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德川家康透過關原大戰，一舉擊敗維護豐臣秀吉子嗣的攝政，從而建立起二百餘年的幕府統治。然而創業難守業更難，最後一任將軍德川慶喜上臺後，卻在內憂外患中不得不“大政奉還”。

於是，一場劃時代的變革開始在日本如火如荼地進行，那些具有先進思想的日本人意欲透過明治維新，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

由於措施有力，日本逐漸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各方面的成就令世界為之側目。然而，明治日本並沒有自滿，而是再接再厲，奮起直追，以便將日本打造成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國家，並將不平等條約廢止。

在這種精神激勵下，日本實力與日俱增，最終在1911年撕毀各項喪權辱國的條約，讓國家主權失而復得。按理，如果日本能夠繼續保持先前的發展理念，則稱雄世界是可期的，還能得到很多國家的尊重。

遺憾的是，日本走上了西方帝國主義老路，對外瘋狂擴張，以致於亞洲國家深受其害。但日本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導致國家覆亡，被美國佔領，至今在其國土上駐有軍隊，國家主權再次失去了完整性。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明治日本逐步走上帝國擴張不歸路的呢？

明治政府的御用文人及一些國學大師為迎合政府高層稱霸世界的意圖，不惜鼓吹日本為“神國”，要求日本”應掌控世界各國” ，這種謬論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掌握，國家便很快偏離發展軌道。

果不其然，明治政府成立後不久便出臺“神佛分離令”，以迫使民眾無條件效忠天皇帝國，還以教育敕語灌輸廣大師生，這樣日本民眾就逐漸喪失獨立性，日益淪為天皇臣民，並死心塌地為天皇及國家效勞。

不僅如此，明治政府還建造“東京招魂社”這樣的神社，以便將戰死者與神道勾連起來，在此情形下，7000多名在武裝倒幕中死去的將士便有了“歸屬”，後來在西南戰爭中戰死的官兵也一併得到了“安魂”，此舉無意中促成日本軍民為天皇而盲目擴軍備戰，東征西討。

有了神論開路，加上媒體、公知及冒險家不遺餘力地造勢，明治日本對外擴張的氛圍也就愈發濃厚，從而在思想上種下了擴張的種子。

幕府晚期，日本國力羸弱，這就給了西方列強以有機可乘，他們駕著堅船利炮，對日本不斷施以恫嚇，迫使其開啟國門，任其宰割。

自恃“神國”的日本自然不甘心被其奴役，於是千方百計尋求突破。在銳意進取過程中，山縣有朋等一些日本戰略家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地緣政治論“，指出要使日本”主權線“完好無損，必須確保周邊”利益線“萬無一失，而要達此目的，只有向西方靠攏。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高層認為，在亞非拉無一倖免遭到列強蠶食之際，別無他選，或走帝國主義道路，或淪為被殖民物件，既然如此，日本只能沿著西方帝國主義路線走下去。

何況日本淪為西方半殖民地已有十多年，損失慘重，明治政府為奪回損失，面對西方“蠻夷”的強大實力，無可奈何，便自然將目光投向亞洲鄰國，以“炮艦外交”攫取利益，這就促使日本冒險行進，逐步進行擴張實踐，並一發而不可收。

當然，日本對外擴張也離不開本國商人在海外掌控他國經濟命脈，正是澀澤榮一這樣的商界大佬在朝鮮開拓各種經濟事務，從而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提供了擴張便利。

可見，近代日本走上帝國擴張之路並非偶然，而是在思想、行動及利益上早有準備，並在獲得大量不義之財後，貪得無厭，越陷越深，最終難以自拔，走向不歸路。

19世紀末，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透過“版籍奉還”和“消藩置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幕府政治和分封割據制結束，建立了君主立憲的近代統一的國家政權。

從新國家的政治制度建設方面，日本更多的是學習和參考了英國。但從新政權，新國家謀求發展的國家戰略方面，則是更多的學習了德國。

德國是透過武力在19世紀的後半期，1871年才實現國家統一的。18世紀，英國已經是實現工業革命的時代。在法蘭西已經是引領世界的時代。但德國還是一個分封割據，邦國林立。每一個邦國都是落後弱小，彼此之間互相猜忌掣肘的一盤散沙。在比今天德國領土大不了多少的這片土地上，有300多個國王，1200多個領主。

所以一個明顯的後發國家，透過武力和軍事強權在短時間內實現以弱勝強，以小博大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崛起的“德國道路”，給日本的啟蒙思想家很大的啟發。

其實所謂德國道路，也並非德國人的創造與發明。因為帝國主義的國家觀，世界觀的核心就是對外擴張。透過對外擴張，獲取殖民地，輸出資本，壟斷原材料和銷售市場。所以誰獲得了更多的殖民地，誰就會贏得更大的發展。誰更有實力，誰就會有更多的殖民地。而發現殖民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帝國主義時代是瓜分和殖民地再分配的時代。

所以帝國主義的發展觀是零和博弈觀。你強我就弱，你弱我則強。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而列強之間維持和平的方式，就是透過各種結盟的方式維持實力平衡。實力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戰爭就會發生。

而日本這樣的後發的，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而人口又相當密集的經濟落後的國家，要麼成為別人的殖民地，被瓜分，被掠奪。要麼對外侵略和擴張，把別人的殖民地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顯然選擇了後者。

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的帝國戰略，一直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是所謂的大陸政策。就是日本應該尋求大陸腹地的依託，解決資源和市場問題。而大陸政策的主要方向和對手就是中國和俄國。另一個就是所謂海洋政策。就是日本應該在南洋尋求資源和市場，控制海上的通道和航路。而海洋政策的主要對手就是英國和美國。日本陸軍與海軍相比，相對強大，中俄與英美相比又相對弱小。所以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成了先發政策。

首先是中日之間在朝鮮的衝突。日本雖然戰勝，驅除了中國在朝鮮的勢力，但並沒有完全控制朝鮮。因為俄國又乘虛而入進入了朝鮮。而且聯合德國和法國向日本施壓，逼迫日本交還透過馬關條約獲取的中國遼東半島的利益。而日本被迫退出的利益，最後又變成了俄國的利益。

但是俄國在朝鮮和中國滿洲獲得的利益，又破壞了列強在東亞的戰略平衡。於是日本在英美的支援下又與俄國發生了日俄戰爭。但在日本對俄取得戰略優勢，有可能驅除俄國在中國滿洲的勢力時，美英又開始擔心日本在東亞的勢力過大，所以又要保留一部分俄國勢力以制衡日本。所以美英出面以停止向日本提供戰爭貸款向日本施壓停戰。然後由美國出面調停，日俄簽訂《朴茨茅斯協議》。滿洲的利益日俄各佔一半。南滿歸日本。長春以北歸俄國。

甲午戰爭，即使中國在沒有任何列強的支援的情況下，中國其實也不全是被日本打敗的。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自己把自己打敗的。而日俄戰爭，如果沒有美英背後支援日本，如果俄國不是受遠東作戰，地理瓶頸的制約而最後選擇了戰略放棄。日本也不一定可以獲勝。可以說，這兩場戰爭日本的取勝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並不全是實力使然。

但對日本來說這兩場對外戰爭的勝利意義重大：

第一，成了軍事擴張侵略的國家戰略的最好的背書和證明

第二，使日本軍人在日本獲得了極高的聲望和榮譽。

第三，使日本國民甚至政治家產生了盲目的樂觀和自信的情緒。認為日本至少稱霸亞洲是可行的也是應該的。

這就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國家政策的歷史背景。而日本國內的政治制度也是從另一個角度促成日本軍國主義政治的重要因素。

日本確立君主立憲制之後，天皇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不過問具體國家政治事務。國家政治事務的最高領導人是內閣總理。由議會推舉，天皇批准。但總理個人並不具備個人權利，而是整個內閣行使統一整體性權利。內閣成員由總理任命，但是日本內閣是文職和軍人聯合組成。內閣中的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並不由內閣總理任命，而是天皇直接任命，並且只對天皇負責。而且，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不從屬任何黨派。隨時可以向天皇提出辭職並不指定繼承人。所以當陸軍大臣或者海軍大臣不滿內閣的決定時，就可以透過辭職並不指定繼承人的方式致使內閣解散。內閣就不得不重組。

比如從1936年到1945年。日本的所謂戰時內閣，9年換了11任。其中東條英機的軍人內閣持續最長三年。也就是說其餘的文職內閣是6年換了10屆，平均一屆內閣就幹了半年多。最短的一近衛文麿第三次內閣只持續了三個月。在日本的這套政治體制下，至少有四個權力中心。一個是陸軍部，一個是海軍部，他們之間因為堅持不同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意見也並不總是相同。一個是內閣總理眾議院，以及天皇透過貴族院和對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的任命也間接施加影響。就是總理，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天皇。

所以最後只有當現役軍人成為內閣總理時，也就是軍人執政時，內閣才會是相對最穩定的。

這也就幫助我們理解了為什麼日本的軍方勢力在日本的對外政策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中日關係上。幾乎每一次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轉折背後都有軍方的勢力。而且讓局面脫離了外交的政治的框架，轉向了極端的，不可控的方向。

從袁世凱到張學良，從汪精衛到蔣介石。從1915年的《中日民四條約》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中日之間30年的衝突史，幾乎每一次事後都可以看到了軍方的作用與影響，

但幾乎每一次事先都對軍方的影響和作用要麼估計不足，要不判斷失誤。

日本近代的迅速崛起就是因為推行了堅定的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政策。但也恰恰是軍國主義把日本帶上了萬劫不復的滅亡之路。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所以，兵者，兇器也。司馬法所言，好戰必亡。

明治維新後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是必然的也是命中註定的。歷史上的日本是一個領土面積非常小，資源十分匱乏，人口數量不斷增長的國家。這是因為這些現實問題導致日本渴望獲得像中國那樣擁有豐富的資源，領土面積非常龐大的國家。要想解決本國的一切問題必須要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發動侵略戰爭。於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走向了軍國主義道路不斷髮展對外戰爭。首先是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清政府並且同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獲得了臺灣並且將北韓從中國的懷抱中分離了出去吞併了整個北韓半島。並且對北韓半島展開了將近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而臺灣也被日本統治了整整五十年。半個世紀之久。直到抗戰勝利後臺灣才回到祖國的懷抱。甲午戰爭結束後因為中國東北地區的問題日本和沙皇俄國展開了戰爭史稱日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打敗了比自己要強大的沙皇俄國。將東北地區作為自己的勢力發展地區。1929年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的爆發和日本關東大地震帶來的影響導致日本加快走向軍國主義道路。日本軍人派先是策劃了炸死東北王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然後於1931年9月18日22點20分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在之後的四個月裡佔領了整個東北地區。於1932年3月建立了偽滿洲國。隨後日本政府完全被軍人控制。日本政府變成了軍人政府於1937年7月7日發動了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爭。在隨後的侵華戰爭中日本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但是由於長期投入侵華戰爭的經濟投入太大，導致日本經濟面臨崩潰的地步。日本軍人為了解決經濟問題發動了南下戰役目標是奪取西方國家統治下的東南亞殖民地地區包括香港，印度，緬甸，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戰略要地。後來日本如願以償佔領了除印度和緬甸以外的所有東南亞地區。並且擊敗了英美國家軍隊。但是之前日本對美國珍珠港發動了偷襲。造成日本與美國的全面開戰最後葬送了日本進一步發展軍國主義的道路在整個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軍隊被實力強大的美國軍隊打的遍地找牙。損失慘重。在中國和英國蘇聯以及其它亞洲國家軍隊的攻擊下日本徹底崩潰軍隊基本上打光，最後美國給日本扔下兩顆原子彈讓日本徹底投降。日本軍國主義頑固派被判處死刑。基本上摧毀了軍國主義勢力。日本由於發動侵略戰爭徹底葬送了自己。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和中國一樣，是一個封閉的封建國家，19世紀60年代在西方的影響下，日本進行了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改革，就是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崛起，一向學習能力，和模仿能力強的日本人，學習了西方先進的技術，並加以運用，從此走向資本主義，發展成為亞洲第一強國。

但這場改革難免有不徹底的地方，封建勢力大量殘餘，最主要的是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利和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武士階層被大量，為以後的軍國主義抬頭埋下伏筆。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

武士道精神是當時日本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崇尚殺戮和犧牲，並對天皇絕對的孝忠和絕對的服從。在戰爭時代，轉化成他們他們軍人的一種精神。（圖為日本武士）

時代背景決定日本會走上軍工主義擴張的道路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摧毀了日本整個關東地區，而後1929年爆發了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日本也受到波及，急需轉移國內矛盾，而轉移矛盾最好的方法就是發動戰爭。同一時期，德國納粹崛起，也為日本走向擴張提供了政治基礎。

日本地理位置侷限性

明治維新，資本主義發展擴張，需要大量的原料和市場，但受地理位置的侷限，日本資源匱乏，於是希望透過戰爭手段略奪自己發展所需要的資源。

近幾年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我們在發展的同時，時刻警惕，警鐘長鳴，才不會讓悲劇重演。

“明治維新”是由日本的武士階層發動，以打仗為職業的武士及其信奉的武士道精神就包含著軍國主義內容。木戶孝允、西鄉隆盛這些出身武士的明治維新領導者，從改革開始就提出“徵韓論”，以侵略擴張作為“明治維新”後的發展國策。

“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吉田松陰在長洲藩辦了所“松下村塾”，並提出了“皇國史觀”，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觀，也是明治政府外交的思想支柱。他的村塾裡教出了日本未來掌控政權的木戶孝允、坂本龍馬、伊藤博文、高杉晉作、山縣有朋等人。這些人一直把吉田松陰的“海外補償論”作為近代日本擴張的思想基礎，演變成佔領北韓為途徑，以滿洲為據點奪取中國的“大陸政策”成了日本的最高國策。吉田松陰的學生山縣有朋根據吉田松陰“武士道並不只限於武士”的理論，釋出“軍人敕諭”要求所有軍人把天皇當成神來崇拜，強調軍人的服從、勇敢和忠誠。

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主要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政治體制。政體學習的是有著深厚軍國主義思想的德國，天皇除了擁有實權，還透過《憲法》承認“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日本帝國由天皇萬世之統治”，“天皇總領統治大權，可自行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

法理上是由文官政府領導軍隊，日本的奇葩制度是軍部在政府內閣有陸相和海相，只要軍部覺得首相不能配合自己的侵略政策，可以讓陸相辭職，不提供繼任人選，日本內閣就要倒臺。文官政府很難全面接受軍部要求，這種情況下日本內閣只好讓現役或退役軍人來擔任首相，形成了軍政府。更有甚者日本的佐官級軍事官員喜歡透過政變或者沒有政府同意下的軍事行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日本的軍國主義傾向越來越不可阻擋，連續的軍人執政讓侵略的路線徹底失控。最後只能讓東條英機組閣並擔任首相、陸相等多個部長，使日本徹底失敗。

直到1850年，日本還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封建制國家，由三百個諸侯割據，類似於統一前的德國，是個幾百個割據諸侯公國組成的地域，沒什麼油水，西方傳教士在1600年代就已經來到日本，把日本作為一個對華貿易航海據點，西方人對日本有什麼十分了解，可以說日本沒有西方人想要的一切，日本農業以稻米為主，西方人不吃，土地狹小，產量也很低，對於西方人來說，日本毫無殖民價值。

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推動者叫坂本龍馬，類似於一個流氓，日本叫浪人，也就是沒產業沒工作，靠一些搭橋牽線混飯吃的人物，他為何能成為明治維新重要人物，邏輯上很難理解，日本正史當然是各種不合邏輯的吹噓。

最近一本揭密日本的書提到，這個窮呵呵的流氓突然支配著一比五億日元的鉅款，這筆錢有多大，對比當時普通日本人一個月的收入也就是幾個日元，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日本人口也就一兩千萬，也就是他支配的這筆鉅款相當於日本老百姓一年的總收入，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歷史沒有記載，而當時在日本唯一有能力提供這比鉅款的只有一個唯一在日本設有分支機構的匯豐銀行，誰拿的錢也就很清楚了，匯豐銀行為什麼會給一個窮流氓這樣一比錢，讓他幹了什麼？日本為什麼會有明治維新？這個邏輯就很清楚了。當然坂本龍馬後來的結局也是不明不白的被殺了。

也就是說，日本明治維新顯然是匯豐銀行背後的英美資本量身打造的，為什麼要投資日本？看看日本的位置就知道了，在中國俄國兩個龐然大國旁邊，中國雖然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卻沒有像全世界其它殖民地那樣很容易征服，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也不能深入內部控制中國，而中國一旦醒過神來，對英美資本的世界霸權格局顯然威脅巨大，俄國也是如此，需要在中俄身邊打造個戰爭代理人國家，日本就是被選中的，因此直到日本和美國撕破臉打起來，美國從未中斷對日本的戰爭物資支援，既然是戰爭代理人，當然必須是軍國主義的。

近代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源頭，的確就是明治維新，其本質就是日本政府乃至主流的思想界將模仿西方列強的侵略擴張，視作日本國家民族快速崛起的捷徑。

（明治天皇睦仁）

早在明治維新之前的幕府時代，日本思想界就已經出現了帶有鼓吹海外擴張的“海外雄飛論”，到了明治政府成立後，實際上明治天皇在奠定政府未來戰略走向的施政綱領中，就有非常露骨的擴張色彩，諸如非常著名的《億萬安撫宸翰》中的“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近現代很多華人，將日本的明治維新視作是一場成功的值得佩服、學習的近代化改革，但都沒有看到明治維新的本質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崛起戰略。就在明治維新開始後不久，日本即開始了這種侵略性的嘗試，而當時日本擴張的方向非常明確，即以控制北韓半島為第一步，進而向中國大陸擴張。透過掠奪、政府周邊落後國家和民族，來快速實現日本自身的強大和崛起。

1871年和中國簽訂《日清修好條規》，挑戰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東亞國際秩序。隨後1874年出兵入侵中國臺灣，1875年製造炮擊北韓江華島事件，又在1882年北韓壬午兵變時意圖挑唆干涉，1884年中法戰爭時，又暗中支援北韓親日派發動甲申事變，最終在1894年挑起了全面侵略的甲午戰爭。

而在日本國內社會中，隨著一次次對外擴張的軍事實踐，至甲午戰爭勝利，看到侵略成功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以及透過戰爭中新聞機器的急速傳播、鼓吹，日本軍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到了空前的地步。受此影響，日本全社會陷入歇斯底里的軍國主義熱潮中，從此走上了不斷進行侵略擴張，以打家劫舍來發家致富的軍國主義不歸路。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為何走向了軍國主義，是近代日本歷史學家以及世界上歷史學家都在研究的一個課題。從稍微專業學術上來講，日本走向軍國主義是和明治維新時的“政軍關係”有極大的關係。但是論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政軍關係”是一個讓人“打瞌睡”的事情，所以回答儘量的往通俗話去講，這樣能夠讓更多的讀者理解。

明治國家（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到戰敗的這段時間）政軍關係在近代史上是一個十分“極異端”的存在，有兩個特點：“統帥權的獨立”和“缺乏政治優勢”，德國18世紀額軍事學家卡爾菲利普再死後人們總結了一版他的著作，叫做《戰爭論》，其中有說到“政治（政府）從屬軍隊的戰爭思想”，是一種極端的軍政關係。而此也是符合當時明治維新後的軍政關係，明治國家的政治系統的大原則是：天皇統帥軍政兩路。簡而言之，軍政都透過天皇作為媒介進行間接的聯絡，軍隊有了對等的乃至高於政治的地位，日本侵略後期，軍隊完全佔據了主導地位就可以看出，已經“干預了政治”。

其實軍政關係的理解也十分的簡單，那就是在同一個政治體制內，政府和軍隊分別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和關係，有些類似於古代“文官和武官”的意思。我認為日本之所以走向軍國主義道路，那就是在近代國家成立的過程中，政治和軍事的在同一系統中關係的對調，其構成軍政關係的基礎就已經有所歪斜，所以最終成型以後，難免出現軍事強勢的情況。

其實很多人知道明治維新，但是明治維新的核心是什麼？我認為並非是通常認為的“全盤西化”，而是政治的內在，那就是“天皇親政”。如果沒有王政復古，就沒有明治維新，所以其最開始的基本理念就在於王政復古後的“公議政治和天皇親政”。日本的公議政治最開始是幕府想要留下牽制天皇的手段，但是最終並未成型，其主導權被西南藩郡計程車族精英所奪取。另一方面，天皇親政的是維新的“核心思想”，也可以說是支撐著明治維新權威的思想。但是，這種天皇親政的思想之下，並非是天皇專制，而是在天皇的名義之下進行對於現實政治的正統性統治。而這種政治理念，並非是日本全體國民都所知道的，只是在天皇附近參與國政的精英階層中流傳。天皇是這些人（政治精英階層）的“權力源泉”，而後續軍隊的誕生也是植根於這種思想之下。

日本的新政府軍和舊藩軍隊在後續組合成了“明治政府軍”，當時日本軍權所在之處被稱為“太政官政府”，但是沒有實力整合藩兵和新政府軍，這才有了西鄉隆盛的一系列改革。只不過，改革也是靠著西鄉隆盛的聲望進行，並非是徹底的變革。

《日本製造業“晚節末路”：真的只能淪為下游供應商？》

《在日本華人的焦慮：孩子不願意承認自己是華人！》

《年年虧錢，索尼為何還要堅持做手機？背後是老謀深算》

.自從日本結束幕府時代，吸收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制度，進入工業文明，進入到1868年明治維新時期，從封建王朝劃時代，跨入資本主義，天皇極權式軍國主義國家，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日本地處亞洲東部，是亞洲第一大群島之國，海洋性國家，曰本列島……四面環海，而且處於環太平洋海溝，地震帶上，屬於多地震，多海嘯國家，日本曾先後，發生過“關東， 關西，兩次大地震”，造成幾十萬人死亡，《關東大地震》引起特大火災，燃燒了一個多月時間，慘不忍睹，同時日本還是一個資源非常貧乏國家，煤碳，鐵礦石，石油，橡膠，有色金屬，等等……全部依靠從國外大量進口。

.自從明自維新後，日本走上了一條，對外擴張之路，先後發動《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佔《北韓半島》，《甲午海戰》。1936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三省>，<內蒙古>”，1936年，發動《七，七事變》拉開《抗日戰爭》序幕，1942年，因美國斷絕出口廢鋼鐵，中斷向曰本供應：石油，煤，鐵礦石，鋼鐵資源……，日本軍國主義，突然發動，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珍珠港事變”，——爆發《太平洋戰爭》，最終倒致，資源貧乏，窮兇極惡，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國家，——日本走向滅亡，1945年，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

日本真的是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積極想歪擴張的嗎？換句話說，日本真的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積極想歪擴張的嗎？

並非如此，太遠的白村江海戰之類的先不說，在明朝末年的萬曆北韓戰爭就是反例。

萬曆北韓戰爭（1592年—1598年），又稱萬曆北韓之役、萬曆援朝戰爭（北韓稱：壬辰倭亂；日本稱：文祿・慶長の役），指明朝萬曆年間中朝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北韓的戰爭。

在戰爭發動前，即日本天正六年（1578年），豐臣秀吉表明他的“宏大志向”：“圖北韓，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志”。天正十二年（1584年），擔任太政大臣的豐臣秀吉提出了一個帶有時間表的擴張計劃：在佔領北韓之後，於文祿二年（1593年）初佔領北京，天正三年（1594年）日本遷都北京，然後再進軍印度。早在天正十八年（1590年），豐臣寫信給北韓國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文祿元年（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進展順利，豐臣秀吉就開始籌劃遷都於北京，自己“居守寧波府”，以便“尊聖意，佔領天苧印度”。【但該段是否有充足的歷史證據還有待商榷】

這也是“徵韓論”的藍本，同時也是“田中奏摺”所描述的國策的藍本。

再回到問題：為什麼在明治維新後，日本便積極向外擴張？

總體來說，日本奉行對外擴張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生產力水平的提升促生了新興階層。在封建時代之前，各階層之間及階層內部為了爭奪生產資料，導致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上層階級有能力僱傭職業軍人。到平安時代，隨著莊園制的產生與普及，固有的軍事力量階層——武士階級——得以誕生，日本進入了封建時代。掌握著軍事力量的武士階層掌握政權後，軍政一體的幕府政體也就得以形成。在這期間，武士與公卿之間、武士與武士之間、武士與農民之間爆發過很多的戰爭或戰役，其本質是階層與階層之間、派系與派系之間爭奪生產資料而展開的內戰。但是在內戰消耗並整合完國內大部分的生產資料之後，有限的生產力導致國內不再有多餘的生產資料以供爭奪，這使得階級發展需求和封建主義發展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武士階級想要更多的莊園，土地和附庸人口成為了他們最迫切需要的生產資料，國內沒有充足的土地，因此就需要對外擴張，後期的日本資產階級形成也是如此，歸根結底是新興階層的誕生和發展導致舊有階層喪失對生產資料的控制特權。

二、為鞏固政權而轉移國內矛盾。階級發展需求和封建主義發展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國內矛盾也就會日益嚴重，這中矛盾的激化往往是因為在一次內戰已經結束而另一次內戰還未產生，聰明的執政者發現了這個問題的所在——當封臣封無所封時，豐臣是否還是豐臣？所以，執政者處於消耗國內執政的武士階層中派系之間鬥爭的力量，進一步實現中央集權，鞏固其執政穩固性的需求，需要將國內矛盾進行轉移，將本國與他國的外交矛盾轉變為主要矛盾，同時利用戰爭消耗可能威脅本身政權的其他階級或派系力量。

三、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的週期性結果。一如中國等大陸國家地大物博，內戰的整合恢復需要較長的時間，對外戰爭的開啟也需要大量的動員，轉移國內矛盾的難度較大，因此在中國古代封建時代的後期，防禦戰和內戰是戰爭史的主旋律。而日本不同，鐵器、牛畜等生產工具需要依賴與進口，國內職業軍事階層不斷固化，人口基數大而耕地面積小，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偏差愈大，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爆發的可能性就愈大。而要打消這個“陷阱”的方式主要有：實現生產力或科技革命或者消耗大量的人口，後者顯然是最為快速和可控的手段。

而在明治維新後，日本便積極向外擴張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第二個原因：

1868年剛剛經過明治維新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日本政府內部，發生了一場有名的關於對北韓政策的爭論。以急進派軍人板垣退助、江藤新平、西鄉隆盛等人為首的軍國主義分子或主張立即出兵侵略北韓。或先禮後兵，向北韓派駐大使，如北韓無禮則舉兵席捲北韓全國。此議遭到主張先整頓內政、暫緩對外興兵的緩進派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對和壓制。

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透過對外戰爭緩和失去特權的舊武士階層與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經歷過幕末戰爭和大政奉還之後的明治維新其實並不徹底，以天皇為代表的舊有的貴族階層變身為華族，透過議會依舊掌握著政權，經濟、軍事改革的同時而忽視了土地改革，使得封建階級的生產資料仍舊被封建殘餘勢力所掌握，犧牲了武士階層之後的階層矛盾進一步激化，犧牲後的武士階層產生了大量的浪人進而成為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大量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事實上，明治維新之後農民起義次數超過了德川幕府時期發生農民起義次數的總和。因此，粗暴地轉移國內矛盾，為舊武士階層尋求生產資料成為鷹派的觀點，受地緣影響，進而產生了“徵韓論”“田中奏摺”之類的對外擴張國策。

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侵略擴張歷史。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提升，便迫不及待的開始侵略周邊國家戰爭。主要有以下原因可供參考。

第一，日本自身島國思想作祟

日本自唐代學習中國以來，全面進入封建社會，且取得了不錯的發展。但日本列島，處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上，火山地震頻發，使得日本人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希望透過大陸擴張政策，實現領土擴張和民族安全。況且一直以來，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被中國大陸領先，有一種深深地民族自卑感，從他們把自己稱作“大和民族”，一個“大”字可見一斑。因此，日本一旦想強大，稱霸東亞，就必須去掉自卑，首選的攻擊目標就是中國。

第二，日本資源缺乏，滿足不了資本主義發展

日本四島，為大陸斷裂形成，其國土狹小，除水資源森林資源外其餘工業發展的礦場資源均缺乏。而資本主義要發展，離不開煤礦，鐵礦，等大量資源。因此，日本把資源問題的解決方式，放在了侵略戰爭上。積極侵略北韓，中國，東南亞等地區。在二戰中也提出“以戰養戰”的軍事思想。

第三，資本主義發展資金缺乏，掠奪資金需要

日本侵略擴張，不僅讓周邊國家割地，還伴隨著鉅額賠款，僅僅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政府就賠償日本白銀兩億兩，後期還支付白銀三千萬兩，用於贖遼費用，也正是這比資金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現代化程序。因此日本明治維新後，極力擴張主要是尋找資本主義發展的資金。

第四，開啟其他國家國門，或佔領其他國家，獲得巨大的東亞市場

在日本完成明治維新以後，周邊北韓，中國，東南亞等國基本還處於封建社會或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其小農經濟仍然居於國家經濟主體地位，在這樣的經濟模式下，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廣大民眾也不存在購買力，因為自給自足，根本沒有其他需求，這樣不利於日本開拓東亞市場，所以日本擴張的目的之一是拓展東亞市場，賺取更多資本。

第五，日本國力增強，大大領先周邊國家

力量強弱對比，也是最基礎的，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增強，具備了向外擴張的軍事能力。且此時周邊國家國力不足以與之抗衡，日本恃強凌弱，展現其狼子野心自然就是必然的了。這也就是《菊與刀》裡面提到的日本民族的特點之一。

日本堪稱世界上最無大戰略的一個民族，明治維新後搞擴張的基本政策，說白了就是走一步看一步，這個得逞了再去琢磨下一個，特點是一步比一步野心大。從明治維新一直到二戰爆發，日本的對外擴張可分為三個階段，前期透過戰爭以求自強，中期內部分歧目標不明確，後期進入軍國主義妄圖征服世界。

明治維新成功後日本尚算不上列強，能打敗的對手也只有咱大清，所以當時日本目標的是打敗大清，佔領作為大清屬國的北韓和直屬大清的臺灣。甲午戰爭小日本實現了這一目標，國力大增後又把目標對準了俄國。早在幕府時期日本就和俄國有領土爭端，勢力伸入中國東北後同俄國的矛盾更加激化，關鍵當時遠東的老大是俄國，打敗了俄國才能真正獨霸遠東，所以日本的又挑起日俄戰爭打敗了俄國。

連續打敗了兩個沒落的龐大帝國，日本成為了亞洲第一強國，而十年後發生的一戰，德國打廢了英法打殘了，令日本得以幸運快速地空前提升了國際地位。在一戰後到二戰前的這段時間，是日本在世界上最強的時期，論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和英國，在德國重新崛起之前，日本稱得上是世界的第三號強國。同時也是在這個時期，是日本國土面積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時候，北韓和臺灣都被正式劃入了日本版圖，又趁俄國十月革命佔領了庫頁島，國土總面積超過了百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了一億以上，在當時稱得上以成為了一個帝國主義大國。

在這段國力最強的時期，日本在對外策略上出現了分歧，內部分為了政黨派和軍人派。政黨派主要時明治維新時的元老，這些人的態度是堅持君主立憲制，鞏固已經得到的利益，大力發展日本的工業水平，將日本的成功制度擴充套件到亞洲各國，以經濟、制度等成功作為擴充套件手段，和平地將整個亞洲納入日本體系中。軍人派是在日本地位很高的軍人，值得說明的是並非是軍隊的高層軍官，而是日本軍隊裡軍銜並不高的少壯軍官，這些人的態度用一句話說，就是趁國力最強勢發動更大戰爭。這一個階段的前期，政黨派佔據了上風，包括在北韓採取了和平殖民政策，讓大多的北韓人都認為自己完全成了日本人，對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也給予了一定支援。後期軍人派在上層鬥不過政黨派，便玩起了日本人擅長的暗殺政變，先是連續暗殺了多個首相，之後又挑起了二二六兵變，最終讓軍人上臺成為了首相，之後也就走上大規模的擴張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