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變法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性的！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大概瞭解一下秦國的歷史。

眾所周知，秦國在西周時期，只是給周王朝養馬的一個部族，後來因為抵抗犬戎有功，再加上護送周平王遷都洛邑，在此過程中，為東周的開創立下了汗馬功勞。為了表彰秦國的貢獻，周平王將陝西、甘肅部分地方分封給秦國，從此以後，秦國以諸侯國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

到秦穆公時期，穆公勵精圖治，內修國政，使秦國成為了當時的五大霸主之一，但其後代卻大多數是昏庸無能之主，在位不思進取，很快便將秦國從神壇上拉了下來，秦國的霸主之位不復存在，被後來所崛起的韓趙魏等新興諸侯國所高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秦獻公在位時期，秦獻公即位後，勵精圖治，終於使秦國的情況好轉，但比起同時期的其它六國還是很落後，並且他在位期間，連年征戰，幾乎將秦國的有生力量都打光了，只給他的兒子秦孝公贏渠梁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孝公即位後，此時的秦國，猶如一塊朽木一般，毫無生機可言，若秦孝公再無所作為的話，秦國的命運，只能是被山東六國所吞併。因此，他即位後，面對秦國積貧積弱的情況，頒佈《求賢令》，網羅各地的人才，希望使秦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或許是秦孝公的決心感動了上天，給他派來了商鞅這位千古奇才，君臣二人一拍即合，開創了一段君臣聯手，變法強秦的千古佳話，最終使秦國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

那麼，在那樣一個大爭之世，各諸侯國為了不被他國所吞併，都相繼走上了變法的道路，魏國有李悝變法，楚國有吳起變法，南韓有申不害變法，齊國有鄒忌變法等，而秦國則是商鞅變法。然而，如此多的變法國家中，卻為何只有商鞅變法成功了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秦國的變法是最徹底的

和其他幾國相比，秦國無疑是最窮的，但所謂“破而後立”，正因為窮，秦國的變法才會更加徹底。

所謂“變法”，我認為就是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換取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在戰國時期，變法最大的阻力則來自各國的上層貴族勢力，可以說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變法的成與否，只要解決了貴族中的問題，那麼變法很大程度上會成功。但上述所說，除了秦國外，其餘幾國的變法之所以中途夭折，都是被貴族破壞所致。而秦國則不然，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敢於對貴族下手，從而保證了變法成功的前提。

另外，商鞅變法中，上到朝堂政令，下到民風民俗，基本上從上到下都改了一遍，一來使秦國壯大了起來，二來也向全天下宣示了秦國變法的決心。如此變法，和其他幾國相比，可謂是徹底多了。所以，這是秦國變法成功的第一個原因。

其二，秦國重“法治”而不靠“人治”

所謂“法治”，就是誅行而不誅心，也就是說只看你的外在行為表現，而不注重你的內心所想。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辦事，只要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法的範圍之內，合乎法律，就不會受到處罰。反之，如果一旦觸犯法律，則必然會受到嚴懲。在秦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管你是王公貴族還是普通老百姓，只要你犯了法，就會受到制裁，比如秦國太子犯了法，作為教導太子的贏虔和公孫賈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懲罰。因此，在這種無差別的對待之下，“法治”前提下，秦法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自然就會變法成功。

而其他幾國則不同，他們雖然也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變法，但他們的變法之所以沒有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於人治，而非法治。而人治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不能公平地處理所有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根據國君的喜好來決定一件事的優劣或一個人的好壞，倘若是遇到明君還可以，但如果遇到昏君的話，在沒有“法”的保障下，這個國家必然會走下坡路。

因此，重“法治”而不靠“人治”，是秦國變法成功的第二個原因。

其三，秦孝公博大的胸懷是支撐秦國變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

在中國歷史上，像秦孝公這樣胸襟博大的君主，毫不誇張地說，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單單是在頒佈求賢令時的“與能夠強秦者共享秦國”這一條都使其他幾國望塵莫及了，在求賢令中，他能夠細數祖先的恥辱，知恥而後勇，這種深刻的反省精神，當時哪一國的君主能做到？他任用商鞅為變法總負責人後，毫無保留地相信商鞅，給商鞅給了幾乎一切能夠動用的權力，以此來保障變法的成功。

這樣一位為了國家的強大，而完全不在乎個人利益得失的君主，有他支援變法，有他主政秦國，變法安能不成功？秦國安能不富強？

所以，這便是秦國變法成功的第三個原因。

進入戰國之後，各國為加強兼併戰爭，多多少少都進行了變法，其中秦的變法最徹底，效果也最顯著。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有這麼幾點：

首先，在戰國諸雄中，秦國的功臣貴族集團勢力最弱，對本國的影響最小，對變法的阻礙也最小。秦國最大的傳統勢力就是近年來網上起名“孟西白”的騎士集團。自秦穆公以來，秦的軍事主要靠“孟西白”聚集的郿縣，他們既支撐了國家的對外戰爭，又享有優先論功權。但在商鞅變法後，對他們雖然影響很大，但其並沒有太大的反彈，多數承認了國家的變革。至於變法觸及的國君的兄弟和太子，並不是新法真正的反對者，他們所針對的是商鞅本人。

以“孟西白”為代表的舊騎士集團顧全大局是新法得以推行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商鞅的堅決，所制定的新法針對性強。史料記載，商鞅一次在渭水之畔就殺了六百多人！為執行新法，他是不手軟的，連世子的老師都不放過。並且，他所訂之法主要是富農和強軍，目標明確，頒佈、推廣都非常得力，並且在短期內就起到了明顯的效果。

商鞅變法的內容很多並不是他的首創，但他在宣傳、推廣和執行過程中顯示了無比的智慧。

再次，是秦孝公的鼎力支援。秦孝公力求強國，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制定並執行新法，在此過程中，他一路為其護航，無論變法遇到什麼阻力，他都給商鞅最大的便易行使權。

緊接著，是新法的連續性強。秦惠文王上臺後，雖然殺了商鞅，但仍然執行著商鞅的變法，使秦的政策始終貫徹如一。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趙、楚。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制後，再無新意，農業與秦相差甚遠，軍隊長期由廉頗把持，影響了軍官的積極性；楚國楚悼王死後，舊貴族殺了吳起，也停止了變法。

秦國曆代國君對變法的支援是成功的保障，真是“奮六世之餘烈”。

最後，秦新增的土地都在國君的直接管理下，政令更容易得到下放。秦新徵服下的土地，如義渠、巴蜀都沒有向下分封，而是控制在國君手裡。這樣，就沒有了原有領土上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新法也很快落實下去。

秦對新併入土地的直轄減少了舊勢力對變法的阻礙

總結來說，秦變法之所以這麼成功是最高統治者的支援、新法得當、受阻力小並且連續性好。

秦國變法成功離不開當時秦國國君秦孝公的支援。

商鞅本是衛華人，原是魏國丞相公叔痤門下的一名門客，後來公叔痤死，魏惠王沒有接受公叔痤臨終遺言，既沒有重用商鞅，也沒有殺了商鞅。

後來商鞅聽說秦國秦孝公為實行變法，在天下廣招賢士，商鞅聽聞，便前往秦國。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商鞅決定留在秦國，在秦國實行變法，而秦孝公對於商鞅變法全力支援。因此，即使商鞅變法得罪了舊士族的利益，依然能夠進行下去。

商鞅變法的成功離不開秦孝公的支援，而且變法符合秦國當時的國情，民心所向，所以成功是必然的。但是由於商鞅得罪了秦國舊貴族利益，又威脅到了新繼位國君秦惠文王的權力，所以在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車裂。

其實戰國時代有許多國家為了強大都進行了改革，比如魏國、南韓跟趙國。在早起他們的改革其實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魏國跟南韓最終都走向了失敗，因為他們的改革並不徹底，趙國的變法雖然很成功但是不幸被更強的秦國所擊敗，這也使得趙國幾十年改革所積累的有生力量全部覆滅，所以總體來說只有秦國笑到了最後。

在戰國初期，由於魏國最先進行改革，使得魏國變得空前強大

魏國初年的國君魏文侯上位的時候開始重用李悝、吳起等有志之士人，事實證明魏文侯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們將魏國打造成了當時最為強大的諸侯國。

但如果魏國能夠將這份改革一直貫徹下去的話，那麼整個戰國的歷史都有可能會被改寫。隨著時間的流逝，魏文侯去世之後，魏武侯走出了最失敗的一步那就是跟昔日的變法重臣吳起產生了心生間隙，以至於吳起出走魏國，也使得魏國的變法走向了衰落。

而其他諸侯國也沒有逃過變法失敗的命運，除了秦國

後來的山東五國都進行了一定程度改革，但不論是利用吳起變法的楚國，還是當時南韓的申不害變法，都在變法剛見到些許成果之後，因為變法推動者的離世，導致變法不能再繼續下去。

秦國則不同，雖然商鞅後來被處死，但是其變法主張，並沒有隨著商鞅的離世而被廢除。正是這樣持續不斷，長時期不曾中斷的改革才使得秦國成為了當時最強大的諸侯國。。

雖然國君推動變法，但是也時常遭到舊貴族的反對

其實在諸侯國進行變法的時候，他們幾乎都遭到了舊貴族勢力的反對，雖然個別君主力排眾議，並依靠自己的權威暫時壓制住了舊貴族的反對，但是隻要君主一死，那麼所有改革的成果，就必然會受到舊貴族的攻擊。

比如，楚國的變法在吳起的主持下本已初見曙光，但沒想到的是，楚悼王卻在這個變法的關鍵時刻離世。其死後，舊貴族勢力立刻對吳起展開了瘋狂的報復，這個戰國名將就這樣匆匆的走下了歷史的舞臺，隨同他一起走下舞臺的還有他那初見成效的變法改革。

秦孝公非常主張商鞅變法，但其死後，商鞅也遭到秦國舊貴族勢力的報復，但是令人欣慰的是，秦國的變法並沒有因為商鞅的離去，而付之東流。與東方六國相反的是，秦國的變法在商鞅身死之後，仍在繼續向前推進著，這是山東六國無可比擬的。

所以說，這也為後來秦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秦國變得是“法”，而其他國家變得是“術”（治國和大臣的方法），或是“式”（治國的方式）。而法是當時一個強國的方法，經濟和軍事。秦國的商鞅變法只有楚國的吳起變法能與之一比高下。但是我們知道比商鞅變法早了近50年的吳起變法在第二年就失敗了，而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在秦國實行了二十餘年，等孝公駕崩後繼位的秦惠文君（王）雖然殺了商鞅，但是惠文君（王）覺得秦法已在秦國百姓之間深入人心，是費不了了

因為他們曾經是弱國，經常被別人欺負，丟掉了土地，全國上下鬥有血性，跟賞罰制度，奴隸可以參加戰爭可以改變自己身份。

治亂世必用重典。秦國自秦穆公以來一直圖自強以稱霸和一統。秦惠文王嬴駟以車裂商鞅的極端做法平衡了秦國各方的利益，緩和了各方的緊張。其子嬴稷執政近五十載，多方征戰，終於將各國的實力消耗殆盡，奠定了統一的基礎。嬴稷之子安國君僅執政三天，安國君之子嬴異人（子楚）僅執政三年，後秦始皇嬴政上臺，倆人過渡時期的短暫統治未傷及原來基礎，而是有利於將原來的成果得到鞏固與推廣。秦國得以統一天下，離不開兩個女人：嬴稷之母羋八子與嬴政之母趙姬，她倆以犧牲自身美色的方式助推其子走上政治舞臺，為秦國一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人物如嬴稷，嬴政等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讓變法得以延續，而非廢除，進而讓變法變得成功。

應該說為什麼只有大秦徹底變法成功了，商君之前魏國有吳起，李悝變法，只不過沒有像大秦變得那麼徹底而已，但是也使國家強大了。

對於商君能夠如此成功，個人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在當時足夠的窮。

大秦國在當時是真的窮的徹底，穆公之後，偏居西隅的秦一直在走下坡路，在獻公的時候，是窮到底，國弱還年年與當時強大的魏國打仗，並且若是繼續打下去，秦估計也撐不了幾年！俗話說，窮則生變，於是乎大家都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商君的身上，全民皆變，試想一下，如果國富民強，誰又願意去變呢？

戰國時期，七雄紛紛進行變法，而他們變法的程度和時間也各不相同。

比如齊國（姜齊）管仲變法，使得齊國在春秋過得爭霸；魏國李悝變法，讓魏國變得強大，同時還取得秦魏河西之戰的勝利；齊國再次變法，使得齊國成為繼魏國之後的再一次強國；燕國樂毅變法 ，使燕國在伐齊戰爭中獲得勝利；南韓申不害變法，讓南韓成一方之霸（韓昭侯時期）；楚國吳起變法，雖然中途吳起慘遭殺害，但為楚國打下了牢固的根基，成為了滅越國的先決條件；趙武靈王變法，使趙國成為戰國後期僅次於秦國的軍事強國。

然而，為什麼只有秦國變法成功？

首先，秦國變法比其他六國更徹底。其他六國變法時，因為變法是損害宗族的利益，因而變法時遭到宗族強烈的反對。由於宗族勢力非常強大，如果君王強制堅持變法會讓國家動盪，容易引將士起叛亂的？最後，六國做到一半就放棄了。而秦國變法就比六國徹底，當時秦國變法是，也受到宗族強烈反對。但是，秦孝公卻對變法異常堅定，堅定的去支援衛鞅的變法。就算衛鞅對太傅進行懲罰，秦孝公也照樣支援。因此，衛鞅能成功變法，這離不開秦孝公的支援。

秦國的變法比六國的持續性更長。其他六國變法在變法者去世後，就開始停止變法，甚至還恢復以前的制度。因此，六國變法得到的成果猶如曇花一現，又恢復如初。但是，秦國變法持續性很長，衛鞅和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還繼續推行衛鞅變法的政策，到了秦昭襄王也在推行變法的政策。因此，經歷歷代君王的持續變法，使得變法政策在秦國成為國策。

因此，變法只有秦國成功，其他六國都是半途而廢。

這種說法其實是錯誤的，完全是成王敗寇的陳舊觀點，東方六國都進行了或多或少的變法，魏國、趙國、齊國都是成功的，楚國則是半途中斷；燕國、南韓本身國力弱小，所以效果不明顯

魏國在戰國七雄中首先實行変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開拓大片疆土，一躍為中原的霸主。只是因為地綠政治因素很不利，一度四面作戰，最終衰敗。

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改革政治，任用田忌、孫臏為將，齊國遂變得強大。齊湣王時期，齊國勢到達巔峰，湣王一度意欲吞併二週，成為天子。導致六國合力伐齊，齊國幾乎覆滅。齊國雖復國，但元氣大傷。

吳起投奔楚國後，楚悼王任命吳起為宛城太守，年後升任令尹。擔任令尹後的吳起在楚國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經過吳起變法後的楚國國力強大，但吳起的變法招致了楚國貴族的怨恨，吳起死後，他在楚國的變法宣告失敗。

趙國自趙武靈王進行“胡服騎射”軍事改革以來，國勢強盛，成為東方六國中軍力最強的國家。只是在和秦國戰略決戰（長平之戰）中失敗，因此由盛而衰。

秦國變法之所以成功我認為有三個條件：

一：有個支援變法的君主

二：有個變法奇才商鞅

三順應了秦國當時的時代潮流

其他國家的變法，也不能說是不成功，只是沒有像秦國這樣往縱深發展，變法沒有秦國徹底而已。而商鞅之所以能在秦國變法成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點。

順應了潮流

戰國時期主要是兼併，而各國為了防止被別人兼併，則要自強。而自強之路，首在變法。因此，變法在戰國時期是個時髦的事，有廣泛的輿論基礎。而且，在商鞅之前，已經有許多國家開始變法，且取得了富國強兵的效果。而在秦國內部，從國君到新興勢力集團，亦有變法的需求。

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中原各國的會盟，直接不帶秦國玩，就因為此時的秦國實力衰落，被視為蠻夷之國。此時的秦國，確實大大落後中原各國許多。但這在變法面前也變成了優勢，可以使得秦孝公和商鞅大大闊斧地進行改革，避免了投鼠忌器的擔憂。秦國的國君有迫切改變現狀的決心和願望，秦國的最高層在呼喚改革。

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也正是在這道“求賢詔”的呼喚下，在魏國鬱郁不得志的商鞅，西行千里來到秦國。此時，國內國外變法的潮流都在激盪，秦國這片尚未深耕的沃土，等待著商鞅大展身手。

君主的支援

商鞅到了秦國之後，透過景監見到了秦孝公。商鞅先後用帝道、王道遊說秦孝公，但秦孝公對此都不感興趣。最後兩次，商鞅用霸道遊說，秦孝公雙膝不知不覺便移到商鞅面前，談了三天三夜而不知疲倦。商鞅四次面見秦孝公，使得兩人決定聯手變法，掀開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新篇章。在古代，君主是否全力支援，往往事關變法成敗。王安石變法失敗，就有宋神宗變法意志不堅定的因素在裡面。

而商鞅是幸運的，秦孝公鼎力支援他變法，這大大減少了變法的阻力，突破了層層阻撓。即使是太子犯了法，商鞅依舊能懲罰太子的師傅，使得變法能強勁地持續下去。這背後如果沒有秦孝公的堅定支援，在那個時代是不敢想象的。

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秦孝公對商鞅的信任，已經到了想要把國家禪讓給他的程度，以維持變法的繼續實施。秦孝公活得夠久，使得變法能長時間持續。繼位的秦惠文王，雖然誅殺商鞅，但不廢其法。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這是秦國的幸運，代有明主，能堅持商鞅的變法而不廢除。“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秦國國君能一代代把商鞅之法堅持下去，這不得不讓人相信“命數”了。

有節奏、有基礎

商鞅變法，其實是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軍事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第二家段主要是土地制度等經濟方面的改革。而且等到第一階段的改革有了成效之後，才開始第二階段的改革。

這樣有節奏、有步驟，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改革方法，自然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改革的成功。而且，商鞅最先選中的是已經有一定改革基礎的軍事改革。什伍原本是軍隊上的編制，在秦獻公（秦孝公之父）時實施。現在商鞅把它拿過來，適用到地方行政上。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透過有基礎的什伍制推行連坐，實行耕戰結合、兵農合一，給了他們上升的通道，還有軍功、次爵的刺激，自然能贏得廣大底層百姓的真心擁護。而掌握了軍隊，對於後續的變法又提供了相應的保障。

秦國在變法後3年，引起了魏國的警覺，魏國聯合其他諸侯準備討伐秦國。秦國為了挫敗魏國的圖謀，和南韓大打一仗，並且戰勝了南韓。使得魏國最後和秦國會盟，取消了伐秦的打算。變法後的軍事勝利，也促進了後續變法的施行。

商鞅變法的第二階段，開始了對土地制度、賦稅制度、政治制度進行了全方位改革，改革最終深入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深層結構。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繼續把新興的軍事集團綁在自己戰車上外，商鞅還把更多的農民利益和自己綁在了一起，農民可以“以慄出官爵”。而推廣郡縣制等，在秦武公、秦厲公時代就已經開始，這是有條件基礎的。第二階段變法之後，對於“老仇人”魏國，秦國先後取得元裡大捷、河西大捷，這無疑是對商鞅變法最好的註腳。

商鞅兩個階段的變法，經過了幾十年的時間，最終在秦國穩定下來。也使得秦國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在諸侯面前。“兵革大強，諸侯畏懼”。雖然商鞅的變法在秦國取得成功，但我們也不得不看到，落後的舊勢力集團依舊強大，商鞅最終受到了他們的反攻倒算（雖然這裡面，也有秦惠文王忌憚商鞅權力太大的因素）。

最終商鞅被車裂，以一種悲壯的形象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但經過商鞅鮮血澆灌的改革之花，卻更加璀璨奪目！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舊時代的禮樂崩壞，新時代的規則尚未建立，持續百年的春秋時期隨著趙魏韓三家分晉正式宣告結束。

但是整個大時代並沒有在乎各國是否已經準備好，就一頭進入到了戰國時代，戰國初期的關東各大國隨著魏國吳起變法使得國力增強後，紛紛效仿魏國，變法圖強，雖然都取的不錯的成績，但隨著人走茶涼，各國變法最終不了了之，以至失敗。

唯獨秦國的商鞅變法堅持了下來，最終成功，使得秦國國富力強，一掃六合，結束了天下諸侯紛爭的局面，為何？我想原因有三點：

一、秦國地理位置優越，使變法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

秦國地理處於西邊，東於魏國和楚國相鄰；雖說於楚國魏國相鄰，但是中間有個函谷關作為天險阻隔，如果發生戰爭，別國是很難攻速入函谷關的，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只要函谷關不破，關內是處於相對穩定的局面。

一個穩定的局面對於變法的推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國家的變法失敗就是因為中途受到來自別的國家的干擾。所以說秦國所處的地理位置，能為變法提供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

二、秦朝君王有一顆變法圖強、改變現狀的決心

當時的秦國，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遠遠落後於關東各大國，其鄰國魏國自吳起變法以來變日益壯大，不斷蠶絲食著秦國，至秦孝公即位後，僅僅剩一小片國土。

說到底，就是此時的秦國貧窮落後。而秦孝公面對國家處於這樣的現狀，也是憂心忡忡，決心徹底改革，下令招賢納士，於是商鞅自魏國入秦，開始變法。

變法之處初，就受到一部分人的阻撓，這些人就是秦國的貴族階級，變法對他們的威脅最為直接，所以他們不可能同意，就算是能富國他們也不會積極配合。所以在這時候就需要國君毫不猶豫的支援，商鞅在秦國無論怎麼改革孝公都是支援的，就連為了讓改革順利進行，在渭河地區殺了七百人孝公也沒有說啥。

這要放在別的國家，國君肯定會出來阻撓，往往變法就在國君的猶豫之間就失敗了，變法的人最怕的就是沒有掌權者支援。可見秦孝公有一顆變法圖強，改變現狀的決心。

三、變法改革的徹底性和持續性

商鞅在改革中，法令佈告天下，要求所有人都必須遵守。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法律由貴族掌握，秘而不宣。僅僅是對成文法進行公佈，都是對貴族階層的挑戰，何況刑罰加諸貴族，這在其他諸侯國是不敢想象的。

商鞅透過“徙木立信”，表明新政之可信。此後又對不聽政令的太傅公子虔、太師公孫賈治罪，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孫賈臉上刺了字。於是，變法的權威得到了確立，各項新政都得到了徹底的實施。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過秦論》

所謂持續性，就是商鞅雖然在秦孝公身死之後，就被秦國貴族反撲，自己也被五馬分屍；但是商鞅雖然死了，商鞅的政策卻在秦國並沒有變化，這是商鞅變法成功的最關鍵的原因。

變法的持續性使得秦國無論在政治，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也為秦一統治天下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戰國時期，七國都實行過變法，最成功的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為秦國在戰國晚期爭霸打下堅實基礎，並最終在秦王嬴政手中實現了華夏一統，結束了長達四百多年的春秋、戰國亂世。

秦國變法時的外部環境

當時秦國的主要敵人是魏國（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但是當時魏國國君魏惠王醉心於中原，給了秦國二十年的變法圖強的時間，魏國在經歷了桂陵和馬陵兩場慘敗後，元氣很難恢復。變法後的秦大勝於魏國，大量的平民因軍功而受爵。眾多的上升渠道自然也讓反對的勢力消失。

秦國變法時的內部環境

秦國變法時，國君秦孝公堅決支援變法，實施者商鞅在變法中擁有絕對的權力，並且自身能力超一流。變法前，秦國在前任國君秦獻公不斷征戰的情況下，國家狀況很差，華人生活艱難、內鬥頻繁，俗話說“窮則思變”，底層民意支援變法。另一重點還在於，秦國相對封閉，文化相對落後。故而，在變法圖強的程序中能一下子推倒重建，改革阻力相對較小。這也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

秦國變法相對較為徹底

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商鞅用了數年，先後兩次進行變法，變法深入人心，使得即使商鞅去世，變法也沒有被廢除，可見變法的徹底性；而六國變法多虎頭蛇尾，人亡政息，這點遠不如秦國。

秦國繼承人能堅持新法

國君的支援力度，國君的壽命，後續國君是否能急需支援等隨機因素，對變法成敗影響至關重要。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與秦孝公的始終如一的支援密不可分，孝公雖英年早逝，然則也支撐變法二十餘年，變法根基已成。後續秦惠文王雖車裂商鞅，然推行變法卻始終如一。歷經2年君主半個多世紀的支援，變法已深入朝野人心，不可撼動。

戰國時期，為了達到自強不息的目標，每個國家都在進行著改革。這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問題了，時間上說，魏國最早；國土面積上說，楚國最大；而要拼底子的話，齊國又是老牌強國。但是為什麼只有秦國的變法是最成功呢？這裡面除了一些人為因素以外，秦國一些天然的優勢也有著決定性的因素！

首先就是秦國的底子不怎麼雄厚，這是怎麼回事呢？按理說這應該是劣勢啊，的確，這就好比平民和富二代的差距。但是那是一般情況，要是說到變法改革上就是秦國的優勢了，因為改革的最根本是社會制度的變革，在這種變革中，勢必會動搖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地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舊貴族。魏國，楚國，齊國的變法最後失敗的原因就是就貴族的勢力是在是有點根深蒂固，導致改革難以繼續。楚國主持變法的吳起更是直接被楚國的舊貴族給射殺了。這種情況在秦國就沒那麼厲害了，雖然秦國也有守舊勢力，但是由於秦國的底子薄啊，這就決定了秦國的守舊勢力沒有那麼難以對抗，所以在改革的時候秦國遇到的階級阻力 是最小的。這或許就是福禍相依的道理吧。

第二個就是秦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古代，中原地區向來是爭奪最激烈的，因為在農耕文明不發達的時候，肥沃的土地顯然是具備更大的優勢的，而秦國大部分的國土處於隴西地區，這樣一來就使得秦國受到相對較小的戰爭壓力，要知道，社會改革勢必是要引起社會動盪，如果外有強敵，內有動盪，那麼整個國家都危險了，更別說安全的度過改革的動盪期了。趙國的趙武靈王或許就是考慮到趙國強敵環伺的狀態，才沒有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吧。

所以，良好的先天條件加上秦國國君的賢明，使得秦國可以進行最為徹底的改革，秦國才能夠成為七雄之中最強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