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滅亡緣於暴政，緣於不節制的大興土木和對外戰爭。然而，作為一個剛剛建立的王朝，隋朝的統治者為何如此缺乏政治智慧？有人說，凡經歷百年紛亂而建立起的統一王朝大多短命或多亂，戰國後的秦朝、三國後的晉朝、南北朝後的隋朝莫不如此，難道真有這樣的歷史“潛規律”？

財富之謎

公元581年2月，9歲的北周靜帝宇文衍下詔把皇位“禪讓”給他的丞相、陝西華陰人楊堅，楊堅改國號為隋，建年號開皇。史載，這一天長安城上空有祥雲升起。

7年後，隋朝大軍南征滅掉了陳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自東漢末年以來300多年的分裂割據局面。

楊堅是個“馬上皇帝”，為統一天下，他取北周、滅北齊，戰突厥、吐谷渾，南征陳朝，幾乎年年打仗，加上對各種勢力時而拉攏、和親，對部下賞賜，樣樣都花錢。戰亂對經濟破壞很嚴重，按理說楊堅是個“窮皇帝”，日子能揭開鍋己經算不錯了。

但是，隋朝卻以驚人的速度迅速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年），距滅掉南陳也就三四年光景，楊堅便接到戶部報告說“府庫皆滿”，收上來的東西多得都沒處放了，這讓楊堅自己都覺得奇怪：“朝廷實行的是薄賦政策，近年來又不斷大賜將相，怎麼還有這麼多錢？”

這不是戶部官員哄領導開心，隋朝建國初始財政收入就十分驚人，朝廷府庫中積聚了龐大的粟帛，確實沒地方存放了。楊堅於是下令在各地修建了許多倉庫，著名的有興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每個倉庫儲存糧食都在百萬石以上。但這些還不夠用，楊堅在位末期，又出現了“府藏皆滿，無所容”，他的兒子隋煬帝楊廣登基時，全國的官倉儲備足夠國家50年支用，這是歷朝歷代都無法達到的經濟奇蹟。隋朝滅亡20年後的唐貞觀十一年，大臣馬周向唐太宗李世民報告：“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過了20年了還在吃隋朝的糧食？這不是誇張，近代考古發現印證了這一點。1969年，洛陽發現了隋含嘉倉遺址，面積達45萬平方米，探出259個糧窖，僅其中1個糧窖裡就有炭化的穀子50萬斤。

經歷長期戰亂而建立的王朝初始階段大多拮据，漢初經濟一片蕭條，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毛色一樣的4匹馬，有的大臣只得乘牛車。對照一下，隋朝的經濟成就可謂異軍突起，所以元代經濟學家馬端臨指出“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美籍漢史學家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變遷》一書中也說：“在隋文帝和隋煬帝的統治下，中國又迎來了第二個輝煌的帝國時期。”

問題是，如此巨大的財富究竟從哪裡來的？

國富民窮

隋朝的巨大財富，簡單地說是來自於改革。

隋朝建立時，擺在楊堅面前的也是個爛攤子：戰亂頻仍，社會動盪，經濟蕭條，人口減少，財政困難。為鞏固統治，楊堅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發展經濟，穩定社會。

在土地政策上，隋朝推出了著名的均田制，打破了南北朝以來士族豪強不斷兼併土地的局面，規定年滿18歲的丁男每人受露田80畝，婦人40畝，就連奴婢都依丁男受田，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在賦役政策上，隋朝延續了北朝的租調力役制度，規定年滿18歲的成丁才開始納租調、服徭役，一夫一妻每年納租粟3石、絹1匹、綿3兩或布6丈、麻3斤，單丁和奴婢減半。此外，成丁男子每年服徭役1個月，後改為自21歲起每年服役20天。

正如楊堅本人所認為的那樣，隋朝實行的是一種薄稅制，單從政策來看，民眾的負擔相對較輕，有利於休養生息。不過，為了保證國家的稅收，隋朝還推出了許多配套措施，重點是整頓人戶、清查戶口，在這方面突出的是“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兩項政策。

南北朝以來各地隱瞞人口或“詐老詐小”現象十分突出，造成納稅人口大量減少。為防止舞弊，隋朝在清查戶籍時建立了人口檔案，那時沒有照像技術，沒辦法在檔案上貼像片，就把每個人的長相用文字描述下來，記述其體貌特徵，防止謊報年齡，這就是“大索貌閱”。

有些稅賦是按戶收取的，為了逃稅民間出現了“民多蔭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的怪現象，隋朝推出一項政策，規定每年正月五日由各地的縣令派人到鄉村，以300家至500家組為一團，依據每家資產情況確定戶數和納稅標準，寫成簿籍，這就是“輸籍定樣”，防止逃稅和地方官員暗中做手腳。

隋初轄區內僅359萬戶，加上滅陳後增加的50萬戶，全國總戶數不過400萬戶多一點。到隋大業二年（606年），全國總戶數已增加到897萬戶，10多年增加了一倍多，總人口數更是超過了4600萬。這當然得宜於國家統一、社會逐步穩定的大環境，但這種超反常的增長更多是戶籍改革帶來的。

納稅標準雖有所降低，但納稅人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自然也有了快速增長，社會所實際承擔的稅賦總額沒有減少。正常的稅賦之外，隋朝還推出了所謂義倉制度，規定農戶平均每年要向“義倉”繳糧0.7石，相當於稅收之外的“亂收費”，國家糧食儲備大幅增加，百姓的負擔卻進一步加重。

對於隋朝的巨大財富，認為來自於發展經濟、休養生息，至多對了一半；認為來自於輕徭薄賦的政策，則與論題相好相反；認為來自於隋文帝推行節儉、財富是省出來的，顯然沒抓住重點。

隋朝的國家財富短期急驟增長，一部分來自於統一環境下經濟的逐步恢復，另一部分主要來自於財稅政策、戶籍政策的改革，說得直白些是“與民爭利”的結果。

管理不善

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財富本身沒有錯，是個好東西。

但是，有財富還必須會管理，既不能因一夜暴富而迷失，也不能因為有錢而“任性”。多少成敗都與財富有關，有人因富而驕，有人為富不仁，有人學會了揮霍，有人走上了歧途。

作為一個王朝，因為太有錢而迷失方向的似乎還沒有，不過隋朝是個例外。

隋朝是個“任性”的王朝，尤其皇位傳到楊廣手裡時，看到國家富有，以為這就是強大，是盛世來了，所以生活由節儉變得奢侈，又不節制地大興起土木、大肆發動對外戰爭，導致國力迅速下降。

楊廣即位不久就下令修建東都洛陽，這項工程有多大呢？僅為此修建的一處運輸材料用的壕溝就接近1000公里，調發數十萬人才修成，洛陽城本身的規模就可想而知了。據史料記載，參加洛陽城修建的人工每月都保持在200萬人，該工程最後總耗費工時為男丁2800萬/月工，其間大量民工死亡，“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

比這項工程還要大的至少有兩個，就是人所共知的開挖大運河和重修長城工程，這兩項工程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是幾個簡單的數字所能概括的，任何封建王朝試圖完成其中一項都必須經過長期準備，啟動這樣的工程勢必慎之又慎，而楊廣隨意上馬，幾乎同時開工，再厚的家底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楊廣還好大喜功，在啟動大運河工程的第二年就發動了一場著名的對外戰爭，率113萬人御駕親征高麗，這一仗成本很高，僅負責糧草運輸的民工就是軍人的1倍多，最後35萬軍隊到達前線，由於勞師遠征，加上戰術失誤，打了敗仗，只有2000多人生還。

速亡原因

楊廣在位只有12年，其中11年是在西巡、南巡以及遠征中度過，他以生活奢華著稱，三次遊幸江都，每次都乘坐高大的龍船，後面跟著數千艘船隻，整個巡遊隊伍多達十幾萬人。

另一方面，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遇到天災，“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這時候朝廷府庫裡非常殷實，但官吏們怕上面追究，不敢發放糧食賑濟百姓，造成了天怒人怨。

公元618年4月，宇文化及等人發動兵變，弒殺了已經眾叛親離、失去民心的楊廣。兩個月後，李淵在長安稱帝建立唐朝，隋朝滅亡，國祚僅38年。

盛極一時的隋朝“二世而亡”，再蹈秦朝滅亡的覆轍，其歷史教訓發人深省。

首先對隋朝滅亡原因進行深入探討的是唐朝統治者。唐太宗貞觀年間，隋朝因何滅亡一直是君臣熱議的話題，唐朝統治者們得出的一個共同結論是，隋朝並不是因為太貧窮而滅亡，按照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隋朝統治者不愛百姓愛府庫，所以國家的財富與社會矛盾同步積累，“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明清之際的學者唐甄見解更為深刻：“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意思是，民眾是國家的根本，只有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富裕，國家的政權才能鞏固。

國家有錢，修建一些基礎設施、對外鞏固邊防本來是正確的國策，但脫離實際走得太快太遠就會出問題。如果隋朝統治者立國之初抓住人心思穩的大好局面，一邊發展經濟，一邊制定符合發展規律的政策措施，讓百姓得到實惠、共享財富成果，就不會出現“快速致富”後又迅速滅亡的悲劇了

隋朝開始有官倉，民倉。官倉屬於國家所有，收稅來的，民倉是讓老百姓把閒餘的糧食放進去，後來官府控制了民倉，變成強制了，與民逐利。饑荒時卻捨不得放糧救災，隋文帝被稱為逐糧天子。這或許可以說明你的問題。

還有隋朝建國時，人口就不少，平陳也基本屬於和平解放。人口在古代就是一切

從稅賦來，政策對路，扶農樂業，助商廣基。國富民強，三十年足以。我們的國家就是例子，改革開放三十年，物廣人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