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之前是強盜，侵略，殺人，搶資源，你以為日本人有多大本領嗎？腦殘。你不要崇拜日本，他是踩這多少人的命，發展的。他不給我們賠罪，還要想復燃。我大中華要一定程度要把日本滅絕了

從地理位置和周邊環境講，隨著日本人在此不斷的進化中，近從宋朝開始，虛心學習，甚至‘’借種‘’，他們的眼界和活動範圍在不斷的擴大，倭人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和生存環境的險惡，感悟到生存的危機。地震、海嘯等惡劣災難不時的提醒小日本，危機感的基因已植入倭寇體內。所以日本近代的發達是可想而知了。

日本是當婊子立牌坊的國家，是最無恥的國家，是把自己國民的生命當兒戲的國家。地震時首相過了半個月才去看看，撤退時把自己的婦乳老幼通通殺死，不承認南京屠殺，不敢在國民面前承認把婦女充當慰安婦，這樣的國家明後天就會滅亡，如果日本把中國的傳統美德學明白，仁義做事還有活路，否則一定在地球上消失

一個日本人與一個華人比，日本人比不過，可三個日本人和三個華人比，華人就不如了。因為日本人非常注重團隊協作，華人缺乏合作精神，都希望自己是團隊裡的核心人物。在日本，有人看到家庭主婦熨燙衣服時，電熨斗上的電線繞來繞去很不方便，於是有人發明了無繩電熨斗，結果非常暢銷。有人看到歐美人鼻樑高，喝酒時酒杯邊老是碰鼻子，於是就退出了斜口酒杯，很受歐美人的歡迎。日本人透過一張鐵人王進喜的照片，推斷出了中國當時大慶油田所在區域及產量，隨後給中國出口了一批油田裝置及配件。有人說的好，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富人總是能找到金子藏在哪，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金子擺在面前也視而不見。

日本的崛起要從19世紀中期說起，處於德川幕府統治之下的日本社會矛盾尖銳，1853年美國軍艦叩關以後，西方列強紛紛侵入日本，社會更加動盪不安，一些以中下級武士為主的倒幕派推翻了幕府統治建立了明治政府，並推行了有名的‘明治維新’運動，日本開始崛起，這是日本第一次崛起。二戰後，日本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但在60年代末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二號經濟強國，原因在於—1/隨著冷戰的加劇，特別是中國大陸形勢的變化，美國改變對日政策開始扶植日本，北韓戰爭期間美國向日本訂購了超過36億美元的物資；2/改革。日本實行國民經濟非軍事化，全力進行經濟建設；制定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引進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加快產品的更新換代；積極發展教育，培養人才。這一系列措施使日本在戰後崛起並曾於198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美 國，現在位居世界第二，日本資源不豐富但工業發達，它不斷進口初級產品經過加工再出口工業成品，賺取外匯，日本漁業發達，有世界最大的漁場之一/北海道漁場，捕魚量常居世界第一位，農業單產高，精耕細作所以農業也發達，這樣一個工農業都發達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其實很正常，這些是我綜合史、地、政三門所學總結出來的不知到夠不夠祥細。

一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進行工業革命了，而二戰對日本本土影響並不大，底子好。

二是日本在近代掠奪了很多東亞國家特別是中國的財富和資源，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

三是二戰後日本在美國的保護下有一個很好的經濟騰飛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四是日本自然資源匱乏，注重工業、高科技尖端產業、金融服務業、對外貿易、技術和智慧財產權輸出，產品附加值高，創造的社會財富多。

五是日本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

六是日本人的民族文化和特性，勤勞、敬業、嚴謹、實幹，致力於經濟發展。

可能不完全、也不是很準確，見諒！

最後，無論日本怎麼發達，我們也沒必要羨慕。抵制日貨(文化)，支援國貨！不忘國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釣魚島是中國的！

日本帝國主義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透過戰爭從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略奪黃金等原始資本，成為其以後發家的關鍵，其戰敗前後日本本土沒有發生過戰爭，唉，當初美國向鬼子多投上幾顆原子彈那就好了！

日本人再文明，骨子裡都有擴張野心，所以我們要時刻提訪，再想一想，日木鬼子在中國所犯下訂滔天罪行，你還能說他文明麼?燒，殺，搶，奸，等簡直令人髮指禽獸不如，你還能說他文明麼?你們這些叛國賊叫人鄙視你們

怎麼不說大正時代和裕仁時代！那個時候日本老百姓們的悲慘生活！那個時候全日本都是血淚工廠！日本有租借，勢力範圍，有殖民地！你以為日本真的缺米！日本財閥和政府特意控制米的供應量來達到剝削老百姓的目的！哪怕是日本把對外掠地的萬分之一拿出來去中國和東南亞買米，供應不了日本人那點口糧！至於經常鬧米騷亂嗎！原始積累那段時間都是比較艱苦的！誰也不比誰好過。

日本只用了幾十年時間就成為了發達國家嗎？日本戰敗之時當真與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處於同樣的水平嗎？這樣的說法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日本戰敗投降之初由於糧食的缺乏，只得實行配給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餅，米麵和肉類幾乎快要絕跡了。與此同時在國家的配給制度之外整個日本湧現出了6萬個倒賣各類物資的黑市，黑市上的米價漲到了政府配給物價的130到180倍之間。全國城鄉失業者高達上千萬，另外還有150萬肺癆患者、200萬戰爭孤兒和1800萬無家可歸者。戰爭導致了超過200萬人的死亡，除京都和奈良之外幾乎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空襲，一共有250多萬個建築物在空襲中被毀：僅在東京就有709906處住房被毀，當時東京的街頭散佈著200萬噸碎片；大阪也有32.8237萬間房屋被毀；神戶被毀的房屋數量是13.1528萬間；名古屋為13.6556萬間。美國佔領當局必須每天向日本提供100萬美元的資助，至少運來6000噸大米才能保證儘可能少餓死人。日本投降後的第二年（1946年）的工業生產僅相當於戰爭爆發時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產量只有戰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鐵產量只有戰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可這並不意味著日本已退化到和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處於同一水平的狀態，因為戰爭儘管摧毀了有形的工廠、銀行、學校、醫院，但卻無法摧毀無形的技術、人才、制度優勢。二戰前作為世界八大工業國之一的日本能自主生產飛機、坦克、汽車、航母等等，請問同時代的中華民國能生產什麼呢？要知道當時連火柴都被稱為洋火。日本戰敗後有形的廠房和機器裝置的確被炸燬了，可作為世界主要工業國積累的技術和管理人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活了下來。由此可見日本之所以成為發達國家絕不僅僅只是二戰後幾十年時間發展的結果，而是與日本在之前歷史階段的長期積累密切相關的。

事實上日本的最初崛起可能比我們傳統印象中要早得多——不是始於戰後經濟恢復重建時期，甚至也不是始於近代明治維新時期，而是更早：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商業已非常發達——這部分得益於德川幕府的參覲交代制度：各藩的諸侯大名們需要前往江戶替幕府將軍執行政務一段時間，然後返回自己領土執行政務。幕府執行這項制度的初衷是讓諸侯大名們在長期的往返中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從而削弱他們造反的實力。既然要讓諸侯大名們在路上耗費人力物力財力，幕府大力發展諸侯往返途中的商業貿易，希望諸侯們在沿途花的錢越多越好。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大米期貨市場，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期貨市場。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剛起步，年輕的家族領袖們還在四處尋找商業機會的時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經是富可敵國的一代豪商，而依靠修築寺院賺取利潤的“金剛組”更是已存活了一千多年。在長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業和城市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一時間日本出現了舉世罕見的農民進城和城市化現象：1720年江戶的人口已達到100萬人，而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後才達到74萬，直到光緒年間才達到108萬。作為一個人口接近4億的大國的首都人口還不如3000萬人口的日本。除了江戶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萬人口、京都有34萬，而英國倫敦同期的人口為70萬，也不如日本的江戶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歐洲只為2%，如果算上人口1萬以上的城鎮，那麼日本的城市化率則達到10%，而同期的清朝僅為6.9%。德川幕府時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且形式多種多樣：日本當時的公立學校叫學問所，主要教授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文學研究，還教民間小孩們識字。地方上的各個藩也有自己的學校，藩校設立的最初目的是培養武士階層的文化水平——當時日本的軍隊系統實際由武士構成，包括部隊的文書、會計等文職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擔任，這就要求武士必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一些思想較為開放進步的藩校就已經開始增設外語、軍事、工程學等學科。1850年的日本男孩識字率為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學生學習的內容除了儒家經典，還會學習《商業指導》、《百商教程》等使用技術。透過學習，學生能夠聽懂官方文告，學會開具發票、記明細賬、閱讀農學手冊等。除了學問所和藩校之外，日本還有民間學塾和寺子屋——民間學塾主要是一些學者自己開辦的學校，傳播儒學、國學，後來轉而教授外語和技術。學生也不僅僅侷限於武士階層的子弟。江戶幕府末期和明治維新時期的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福澤諭吉等風流人物都畢業於民間學塾。寺子屋則是進行兒童教育的民間學校，從城市到鄉村寺子屋隨處可見。據《日本教育史資料》統計：19世紀初登記在冊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維新前夕算上沒有登記的非正規寺子屋已達到7萬家之巨。從某種程度而言：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是造就中、日兩國近代歷史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

1853年6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休·佩裡率領四艘渾身漆黑的美國蒸汽軍艦出現在江戶灣，佩裡向日本幕府遞交了美國政府的國書，表明了希望日本開放門戶的訴求。日本的國門被美國黑船開啟後在一系列國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導致了德川幕府在1868年的壽終正寢，新成立的明治政府隨即展開了一場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以及社會民生等各領域的全方位改革——明治維新。明治維新的基本理念是：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日本基於這樣的理念推行了如下措施以期實現富國強兵：1、廢藩置縣——這點我們的老祖宗在秦始皇那時就做了，所以後來戊戌變法中維新派稱日本明治維新為周秦之變，簡而言之就是變分封制為郡縣制以加強中央集權；2、殖產興業——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的產業文明制度。但和西方列強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熱衷於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各種政策為槓桿，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過程；3、軍制改革——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當兵打仗是武士階層的事，平民百姓是不能當兵的。明治維新打破了這一界限，面向全社會發布了徵兵令。與此同時引進西洋武器裝備，學習新式戰法。透過明治維新改革，日本奠定了崛起的基礎。和西方列強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熱衷於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各種政策為槓桿，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完成幣制的統一，設立了近代化的銀行等金融機構，公債、股票也開始在日本出現，近代化的新式工廠、礦山異軍突起，鐵路、公路取代老式道路將整個國家聯絡為一個整體。政治上日本實現了君主立憲制。經濟上日本由農業國家逐漸變成了工業國家。軍事上西式軍隊代替了封建武士，洋槍洋炮代替了武士刀。明治維新使日本的本土產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875年剛成立五年的三菱公司就開闢了日本到上海的航線，僅僅一年後三菱就成功將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英國半島和東方航海公司逐出了這條航線，此後日本到上海的航線完全被三菱壟斷。到1877年三菱已發展成為擁有總噸位高達35464噸的61艘汽船的會社。然而與此同時日本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彈丸小國始終存在著市場規模有限等難以克服的問題，為此日本透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鄰國的侵略來轉嫁自己的發展危機：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後透過《馬關條約》侵佔中國寶島臺灣；191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擴大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並取得了南庫頁島；1910年日本透過《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北韓半島；一戰中日本對德宣戰，佔據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關東軍制造九一八事變，開啟侵華戰爭序幕；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軍偷襲美軍太平洋基地珍珠港，隨後席捲香港、泰國、緬甸、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以及太平洋上一些島嶼。侵略戰爭的頻頻得手使日本獲得了豐富的物資補給和龐大的商品傾銷市場，加速了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也激起被侵略國家人民的反抗，最終日本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打擊之下以戰敗投降的形式結束了其對外侵略擴張之舉。

戰敗之初的日本儘管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然而在此之前長期積累下來的技術、人才、制度優勢卻得以儲存下來。與此同時戰敗也為日本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恰恰正是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扶植下日本實現了戰後經濟復興和現代化國家轉型。正是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扶植下日本得以解決戰後初期嚴峻的糧食問題，也是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授意下日本的新憲法得以制定，此後日本全體公民無論性別、財富多寡、社會地位首次可以享有平等的選舉權；他們可以自由發表言論和組建社團而不必再像軍國主義政府執政時期那樣謹小慎微；在沒有律師的即時介入和經過合法的審判程式之前任何人都不會被逮捕定罪；人們不用再擔心無端的搜查，也不會再有人闖進他們家中徵錢、徵糧、徵兵。正是1946年10月21日透過的《土地改革法案》使日本的無地農民獲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毫無疑問這對提升日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推動日本戰後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無比重要的作用——至少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令當時的日本政府焦頭爛額的糧食危機問題迎刃而解；而從更為長遠的視野審視日本的農地改革使日本開始真正邁入發達國家的門檻——在戰前日本儘管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工業國，然而戰前的日本農村其實仍是相當落後的，農地改革實際上成為了日本戰後統籌協調城鄉發展的第一個重大舉動。

戰後初期日本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一樣處於一種萎靡不振的狀態：1946年日本的工業產值只有戰前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產量只有戰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鐵產量大約為戰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鑑於日本戰後糟糕的國內經濟狀態當時東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有澤廣巳提出用傾斜生產方式解決當時日本面臨的困境——利用當時日本還能動用的為數不多的經濟資源集中於重點行業領域以期實現質的飛躍，說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飯。1946年8月12日當時的吉田內閣在根據有澤廣巳的傾斜生產方式理念成立了經濟安定本部並將煤炭和鋼鐵列為重點產業，實行低息優先貸款和價格補貼政策：先將全部進口的重油撥給鋼鐵生產部門，再將由此增產的鋼鐵投入分配給煤炭生產部門，以相互促進的辦法以期實現兩個產業的迴圈增長，進而再把生產出來的煤炭和鋼鐵分階段投入其他產業部門，以擺脫生產萎縮、供給不足的現狀。在這一時期日本儘管在政治上受美國佔領當局的管轄，但在經濟政策上卻沒選擇傳統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路線，而是採取了一種介於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蘇聯的計劃經濟之間的以國家干預主導為基本特徵的統制經濟模式。在日本戰後最早上臺執政的兩屆內閣——吉田茂內閣和片山哲內閣都堅持推行傾斜生產方式，試圖以政府的強力干預重振已陷於崩潰境地的日本經濟。在日本戰後百廢待舉的時期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行為的確促進戰後的恢復重建工作，然而所有資本投入完全依賴於國家的復興金融金庫，財政壓力自然很大。越來越多的日本經濟界人士開始意識到：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模式只能是日本應對迫在眉睫的戰後恢復重建工作的應急對策，真正要實現日本的經濟復興還是要加大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片山哲內閣時期相繼讓著名的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下村治、大來佐武郎、稻葉秀山等人加入內閣，此後日本的經濟學家在日本內閣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對日本的經濟復興顯然是有利的。1947年日本的煤產量比上年增長了28%，達到2932萬噸；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萬噸，比上年增長18.6%。與此同時普通鋼材的產量比上年增長了116.3%，機械工業生產指數比上年增長了71.3%。

由於戰爭的破壞導致日本的對外貿易同農業和工業生產一樣出現了嚴重的萎縮，而對日本這種資源匱乏的島國而言：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事實上戰後的日本乃至迄今為止的日本執行的都是貿易立國的基本國策。然而當二戰結束時日本的對外貿易幾乎陷於崩潰的境地——比起用於對外貿易的商船隊在戰爭中造成的有形破壞而言：更要命的是日本喪失了貿易市場。戰前日本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兩個物件美國和中國都因為戰爭而走到了日本的對立面，儘管戰後不久日本就得以重新恢復對美貿易，然而中國在幾年後誕生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在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封鎖遏制政策下日本是不可能同新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事實上日本自己也追隨了西方陣營這一封鎖遏制政策，這意味著日本失去了戰前相當重要的一個市場。為此日本政府和商人不得不著手開闢新的貿易市場：這一時期日本主要集中精力於開拓東南亞市場，與此同時他們也加強了同歐洲國家的貿易往來。由於戰後日本按美國佔領當局的意志制定了《和平憲法》：“永遠放棄把利用國家權力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使日本無需承擔軍事費用，無形中為日本的經濟發展節省了相當多的資源。1950年6月訪問日本的美國國務卿顧問杜勒斯試圖遊說日本政府重整軍備，美國這一做法實際上是想把日本打造成為自己在亞洲遏制戰略對手的橋頭堡，然而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拒絕這樣做——原因是日本經濟還處於恢復階段，如果此時為非生產性的軍備話費鉅額資金的話，那麼將會使日本經濟的復興背上沉重的負擔。

與此同時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格局日益形成，美國決心將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亞洲封鎖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橋頭堡，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由打壓逐漸轉向扶持。這一時期美國對自己的歐洲盟友推行了馬歇爾計劃以恢復振興歐洲經濟，而在日本道奇路線則應運而生：日元對美元的單一匯率被確定為1美元兌換360日元，這一措施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經濟的穩定。道奇宣佈單一匯率後進出口商品實行統一匯率，擴大了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更是有利於日本的出口，為日本的貿易立國奠定了金融基礎。在日本國內經濟學家的傾斜生產方式下生產逐漸恢復了，然而通脹問題又日益嚴峻起來。在道奇路線的指引下通脹被遏制住了，卻帶來了近百萬工人的失業問題。1949年9月由於英鎊貶值壓迫到日本的出口，於是日元匯率也隨之下跌。這時日本政府開始認為道奇路線已無法解決日本經濟面臨的新問題，因為這時其他國家的戰後經濟復興都已走上正軌，日本卻依然在蕭條的邊緣徘徊，於是日本政府打算放棄道奇路線而改弦易轍，可美國佔領當局卻不同意。無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採取金融緊縮政策，而這使本就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變了，因為北韓戰爭爆發了：北韓戰爭中美軍的司令部就設在日本東京，日本成為美國海軍、空軍出擊的基地，同時也是美軍軍需物資的中轉補給基地。一時間軍事訂單如潮水般湧來，而以船舶、鐵路等為代表的交通運輸行業則直接在軍需物資的週轉排程過程中被最大限度地運營起來。不難想象這些對當時處於蕭條狀態中的日本經濟而言將帶來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續3年的北韓戰爭使日本從美國獲得了高達10億美元的“特需”收入，這還沒考慮到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在日本消費所支付的款項。相比直接的經濟收入而言：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需要日本人為其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這就為日本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就業的增長又進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內需，從而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整體發展。整個北韓戰爭期間日本興辦了大量工廠，基本實現充分就業，股票市場也開始回暖，外匯收入猛增，棉紡織品的出口量躍居世界首位。到1951年日本經濟已全面恢復到戰前水平，隨後日本利用從西方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與裝置實現了經濟的加速發展。

1955年日本農業取得大豐收，與此同時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都已超過戰前最高水平，這一年日本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戰前的135%、工業產值達到戰前的158%、農業產值達到戰前的148%、人均實際國民總產值達到戰前的105%。以此為標誌日本已走出戰後經濟恢復重建時期，開始真正邁向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在這一年日本政府公佈的戰後《第十次經濟白皮書》中強調：在恢復中求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從此以後日本的發展要依靠實現現代化，於是提倡科技創新的呼聲日益強烈。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科技教育領域奠定的基礎並沒在二戰中被摧毀，相反在戰後日本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在科教領域的實力——義務教育從六年提高到九年，到70年代日本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已達到100%、高中入學率達到97%、大學入學率達到30%。日本在科教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為日本經濟的進一步振興提供了人才優勢。1961年12月27日當時的池田內閣正式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一計劃的核心在於：以10年為期限力爭使日本國民的收入在進入70年代時比60年代初增加1倍以上。這一計劃的提出和實施極大提升了人們的勞動工作熱情。戰前日本的工人曾在財閥的盤剝剋扣下一天辛勤工作十幾個小時，卻連維持他們和家人基本生活的食物都無法獲得；然而在1945年12月22日終於可以組建自己的工會組織，1946年9月27日他們獲得了罷工的權力並且企業主不再能隨意開除他們，1947年9月1日他們獲得了最低工資保障和對最長勞動時間的限制性規定。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開始完善各種國民社會福利保障，這一切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積極性，到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這一時期取得的成績除了日本人自身的努力之外還存在一些客觀因素：日本作為一個呈狹長狀分佈的多山地島國、人口多、資源匱乏曾被視為是對經濟發展不利的，這甚至成為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誘因之一；然而在戰後日本的地理特徵卻顯示出一定的優勢：呈狹長狀分佈的眾多島嶼之間整合得異常緊湊(本州與四國之間的瀨戶內海,最狹窄處寬度僅約10公里,本州與九州之間的關門海峽,最窄處甚至僅有1公里），這就為建設連線各島嶼的交通運輸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日本海岸線綿長，擁有眾多的優良港灣，而多山地形使日本的城市和重工業幾乎都集中分佈在海岸線上，這就大大方便了用船舶進行大量運輸，在國際貿易日益繁榮的時代日本這種島國優勢就得到了進一步釋放。戰前令日本政府困惑的人口問題不再被視為負擔，恰恰相反一億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被視為是寶貴的勞動力資源。

進入70年代後日本已在造船、電視、半導體、汽車等產業領域超過美、蘇、德等國而居於世界首位，在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合成樹脂、新聞紙等領域居於世界第二，鋼鐵、化肥、水泥、毛線等領域位居世界第三。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民在實現充分就業的基礎上每年可以拿到多於4個月工資的獎金，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都在這時進入了普通家庭。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發展正經歷著急劇的轉型：在此之前日本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的製造產業為主，這一時期日本開始著力發展以電子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為此日本明確將科技立國作為基本國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的數控機床在全世界機床總數中的比重已達到52.7%，日本的機器人數量佔全世界擁有量的70%。進入80年代後國際形勢的發展使日本呈現出一枝獨秀的面貌：蘇聯由於阿富汗戰爭以及美蘇軍備競賽，加之東歐諸國劇變，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則在經過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週期後逐漸走入低谷：住房金融產業出現危機，社會信用危機日益嚴重。此外經常性國際收支趨向平衡，但國內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也不斷上升，財政赤字創下歷史紀錄。當美、蘇兩極都走上下坡路的時候日本經濟卻一路高歌猛進，日本人甚至在討論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這時出現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號，全體國民預感到“日本的時代”即將到來。這時的日本人絲毫沒意識到這已是日本經濟最後的輝煌——在接下來的90年代日本經濟開始跌入蕭條的深淵，此後日本在泡沫經濟破產的深淵中掙扎了十多年，其間出現過三次週期性衰退和兩次年度負增長，到2001年時年度負增長達到-1.2%，創下戰後最壞記錄。儘管此後的日本經濟有所回升，但後來又因受美國次貸危機波及而再次進入動盪，至今仍未能從這種動盪狀態中走出。

縱觀日本的發展歷程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日本之所以得以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絕不僅僅只是二戰後幾十年發展的結果，而即使是日本戰後所取得的成果也不能完全視為日本自身奮鬥的成就——且不說日本迄今為止仍是一個受美國高度控制的對外依存度極高的國家，甚至日本得以實現戰後復興的一整套國家機制本身就是依據美國佔領當局的意圖而制定的。日本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依賴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資本、技術以及市場的，相比之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經濟底子真可謂是一窮二白，而更為嚴峻的是中國的經濟建設很難依靠外部的資本、技術、市場。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經濟建設是基於自力更生的基礎之上，不可否認在1949年到1979年的前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出現了重大的曲折波動，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基本事實：正是在這30年中土地改革使中國農民獲得了祖祖輩輩期盼已久的土地，掃盲運動使六億人掌握了讀寫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全世界最為齊全的工業體系。也是在30年之內中國的總人口增加了1.6倍，人均壽命預期也提高了1.6倍。在1979年至今的四十年裡中國一方面依靠前30年獨立自主打下的工農業基礎，另一方面透過改革開放積極與國際市場接軌，從而使生產力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的成功經驗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但我們在學習別國先進經驗的同時應當更為客觀地看待本國史和外國史。當我們看待發達國家的成功時不該對本國所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妄自菲薄，同時我們看待發達國家的成功不要僅僅只著眼近幾十年或百年內他們所取得的成果，也應當注意到在漫長的古代歷史程序中他們在農業、工業、商業、教育、醫療、交通、軍事等各領域的積累。正如本題中的日本如果沒有明治維新以及更早之前的古代日本在國民教育等方面的積累，那麼日本戰後的經濟奇蹟還是否會發生恐怕就是未知之數了。在物理學上有一個能量守恆定律——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哲學上有一個與之類似的概念叫做物質不滅——物質是不能被消滅的，它只能轉化為其他形態。事實上整個宇宙以及地球、人類的進化歷史、人類文明的演進歷史同樣遵循這一定律：歷史就猶如一條無法割斷的河流。人類歷史任何一場變革都不可能是憑空發生的孤立事件，而必然有其一系列前因後果。我們在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時應當儘可能避免功利性地過分鼓吹其在某一歷史階段的成就，而理應深入分析取得這些成就的前因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