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簡單的回答大概是“住在日本國土的民眾”，這樣的回答當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肯定會進一步詢問，現代日本人從哪兒來？是怎麼形成的？這就相當費辭了，你的回答一定會順了姑意，則掃了嫂興，跋前躓後，左支右絀，動輒得咎。這是一個牽涉到神話、神道、國家意識形態、民間信仰、歷史、現實和周邊邦交的重大話語，在東亞三國愛恨情仇糾葛的語境裡，牽動著各關係者的敏感神經。　　據日本歷史學家考證，至少前十餘代天皇，缺乏史料佐證，其後的譜系也多有不足憑信之處。這對熟悉中國舊時史書編纂的讀者來說，並不意外，意外的是日本進入現代社會後，在很長時間內仍然將其視為信史。 　　成書於公元720年(唐開元8年)的日本最早史書《日本書紀》，記載了早期的日本歷史。稱“書”稱“紀”，當然是模仿中國史書的體裁，記敘皇家歷史。就像隋唐以前中國史書的“本紀”一樣，在記載初代帝王時，闌入很多神話和傳說資料，以突顯皇族的神聖淵源。《日本書紀》分為“神代”和“人代”兩個部分，“神代”是其神話傳說時代，而“人代”則是日本皇族的歷史。“人代”開篇於第一代“神武天皇”，稱其在“辛酉年”(紀元前660年)即位，開始了日本皇室“萬世一系”的端緒。《書紀》將神武天皇的譜系神祗化，追溯其玄祖為“天照大神”，而“天照大神”的父母則是“神世七代”的天神伊耶那岐、伊耶那美夫婦神。從“神武天皇”到《書紀》成書時的“今上”——“女帝”元正天皇(715-724在位)，近1400年，共有44代天皇。據日本歷史學家考證，至少前十餘代天皇，缺乏史料佐證，其後的譜系也多有不足憑信之處。這對熟悉中國舊時史書編纂的讀者來說，並不意外，意外的是日本進入現代社會後，在很長時間內仍然將其視為信史，並寫入近代日本第一部根本大法《明治憲法》(1889)，標榜天皇的法統，而且一直在官方教科書中採擷其說，直至二戰結束。　　明治政府為了高揚民族意氣，在1872年(明治5年)將神武天皇“踐祚”之日以西曆推算出來，定每年二月十一日為“紀元節”，作為日本國肇始的國慶日，全民慶祝。戰後昭和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宣佈自己和所有日本人一樣也是“凡人”，放棄皇族譜系的“神性”，1948年“紀元節”也被廢止。日本人誇耀皇族的“萬世一系”，其實也是自詡“大和”民族的源遠流長，要誇示日本文化的正統性和獨特性。雖然天皇本人在盟國佔領軍的脅迫之下放棄了皇族的“神性”，但很多日本人並不願意跟隨放棄對自己民族的優越感。1966年在佐藤政權的運作之下，將“紀元節”改名為“建國紀念日”，恢復為法定節日，把被美國人斫斷的歷史又重新接續起來。 　　持有這種強烈信念的日本人，當然堅信日本皇族血統的高貴純粹，堅信大和民族起源於日本島上的先民，其純正的血統裡不會摻和流淌著外族的血液。江戶時代(1603-1867)的國學者倡導“國體論”，認為日本是“一個以天皇為父、國民為子的民族國家”。但也有少數學者秉持異見，懷疑島國的居民可能是“來自朝鮮半島移居民的子孫”。如著名儒學家和早期蘭學者新井白石(1657-1725)，就認為日本國民來自“三韓”之一的“馬韓”，作為島上先民的“熊襲”族和半島“高麗”族本是同族血親。稍後的儒學者藤貞幹(1732-1797)更指稱“記紀”神話中列於天皇祖先的“素戔男尊”(天照大神的弟弟)是“三韓”之一“宸韓”的先王，而《日本書紀》列於第一的神武天皇則是周文王父親“王季”的長兄“吳太伯”的後裔。當時的國學者聞之群情激憤，其領袖人物本居宣長(1730-1801)直斥其為“狂人之言”。　　(日本)在經濟起飛、民族自豪感高漲之後，“單一民族”論又一度死灰復燃，甚囂塵上，讓單純的民族起源問題，備受意識形態的干擾。 　　明治時代，倡導科學文明，“單一民族”的“國體論”失去不少說服力，很多學者開始接納日本歷史上充斥“渡來人”(即外來移民)的異說，但是其中不少人斷定大和民族使這些陸續湧進的渡來人“和化”，即被歸化和同化，單一民族“國體論”於是變種為“混合民族論”，成為後來殖民臺灣和朝鮮半島的帝國主義擴張“口實”之一。既然皇族的血統湧進來自朝鮮半島的血液，那就證明古來“日鮮同族”，朝鮮半島就是天皇的屬領之一。以後這種“同文同種”說還擴大到中國東北的滿洲，成為日本軍佔領該地的法理之一。你看，民族起源論，就遠遠不止是單純的學術探討，竟然還成為現實政治的指南和國家行為的依據，怎麼可以不謹慎立論和持論呢？　　戰前津田左右吉(1875-1961)、清野謙次(1885-1955)和長谷部言人(1882-1969)等歷史、病理和人類學者，從“單一民族”論中蛻變出各類“保守本流”言說，成為日本“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理論依據。如長谷部就主張人類發祥不久，日本島在洪積世(百萬年前至一萬年前)就開始有日本先民居住，神話中“天照大神”的誕生地“高天原”就是日本島。他認為人類可分成“良質”、“凡質”和“惡質”三等；“凡質”可以透過教育“改善”，而對“惡質”，就必須“斷根”加以“去除”。日本人生來就持有大東亞“最為貴要”的優質特性，所以他呼籲警惕和朝鮮人混血，因為這會增加“大和民族”的“凡質”。這和納粹的法西斯種族理論如出一轍，可嘆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日本學界仍奉長谷部氏為“泰斗”，尤其是在經濟起飛、民族自豪感高漲之後，“單一民族”論又一度死灰復燃，甚囂塵上，讓單純的民族起源問題，備受意識形態的干擾。　　在這種學術氣氛下，京大教授上田正昭(1927-)在1965年出版的《歸化人》一書中，提出第50代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的生母是朝鮮半島百濟國“武寧王”的子孫。其說遭到當時右翼人士強烈抗議，他們叫囂：“天皇家怎麼可能混入朝鮮人的血統呢？”紛紛給上田氏寫信打電話，責罵其為“國賊”(日語版“漢奸”)，詛咒其“必有天罰”，要其“滾出京大”。肅殺的氣氛讓上田氏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是不寒而慄。學習院大學教授大野晉(1919-2008)透過比較日語和流行於印度南部、斯里蘭卡東北部的泰米爾語，在其《彌生文明和南印度》(巖波書店，2004)中主張彌生人來自南印度。大野教授是卓有成就的語言學家，其“南印度起源”說也有堅深的學理依據。有一天讀到一則書評，稱“對於我們祖先不是來自中國或者朝鮮，而是來自印度系，覺得非常安心寬懷”云云，評論者還因此情緒性地高呼立論的大野氏和日本人的“原鄉”南印度萬歲，聲稱想“早日吃到印度制的餃子”(“餃子”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印度哪有餃子)，可以看出在“日本民族起源”問題上學界和民間瀰漫的“嫌朝”、“嫌中”氣氛。　　2001年年底，平成天皇發表談話說：“對《續日本紀》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濟武寧王的子孫這一記載，我身感與韓國的由緣。”“由緣”一詞和中文“血親”比較接近，英語可以譯成“kinship”，天皇的說法比起上田的客觀持論，帶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朝日新聞》和韓國的媒體對天皇談話釋出的善意，反應積極熱烈，而日本國內主流媒體如《讀賣新聞》、《產經新聞》和《每日新聞》等，似乎協調過一般，對天皇“由緣”的說法反應冷淡，呈現出一派詭譎氛圍。 　　近年來隨著邊緣學科如分子人類學(molecularanthropology)、考古遺傳學(archaeogenetics)以及其它新興學科研究的精進，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東亞三民族、尤其是日朝兩族間的血親關係。　　近年來隨著邊緣學科如分子人類學(molecularanthropology)、考古遺傳學(archaeogenetics)以及其它新興學科研究的精進，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東亞三民族、尤其是日朝兩族間的血親關係。寶來聰(1946-2004)透過對線粒體DNA(mitochondrionDNA)樣本多型解析，發現日、韓兩國間有多數共通型別。線粒體遺傳基因顯示現代人的母系來源，證明日韓間擁有共同的母系(詳見其《DNA人類進化學》，巖波書店，1997)。NHK曾經播放過一檔專題節目，指出本州日本人獨有的線粒體基因型別只佔4.8%，而一半與韓國(24.2%)以及中國(25.8%)共有。再從Y染色體(Y-chromosome)的研究結果，來看現代日本人的父系來源：德島大學的中崛豐(1956-)教授將現代日本人的Y染色體分為四大型別，來自繩文人和彌生人的各佔一半，他的研究發現這兩組全都來自亞洲大陸，其中彌生組的75%經由朝鮮半島移渡日本(詳見其《從Y染色體看日本人》，巖波書店，2005)。另外佐原真(1932-2002)在其《日本人的誕生》(小學館，1987)一書中，引據Y染色體的研究結果，指出在1.2萬年前攜帶D2系統進入日本的“渡來人”，佔當時繩文人的34%，一萬年前攜帶N系統的佔5%，兩者都來自朝鮮半島。20世紀最為優秀的人類學作家、《槍炮、病菌和鋼鐵》的作者賈瑞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專門寫過一篇“日本人的起源”(JapaneseRoots)，以補苴《槍炮》一書的罅漏，他乾脆稱日韓兩個民族為“孿生兄弟”(twinbrothers)。從遺傳學的角度而言，此言大體不差。筆者想補充的是，其實東亞三國之間，若從人類學的視角觀察，可以套用日語的一句慣用語，具有“糰子三兄弟”的關係。再大而化之的話，既然現代人類的“亞當”和“夏娃”是在非洲誕生的，全人類都是他們的子孫，“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古訓也就不是“虛言”了。　　很多人期待開放日本古墳時代遺留的皇陵，甚而發掘其中幾座皇室視為“禁臠”的陵墓，透過對遺骸和遺物的勘察研究，解明日本皇族的淵源所自。筆者認為已經無此必要，就算“宮內廳”同意化驗先代天皇的遺骨，其結果也不會有什麼驚人發現的。現代基因探測技術的發展，罩在“誰是日本人”這一命題之上的層層面紗，已經在慢慢揭開，就讓皇族的先靈繼續安寢吧！

日本是雜交新品種，一品種個子不高，二清朝侵略中國，略很多個子高和智商很高的，經過多年後，二戰過後美國留在經過美國種交配產生很多高個人，所以說人現在個子很高，我看過一本雜誌上面寫的很清楚。