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人口多寡是衡量一個時期是否是盛世的一個重要指標，自秦末以降，中國人口的增長一直處於波動之中，有低谷至不到五百萬，也有過過億記錄。清代特別是在康熙朝中後期，康熙皇帝認為盛世已經到來，決定推行“盛世滋定，永不加賦。”這是導致清朝人口激增的一個重要導火索，雍正朝時推行了攤丁入畝的改革，人丁稅幾近取消，因而導致民眾的生育願望大大增強，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數字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億大關（1.4億），並相繼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億，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

在嘉慶年間，就已經有學者主張要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長。這個人就是洪亮吉，他指：“五十年以前，五祖父之時，米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今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昔以升計者（指米），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

至於人口增長的具體原因，除了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之外，還與清前中期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以及高產農作物的種植都有一定關係。清代前期，除了區域性的動亂以為，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因此人口繁衍的環境是比較好的。明末以來，許多來自美洲的高產農作物，比如馬鈴薯、西紅柿、辣椒等，大大增加了中國的糧食產量，彌補了糧食短缺，這也是導致清中期中國人口爆炸性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然也有很多人提出清朝的人口增長速度是相對穩定的，並不存在所謂爆炸性增長等問題。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使得中國人口遭遇了斷崖式的下降。

一、政治條件好。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政局穩定，國泰民安，經濟繁榮，利於人口增長。

二、經濟因素：大清朝實行"攤丁入畝".這標誌著在我過實行2000多年的以人丁為徵稅標準的做法完全取消，稅收以前是按人頭，按你家的人數來收稅，清朝改成按你地的數量收稅，這是很厲害的舉措，家裡添了人丁，稅沒增多。這是人口增長的一大因素。為人口激增提供了有利的經濟基礎。

三、農業保障：薯類和玉米雖然是在明朝轉入我國，但是大量種植和發展，確是在清朝，同時由於"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更名田","攤丁入畝"等政策的頒行，刺激了人民開荒生產的積極性，土地多了，糧食多了，人自然也就多了。

四、人口流動。清初推行的人口遷移政策，讓人群向更利於生存的地方遷徙，更加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為人口增長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人口基數增加。由於清朝是個大一統的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因此團結了很多少數民族，民族大融合，使得人口基數增加，為人口的增加奠定了條件。

六、軍事穩定：對內平三藩之亂、收臺灣、鎮壓太平天國、平定新疆。對外收復朝鮮、漠南蒙古諸部，討準噶爾，蒙古族幾乎全部成為清朝的國民； 把新疆納入了中國版圖，六次出擊西藏，五次大勝。軍事強悍對人口增長是有利的。

戶口與人口數統計，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令統治者很頭疼的問題。

因為被官府統計過，就意味著需要交納皇糧國稅，這在中國古代確實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因此就有各種隱匿人口的手段。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為常見的辦法就是冒充地方大族的附屬人丁，這樣就可以逃避賦稅徭役。

但是戶口事關國家之賦稅，統治者不能不重視，最早的全國戶口統計記載為班固《漢書地理志》所記西漢元始二年（公元85年），人口數約為5959萬。

之後的一千餘年中，中原王朝的統治人口數始終處於一種低增長率的狀態。期間宋朝人數算是較多的，據歷史學者分析，南宋嘉定年間，中國人口數量應當突破了一個億。朱元璋奪取帝位後，經過大戰後的十幾年的休養生息，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人口數為5987萬。

如上圖所示，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經過近九十年的繁衍生聚，人口數達到歷史的新高，至14341萬，然而增長還沒有結束，到乾隆二十七年，人口數突破了兩億，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數竟然突破了四億。這也是晚清時期，中國號稱“四萬萬人”的原因。

為什麼清代人口會出現如此史無前例的增長？

一是政策方面的原因。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聖祖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此後以康熙五十年人丁數為準，“勿增勿減，永為定額”。這就意味著，在中國古代通行千餘年的人頭稅被取消了，繼“永不加賦”之後的“攤丁入畝”政策，進一步把賦稅徵收物件，轉移到土地這一穩定的目標上。因此藏匿人口也就沒有了經濟方面的必要，因為不管上報多少人口，最終都會按一家佔有土地的多少去徵稅。這樣以來，大量被隱藏的戶口數被挖掘出來，再者，永不加賦也在客觀上減輕了政府對人口的束縛，為清朝人口激增奠定了政策基礎。

二者是美洲高產旱地作物的傳入。主要有兩種，一是玉米，二為甘薯。這兩個新物種自明末清初傳入中國後，在國內得到傳播。特別是清代康乾盛世，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但是中國自古農業社會，平原和水鄉早就被開發成了麥田和稻田，只有山區及各種貧瘠土地還沒有開發，玉米和甘薯正好能適應貧瘠的土地。這兩種作物的傳播促進了山區的開發，也促進了中國人口的飛速增長。正因如此，也有人稱清代的康乾盛世為“地瓜盛世”，此說雖然有些誇張的成分，但是外來高產旱地農作物對清代人口快速增長的支撐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參考文獻：

韓茂莉：《中國歷史農業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前面幾個答案已經論述了人口激增的政策及經濟方面的致因，如新農業品種（玉米、番薯）的傳入、攤丁入畝、長期和平環境和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等多重原因。

在此我想說一點，就是王朝迴圈下的中期巔峰論，也就是說：

舊王朝失去制度活性，新王朝從而建立，百廢待興，休養生息約50年，人口就會出現結構性、爆炸式增長。進而人口激增的雙重性使得土地資源的分配模式發生變化，社會秩序再次變動，如果沒有新興產業和政府新政策的引導與最佳化，王朝又會陷入另一輪危機。

中國傳統的人口統計方法往往是丁口數（賦稅單位），也就是實際人口數要大於文獻的資料。眾所周知，經明末大規模戰亂，人口銳減，清入關時全國人口總數最多不超過1億。

據梁方仲先生在《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中研究統計，康熙以降，國內人口猛增，乾隆六年(1741年)，全國在冊人口總數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1億大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又相繼突破2億和3億。

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年，人口總數突破4億大關。從不足1億到4億多，時間不足200年。到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達四4億3千1百多萬，這是清代人口的最高點。人口從明末到咸豐年間，幾乎增長了四倍。

康熙之後，鄉村施行保甲制度，往往相對比較嚴格的執行人口普查，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

同治之後，太平天國、捻軍進入長江流域，華北有捻亂，影響了人口查報，南方損失了幾千萬人口。到了光緒年齡，人口約有2億。宣統三年（1912年），大概3.47億人。

當然，清代中期人口的爆炸式增長與農業的小型模式，也產生了一系列相應的社會問題。傳統的社會形態無法承載如此規模的人口，自然許多問題相伴而生，流民增多，土地分配產生問題乃至階級分化導致階級間關係惡化。

立足於經濟學理論，從人口與生產力的比例而論，生產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質量，其實沒有改善。民眾的謀生手段不得不多元化，也促使了基層經濟基礎的解體。

不難想象，增添的人口，必須要有新的土地資源，促使尋求變通與開源，墾荒新的耕地。學術界常說的“嘉道轉型”，便與此息息相關。

後來歷史上所謂的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和去邊疆，甚至改土歸流，無疑與人口激增而清政府鼓勵移民實邊活動，開發懇殖政策，具有一定的邏輯關係。

清朝中期人口激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清政府統治穩定，境內戰亂減少，社會環境穩定。這是大前提，天天兵荒馬亂的，人口肯定不會增加。

2、賦稅制度的影響。康熙推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賦”，規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數為準，此後達到成丁年齡的，不再承擔丁役，但這項制度還不是很完善。雍正推行，乾隆延續的攤丁入畝，廢除了人頭稅，將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丁稅）廢除，而併入土地稅。這就在客觀上放鬆了封建政權對於底層百姓的人身控制，刺激生育率的提高，以前大量隱匿的人口也無需遮遮掩掩，所以人口就突然多了起來。

3、高產農作物的引進。賦稅制度變了，人身依附鬆弛了，人口增多了，都要建立在糧食產量的提高。清代將番薯和玉米等農作物大規模推廣種植，極大地彌補了傳統農作物產量不足的問題。

4、土地開墾。社會的穩定，人口的滋生，也促使大量土地被開墾為良田，又進一步促進糧食產量的提高。

所以，社會穩定，制度影響，吃的多了，產量高了，人口自然就爆炸式增長了。

這是一個很多人在探討的歷史問題。明代晚期的中國，總人口在1.5億人左右。清軍入關過程中，發生了多次大規模的屠殺，其中比較有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相當殘暴的大屠殺，其慘烈程度不亞於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據估算，當時中國的總人口銳減了一半左右。

但是華人口在康乾盛世時期發生了超規模的增長。專家根據文獻發現，華人口在乾隆六年突破一億，在乾隆27年時突破2億，在乾隆55年時突破3億，在道光四年時突破4億。後來清末發生了很多戰亂，外國勢力入侵，太平天國起義等，人口增速停滯。在中華民國期間，中國就一直是4萬萬同胞。

那麼清朝中期華人口激增的具體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個因素當然是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給了老百姓修養生息的良好環境，在中國歷史上，這些階段往往都是人口增加的時間段。

第二個因素是玉米、番薯、馬鈴薯傳入中國，並實現大面積的種植。人口的增加需要大量糧食的供應。過去老百姓種植的水稻和小麥等作物，需要精心的管理才有收成，而這幾種作物的生長能力很強，而且高產，就算很貧瘠的土地，也有不錯的收成，可以餵飽很多人口。當然與之配套的是清朝統治者推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農業政策，讓老百姓種植糧食的積極性大大提升。

第三個因素是傳染病的發生大大降低，比較嚴重的傳染病是天花，這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得病者死亡率非常高。在明代中期，華人率先發明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法，而這個醫療技術在清朝大規模推廣。另外，國外傳教士的進入，也帶來一些西方先進的醫療技術，兩者的結合使得傳染病的死亡率下降，此外，清朝採取的民族隔離政策，設定漢族和滿族隔離區。這一項政治舉措無心插柳地也防範了各地傳染病的蔓延。

看了目前的回答，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賤民問題”，也就是人口統計政策的變化，也是清朝中期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1）人口激增原因的常規回答

所有人的回答都集中在以下四點：

其一：清朝自康熙中後期開始有一個穩定的和平環境，中國只要和平穩定就會發展，人口就會增長，這個是根基；

其二：實施了稅收改革，康熙朝“盛世滋定，永不加賦。”，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

其三：南美玉米、白薯由晚明觀賞作物為主變成糧食作物為主；

其四：傳染病影響範圍相對縮小的同時醫療水平上升。

清朝人口從雍正二年（1724年）的2500萬人到乾隆六年（1741年）達到1.4億，乾隆時期三十六年人口突破2億超過明朝最高人口數量預計，到了嘉慶年間人口高達4億。但其實，數千萬“賤民”被納入人口統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2）賤民問題不可小覷，中國“賤民問題”一直都很嚴重

明朝，強化了“賤民制度”，朱元璋編制戶籍原則的時候就是以“辯貴賤、正名分”為宗旨，賤民非常多，他們都不進入戶口統計。像明朝就有流民、墮民、佃戶、奴僕、丐戶、樂戶、疍戶、娼妓、僧道、海戶、皂隸、漁民等幾十種賤民。同時，大部分少數民族也不進入人口統計。

明朝人口統計，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裡“未生一人，未死一人”永遠都是五六千萬就是明證，那個只是“納稅人口”，對明朝實際人口數量的最高估計是2億多人。也就是說，一億五千萬人沒有進入“戶口統計”。清朝人口的暴增就是把沒有進入“戶口統計”的“賤民”納入了“戶口統計”，與真實人口數量更接近。

（3）解放“賤民”使清朝獲得了極大支援

雍正、乾隆時期系統解放了樂戶、墮民、丐戶、世僕、伴當、疍戶、棚戶等十多種“賤民”。

雍正和乾隆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有些人不是反對我們統治嗎？那好，我把你們漢人中被人看不起、奴役了兩三千年、幾百年的賤民、賤戶扶正？他們能不忠於我！

同時對於漢人對滿人地統治更有了好感，更增加了稅收。

更詳細的內容，可參考本人在2017年12月7日回答的“清朝的人口多還是明朝的人口多”這個問題。

我覺得原因有這麼幾個：

1、清朝中期之前政局穩定，有100多年的穩定發展時期，社會相對安定，為人口增加提供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

2、清朝初年統治者很重視農業的發展，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帝王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大力推行墾荒政策，使農業生產得到很快恢復，並且有較大的發展。

清朝農業耕地面積不斷擴大，大片荒地得到開墾，邊遠地區也得到了開發。統治者很水利興修方面，有利於農業發展。在農業種植方面，改進種植技術，改良新品種，推廣玉米、甘薯等高產作物，使糧食產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3、清朝統治者實行的賦稅改革制度。清朝前期實行“攤丁入畝”，取消了人頭稅。宣佈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丁銀為準，以後的額外增丁，不在徵收丁銀。從而把丁銀額固定下來，稱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因此很多隱匿的人口多出來了，農民也大量生育後代。

　　眾所周知，清代是中國人口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經過清代268年，華人口從晚明的大約1.5億人猛增至大約4億人，由此產生了“四萬萬同胞”這個著名的詞彙。而這其中，延續百年的“康乾盛世”又是人口增長的關鍵時期。百年之間，清朝人口從康熙初年的大約1億猛增到乾隆末年的超過3億，從而為“四萬萬同胞”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乾隆時期畫家徐揚的《盛世滋生圖》，反映了清代中期社會繁榮、人丁興旺的局面）

　　然而，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清代人口的猛增主要原因是番薯、玉米等高產作物的引進，從而養活了更多的人口，所以，所謂“康乾盛世”不過是“番薯盛世”，靠吃番薯造就的清代人口的猛增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那麼，這種說法真的對嗎？筆者認為，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真相的！因為番薯和玉米等作物一直到乾隆末期才開始大規模推廣，到了近代才開始取得較大的發展。根據相關統計，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番薯之類的作物產量還只佔糧食總產量的9%左右，清代中期只會佔比更少。靠番薯來養活這麼多的人口顯然是不可能，所謂“番薯盛世”是一個偽命題。

　　那麼，造就清代人口猛增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筆者經過總結，認為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耕地面積的空前增長，一個是農業技術的提高，一個是行政管理方面的積極作用。

　　（創作於雍正時期的《胤禛耕織圖》，雍正帝在圖中被描繪成一個農夫的形象，表現了清帝對於農業生產的高度重視）

　　先說第一個原因。

　　大家知道，清朝入關、定鼎中原之後，歷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開疆拓土，疆域極大地增加了。到乾隆中期，清朝疆域超過了1300萬平方公里，這就為耕地大幅增加提供了先決條件。同時，清帝普遍重視墾荒，把墾荒定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指標。經過康雍乾三代的努力，內地的土地利用率較明代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基本上到了“地無餘隴”的地步。而對於新開拓的邊疆地區，清廷則從內地大量移民進行開發。到了乾隆末期，內蒙、青海、新疆、臺灣及東北地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開發。嘉慶年間被流放伊犁的洪亮吉在新疆已經看到了“今看戈壁外，沃壤庶無棄”的景象。經過上百年的墾荒開發，到了乾隆末期，根據學界估算，全國耕地面積已經達到了11-12億畝，較之明代全盛時期的約7.8億畝增加了大約50%。清代耕地面積的大幅增加，保證了清代農業取得較大的發展。

　　（鴉片戰爭之前的清朝版圖，面積超過1300萬平方公里，為耕地面積的大幅增加提供了先決條件）

　　再說第二個原因。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因而能夠集中國傳統農業技術的大成。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發展，將農業視為國家的基石。因此，清朝統治者對農業技術的發展也很上心。康熙時，清廷主持在北方進行種植水稻的試驗，獲得成功後進行全面推廣，從此北方也開始了水稻種植。同時，清廷又大力推廣複種技術，到了乾隆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實現了複種。北方地區一般是二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即在小麥種植的間隙插種豆類或苜蓿等飼料作物，長江流域則是每年一季小麥一季水稻或一季油菜一季水稻，嶺南地區自然條件好，普及了雙季稻的種植，而且還向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省進行推廣。複種的普及，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大大增加了糧食產量。根據學界估算，清代中期糧食產量大約是明代晚期的兩倍，刨除耕地面積增加50%的因素，估計平均畝產比明代提高30%左右。這在沒有化肥、農藥等現代農業技術的前提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來看也屬於先進水平。一直到乾隆末期的1793年，跟隨馬嘎爾尼使團來華的約翰巴羅還透過觀察發現，當時的中國北方的小麥播種和收穫比率能夠達到1:15，而同期的英國則只有1：10。同時，清朝的農業技術書籍出版也很繁盛，有清一代出版的農業技術書籍比之前所有朝代的總和還要多得多。特別是乾隆時期由官方編修出版的《授時通考》，堪稱中國傳統農業技術的大百科全書，書中體例嚴謹、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全面展現了清代中期為止中國傳統農業技術的發展成就。

　　（圖文並茂的《授時通考》，堪稱中國傳統農業技術的大百科全書）

　　最後說第三個原因。

　　學過中學歷史的人可能都知道“攤丁入畝”這個詞，它是指清雍正年間在康熙五十一年將全華人丁稅固定下來（即所謂“永不加賦”）的基礎上實行的一項重大改革。經過“攤丁入畝”之後，人頭稅分攤到了田畝稅重，田地越多的人交稅越多，而無地少地的底層農民則可以少交甚至不交人頭稅，這就大大減輕了底層人民的負擔。過去了那種為了逃避人頭稅嫁掉老母、溺死女嬰或者委身於豪門士紳為奴的現象大大減少了，過去被隱藏的人口也大量被統計出來。這直接推動了清代人口的大幅增長。同時，有清一代，清廷一直高度重視賑災救災工作，把賑災救災工作視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指標。從報告災情、勘驗災情、稽核災民到放賑救災，清廷都有一套完整嚴密的制度。清廷還重視動員組織民間力量進行救災，對於民間士紳積極救災有功的人員，往往能得到朝廷嘉獎。清廷還透過政府和民間兩個途徑共同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賑災糧儲備體系。政府出資興建的常平倉和民間士紳興建的義倉結合在一起，為清代賑災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據海外學者估算，由於有嚴密有效的賑災體系作為保障，清朝在1840年以前雖然區域性災荒頻繁，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饑荒。清廷所建立的賑災體系，在1840年以前估計拯救了1.5億到2億人的生命。這為人口大增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位於陝西省大荔縣的豐圖義倉舊址，它成為清代民間義倉建設的歷史見證）

　　當然，說完了上面三個主要原因，也不能忘記說一說番薯、玉米等作物的功勞。雖然番薯、玉米在清代中期的糧食作物中所佔的比例非常小，但畢竟解決了山區居民的糧食問題，對於清代人口大增長還是有一些貢獻的。但若硬把清代人口大增長說成是番薯和玉米的功勞，把康乾盛世說成是“番薯盛世”，那顯然就完全的是不顧事實啦！您說呢？請支援本團隊製作的《戰爭特典》《鐵血文庫》系列實體圖文書！獨立專業有種有料！

雍正皇帝實行“攤丁入畝”，不按人口收稅，改為按土地收稅，百姓沒有稅收壓力，家裡勞動力多，自然收成就多，多生多養自然水到渠成。

中國幅員遼闊，是一個農業大國，長期以來，人口一直是中國重要的資源，並且人口數量一直居於世界前列。在清代中期，中國人口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至於為什麼會在這一時期產生如此重大的變化，我認為有以下原因：

清代人口牌

首先，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時期，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清代時期，中國的封建文化發展到了頂峰，此時生產力水平相較於之前的王朝有了很大的提高。並且清代疆域遼闊，“舉當時極盛之數,然猶不逮我朝之繁庶”也有廣闊的耕作用地，但清代時期對於東北地區的封禁政策確實是浪費了廣闊的資源。還有，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醫療水平也得到了加強，針對病症的治療能力較前代有所提升，自然也會在一定層面上促進人口的提升。清代中期作為純正的封建社會的晚期（晚清時期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人口的增長也是情有可原的。

先農壇觀耕臺

其次，隨著地理大發現的開始，美洲的作物與資源也開始被舊大陸所認識。明清兩代，雖然中國較為封閉，但與外界也保持有一定的聯絡，尤其是隨著西方商人的開拓，原產於美洲地區的作物也開始被引入中國，如玉米、馬鈴薯等作物，這些作物對環境的要求較低，且產量很高，對人口的提升也有著側近作用。並且這些作物在清代時期也有了較為廣泛的種植，如張宗法在1760年所著的《三農紀》就記載了玉米的耕作方法。隨著這些作物的引入，進一步提升了糧食作物的產量，自然也就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康熙帝

再而，政策的影響。傳統中，“丁口”是基本的統計單位，“凡民男日丁,女日口,未成丁亦日口,丁口繫於戶”。清代初年承襲明代的制度，也採用“丁口”來統計人口，並且“丁口”也是繳納人口稅的重要單位，故而清代前期對於“丁口”的統計十分重視且詳細。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作出了重大的改革，提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銀”作為定額，此後增加的人口不再成為繳納稅負的計算基準，從而促進了人口的增長。此後，再度對此進行改革，實行“攤丁入畝”政策，實際上廢除了傳統的人頭稅，而將其併入田賦之中，使得多增人口不會帶來賦稅上的壓力，從而更進一步的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史載“丁隨田辦，田多則丁增，田少則丁減，田盡則戶不空存而無當丁之累。此皇仁之最溥者，於是七十年間，戶口之繁，十倍於前”。此外，人口統計政策的變更實際上也導致了人口爆炸性增長的現象，如雍正晚期統計有二千六百多萬“丁口”，七年後便有一億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人口”，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是由於單位的變化，即從“丁口”轉為“人口”.並且，傳統制度中，由於人口是重要的納稅單位，故而免於賦稅的貴族不登戶籍，而所謂的“下等人”也不被列入人口統計之中。而雍正時期對於這兩種群體也開始登記，人口統計範圍的擴大，也會導致人口數目的統計出現大幅度的增長。

參考資料：

1.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02期

2. 朱義明，清代中前期人口數量及增長率的辨析與重估，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6期

3. 劉峰、王慶峰，論清代玉米種植對救荒事業的影響，安徽農業科學，2006年13期

專家指出，明朝後期的實際人口在1.5到兩億，有記載六七千萬是男性成年納稅人口，還要加上婦女，兒童，老人，以及文武官吏勳貴，甚至流民，以及被地方豪族隱藏的人口。

先來談談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的原因，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這幾個方面：

1. 攤丁入畝，刺激了人口的增長。早在明代，就實施過“一條鞭法”，把課徵物件從人丁轉移到地畝之上，減輕了農民的稅負。到了清代康乾時期，在明代建制的基礎上實行攤丁入畝的制度，徹底廢除了人頭稅，將丁銀折入田賦徵收，百姓稅負減輕，人口自然而然隨之增長起來。

2. 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傳入。人口的激增除了受到政府政策的刺激之外，還與當時能養活的人數上限擴大有關，這一點與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密切相關。明代後期以後，番薯這些原產於美洲地區的高產作物得以傳入中國，清代更是大面積被種植，使得人們有了除稻米、麥子之外更豐富的糧食來源，人口自然會隨之上漲。

3. 康乾盛世的出現。政治局勢的穩定也是人口激增的原因之一，清代入關後前期的幾位君主大都勵精圖治，採取了一系列穩定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舉措，使得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有一百多年的盛世，成為清代發展的最高峰，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政治局勢比較穩定，百姓負擔較少，這些都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人口暴增對於清朝而言，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方面，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清代的農作物產量，國家的稅賦得以大幅增加，社會經濟獲得了發展的機會，這為清代國力的延續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人口暴增也帶來了行政管理和生活生產方面的負擔，土地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長勢必導致土地緊缺，接連還會導致人們到原先荒無人煙之地去拓荒，帶來了人口的遷徙和環境的破壞，成為人口暴增的負面效應。

要搞清楚清朝康乾時期人口激增的原因，首先得搞清楚明朝末年人口大量銳減的原因。

有人總說明朝滅亡的原因是黨爭，雖說有道理，但這不是根本，明朝滅亡最根本的原因是經濟上的崩潰。

造成明朝經濟從萬曆後期逐步走向崩潰的原因是土地的大量兼併，這些被各藩王和大地主兼併的土地並不需要交納賦稅，明朝廷的財政收入逐年下降，而開支卻在不斷增加，在沒有國債維持的封建王朝，這是造成一個王朝走向滅亡的最根本原因，而明朝末年到達高潮的小冰河期成了壓垮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說完了明朝滅亡的原因，我們再來看滿清入主中原後接手的中國。經過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等一大批農民起義軍的橫掃，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地主豪強被掃蕩，土地兼併現象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與此同時，剛剛入主中原的滿清統治者雖然也象歷代統治者一樣吸附在中國的農民身上，但畢竟滿清入關之時，人口數量並不多，只有十幾萬人，比起明朝末年朱元璋已達百萬的子孫數量都要少得多。總體來講，滿清入關後，中國農民的壓力比起明末來還是要小得多（其他任何朝代都是如此）。

儘管滿清入主中原後，所採取的政策並不比中國曆朝歷代相對穩定的時期更加高明，甚至很多方面做得十分差勁，但滿清統治者的運氣確實有點“逆天”，以十幾萬人口入主中原，算是撿了個大便宜，剛剛入主中原以後，肆虐了幾十年的小冰河期在順治年間幾乎就結束了。

同時，明朝末年就已經進入中國的紅薯、玉米、土豆等耐旱、耐寒的高產作物，由於明末戰亂不斷沒有向全國推廣，而在康乾年間，社會進入相對穩定期後，隨即逐步推廣開來，耕作技術也進一步成熟，足夠的糧食（哪怕是粗糧）才是養活幾億人口的關鍵。因此，也有不少人將所謂的“康乾盛世”稱為“紅薯盛世”。

總而言之，清朝康乾時期的政策並不能造成人口的激增，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土地兼併的改善，小冰河期的結束，高產作物的推廣，這四點才是這個時期華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

生產力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在古代，沒有現代科技，勞動力就是生產力，所以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否是與人口息息相關的。

一

清朝中期是處於我們常稱為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實我更喜歡稱這個時期為紅薯盛世，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大力推廣紅薯種植技術，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所以人口大增的康乾盛世水分很大。

在解決人口生存問題之後，朝廷也實行了減稅減賦的政策，更是減輕了百姓的生存壓力，自然會使人口有一個增長。

二

清朝在經歷了早期的征戰討伐，到了清中期，戰亂較少，除了邊遠地區，其他地方基本上沒有戰事，在古代打仗全是靠人堆出來的，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所以沒有戰爭也是清中期人口激增的一個原因。

三

古代不像現在生活中，有電燈，有電視。做了一天農活，回到家中已然疲憊不堪，晚上也沒有其他可以做的事。自然就是做那些不可描述之事，一來可以度過漫漫長夜，二來可以緩解一天勞作的疲憊，睡個好覺。從量變到質變，人口增長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