。因此，此刻本為米芾所臨，應該無誤。“相“字後面“目”字，明顯有臨摹跡象，不像《中秋帖》，系自然書寫而成。因為米芾是內擫用筆，故模仿之時，便出現停滯。十二月三字，明顯筆法與《中秋帖》不同，結字散朗。其中豎筆無任何疑滯，是習慣性書寫，符合米芾用筆特點。因此，十二月三字，系米芾自加，並非臨摹而成。由於，《十二月帖》比《中秋帖》更散朗，更符合王獻之結構特徵，因此大都認為，《十二月帖》系王獻之真跡刻本。但是，卻沒有注意，該帖米芾特徵。如果該帖是王獻之真跡，不應該出現米芾特點。另外，書家僅從結體，並沒有更多關注筆法。這樣，導致米芾臨寫的《十二月帖》，誤認為是王獻之真跡。

我們加一幅法帖，就會發現，十二月帖，與小王筆法有很多不同。

傳說十二月帖與此帖，原為一貼。

《鴨頭丸帖》是王獻之真跡嗎？毫無疑問，應該是真跡。丫頭貼書寫率真，用筆爽利，無任何油滑特徵，系應激而成，無任何臨摹痕跡。因此，系真跡無疑，傳言《蘭亭》和《鴨頭》，是唐臨本。個人認為，此係誤傳，《蘭亭》和《鴨頭》，皆為真跡。

據米芾《書史》記載，王獻之《十二月割帖》墨跡曾為米芾收藏，為黃麻紙本，是米芾以書畫寶玩向蘇激換來的。那麼，一個問題，如此珍貴的墨跡，去了哪裡？誰丟失？沒有任何記載。

米芾《書記》載：”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雲：‘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

但問題是，米芾為啥沒有製成刻本？沒有留下臨本？如果我們有一古帖，自然製作刻本，或者描紅製造與原帖結構相同的摹本。很顯然，不合理。

期間斷續，直至清人拓本的《十二月割帖》的文辭與米芾《書史》所記一致，曰：“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復不得相，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

如果清人偽造，為何與《中秋帖》結構類似，而筆法傾向米芾。一般來講，偽造應該傾向《中秋帖》風格。

《中秋帖》傳言是米芾臨寫，那麼臨寫的根據當然就是《十二月帖》。這樣我們會問，為啥沒臨寫其它字？而米芾記載的《十二月帖》內容是有的，這不符合臨者的習慣。

另外，中秋為八月，為何王獻之在十二月寫中秋，難道神經錯亂？很顯然，王獻之不可能在十二月寫中秋。由此可見，《十二月帖》非王獻之所書。

“十二月割至不”的“至“，更像是知。這樣，就通順了，割知就是昧良心，很顯然自己標明作假。因此，米芾用割知，給後人開了個大玩笑。

我們認為，米芾並沒有收藏十二月帖，他是看了中秋帖，造了十二月帖。因此，十二月帖，有中秋帖的影子。

那麼，中秋帖是誰寫的，難道是王獻之？個人認為，根據筆法特性，中秋帖也不是王獻之。中秋帖，是唐顏真卿真跡無疑，臨的王獻之法帖。該帖殘破，顏真卿便臨了可辨認字。由於字型模糊，顏真卿意臨，導致中秋帖與王獻之其他法帖不同，只見其精神。由於是王獻之精神，顏真卿筆法，導致中秋帖煥然一新。

該帖被宋宣和記載收錄宮中，米芾也生活在那個年代，因此看到可能性很大。如果米芾所臨，當時不會作舊，即使有那麼多大家，不可能看不出來。因此，說米芾臨寫，幾乎沒有可能。

還有一個字問題，就是說竹紙盛興宋代，專家認為，唐朝沒有。

宋 《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辨》:"若二 王 真跡，多是 會稽 豎紋竹紙，蓋 東晉 南渡後難得北紙，又 右軍 父子多在 會稽 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 晉 人所用，大率如此。"

如果此記載屬實，晉代便有竹紙。

可以看出，中秋帖用筆趨緩，比王獻之慢。慢筆一項被視為臨帖的或者說臨本的主要特徵。同時有些澀滯，說明並非長期臨摹。而不長期臨摹，正是成名書法家特徵。

綜合來看，此文含有顏真卿特色。一點不含有柳公權，如果柳公權臨寫，必然有其特點。該帖也不含有米芾特色，但十二月帖，有米芾特色，也有中秋帖影子。因此，中秋帖排除米芾臨寫。

如果鴨頭帖和中秋帖都是小王作品，二者對盛唐的狂草，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張旭的狂草，與冠軍帖沒有繼承關係，如果有的話，就是繼承了兩字之間的牽絲連線。至於懷素，也看不到二帖的影子。因此說，小王的草書，只是指引作用，更主要的，是其提出的一筆書概念。

如果中秋帖是王獻之真品，那很顯然，他影響了顏真卿，影響了柳公權。

王獻之在書法創新方面，應該強於其父，他的小楷《洛神賦十三行》，被譽為天下第一小楷，主要是章法方面的突破，竟然把楷書寫成了橫無列，縱無列的章法。

王獻之的《鴨頭丸》的草書成就，應該不如《中秋帖》，《中秋帖》是典型的一筆書。

可惜在章法上是橫無列，豎有列。要說突破成為橫無列、縱無列，草聖就不應該是張旭了，就是王獻之。

王獻之有機會在這方面的嘗試，小楷在章法上都突破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在草書的章法上沒有突破，儘管這樣，一筆書的《中秋帖》，對唐朝的狂草，還是有深遠的影響。

狂草是草書中最狂放不羈的一種，以筆勢連綿，字形多變為特徵。

狂草相傳創自漢張芝，到唐代的張旭、懷素達到一時之巔峰，成為唐代書法藝術除楷書之外的代表。

王獻之傳承家法，與其父王羲之並稱“二王”，籠罩後世書壇，無出其右者。

王獻之的書法跳脫，比其父猶有過之，傳世的《鴨頭丸帖》和《中秋帖》雖為摹本，亦可見其風姿。

《中秋帖》線條連貫、行氣貫通、瀟灑飄逸，更具狂草之風致，視之為狂草發端之作，亦未不可。

但是《中秋帖》結字多有行書法，不如鴨頭丸之“草書味”足，並且歷來受到質疑，多認為是宋代偽作。

而《鴨頭丸》運筆自然，靈動，風姿散逸，字與字之間氣脈貫通，筆畫處於斷與不斷之間，而筆意相連，整幅字疏密有致，氣息連綿。帖中字曲直並存，方圓兼備，既有爽利剛勁之美；又有圓轉外拓的遒婉之美。

《鴨頭丸》用墨枯潤相得，變化豐富；章法上疏朗瀟灑，不拘成法而自合法度。

從這幾個方面來看，唐代的狂草與之相合之處更多。

因此我認為，自張芝以來，狂草的傳承到王獻之再到張旭、懷素，味道相通，氣息一致的，應屬《鴨頭丸帖》。

謝邀。個人認為王獻之的（鴨頭丸）與（中秋）書法帖，中秋書帖更能代表唐朝的草書法帖。理由一，鴨頭丸書法帖筆畫墨法，多是繼承了其父王羲之的筆畫和墨法，字的結構圖也與王羲之相仿。二，中秋書法帖顯然有創意，大開大放，流暢自然，其書法風格極具個性化。中秋帖的出現，不得不說是王獻之書法道路上的一大邁進。

我認為當屬《鴨頭丸》。毫無疑問，我們看一下《鴨頭丸》，再對比一下《中秋貼》。

從文獻裡面也可以得出，《鴨頭丸》開創了書法連體字的先河。其父王羲之的行書是代表，而王獻之的行書，慢慢從其父單一個的行書字型，發展變為了連體字。

而後人學草，當然得從根源起手。從字形風格上也能看出，唐代“顛張狂素”書法瘦弱有力。

大家還有其他想法嗎？

從王獻之《鴨頭丸》和《中秋帖》這兩件書法作品本身來看（請參見我下面附的兩張圖片 ），我個人認為《中秋帖》對唐代狂草影響巨大。

《鴨頭丸》這件作品基本上就應算是一件行書作品，因為除了“故、君”等幾個字是我們今天講的草書字外，其他都是行書字，另外從整體氣象上看也是行書的體勢。

《中秋帖》中儘管也有“中、秋、相”等幾個字是行書字，但其餘大多數都是草書字，關鍵是從整體氣象上看完全是草書的體勢，尤其是在整篇中有很多數字相連寫的所謂“一筆書”。

《中秋帖》沒有落款，正文一共是22個字：“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這22字除了極個別字單獨不連寫外，“中秋”、“不復不得”、“為即甚省如何”、“人何”、“慶等”、“大軍”等都是數字連寫，筆勢連屬，一氣貫通，其他幾個單獨寫的幾個字雖然筆不相連寫，也是筆斷意連的，草書意味濃厚，這對唐代張旭和懷素等狂草產生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宋代大書法家米芾對《中秋帖》也情有獨鍾並評價說：“此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王獻之的書法成就是輝煌的，即使被其父的高山遮擋也沒能攔住其凌雲勢頭。獻之初師其父(羲之)，後學張芝，諸體皆精妙，尤擅行草。獻之的草書雖是學張芝，卻在此體有獨到創新，被世人稱頌不已。

現在許多人都說是王獻之創造了“一筆書”，其實“一筆書”是張芝所創，這在張懷瓘《書斷》中有過明確描述。但獻之已脫離了張芝的束縛，在行草上有獨步創制，已然超越了師承，張懷瓘稱其“雄武神縱，靈姿秀出”。

《中秋帖》有典型的“一筆書”特點，筆勢連綿，如江河滔波；《鴨頭丸帖》靈秀飛動，韻致天成。看到這兩帖就能聯想到米芾在此處曾經下了多少功夫。如論兩帖對後世的影響，還真難以分出輕重，偏要說，還是《中秋帖》的影響稍大些。

這兩個貼對中國書法的續承和創新都有巨大貢獻。

王獻之是中國書法史上有著重大貢獻的書法家之一，他學父之長，取法乎上，轉益多師，相融互滲，創造出具有自我特色和藝術語言的書法風格。

他的書法極富個性，特色鮮明，行筆尤以捺筆見長，增其美俏，其書結體疏朗，快意爽朗，駿利放逸，給人以嫵媚秀麗之感。其代表作《洛神賦》最為有名，整幅作品用筆輕盈俊俏，瘦勁見長，簡約靈動，學裡行間，氣韻生動，給人一種超塵脫俗，閒雅清朗之象。

其草書汲取張芝意趣，又融其父之瀟散，學體偏長，線條流便，飛楊縱肆，氣韻貫通。獻之筆鋒入紙靈巧，或尖或側，或藏或露，不拘方圓，既得圓潤之趣，又歸平正之韻，靈和而富於變化。

其行草之書善用牽絲，連中有斷，斷中若連，曲中有直，圓轉遒婉，字間相互呼應，氣脈相連，柔中顯剛，剛中含柔。其用筆虛實相生，計白當黑，密不透風，疏可跑馬，作品整體瀟散疏朗，不沾風塵，讓人肅然起敬。

他的書法地位與其父王義之一樣，都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座豐碑。

非常感謝邀請。王獻之的《鴨頭丸帖》和《中秋帖》，哪個作品對唐代狂草影響巨大？這個問題，應該說兩個草書帖肯定都有影響，但很難說哪個影響巨大。為什麼？因為唐代狂草代表書家是張旭和懷素，從他們倆的筆法和章法來看，小草還多少有點晉代書風的影響。大草及狂草，都已經脫離了晉代草書的面貌和風格。也就是說，很難找出原來師承誰家、哪派的影子。實際上，一個書法的風格與流派的形成，因素非常複雜，不能只看表面現象。當然，也有一目瞭然，清清楚楚的。但大多數的大家、名家都是遍歷百帖，並不直白。甚至讓人難以瞭解，只能猜個大概。更有甚者，我們認為其師承是碑實際是帖，認為是帖反而為碑。張旭與懷素，可以說就是這樣。在這裡，我們想當然的認為學的是王獻之的《鴨頭丸帖》或是《中秋帖》，也只是憑著我們的感覺進行猜測而已。那麼，張旭與懷素的狂草究竟來自哪裡，可能誰也說不出來，或者說了也不準確。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說，他們的草書狂的絕對是有道理。

謝千千千里馬之邀！

要說王獻之的《中秋貼》和《鴨頭丸貼》誰對唐代狂草的影響力巨大，肯定是《鴨頭丸貼》，甚至是《忽動貼》或其它，不幹《中秋貼》的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據我所知，《中秋貼》是用竹料紙書寫，這種紙東晉時還沒有，到北宋時才出現。換句話說，此貼不是王獻之所寫！ 中秋貼

專家們認為，《中秋貼》所用毛筆是柔軟的無心筆，而晉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筆，吸水性較差，筆的提、按、轉折往往不能靈活自如，常出賊毫；像《中秋貼》這樣筆畫豐潤圓熟、線條連貫、行氣貫通、瀟灑飄逸的效果是寫不出來的。我覺得此言有理！

據當代書畫鑑定家研究表明，多數人認為《中秋貼》是宋朝畫家米芾所臨。從筆畫和字型上看，我也贊同是米芾字跡！如此說來，便談不上它對唐代狂草有何影響了！

如果真要說對唐代狂草的影響，兩貼之中只剩下《鴨頭丸貼》了。

《鴨頭丸帖》

此貼寥寥兩行十五字，內含方筆、園筆、側鋒、藏鋒等多種用筆技巧，遒勁靈動，歷來公認是王獻之的優秀草書代表作品。但在我看來，此貼行書居多，說行草作品可能更準確！

要說王獻之的草書，我倒覺得其另外九貼更有欣賞價值。比如《忽動貼》，我個人感覺草味更濃！

王獻之《忽動貼》

簡單觀摩，王獻之的草書明顯可以看到張芝和其父的影子。所以，他的草書是在總結吸收了張芝和其父草書的基礎上自成一家的！

若說到對唐代狂草的影響，在懷素的《自敘帖》中依然看得到張芝和二王的影子。

懷素《自敘帖》

但是，在張旭的《古詩四貼》中，你很難找到張芝、二王的痕跡。

張旭《古詩四貼》

所以，我更偏向於認為張旭的狂草是集眾家所長後的自成一體。難怪張旭曾說自己見公主擔夫爭路得草書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而悟得草法神韻。其言下之意，並非傳承，而是自創！

就我個人而言，所有的草書中我最喜歡的也是張旭的風格！

我查典籍，於一九八七年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法字典》，由馬永強主編。也沒有關於此題解讀資訊，但是有王獻之二帖的介紹，《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晉王獻之之尺牘，草書，願為五行三十二字，後割去二行，現為三行二十一字，明朝此帖藏於項元汴Teana閣，清代入內府，後又流出宮外，輾轉香港，一九五一年國家重金價收歸故宮博物院，

此帖運筆如火著畫灰，連續無端末，一筆書是也。

《鴨頭丸帖》獻之書，行書，二行，釋文：“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真跡於明代藏吳廷家，刻入《餘清齋法帖》，自元天曆三年（1330年）敕賜柯九思，後遂傳於世，現藏上海博物館。因宋高宗（趙構）題右軍書而讚美之，柯九思亦認為是右軍書，但細瞻觀，仍是獻之書風，但楊守敬認為外似異而內相同，而王澍則認為是與其父合作之書，故當獻之所書。

由此可見，一些問題，古人亦有未闕，且商榷為之。何況吾輩與二帖歷經幾千年，怎能妄測而隨心而語焉。不可道聽途言。

至於對唐朝狂草的影響力，一定有，或多或少，今草之創與獻之分不開，狂草在今草的基礎上因比之小草更加狂放而命之狂草或大草。根據事物發展觀，則有非常關聯關係。這才是辨證的思維。由此，二帖都具影響以後的大草或狂草。至於哪一帖，影響力大或小，不敢妄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