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圈漢墓探秘——並排三座漢墓，埋葬著淄川王劉建及他的兩個妃子

昌樂縣是濰坊市的近郊縣。這裡歷史悠久,人傑地靈。昌樂古為齊國首城,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載“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呂望做齊侯,呂尚都營丘,即今山東省昌樂縣”。昌樂因此成為齊文化的發祥地。

它還是龍山文化時期“骨刻文”的發現地,比安陽出土的殷墟甲骨文早1000年左右。位於該縣的崇山祭臺則保留了巨石崇拜時期遺物,巨型“石祖”聚集於一個祭壇,距今已有4000餘年歷史,屬世界罕見,至今國內外遊客絡繹不絕。在首陽山南麓還發現了一些古怪的文字元號,這些符號都是非雕非鑿的刻痕,蘊藏著無窮怪異,經專家初步認定,為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先民的文字,可與深藏貴州腹地的神秘景觀“紅崖天書”相媲美,被命名為昌樂“首陽山岩書”。

東圈漢墓，位於昌樂縣朱劉街道東圈村前的峨山上，民間稱作“齊王墳”“大冢子”，傳說“昌樂山上挖出了金縷玉衣”“盜墓賊把金縷玉衣上的金線抽走了”等等。

其實這座古墓很好找，東圈村前的濰昌路上就立著指示牌。“東圈漢墓”“世代古典汽車博物館”“桂河溼地公園”三部分組成了峨山風景區。如果網友有去這座古墓探奇訪古的，可以從這個汽車博物館門口西邊的公路上山即可。

以下是關於這座東圈漢墓考古資料的彙編

昌樂縣東圈漢墓，位於昌樂縣城以東約十公里，孤山東麓，一小山的頂端，土俗稱其為峨山，又有名為齊王墳者。它西依孤山主峰，東臨溎河，北不遠為膠濟鐵路。

實地踏察表明，原墓封土東西長約近百米。南北寬約八十米，高約八米，分層夯築而成，非常硬實。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當地群眾在此大規模動土，先後暴露出三個墓口和一個車馬坑。

三個墓口東西向呈一字形排列。中間間隔約十五米，基本呈正東西方向排列。三墓的結構基本相同，均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和圍繞後室的東西各一耳室、北面兩耳室組成。

現在讓我們對這座墓葬的主人進行必要的分析考證

首先，能夠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銘文，有封泥印文“淄川后府”，銅燈銘文“淄川宦謁”，“北宮”及漆器底部的“淄川北宮”等。“淄川”當為淄川國，“後府”當是淄川國王后府的簡稱，即在古蹟俗語習稱的後宮、北宮等，據《周禮·天官內宰》鄭注“北宮，後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的解釋可知，後府和北宮即是後宮，“宦謁”當是“宦官令”和“謁者令”的簡稱。

西漢時期，諸侯王國制同京師，有與朝廷相同的官制，雖然這些銘文，僅是隻言片羽，但它提供的資訊，卻是真實可信的。它既然提到淄川國王后府和其他官職，說明它與淄川國的密切關係，說明這座墓葬的主人，極有可能是淄川國某王及王后。

其次，工程浩大，也是一顯著特徵，它鑿於岩石之中，有高大封土，有很深的墓道，有大塊的方石填塞於墓道，有多個層次的墓室，有隨葬真車真馬的車馬坑和大量珍貴華麗的文物，這無疑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徵，是一般平民百姓和地主商賈所不能及的。

按通常規律而言，非王侯顯貴莫屬。特別是聯絡墓內發現的鑲棺玉板和金鏤玉衣，再聯絡典籍如《西京雜記》關於“漢帝及諸侯王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的記載及《漢書》中關於皇帝王侯埋葬用“玉衣”的記載；《後漢書》中關於皇帝玉衣用“金縷”諸侯王、列侯、貴人、公主用“銀縷”的記載，我們就會進一步清楚墓主人之身份。

如果根據銘文和墓葬規模，我們只能大致推知其為淄川國的某王及后妃或是列侯顯貴之墓的話，根據金縷玉衣這一物證，我們就會非常有把握地判定墓葬主人非淄川國某王及后妃莫屬。

關於淄川國，典籍中有較準確的記錄

據《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漢書·諸侯王表》記載，淄川國於漢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始封，以齊悼惠王子劉賢為首王，後來劉賢參與吳王劉濞的叛亂，伏誅。朝廷即徙濟北王劉志為淄川王，自志以後子孫相傳，歷八王。到新莽政權二年（公元前10年）國除，前後共歷一百七十多年，當時，淄川國都劇，即今壽光市紀臺。現在的昌樂城以東地區，距紀臺不過十幾裡，很可能是王族顯貴造墳起陵的理想之地。瞭解了這一點，對淄川王墓在昌樂附近發現，也就沒有可疑惑的了。

我們既已確定其為淄川國某王及王后之墓，但在沒有明確紀年文物可據的情況下，它具體到哪一位王及王后，是相當困難的。

但也並非無線索可尋，根據已知的可比較的資料，首先確定相對年代。一般說，錢幣是據以斷代的理想資料。昌樂淄川王墓的三座墓葬，共出土五銖錢幣近兩千枚，細審之，皆是鑄工精良，錢紋清晰，幣型規整之精品。

其中絕無“不淨邊廓，留有‘毛邊’，尚有半兩氣韻”的郡國五銖。這種現象，只有在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鍾官、巧技、辨銅）鑄錢，“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的政策推行之後，才能出現。

故淄川王墓年代的上限，不會早於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另外，這些錢幣中，亦無一例剪輪和延環五誅，根據此類五誅，始見於漢昭帝的歷史事實，知其時代的下限，當不會晚於昭帝。因此，昌樂淄川王及后妃墓的相對年代，應定在西漢武帝元鼎四年至昭帝期間。

查《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和《漢書·諸侯王表》可知，卒於漢武帝元鼎四年至昭帝期間的淄川國國王有兩位。其一為靖王劉建，其二為頃王劉遺。劉遺系劉建之子，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即位，卒於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也是漢昭帝統治的最後一年，這一年頃王劉遺在位已長達三十五年，如其墓所出近二千枚五銖錢中，不見一例剪輪或延環五銖，則不合此兩種錢始見於昭帝期間的歷史事實，故墓主人為劉遺的可能性不大，應予排除；劉建，淄川王劉志之子，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即位，卒於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位二十年。考古推定其為東圈淄川王墓的主人，與前面所言跟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埋葬時間比較，相去未遠的結論相合，與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幣制改革後的錢幣情況相合，當然，其墓塚氣魄的浩大，隨葬器物的精美豪華如金縷玉衣及車馬等，與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更是吻合。

所以淄川王墓埋葬的是靖王劉建及其後妃。

實話實說，以上資料實為網路上查詢編輯所得，並非作者親歷，實為二手資料，但是考證過程系統性邏輯性非常明確，考古證據邏輯線索確鑿，其結論應該是可靠的——昌樂縣畢都南漢墓，即淄川王墓，埋葬的當是靖王劉建及其後妃。

昌樂今屬濰坊一縣，歷史悠久，人傑地靈，很早即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故境內文物古蹟眾多。

東圈漢墓位於該縣朱劉鎮東圈村前的峨山上，當地村民習慣稱其為“大冢子”、“齊王墳”。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此地尚有一巨大土堆，當地村民便經常在此取土。時間一長，在後來的一次大規模動土時，村民無意中發現該土堆下有幾個看似人為開鑿的大洞口。村民便將此發現上報給了當地文物部門。

1987年12月，濰坊市博物館和昌樂縣文物管理所組織相關人員開始挖掘清理這一地區。

後經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實際探測發現，這是一處古代墓室。該墓室地上部分，原有高達8米多高的封土堆。該墓採用豎井方口式的墓道與地面相連，墓道深約9米。

深入墓道下面，發現有三個並排的大墓室。三墓室結構基本相同，皆東西各有一耳室。

待考古人員進入墓室清理時，發現墓室內部先前已有被人為盜掘的痕跡。

墓室主人的棺槨及部分陪葬品遭到巨大破壞和丟失，僅留有部分殘餘的棺槨木板、彩繪陶器及封泥印等。

此外考古工作者還出土了部分銅製小物件，如銅燈、銅鼎及部分鐵器、玉器等，大小共計近200多件。

除了器物，考古工作者在已出土的部分器物上發現刻有部分銘文，如封泥印文“菑川后府”，銅燈銘文“菑川宦謁”，“北宮”及漆器底部的“菑川北宮”等。

這些銘文為鑑別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參考。

綜合相關歷史文獻記載來看，銘文中的“菑川”二字即指當時的菑川國。

透過墓葬規模及銘文記載，我們可以推斷出這應當是菑川國的某位王侯王及其後妃的墓地。因為普通菑川國人不可能死後享有如此高的喪葬待遇。

另據《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和《漢書-諸侯王表》記載，菑川國於西漢漢文帝時（約公元前164年）所封，到新莽二年（約公元前10年）廢止，前後共存世150餘年。

文獻記載，古代菑川國的都城就在今天的昌樂領縣壽光市紀臺鎮一帶，距離今天的東圈大墓也不過十幾公里遠。這就更加印證了該漢墓為菑川國的某位王侯之墓。

東圈漢墓還出土了兩千多枚五銖錢。而對兩漢稍微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五銖錢於漢武帝元狩年間才開始鑄造。

而透過對出土的五銖錢幣外表進一步對比，考古工作者得出了墓室中，該批次的錢幣出現的大致時間為漢武帝元鼎四年到漢昭帝年間。

故該墓室主人也應當是生活在這一時期。

而從歷史記載來看，這段時間內，在菑川國曾經一共出現了兩位王。一位是靖王劉建，另一位就是其兒子，頃王劉遺。

除了錢幣，從隨葬器物的精美豪華程度來看，如在墓室中發現的金縷玉衣及車馬，參考當時的時代背景，這些墓室中陪葬品的數量及規模與漢武帝時期帝國政治、經濟繁榮程度非常吻合，而劉建就生活在這一時期。

由此專家得出該漢墓埋葬的應當是菑川靖王劉建及其後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